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年改時代台灣人才危機:我離開,因為我想做一流學者

台灣養成的年輕博士,為追逐一流學者夢,離開「只想留住老人」的故鄉;有潛力的優秀外籍學者,卻多將台灣當「驢」,且騎且尋馬。時間如浪花,漸漸淘盡上世紀的人才基礎...
台灣的整個高教制度,一方面在衝國際發表數量在提升硬件,但另一方面,高校內部的制度文化卻又極端保守。
年度專題 台灣 政治 社會 經濟

【編者按】2017年上路的年金改革,讓台灣的小學、中學與大學教師都士氣浮動,動搖國民人才培育基礎。然而,台灣的「人才問題」,看在以往被認定為「頂尖菁英」的博士眼中,又是另外一番光景。繼昨日的〈後年改時代台灣人才危機:基層教師能安心作育英才嗎?〉端傳媒緊接著推出〈後年改時代台灣人才危機:我離開,因為想做一流學者〉

學術市場情境獨特,伴隨著年金改革對大學教師退休金的巨大衝擊,高教人才外流,看似與薪資體系的變動高度相關。但事實上,比人才流失更嚴峻的問題,是「人才斷層」。

談人才流失之前,先談人才斷層

在中研院院士、台大政治系教授吳玉山看來,台灣最大的問題可能不是「留不住人才」,而是民眾對於長期的教育投資已經失去興趣。早年台灣大批學生出國研讀博碩士學位,「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曾是高等學府蔚然成風的留學夢寫照,1980年代後期,台灣留學生更佔據了美國外籍生中的最高比例。

今年59歲的吳玉山,親身經歷過那個「去美國」的年代,如此認為:「日後台灣的各項發展,得力於『海歸派』很多,所以那時候一方面也有人才流失,一方面美國又替台灣造就和儲備了大批的人才,這個菁英階層對於台灣的發展太重要了。而1990年代以後,留學的數字大量減少,念博士的更大幅縮減,人才庫要告罄了。」

在台灣學生對留學興趣缺缺時,中國大陸學生取而代之,連續7年獨佔美國外籍生的鰲頭,每學年留學生人數達到30萬人以上。而台灣,反而成了近年來「亞洲唯一」赴美留學人數呈負成長的國家,願意投入幾百萬台幣攻讀博士的留學生,更少之又少。吳玉山直指:「現在談的問題常是台灣留不住人才,而台灣沒有辦法透過國內和國外的兩階段訓練繼續創造人才的問題,更為根本。」

在中研院院士、台大政治系教授朱雲漢眼中,「出國人才的急遽銳減」也的確是台灣人才危機的重要表現。朱雲漢分析:「確實現在台灣高等教育機構的主力,是嬰兒潮那一代人,他們是戰後出國受過最好訓練後返國的一批人,他們在所有系所都是骨幹。但未來五到十年,他們就會大量退休。」

元老級學者的第一波退休潮,已是正在進行式。有沒有具備同樣學術水平的一批人,能夠補上這波學者退休潮後的空白?這種憂慮,是元老對新生代缺乏信心,還是真的確有其事?朱雲漢認為,無論如何,若世代交替無法順利進行,「未來台灣的學術競爭力會下降很多」。

吳玉山認為,無論是人才「留不住」,抑或在國外接受了良好訓練的人才「不回來」,都和島內大環境息息相關。經濟增長減速、政治不確定,都會令已經從台灣走出去並追求成為「國際人才」的人有所顧慮。

為吸引人才回流,台灣科技部曾推出各式各樣吸引海外人才歸國方案,可惜未能完全奏效。一來是方案給出的補助金額被外界質疑欠缺吸引力,且人才網羅趨勢,明確指向「有意願進入三大科學園區工作」的理工科博士。理工人才創造高產值這毋庸置疑,然而與此同時,人文社科領域的人才斷層與流失危機,雪上加霜。

感覺不到人才流失,因為最優秀的人才從未歸來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0個研究員都被挖走了,去香港的最多,也有去美國和中國大陸的。最近他們唯一一位做甲骨文的研究員,被北大挖走,以後就沒人做這一塊了。

