北京要打教廷牌？台湾大选与两岸关系的“梵蒂冈因素”

自从蔡英文政府2016年执政以来，中华民国少了七个邦交国。2019年九月，在短短四天内，台湾失去所罗门群岛与吉里巴斯两个位在太平洋的邦交国，更是犹如惊弓之鸟。副总统陈建仁随即在十月访问梵蒂冈巩固邦谊，却因为教廷迟迟没有发布他与教宗的合照，失去在欧洲最后外交寸土的阴影再度笼罩台湾。

陈建仁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并有耶路撒冷圣墓骑士等头衔，担任副总统四年来，三度踏上梵蒂冈，在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迅速拉近与北京关系之际传递台湾的心声。然而，蔡英文若顺利连任，陈建仁也不再担任副手。是否会影响台湾和教廷的关系？

“即使没有副总统的头衔，他还是可能担任特使拜访教廷，毕竟教廷对他有了一定的认识。”一名钻研国际关系的台湾学者对我这样解释，“况且受到教廷与北京关系的制约，对台政策方向已经确定，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发生变化。”

北京的梵蒂冈牌

陈建仁与教宗的合照被消失，多方揣测是教廷为了避免北京不开心，但也显得自降格局。一个多月后，教宗方济各去年十一月底从泰国前往日本时，对两岸三地展现了均衡外交，除了再度问候友好开放领空的习近平之外，也以完整的中华民国国号、称呼蔡英文为总统祝福台湾人民。“最特别的是他也对香港发出问候函，一般这只是对国家领袖，这是他以行动关怀香港的方式，毕竟他无法在言语上对抗议活动有太多表示。”这位台湾学者说。

教廷试图面面俱到，但梵蒂冈与北京在2018年签订《中梵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中共首次承认教宗是中国天主教徒的领袖，并开始共同任命主教，让台湾担忧双方关系再进一步。

不过，“外交关系不在当前的谈判桌上”。多位熟稔台、中、梵关系的专家受访时都口径一致，强调目前教廷与北京的对话仍在“牧灵、福传”的宗教层次。不过他们也向记者表示，触及外交关系，只是时间问题。

被断交，是一把悬在台北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Sword of Damocles），北京明白梵蒂冈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让台湾神经紧绷，在大选前夕刻意撩拨。中共官方英文媒体《环球时报》（Global Times）先在去年九月威胁要让台湾零邦交，十二月又传话宗座科学院及宗座社会科学院校长索隆多（Marcelo Sánchez Sorondo）表示：“中国和梵蒂冈的下一步是建立两国外交关系。”

北京的“叶公好龙”

台湾恐惧他，梵蒂冈有求于他。他要永远让这局势处在就要实现，但又遥不可及的状态。

四十年前，北京就用同样的台词恫吓台湾。在冷战时代，出身波兰的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1978年当上教宗后，不只关注东欧的共产国家，眼光也望向中国。教宗特使埃切加雷（Roger Etchegaray）在1980年的破冰之旅得到北京的隆重款待，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马上开出条件：“与台湾断交，不得干涉内政。”

像是叶公好龙，梵蒂冈愿意建交时，北京反倒却步了。现任教廷国务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在2009年担任外交部秘书长时，几乎与北京达成主教任命的协议，但突然被派往委瑞拉担任大使。接手谈判的巴雷斯特雷洛（Ettore Balestrero）在主教任命之外，加码要求建交，但中共回绝，谈判陷入僵局。

“这是个政治游戏，中共一根绳子吊著两个墨，一个是台湾恐惧他，一个是梵蒂冈有求于他。他要永远让这局势处在就要实现，但又遥不可及的状态。一旦建交了，恐惧和祈求就被消解了。”一名熟悉中、梵历史的北京学者对记者表示，“梵蒂冈也不放心和北京建交，目前的宗教环境是越收越紧。”

另一方面，中共忌惮著梵蒂冈大使进入中国的影响力，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但没有破除政权的专制本质。“只要传统帝制的思想核心不变，这问题永远存在，因为国家把自己的国民当臣民，自认有绝对的思想控制权。即便换上了新的意识型态、改了政治体制，家风还是一样的。”这位北京学者说，“身为教廷的代表，大使必须了解中国教徒的信仰情况，对信仰、宗教生活的非正常干预都可能引发抗议从而演变成国际事件，中国政府是不愿意看到这情形的。”

