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盡》記者被警帶走後，六個澳門新聞人談回歸後的掙扎與自由

「可唔可以話俾我知，用咩（指控）嚟拘捕一個記者先？」《論盡媒體》總編輯甄小島大聲質問。（註1）

「去到警區就會有同事向你解釋」、「懷疑你哋擾亂公眾秩序」，影片畫面中，多名警員正推著拿著電腦包、身穿寬鬆襯衫的記者。

4月17日，這段一分多鐘、由澳門媒體《論盡媒體》（下稱《論盡》）的影片在網絡上瘋傳——《論盡》兩名記者到立法會採訪《施政報告》辯論時被拒絕進入會議廳，後被帶走。警方指兩名記者涉嫌觸犯「擾亂澳門特別行政區機關之運作」罪，案件將移送檢察院偵辦。

這是澳門主權移交後，第一次有記者在報導期間被警方帶走。事件震驚澳門，大量網民抨擊政府打壓新聞自由，群情洶湧。有網民猜想，政府是不是快「容不下」獨立媒體了？

《論盡》是澳門的獨立媒體，僅靠募捐和廣告收入維持運作。自岑浩輝政府上台後，當局多次以「場地空間有限」和「座位有限」等理由，僅邀請部分「刊期較頻密」的媒體採訪官方活動，《論盡》不在此列。

在澳門傳媒行內，這一箭雖然瞄準《論盡》，放出去後卻落到不少其他媒體記者的心裏。澳門獨立媒體數量屈指可數，記者圈子更是狹小。回歸後，澳門新聞自由曾經歷一段光輝時刻。但很快，記者便發現，澳門新聞愈來愈難做了。

敢講真話的媒體

崔子釗心想，像《論盡》這樣不收資助的媒體，在澳門「恐怕時日無多了」。

過去十多年，《論盡》對多個社會議題作深入專題報導，亦獨家揭發多宗換地弊案，報導澳門主流媒體甚少觸及的議題，如澳門的土地荒、病態賭博、醫療政策、新聞自由和行政長官選舉等。它被傳播學者林仲軒、劉世鼎視為澳門的獨立媒體典型，「一種點對點的創新共同體，具有更獨立、更平等、更民主的特徵，與官方話語體系下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完全不同。」

不過，《論盡》的運作僅靠市民捐款支持，人手也是「小隊精兵制」，最初甚至只有義工，後來才慢慢有全職員工。

崔子釗在得知《論盡》消息後暗自擔心了起來。他心想，像《論盡》這樣不收資助的媒體，在澳門「恐怕時日無多了」。

2010年，80後的崔子釗加入澳門民主派團體「新澳門學社」做議員助理，在仍未有直播的時代，崔子釗不時拿著 DV 機到立法會拍攝議員的發言片段，放到網上流傳。

一次，立法會職員告訴崔子釗，只有媒體才可以到向著議席和官員的「攝影機專區」拍攝。崔子釗和同伴商量過後，便決定將學社官方刊物《新澳門》內其中一頁以惡搞為主的《愛瞞日報》（下稱《愛瞞》）獨立登記成刊物。原本主打惡搞諷刺的社交平台則逐步轉型成新聞平台，正式運作。

只有68萬人口的澳門，是世界上媒體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據新聞局統計，澳門現時共有32家中文報館、3家葡文報館，2家中葡雙語報館，以及2家英文報館。此外，澳門於2024年有111家已登記的定期刊物，涵蓋月刊、周刊和季刊等。是次捲入漩渦的《論盡》，便是新聞局登記的月刊媒體。

其中，媒體可大致分為受政府資助和不受資助媒體，其中絕大部分主流媒體均受資助。

澳葡政府於1991年對媒體實行出版資助制度，起初旨在「加強資訊權之獨立性」，令媒體避免受政治和經濟力量影響，同時支持小眾媒體運作，以呼應葡萄牙的民主潮流。後來特區政府延續政策，但大半媒體變相高度依賴補助，媒體的內容和立場不免受影響。

2024年，澳門政府新聞局共對媒體資助1534萬澳門元（約1489萬港元），其中《澳門日報》、《華僑報》和《濠江日報》各獲批超過95萬，其餘媒體則獲批72萬至30萬。此外，政府亦不時投放廣告，或以資助版面、協辦活動和更新器材等名義撥款至各大媒體。

由於大多數媒體均受資助，主流媒體無論在曝光率、資源分配，甚至資訊來源都佔據優勢，和政府關係亦相當親近，不時被市民詬病報導避重就輕。久而久之，外界便形成澳門新聞同質性高、報導不痛不癢的觀感。