在朱雲漢眼中,人文社科領域的「高等人才」,其實具有普世標準:「在任何一個社會裡,他們都應該首先是具有創造力、有開創新的研究路線和領域的能力;其次是可以帶動年輕一代的研究生和學者、能夠產生學術影響力。」他認為這種人才一個社會並不見得需要很多,也不可能培養出很多、更不可能留得住那麼多。

台灣目前的高等院校,多數以教育教學為主,少數研究型大學,則希望有能力和國際名校互動。「先不談競爭,你沒有實力,和人家合作都很難。所以最重要的那幾所研究型大學,的確需要這些高端研究型人才,否則在學術訓練上、在幫台灣『打出去』和國際頂尖院校互動時,沒有這種人才,我們走不出去。」

但既是頂尖人才,勢必有相對強大的流動能力,台灣可以祭出「彈性薪資」等方法留人,然而其他國家為延攬人才,可以開出更高的薪資。

朱雲漢舉例:「北大清華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全球招聘,其實讓我們流失了很多人。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0個研究員都被挖走了,去香港的最多,也有去美國和中國大陸的。最近他們唯一一位做甲骨文的研究員,被北大挖走,以後就沒人做這一塊了。」

重要的研究傳統從此斷層,不免令人扼腕。史語所1928年由傅斯年先生成立,1948年遷台,乃全球漢學研究重鎮。朱雲漢說:「我們的漢學史學、中國哲學,是台灣特有而在國際上能見度又很高的領域,這些研究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很小的學術社群,所以流失一兩個人才,也是巨大損失。」

每個學門的知識體系不同,在地程度深的專業,「流動」也相對少,而經濟學、管理學等國際化程度高的專業,也指向高流動。真正傑出的金融管理人才全球稀缺,台灣的薪資待遇又遠不及其他周邊國家。朱雲漢指:「一開始這些人才就不會考慮回流找工作,他們直接跳過了台灣,所以我們感覺不到人才流失,因為最優秀的國際人才從來沒有回來。」

無論是人才「留不住」,抑或在國外的人才「不回來」,都和島內環境有關。經濟增長減速乃至政治上的不確定,會令已經從台灣走出去並追求成為「國際人才」的人有所顧慮。
無論是人才「留不住」,抑或在國外的人才「不回來」,都和島內環境有關。經濟增長減速乃至政治上的不確定,會令已經從台灣走出去並追求成為「國際人才」的人有所顧慮。

台灣的高教生態,曾經自然形成過一種人才培育機制:研究生出了國會回來,各院校也不必打著燈籠四處找人,哪間有職位缺額,自然就會有人申請。如今狀況則變成許多系所基於評鑑壓力,必須謹慎挑選心儀人才,因其直接關乎學校未來的學術競爭力。頂尖學校如台清交更容易成為歸國高端人才的首選,其他學校便看來有些吃力。但在另一方面,對於學術生涯才剛起步的年輕學者而言,他們所面對的又是個「最壞的時代」:「市」擇人,而人無法擇「市」。

全球學術崗位的入行門檻其實都在提高,美國高校各系所面向「新人」的職位也同樣在減少,然而畢業的博士生卻不見少。若說僧多粥少,也絕非台灣獨有的問題。台灣出身的年輕學者——無論「洋博士」還是「土博士」,都不可能只寄希望於「本土」層面的就業機會,他們自然而然會前往不同的就業市場嘗試。

離鄉背井告別台灣,甚至要做好準備「西進中國」,是否聽來就悲情滿滿?事實上,這並非故事的全貌。

離開,真的只是為了錢嗎?

在台灣我沒法好好當學者——台灣只需要教師——我不是說要偏廢教學,我要說的是,我們的教學時數是國際很多高校老師的3到6倍。

林培珊是典型接受過「台大+國外名校」二階段訓練的本土人才,2011年她從英國名校商學院拿到博士學位回國,沒過多久,就順利進入國內某頂尖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巧合的是,主攻政策研究的她,剛回國參與的第一個科技部計畫,就是研究高齡化社會與「人才外流」的關係。未料不久之後,林培珊自己也成為「外流」人才的一員。

我開門見山問過林培珊一個問題:離開,是為了錢嗎?她很平靜答我:「不是。到香港後,薪水其實並不會高出原來很多。」

那,為了什麼?