但这不代表套著“一中”魔咒的台湾可以高枕无忧。中共在1971年取得联合国席位后，教廷马上要求派驻在台北的大使撤离，从此只有低层级的代办留守。北京学者认为“梵蒂冈非常厉害的，它让使馆的中国意涵保持暧昧。教廷是和中国建交，不是与台湾；当台湾不代表中国，大使馆就可以迁走。最后因为中共根本不在乎梵蒂冈，才没有撤走在台北的使馆。”

教廷驻华使馆经过一番流浪才到了台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乱局中，梵蒂冈在1942年与迁都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建交，教廷首任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在1946年底到任，公使馆设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后，天主教政策急转直下，并在1951年把“美帝份子”黎培里驱逐出境，辗转落脚香港后，他眷恋说：“我的肉体虽然离开了中国大陆，但我的灵魂仍在大陆上与良善的中国人民共存。”无奈形势比人强，1952年他迫不得已来到台湾。

尽管天主教在中共的统治下饱受凌虐，梵蒂冈一直盼著驻华大使馆早日重返神州。江泽民在1999年访问意大利的前夕，教廷前国务卿索达诺（Angelo Sodano）露骨表示：“教廷在台北的大使馆就是中国大使馆，如果北京同意，梵蒂冈当天就可以把使馆迁到北京。”

台湾近年来不断“去中国化”，年轻一辈逐渐形成“天然独”的认同，但国际地位没有改变，教廷仍认为台湾是中国问题的一环。位在台北的教廷大使馆代表著大中华，可是这番认定，连捍卫中华民国的马英九也不自在。他在2013年参加教宗就职弥撒时，向刚上任的方济各自我介绍是“来自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似乎不提“台湾”两字不足以说明身分。

“建交”的路已经铺设

关于台湾的定位，与教廷关系密切的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教授乔瓦尤里（Agostino Giovagnoli）明白指出，“这不是教廷的问题，而是两岸的问题。如果是同一个国家，只要决定大使馆设在哪里。如果是两个国家，表示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吗？这对教廷而言，就是个新议题。不过，这要两岸自行解决，梵蒂冈不会介入。”

江泽民在1990年代急著建交，固然是为了打击台湾，也是误解可以先与“梵蒂冈城国”建交，再跟“教廷”（Holy See）商讨宗教问题。然而身为全世界天主教徒神经中枢的教廷就是国际上外交承认的主权实体，是各国建交的对象，梵蒂冈城国则是教廷独立行使主权的“工具”。上帝与凯撒不分家，政教合一难以切割。

建交议题目前虽然不在谈判桌上，但北京与教廷在2018年9月签署《中梵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已经不言而喻承认了教廷独特的“主权”，在宗教意义外，也包含了梵蒂冈的城国功能。北京学者说，“隐约可见未来双方相互承认的前提。”帕洛林今年也在回顾中、梵临时协议的论文集前言指出：“这份法律契约的形成，说明对话涉及两个独立的主权实体。”

教廷一再重申与中国签订主教任命协议是为了福传，可是签约的主体是双方的外交部门，不是宗教事务的主管机关。“教廷的动机是教会对教会的事务，但如果中共用这个关系谈判，就矮对方一截，因此一定会用国对国的关系谈。”台湾学者解释说，“国与国的谈判与建交是两码子事，例如1929年南京政府与教廷讨论‘政教协定’时也是国与国的关系，但不代表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的让步

北京首次承认教廷是个国家、教宗是梵蒂冈的元首，双方的行动也渐渐有了外交意涵。

主教任命协议的反对者一再批评教宗方济各、国务卿帕洛林让步过多，忽略了中共的转变。比起对达赖喇嘛的全盘否定，北京首次承认教廷是个国家、教宗是梵蒂冈的元首，双方的行动也渐渐有了外交意涵。今年四月底在北京揭幕的世界园艺博览会，透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向教廷发出正式的邀请函，教廷宗教文化委员会主席拉瓦西（Gianfranco Ravasi）枢机主教率团参与。虽没有正式邦交，北京却以高规格招待，开幕典礼时，拉瓦西坐在第一排的荣誉贵宾席，梵蒂冈的黄白旗帜在展场飘扬，国徽毫无遮掩。