更令人擔憂的是，外界對於澳門的新聞情況也無從窺探。

目前澳門並沒有持續且中立的新聞自由調查，無國界記者組織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亦未有調查和收錄澳門情況。澳門葡英傳媒協會曾在2017年向本地記者進行新聞自由與資訊自由的調查，有58.82 %受訪者形容獲取政府資訊「困難」。

唯一能了解趨勢的，便只有一海相隔的香港作出的調查。香港民意研究所曾在2004年至2016年請澳門市民評價新聞傳媒公信力，在0至10分之間， 市民評分從2004年的6.5分持續下降至2014年的5.2分，並在之後微升。

這樣的背景下，以尖銳角度切入報導的小媒體引起了公眾的注意。

當我們用一種新的方式去報新聞，去揭發一些事的時候，社會覺得終於有敢講真話的人，有敢講真話的媒體。

《愛瞞日報》前副社長崔子釗

《愛瞞》依附政治團體，報導題材自然「政治先行」，因此成立初期大部分內容均圍繞議會內容和針砭時弊。不過崔子釗也明白，相比起政治，普羅大眾更關心的是民生事，於是《愛瞞》亦逐步報導經濟、房屋，交通等議題。

「當我們用一種新的方式去報新聞，去揭發一些事的時候，社會覺得終於有敢講真話的人，有敢講真話的媒體。」崔子釗總結《愛瞞》迅速在網絡上走紅的原因。

他強調，這也得益於當時相對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澳門於2012年進行政改，擴大立法會直選和間選比例。雖然這和民主派的普選目標仍有一段距離，但當時不少人的確「對澳門政治有理想、有訴求」。

崔子釗直言不是新聞專業出身，《愛瞞》亦不是正兒八經，不偏不倚的新聞媒體；但卻是這樣的劍走偏鋒，在和諧的澳門殺出一條血路——創立數年後，《愛瞞》便憑藉其辛辣搞怪、奪目張揚的風格，一度成為澳門最多人訂閱的線上媒體。

十年以來逐步收緊

久而久之，Tom 發現現場總有幾個行家和他一樣愛問這些非主流問題，大家便默契地接力，你一句，我一句，把《愛瞞》的議題做下去。

「《愛瞞》的特點就是好適合公眾口味。」在傳統紙媒工作超過十年的記者 Tom 認為《愛瞞》為澳門帶來了不一樣的改變，甚至有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的作用。很多市民會主動向《愛瞞》報料，「有點像現在的《東張西望》」。（註：《東張西望》為無綫電視的資訊節目，在近年香港傳媒業大變時局下，逐漸成為部分市民認為可代其發聲的報料渠道。）

不過，Tom 亦形容《愛瞞》的報導往往像煙花一樣，「Boom 一下爆出來，很好看」，但卻沒有後續跟進。作為跑澳聞的記者，Tom 知道《愛瞞》人手有限，有時去記者會便會扑咪跟進《愛瞞》的議題。久而久之，Tom 發現現場總有幾個行家和他一樣愛問這些非主流問題，大家便默契地接力，你一句，我一句，把《愛瞞》的議題做下去。

崔子釗覺得，行家的支持是《愛瞞》能夠經常做獨家新聞的原因之一。很多時候，有些內幕行家報導不了，便會把資料放給《愛瞞》，「我們不是競爭，而是互相幫補。」他說，「不少記者都很有良心，始終澳門大部分主流媒體都是受政府資助，要做好自己的角色，但同時他們也會認為有些事情需要發聲。」

2014年5月，崔子釗得知政府打算提案《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離保法），法案計劃將離任高官補貼加至30%，同時對行政長官賦予刑事豁免權。他研究後發現有不少魔鬼細節，於是先訪問時任議員吳國昌，再把內容一件件拆開報導，「事情就變得愈來愈大。」

後來的發展是不少澳門人熟悉的事：超過兩萬人於2014年5月25日上街反對離保法案，兩日後再有7000人包圍立法會。5月29日，時任特首崔世安宣布撤回法案。

在崔子釗主理《愛瞞》的時代，他隻身拿著相機，走入暨大一億事件的遊行隊伍、拍下澳大學生在畢業禮上高聲支援被解僱的學者、報導民主派的特首選舉民間公投……那時媒體以「澳門公民社會正在覺醒」形容這個時代，但所有人都不知道，澳門將往怎樣的方向拐󠄆去。

「反離保運動」後，崔子釗留意到政府對媒體態度明顯轉差，亦加強對社會的控制，避免民間出現更大的反撲情緒。運動後3個月，特首選舉民間公投期間，《愛瞞》曾刊登一篇來論，內有一張顯示已成功投票、並露出司法警察工作證一角的照片。警方隨即以「濫用名稱、標誌或制服罪」拘捕崔子釗和另一名記者梁家偉。