「因為我想做第一流的學者。」

她說很多事冥冥中自有預兆,自己甫一回國就要研究台灣人才為何流失,「或許是暗示我一開始選擇回國,就是個很傻的選擇。」事實上,早在2006年,巫和懋、朱家祥、霍德明等台灣頂尖學者就已「跳槽」北大,其後她學成回台之時,正是大陸推「千人計畫」之際,政府已開始恐慌對岸全面搶人、本土後繼無人,成為林培珊參與計畫的契機。

正因為參與了科技部計畫,林培珊發現,政府儘管意識到解決人才外流是當務之急,卻根本就不懂得人才為何會外流。「大家講來講去都是錢,說原因在於薪資低,但我身在其中,我知道錢不是唯一的原因。」薪資沒有競爭力只是表象上人人都看得到的理由,背後更深層的原因,從官方到民間,並看不到。

根據林培珊的觀察,台灣的整個高教制度,非常畸形:看似拼命在跟國際接軌,但同時卻又並未真正與國際接軌:一方面在衝國際發表數量,但在另一方面,高校內部的制度文化卻又極端保守。

台灣年輕教師的教學時數要比大陸大部分學校更多。她以台灣最有研究能力的龍頭大學台大舉例,「新進教師一個學期要教9學分,也就是三到四門課。我想教育部做這種規定的人,應該從沒教過書。假設一個老師認真備課、不斷更新教材並認真去搜尋最新知識,那他一個學期最多能教兩門課,也就是5-6個學分。」

教三門課,意味著疲於應付教學,沒有時間再做任何研究,失去了研究能量。林培珊說:「台灣高校給我的感覺,是只需要教師,不需要學者。」

然而,台灣真的「不需要學者」嗎?事實並非完全如此。到了必須在國際上衝排名時,比拼的又是研究排名,這就致使台灣高校一方面對「教學任務」的要求像是教學型大學,另一方面又在以成為研究型大學為目標,發表壓力毫不遜色於國際頂尖院校。

「而且很荒謬的規定是,在台灣,越年輕的教授,教課時數越多,老教授反而比較少。台灣整個制度都非常保護老教授和老學者,年輕老師則是被壓著做:被壓榨教學、被壓榨生產SSCI文章,發表壓力趕上國際水準,薪水又那麼低……」

因而,回國若干年,她的最大感歎是:「在台灣我沒法好好當學者——台灣只需要教師——我不是說要偏廢教學,我要說的是,我們的教學時數是國際很多高校老師的3到6倍。哈佛大學老師一學期上一門課,和我們的發表壓力是一樣的,然後薪水是我們的四倍,那真有能力的人,幹嘛不去哈佛?」

雖然,種種因素都指向「離台」,但真正導致她今年斷然決定離開台灣、加盟香港某智庫從事政策研究的契機,其實是年金改革。

「台灣要留住誰?就是要留住老人。」

「這是一個年輕學者沒辦法好好活下去的地方。」

正因為剛回國就曾參與科技部計畫研究高齡化與人才流動,林培珊非常清醒地看到:台灣是一個保護既得利益者和老人的社會。「年金改革還是很保護既得利益者,它的設計就是放在『下一代破產也沒有關係』。」她眼中所看到的台灣,政治是老人政治,經濟也是老人經濟。「所以民進黨的年金改革版本一出來,我就決定我一定得走。這根本是個『30年保證年金破產方案』。過去國民黨維護老年人,可民進黨的主要決策階層和國民黨那群人年紀並沒差多少,現在推出的改革版本,也只延長了破產年限。」

民進黨版的年金改革,林培珊看不到希望,只看到了現年65歲以上的人被年金制度保障得最好,而等三十年後,年金也已宣告破產。
民進黨版的年金改革,林培珊看不到希望,只看到了現年65歲以上的人被年金制度保障得最好,而等三十年後,年金也已宣告破產。

透過民進黨版的年金改革,林培珊看不到希望,只看到了現年65歲以上的人被年金制度保障得最好,而等三十年後,「80後」開始退休之際,年金也宣告破產——至於「90後」,則很可能還沒退休,年金已經破產。所以她自問「我們又不是能力不好不能出去,為什麼年輕時要留在這裡被勞力密集榨乾,再去期待一個保證破產的老年?」