一名参与北京对话的梵蒂冈高层解释，教廷的建交过程是循序渐进、有脉络可循，不是一蹴可几，但期望在短时间内，能够派出非长驻的宗座代表掌握中国教会的实情。宗座代表犹如教宗的私人代表，仅负责处理宗教事务，不涉及国务院、没有外交使节身分。1922到1933年首位派驻中国的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便是宗座代表；教廷与美国在1984年建交前，也是派宗座代表驻华盛顿。

向来主张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并经常发表天主教徒迫害消息的《亚洲新闻网》（Asia News）总编辑切维雷拉（Bernardo Cervellera）认为，即使中国有意打击台湾，但与梵蒂冈建交仍是漫漫长路，“教廷与越南在1990年代达成初步主教任命协议，但到现在没有外交关系。中、梵尽管想建交，可能也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与越南达成主教协议后，教廷的驻新加坡大使兼任非常驻的越南宗座代表不定期巡回，并在遴选主教人选时扮演重要角色。今年梵、越在第八次的联合会议达成共识，将在越南设立常驻宗座代表。

江泽民时代急于打压台湾，又对梵蒂冈的政教合一性质认识不清，中、梵一度在1999年达成协议初步草案，但党内保守派反对，爱国会突然在2000年初任命非法主教，打破对话气氛。中共党内也对教廷提出的120位中国殉道者名单有疑虑，江泽民急忙透过意大利总理传话，指出其中有的教徒与西方殖民主义有牵连会被解读为教廷刻意挑衅，但若望保禄二世仍坚持在2000年的中国十一国庆当天封圣，反击爱国会的非法任命主教，双方关系陷入冰点。

“在若望保禄二世之下，教廷的策略比较冒进，对地下团体也沟通不足。另一方面，北京对天主教会的认识也有限，搞不清主教任命的程序、教宗的意义，因此二十年前那份协议草案的内容比较紊乱。”与梵蒂冈、中国政府都保有良好关系，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担任研究员的意大利学者郗士（Francesco Sisci）表示，“相较之下，中、梵在2018年签订协议时，彼此的信息更多、立场也都更一致，内容更精确。”

教宗访问中国？

中共高层对教宗访问中国开了绿灯，只是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克服。

中、梵交手，台湾没有袖手旁观。2000年的封圣风波很可能是台北引发，借此阻挠协议。随著时间流逝，台湾的筹码逐渐流失。

“建交的钥匙在北京手上，如今阻力不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本身。”台湾学者指出，“关键在于爱国会，一旦中、梵在这议题有了突破，很可能外交情况会有变化。这攸关中共的意识型态核心问题，如果领导人脑筋转个弯放松对宗教的控制，就有可能达成。不过意识型态关系到中共政权的存亡，就算想打击台湾，但他们应该更在乎维持政权。”

在中共的压力下，台湾努力凸显自身的民主价值，连续两年高调参与在华盛顿举办的“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梵蒂冈也在去年十月与美国驻教廷大使馆合办研讨会，美国国务卿彭培奥（Mike Pompeo）在会议中严词批评中共侵犯人性尊严与宗教自由。切维雷拉说，“美国和教廷对宗教自由的认知很不一样。美国只在对自己有利时才会谈论宗教自由，像是沙地阿拉伯与印度的宗教压迫都很严重，但因为是盟友就不置一辞。”

纵使没有美国从中作梗不断抨击中国的宗教政策，教宗方济各与习近平也各自面对内部的反对声浪。但北京学者分析，“两人都是强势型的领导人，如果双方觉得脾气相投，是可以达成某种政治突破的。到目前看来，双方是有好感，彼此沟通的渠道畅通，也都给对方留下余地、给对方面子，不像之前声色俱厉相互痛斥。”加上目前国际局势诡谲瞬息万变，为了避免第三方见缝插针，促使中国决定直接与教廷合作，“还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时，每个人都可能利用这些微妙的状况，北京也知道有人想利用教会问题施压。”