2015年，中聯辦寄語傳媒「利用好新媒體、自媒體和社交媒體」，此後主流媒體紛紛開設社交平台帳號，發放即時新聞。而在颱風「天鴿」於2017年重創澳門後，政府更禁止香港多間媒體至少五名記者入境，有至少五間本地媒體收到指令，稱風災後續消息要多作「正面報導」，多報好人好事，少向政府尤其官員問責。

「社會如果發生什麼事，澳門論壇一定會討論，媒體自然會去聽去寫，是跟進議題的重要一環。」後來，「沒有了它的功能，和稀泥，好反智。」

在傳統紙媒工作超過十年的記者 Tom（化名）

令記者擔心的是，新聞現場也在以隱蔽的方式悄悄改變。Tom 在傳統媒體打滾多年，他所在的機構雖不如《澳門日報》般旗幟鮮明，但也在默默地報導澳門的起落。不過近年他卻感覺到，以往跑新聞的那套方法漸漸不管用了。

2011年起，澳廣視（TDM，澳門最大的公營電視台）每週舉行「澳門論壇」時事節目，「社會如果發生什麼事，澳門論壇一定會討論，媒體自然會去聽去寫，是跟進議題的重要一環。」不過去到後來，正反立場並存的嘉賓變成清一色為政府解說人士，市民發言時間被限制，主持人更會稱內容有問題而叫停發言。

「沒有了它的功能，和稀泥，好反智。」Tom 說，後來連市民和主流媒體都覺得沒意思，參加人數已寥寥無幾。直到疫情爆發，TDM 表示「澳門論壇」因防疫問題停辦，至今仍未復辦。

少了自發採訪，多了自我審查

按照以前的做法，會去找正反兩個咪，後來編輯會刪走較反面的咪。他不直接跟你說，但就是沒了。反正寫出來都會被刪走，那為什麼還要寫？

澳廣視中文部前記者 Charlie（化名）

近幾年，記者愈發在工作中直接感受到「做新聞」的限制。

Charlie 於2019年入職 TDM 中文部。一直以來，她都認為葡文部是「一個很好的存在」，但自從葡文台傳出整肅後，她開始感覺到內部的氣氛不一樣了。

2021年，TDM 向其葡文部發出9項規定要求員工愛國愛澳，引發離職潮，至少10名記者離職。其後，葡萄牙外交部和無國界記者組織先後發聲關注事件，新澳門學社發起「撐澳門新聞自由」集會，在 TDM 大門外支援。

在 TDM 葡文部事件傳出後，《路透社》將此事與香港電台被政府批評並換走廣播處長一事聯繫，指兩者僅相隔兩個星期。

TDM 葡文部一直被認為是少數較敢言的頻道。崔子釗說，因為政府內有很多葡語人士，英葡傳媒自由度亦更大，因此很多政治和法律的分析不時從葡人群體向傳媒發放，再進入公眾視線。如在賀一誠宣佈參選特首後，葡文報章《Hoje Macau》便揭發其仍擁有葡藉，而在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TDM 葡文部廣泛報導事件，大部分中文媒體則甚少著墨。

不久，Charlie 留意到葡文部開始少了自發採訪，也做少了尖銳的訪問，取而代之的，是將中文部的稿翻譯成葡文播出。「以前葡文部會以不同角度分析事情，如果現在只是翻譯，立場就變成跟中文部一樣。」

有時候，她碰到葡文部同事，對方會有意無意地跟她說未來的計劃。「他們不是具體的說要辭職，但會說可能回葡國。」

Charlie 感覺到自己的內心也在質疑，眼前的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做的。

平日，她想修改政府新聞稿的語法錯誤，編輯也會叫她「不用改，照 copy 啦」，她估計，一來搬字過紙的做法已成風氣，二來編輯也未必有很強的判斷能力，所以寧願複製官稿，避免出錯。

葡文部事件已成定局，但人人自危的氣氛卻並未隨事件散去。慢慢地，Charlie 發現自己的稿件不時被刪減內容，「按照以前的做法，會去找正反兩個咪，後來編輯會刪走較反面的咪。他不直接跟你說，但就是沒了。」去到後來，Charlie 覺得自己正自我審查，「反正寫出來都會被刪走，那為什麼還要寫？」

其實 Charlie 也明白，每一個媒體都有它的立場，記者所代表的也只是公司的風格，但她總覺得這樣做下去很不是滋味。後來她只能在行文間盡量插入補充訊息，希望觀眾看到電視背後一字一句的真正意思。