不願意繼續留在台灣的另個負面誘因是,林培珊希望成立自己的企業,而高校教授創業,在台灣是被禁止的。「創業是我很想做的事情。美國的商學院教授去外面的顧問公司工作很正常,許多國際知名的經濟學家,自己也會經營共同基金,可台灣卻不允許。」

「我希望成為公共管理方面的國際頂尖學者,我也想要創業。」想做的事太多,她更想爭分奪秒爭取屬於「自己」的時間,眼望台灣被拋離得太快,她覺得,如果台灣自己不願跟上世界,「何必非要把人綁在一個沒有活力的體制之下? 」

單以過往歷時八年、耗資144億台幣的「彈性薪資」制度為例,雖然號稱「助理教授夠傑出,也可收入翻倍」,但以林培珊曾任職的大學而言:「首先每月並沒多給很多,其次,台灣高校文化敬老尊賢,『彈薪』本來是為了留住要走的人,結果錢卻大多給了『資格老』的教授。問題是這個計畫的錢不用在他們身上,他們發表數量不足也不會出走呀。」

「所以台灣要留住誰?就是要留住老人。」在她看來,這不是簡單的制度缺陷,而是根深蒂固的「僵固」文化。

我問林培珊,離開了,會難過嗎?她笑著反問我:「你看我有一點難過的樣子嗎?我是不會再回台灣了,受夠了。」

「我們這一輩的人才外流情況其實很嚴重,我當時回來是一股傻勁,我就是個傻子。我不管別人怎麼看待『出走』這個事情,但對我個人,真的是一個解脫。」頓了一下,她加多一句:「我最難過的事,不是離開台灣,而是我回過台灣這麼多年。」

在這個滿懷失望從而選擇出走的故事尾聲,林培珊這樣描述台灣高教系統:「這是一個年輕學者沒辦法好好活下去的地方。」

流浪到大陸?在台灣賺錢不會比在大陸更高貴

而處在「人才市場」供應鏈末端的本土博士,語文能力上無法媲美國際人才,就業市場也更狹窄,過去的主要出路是進入私校,但少子化衝擊之下,私校需求大不如前,前往對岸就業也自然而然躍升成了一個主要選項。

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選人柳旭佐,研究方向是公共行政,預計明年畢業的他,一方面正在尋找本土的智庫、政策研究類工作,與此同時也開始向大陸一些高校投送簡歷,他心目中較為理想的目標是廈大,因為「距離台灣近。」

「其實也是今年暑假去了浙江大學的一個交流活動,和一起去的那些台灣博士聊過之後,覺得去大陸工作是個很普遍的選擇。」以往,柳旭佐聽聞過許多本土博士的流浪故事,一方面他覺得那些故事很真實,另一方面卻也分辨不出究竟是體制出了問題還是「土博」個人的發表數量不足缺乏競爭力。

真正起心動念覺得大陸「可以」作為一個找工作的選項,有個很重要原因是因為他看到這幾年,許多台灣私校的助理教授紛紛跳槽去了大陸。「和他們中一些人深入聊過之後,我覺得這個『可以』的選項就變得比較清晰,也比較有動力和誘因去了解大陸高教目前的學院分佈機制。」

本土博士尤其是人文社科博士畢業後的困境相當一致,如果選擇進入中後段私校,助理教授必須同時負擔起招生責任——也就是實際工作量包括教學、行政甚至招生,「壓力綜合在一起,對於助理教授來說太大了,但如果畢業去大陸,雖然也有些行政部分的工作,可招生壓力不會那麼大。」台灣眾多私校將招生壓力轉嫁給助理教授,其實相當不公。畢竟,招生並非老師一廂情願就能達成,而與學校本身在社會上的認知排名有莫大關聯。

「原來蠻多學長姐選了往大陸走的路,而且他們的選項是成功的」,當柳旭佐發現這件事之後,他反思自己「其實並沒有特別厲害,那想要不從眾的話,大概很難。」因而他開始主動去和大陸的博士生交流,向他們學習如何收集求職方面的資訊。

去大陸在他看來,是一個「應該要去嘗試的選項」,這種地域流動,屬於必然。台灣本土的高教人才供給過剩、需求不足。他認為除非政府有辦法消耗人才供給,否則平均花費4-6年訓練出了博士的學術專長,卻無法然讓他們獲得發揮甚至企及理想中的薪資水平,這批人也就自然而然要向其他地區轉化。