教廷与北京建交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教宗访问中国却是指日可待，方济各也从不掩饰他的想望，他去年十一月在从日本回罗马的飞机上接受访问时再度表示：“我爱中国，我真的想去中国。”他对香港抗议活动的小心翼翼发言也得到北京的善意回应。郗士表示，中共高层对教宗访问中国开了绿灯，只是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克服。北京学者也说，“双方都在积极推动，2018年两位中国主教到梵蒂冈时当面邀请教宗方济各访问中国，显然习近平也是乐见其成，尤其在与美国贸易战不可开交之际，至少冲破一点晦气。”

方济各若成为第一个踏上中国领土的教宗，则会是台湾的噩耗。在民进党执政下，北京不断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结果是激发更多台湾人对中共的反感，两岸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如果蔡英文再度当选，中共在选前的恐吓言词可能化为具体行动，建交在现阶段是不可能，但可能让教宗访问中国，这是对台湾的重大打击。一旦中国发出邀请，教宗一定会去，因为这是历史时刻。”不过，台湾学者也指出北京仍要精打细算，“教宗出访目的是牧灵、福传，也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信仰天主教，这和北京的期待是相反的，因此北京会想方设法降低教宗的影响力。”教宗到缅甸、泰国访问之际，都有不少中国天主教徒千里迢迢前往参与弥撒，如何控制方济各的魅力将是北京的难题。

梵蒂冈与北京“棋逢对手”？

“梵蒂冈和中国棋逢敌手，两者都是老牌政治国家，又都是中央集权，对彼此的套路都很熟悉。”

当全球的天主教教徒人数成长缓慢之际，出身耶稣会的教宗方济各苦心积虑向北京示好希望敲开福传大门，但《宗教管理条例》在2018年二月上路后，宗教自由空间一再紧缩，主教任命协议被指责是与魔鬼交易。“问题是，如果没有协议与对话，天主教徒的情况可能更糟。”在中国也有不少会士的耶稣会总会长苏萨（Arturo Sosa）表示。

《寒冬》（Bitter Winter）杂志以中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与韩文五种语言在网路上发布中国天主教徒遭迫害、教堂与十字架拆毁的消息。总编辑英特罗维吉（Marco Introvigne）认为，在《宗教管理条例》实施后中共不允许任何“灰色地带”存在，要不加入爱国会接受官方控制，要不就是被打成“邪教”面临迫害，“很多教会的保守派批评主教任命协议，但也提不出替代方案。”

近年来不断有新闻指控中共一手扶植顺服的传统信仰，一手严打外来宗教，封杀知名新教教会、牧师与教徒身陷囹圄，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维吾尔人进了“再教育营”等等。英特罗维吉认为“对天主教像是另眼对待，但不能说是宽容。中共只是针对外来宗教采取了不一样的控制手法，与境外联系越紧密的宗教，控制手腕就越细致，但不代表迫害不严重。”

局势确实艰难，但北京学者认为不该低估教廷与政权周旋的能力，“梵蒂冈和中国棋逢敌手，两者都是老牌政治国家，又都是中央集权，对彼此的套路都很熟悉。教廷经过四十年的努力终于在教宗方济各任内突破北京心防，与他出身耶稣会有关，很博学又比较狡猾，加上他很弹性、温和，就像当年利玛窦（Matteo Ricci）的姿态，让中共也愿意对他示好。”此外，他来自阿根廷，没有欧洲的殖民主义负担，还有牧灵经验，熟悉教会的日常事务；也具备跟威权政府打交道的经验，避免睚眦必报的反效果。

只签订为期两年的“临时”协议也是教廷的巧思，“这很耐人寻味，说明它不是最终局。签了约，不是剧终，而是好戏才刚开始。”北京学者继续点出，协议内容没有公开，是让彼此都有面子，若出现分歧也好商量，提供最大的对话空间，“这是非常聪明的。”