而媒體面臨的這些急速變化，不只在發生電視台內部。

2019年8月，有市民發起聲援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噴水池原地默站行動」，其後警方指集會違法，部分中文媒體被高層禁止報導事件。而香港在2019年後的發展，則時刻無聲警示澳門傳媒——觸碰禁忌，前車可鑑。

同時，澳門對於外地媒體的態度亦不斷改變。2019年12月回歸紀念之際，香港電台、商業電台和 Now TV 分別有記者被拒絕入境澳門。2024年6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高級講師、傳媒人譚蕙芸到澳門主講工作坊時亦被拒入境。

疫情期間，政府有限地發放消息、公眾渴求知悉抗疫情況，兩者之間的衝突和張力更顯強烈。

當時，澳門政府定期舉行記者會向公眾更新抗疫進展，不過，有聲音質疑當局常以「沒有資料」打發記者，影響公眾知情權。2022年7月，有記者被衛生局人員多次打斷發問，甚至搶去咪高峰，觸發市民情緒。數月後，時任特首賀一誠在回應記者問題時更斥：「同事會通知你們，不用每件事都向你報告。」令社會嘩然。

與此同時，社會控制不斷加強。近年澳門先後修訂國安法、網絡安全法和「祕密警察」法案，而在2021年立會選舉之際，有七張名單共23人被指「不效忠澳門特區」全數 DQ，消息震撼澳門。

問題在於，澳門的新聞自由環境愈來愈差，但外面世界沒太多人在意。

法國籍政治學者蘇鼎德（Éric Sautedé）

法國籍政治學者蘇鼎德（Éric Sautedé）曾長年於澳門英文報章撰寫時事專欄，與媒體同呼吸。被問到澳門媒體的變化，他長歎一口氣，一時語塞。他說，在2010年後，大家都以為澳門會往更自由開放的方向去。那時獨立媒體開始在網絡上受到關注、立法會也迎來史上年紀最輕的民主派議員，公民社會看似「有機會去擴闊自由的空間」。但接下來的事讓他明白，自己還是過於樂觀。

他又指出，香港的情況在無形中影響著澳門。當香港媒體尖銳進取時，澳門得以謹慎地平實報導，而當香港情況變差，澳門媒體便被巨浪吞噬，消失得無影無蹤。他說現在的澳門，所有和香港有關的事都變得很危險（Everything connected to Hong Kong became very toxic） 。

「問題在於，澳門的新聞自由環境愈來愈差，但外面世界沒太多人在意。」蘇鼎德說。

媒體與官員的距離

何厚鏵和記者非常熟，會請資深記者進政府做智囊，聽意見；崔世安是個商人，都很明白，很著重新聞發言人制度；賀先生（在任時）因為疫情，所有東西真的要統一，後期就比較嚴謹了。

資深傳媒人莫麗明

澳門政府和媒體的關係，像一條逐漸收緊的繩子。90年代，繩子曾經有著不少的鬆動空間。

「何厚鏵和記者非常熟，會請資深記者進政府做智囊，聽意見；崔世安是個商人，都很明白，很著重新聞發言人制度；賀先生（在任時）因為疫情，所有東西真的要統一，後期就比較嚴謹了。」資深傳媒人莫麗明說。

莫麗明自90年代加入傳媒行業，其後成為澳門大學傳播系講師，後又加入政府，擔任審計署審計長辦公室顧問，現已退休。她說在回歸前做記者，因為澳葡政府和華人社群有語言隔閡，政府「管不了那麼多」，訊息亦滯後，新聞空間因此相當大。莫麗明不時會到政務司官邸「摸酒杯底，談社會時事」，葡人官員會解釋政府立法原意，她也藉機反映華人社會的看法。

到回歸初期，新秩序建立起來，人事更新，莫麗明感覺政府有意建立和社會更好的溝通制度，吸納不少記者到政府工作。她笑著說，「如果說這是懷柔政策，那它用得很好。」

50歲的甄慶悅於2006年加入《澳門日報》（下稱《澳日》）跟政治線，直到2016年位至副總採主後，轉型至時評及社團領域，目前為傳新澳門協會會長。在他仍是前線記者的時代，一些資深記者和政府官員識於微時，甚至可以打電話給司長、局長，獲得獨家資訊。他認為政府和媒體某程度上是一種依存關係，「政府要媒體發布消息，媒體亦要官方去回應，你不可能完全採訪民間人士。」