柳旭佐說:「我不太清楚政府設立那麼多高校那麼多博士班,有沒有考慮這些博士畢業要幹嘛?政府可能從來不想後面這些問題。當然我也知道,念博士是種個人選擇,政府儘管有部分責任,可不代表每個人沒有自由意志。所以整個問題可能就糾結在一起,大家都要承擔。」

在他看來,本土博士相比大陸博士還算有一定競爭力。「至少,台灣博士班訓練出來的成果和水平,去大陸地區性大學的競爭力是夠的,當然北大清華那種頂尖院校又是另一個層次。」而本土博士最大的劣勢,是在同一領域,相比歐美主流學界的認知、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較為滯後。「譬如國關這一塊,就我知道海歸的朋友都在做量化,理論和思想在歐美並不是很流行,這就明顯不同於台灣。」

土博遠走大陸,曾被知名媒體大書特書為「被台灣拋棄、西進中國的『學術移工』。」對於即將迎來這種「悲情命運」的柳旭佐而言,是否屬實?

「大陸很多高校教職也在飽和中呀,可能二三線大學還是缺額的,但普遍來說,他們的學術市場也趨於飽和。我聽到很多他們的博士畢業,去做博士後是必經之路。」對此,柳旭佐看待這個問題的角度是:「如果你很清楚地看到台灣高教環境就是已經飽和了,然後畢業了又想堅持學術道路作為志業,就沒有所謂『被誰拋棄』。你看到了環境是這樣,你選擇了學術這個方向,那你就該做正確的選擇。」

仿佛是思考了一下該如何措辭,柳旭佐進而補充:「學術生涯不見得在台灣才叫學術生涯,在台灣賺錢不會比大陸賺錢更高貴。」

在柳旭佐眼中,把供需失衡、市場飽和之下的人才外溢與流動刻意悲情化,「這種情感判準是有問題的。」

上至頂尖人才、下至年青學者,如果一味只出不進,再加之整個社會又在日益喪失透過教育投資去持續創造人才的動力,那麼高教人才危機必將繼續惡化。
上至頂尖人才、下至年青學者,如果一味只出不進,再加之整個社會又在日益喪失透過教育投資去持續創造人才的動力,那麼高教人才危機必將繼續惡化。

台灣的學術體制究竟要追求什麼?

上至頂尖人才、下至年輕學者,如果一味只出不進,再加之整個社會又在日益喪失透過教育投資去持續創造人才的動力,那麼高教人才危機必將繼續惡化:因為人才既留不住,又接不上,更進不來。

而政府在嘗試緩解高教危機時,為何看似落力祭出各種加薪留才計畫,高教內部卻依舊一片怨聲載道?政府的思路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就拿最近被稱是對齊頭式年金改革「亡羊補牢」的玉山計畫來說,到底是否又在複製過去講座教授制度的老路?朱雲漢認為,實際上政府在做這類計畫時,也需要很好地進行策略性規劃,「要優先引進人才,而不是守住現有人才。」朱雲漢認為,重點應該是「提供一個還算比較可以的薪資基礎,在此之上去跟其他國家競爭人才。尤其是台灣自己過去培養出去的人才,從前薪水低到他們無法考慮從國外回來,而現在則有了可能。」

其次,朱雲漢指出,「留才」的核心應該是「挽留住被挖角的人才。而不是給那些本來也沒多少流動性的學者。」

歐美過來的老師最多三五年就走了,他們覺得台大名氣還不錯,作為資歷寫在履歷表上『騎驢找馬』時,是頭很好的『驢』

「因為他們本來的『流動』也不是去往國際頂尖機構去拿到最高的待遇,可以用彈性薪資滿足他們。」但像「玉山學者」這種資源,理應更多著重「延攬」而非「留人」。「而且資源你用不好,高校一定會反彈。但如果從國外引進了能帶團隊的學術人才,就是以一抵十。」

而台灣在引進人才方面,恰恰無形中透過許多條例法規與制度的繁瑣設立下了壁壘,致使高教人才的國際化程度整體偏低。朱雲漢舉例:「首先,就業的師資規定就很嚴格很囉嗦,過去還有很多歧視條件。你本來待遇已經很差,可能只比馬來西亞好一點,跟新加坡香港根本沒法比,然後就業規定還這麼苛刻……」這無形中令台灣高校也從來不會憧憬從美國歐洲聘請到第一流人才,而只能從「相對落後一些的國家」吸引人才。