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前，教宗方济各宽恕了北京非法任命的八位官方主教（其中一位已去世）也被谴责是漠视地下教会的苦难。不过，在香港传教将近五十年并经常前往中国大陆的意大利神父甘浩望（Franco Mella）认为这是梵蒂冈釜底抽薪的高招，“当所有的主教都和教宗共融、通通都是合法的，爱国会再也无法用非法主教来挑拨、分裂教会。已经七十年了，地上和地下团体还要继续分谁是纯洁的教徒？谁不是？这样天主教在中国如何发展？”

时间会胜过空间吗？

相反的，切维雷拉认为协议成了中共操弄地下神父和主教的工具，阻挠他们的牧灵工作。2018年初他在《亚洲新闻网》率先披露梵蒂冈为了与北京达成协议，要求闽东与汕头的两位非官方主教让位给官方主教，斥责教宗出卖地下团体的批评排山倒海而来。切维雷拉提不出更好的解套方案，但仍对协议抱著批判的态度，“从闽东的案例看来，中共背叛了协议。”当地的非官方主教郭希锦领导的地下信徒人数超过地上团体，但他为了顾全大局让位给官方主教詹思禄。“中国政府应该要承认郭希锦为官方主教，可是至今没有兑现，而且政府对教会的控制越来越严，不少地下团体觉得被梵蒂冈抛弃了。”

无论如何，切维雷拉承认协议避免了教会进一步分裂。“在2018年初，也就是签署前的几个月，中国统战部放话要在没有教廷认可下任命四十多名主教。若发生了，将是一场大崩坏，协议至少拦阻了更多的非法主教产生。”但他认为教宗的主教任命权还是受到了限缩，“教廷在十九世纪初对拿破仑做了退让，如今还得对中国让步，说明中国的宗教管理落后了二百多年。”

法国大革命之际，在1790年要求天主教士必须宣誓效忠国家并自行任命主教，造成法国教会分裂成效忠政府与效忠教宗两派。虽然教廷在1801年与拿破仑达成政教协定，法国教会也仅分裂短短十年，但在协定签署的百年后，仍有教徒不愿追随与政府妥协的教宗。

为了与中国交手，教廷在天主教会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不断搜寻与政权周旋的教训，最多人比拟的冷战时代“东方政策”已经不合宜，因为共产主义铁幕后的东欧传统上是基督教国家，推动“苏东波”的波兰就是天主教国家，相较之下天主教徒仅占中国人口的1％。与中国同样位在亚洲并受共产党统治的越南也有更多的天主教徒，而且不少政府官员曾在天主教学校就读，对梵蒂冈有更多的了解。

从教宗方济各还在阿根廷担任主教时就与他熟识的梵蒂冈专家瓦伦特（Gianni Valente）认为，要从教会最早的起源摸索与中国相处之道，“基督降临时是没有宗教自由的，最早的使徒是非常卑微的，不断遭到了迫害，但他们想尽办法在非基督教的政权之下生存，传递与世俗不一样的信仰与理念，即便只是一小群人。”历代神学家不断反思与帝国、城邦、民族国家互动的方式让天主教累积了无与伦比的经验与理论，也经过无数次的转型，“我怀疑，这可以机械式地套用在其他宗教上，例如伊斯兰与政权的关系相当僵化。”

天主教在中国难以开展不只是因为专制政权的压制，相较之下，台湾政体早已经转型，但教徒的人数还是迟滞不前，其中牵扯到天主教在地化问题。瓦伦特说，“无论如何，台湾在中华文化影响之下融合西方自由价值的经验非常独特、可贵，非常值得中国参考。”但走上高压统治路线的习近平恐怕无意借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希望台湾担任桥梁帮助中国教会，但两岸渐行渐远猜忌日深，台湾更担心教廷过河拆桥，越来越难担任此重责大任。

梵蒂冈从教会初创的历史摸索与中共相处之道，说明天主教在唐朝以景教的名称进入中国一千多年后，仍在起点。教宗方济各则相信时间将胜过空间，他曾经说：“我们要启动过程，而不是盘据位置，时间会推动进程，空间却会凝结。神，就在时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