「那些本來也留不了歐美的外國人,可能會考慮台灣,因為物價低、安全、又生活得好。當然現在少數台灣最頂尖的、國際比較有聲望的系所,可能會吸引到一些歐美人才,因為全球教職都很緊張,他們也許願意申請先過來,但只會把台灣當成過渡。像台大經濟系就是這樣,歐美過來的老師最多三五年就走了,他們覺得台大名氣還不錯,作為資歷寫在履歷表上『騎驢找馬』時,是頭很好的『驢』」

因此,朱雲漢強調,政府一定要放寬高端人才的就業限制,「也許也不見得一定要引進歐美人才,的確可能願意來台灣的,就是馬來西亞人,但你要對他友善,不要那麼苛刻對待他。」

而對於新進助理教授在高教系統中面對的苦況,朱雲漢認為:「現在進到很多系所的老師或者研究員都很難,因為各種要求很多,要計算點數要學生評鑑,這些繁文縟節已經到了需要做全盤檢討的階段:哪些是真的需要?哪些是吹毛求疵?」

他進而指出,學校的主要職責是培育人才,但新進教師卻要花大量精力去應付發表壓力。「你發那麼多論文有人看嗎?這些問題需要非常嚴肅去面對。我們有時候有不自覺的慣性——全世界都在計算SSCI,所以我們也跟著算,卻都忘了國家為什麼要為高校這些崗位編預算。我們要回到原點去追問,而不是被一些觀念誤導,自己都忘了為什麼要這麼走。現在的狀況是,老師們很累身體很不好,很多問題學術界又不能幫忙解決,譬如競爭力、產業、社會對未來的不滿和憂慮。所以我們整個科學發展、整個學術體制究竟要追求什麼?」

西方的制度一旦被亞洲國家模仿,若先依樣畫葫蘆、做足表面功夫,但若最高端、擁有最好創造力的人才根本有限,那麼「不那麼有創造力」的人才在模仿這套學術機制時,可能就更缺乏價值。在朱雲漢看來,台灣的教育機制是為培養「最頂尖」而設計,這是會有問題的「台灣需要一定數量最頂尖和國際接軌的人才,但整個教育體系還應該有不同的其他類型,我們過去的高等教育曾經膨脹不得了,職業就業的培養就很少,這是一種折磨,用私立大學折磨年輕人,其實不如盡早分流。」

眾聲喧嘩之中,有志學術的本土人才早已不耐青春流逝,選擇離開台灣,不願回頭;但外籍人才願意「赴台」就任的人數,卻相當有限。台灣失去的,恐怕不只是苦心栽培的一代青年學者,而是在多變的未來世界中「設定戰場」、轉型升級的能力。

(林培珊、柳旭佐為化名)

讀者評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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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林培珊去香港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做一流的学者,后又说想要创业办公司。为了钱是好事且无可厚非。但是像现在学术圈这样的想要成名赚钱但打着做学术的旗号真是让人作呕。

  2. 林培珊也太誇張了吧。記者應該知道台灣跟香港薪資差了四倍,甚至更多。怎麼不是錢的問題….

  3. 台灣的教授們(尤其助理教授、但現在連副教授也是)都必須做很多額外的行政工作,而且不是只有中後段私校,前段國立大學也是!開不完的各種會議(獎懲會、性平會、校/系務會議……)、承辦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如研討會)的前置與後續作業、主持某某中心、配合系上的招生活動……都被這些庶務占用過多時間與精力。

  4. 台大政治學系陸生。老師上課的時候就會說台大也面臨以後招不到老師的問題,海外研究台灣政治經濟的學者也越來越少因為以前的退休新的又沒有。台灣現在還要削減大學經費,很大的感覺就是期刊不買全因為錢不夠…

  5. 我就在這篇文章中的情境下苟活,下定決心無論什麼手段,都要離開。

  6. 留住人才三大因素:有錢、安定、受尊重,台灣能給哪一個?

  7. 微尘是一粒小尘埃表示:

    心有戚戚焉……

  8. 心有戚戚….

  9. 这篇文章真是值了,赞美选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