今屆政府連局長也少了出來，有時候只是出一個處長，既然他都回答不到我的問題，我也不想問了。

Tom（化名）

不過，政府一直是掌握繩子的那一端，若收回寬容態度，媒體也無招架之力。

2010年，時任行政長官崔世安上任後推出「新聞發言人制度」，成立政府發言人辦公室；在司長和局長級別則設置協調員跟進政府的信息發佈和與傳媒聯繫。當時崔世安稱此舉能「加強政府施政透明度」，落實「陽光政府，科學決策」的施政理念。

甄慶悅認為新聞發言人制度原意雖好，但慢慢執行下來卻發現頗多阻濟。很多時候，新聞協調員礙於職級和資訊不足等原因，往往未能迅速回應傳媒問題，甚至惹來「擋傳媒」之虞。直到2020年賀一誠上任後，政府發言人辦公室則被併入新聞局，由新聞局回應。

在澳門，目前媒體若要得到官方的回應，一是在現場扑咪，二是向各部門查詢。不過 Tom 感覺這種做法在賀一誠任期開始便愈來愈難，「有時問司長，司長不太想回答，（協調員）就會說司長有事要做，或者之後再補充。」

到了岑浩輝政府，Tom 連要見上官員一面也十分困難：「今屆政府連局長也少了出來，有時候只是出一個處長，既然他都回答不到我的問題，我也不想問了。」端傳媒翻查資料，岑浩輝自上台後僅接受傳媒一次公開訪問，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傳協）形容情況是「回歸二十多年來前所未見」。

Tom 不禁想，政府是不是已經打算「撕爛這個面具，盡情去做北京想做的事」。

弱勢的記者

愈做愈多，片又有，稿又有，或許他們只是想提供多一點資訊，但實際上有些媒體就變懶了。

傳新澳門協會會長、前《澳門日報》副總採主甄慶悅

另一方面，媒體記者在愈來愈小的空間裡，也要面對自身的風氣、士氣和待遇問題。

澳門新聞局（前身為新聞旅遊司屬下）於1981年成立，近年來，新聞局開始統一為政府消息發新聞稿和通知媒體採訪，「愈做愈多，片又有，稿又有，或許他們只是想提供多一點資訊，但實際上有些媒體就變懶了。」

作為大報記者，甄慶悅說前線記者每天要處理的新聞量十分多，於是，抄新聞稿便成了記者取巧的手段：「澳門有這麼多事發生，怎麼跑得完，那你又有稿又有相片，就不如貼上去囉。」新聞稿如紙片般飛來，竟成了記者追求深度和質素的負擔。

Tom 甚至認為，這種風格不但影響記者，甚至方便政府為事件定調。他留意到，以往澳門有示威遊行，主流媒體都是照搬警方的說法，並未對示威訴求多加描述，「幾點開始，幾點結束，經過哪裡，大致秩序良好，就完了。」

2024年7月，舊愛都酒店發生拆卸事故，事後公共建設局發稿表示現場「有磚砌碎塊跌出」。但不久，網絡卻流傳當時經過車輛的行車記錄儀片段，顯示事發時有棚架和牆體倒塌，與官方說法不符。網民質疑政府淡化事件，誤導公眾。惟公建局回覆稱「已即時按機制發佈新聞稿交代事件」。

借用官稿成為行內習慣，記者獲取資料的方式由主動變為被動。漸漸地，澳門市民對周圍發生的事難以感知，傳媒則愈發弱勢。

有些媒體飽受外憂內患。2021年起，與周焯華關係密切的《力報》被爆出拖欠薪金問題，影響力大幅下降；《愛瞞日報》在民主派被 DQ 後於2021年10月停止運作；2022年，澳門大學學生報《橙報》被動議終止營運；至於《澳亞衛視》則在多次欠薪風波後，於2024年宣告破產。

這個行業不算十分健康，因為錢少、事多，工時長，而且還會面對很多有形無形的壓力。

《論盡媒體》前記者 Alfred（化名）

此外，新聞行業長久被詬病的工時待遇等問題也導致資深記者不斷流失。

Alfred 曾在《論盡》工作多年，算是見證過「最輝煌的時期」。近年他目睹能做新聞的空間愈來愈小，政府對公眾知情權也沒有了以往的尊重，Alfred 也不得不「為未來著想」，加上看到有新機會，便在2019年後決定轉行。

「這個行業不算十分健康，因為錢少、事多，工時長，而且還會面對很多有形無形的壓力。」Alfred 說，以前和他跑新聞的行家有大半已轉行。

Charlie 翻開相簿，一張張自己在水浸時到內港報新聞、選舉時連續工作十多個小時、日常扑咪的照片在螢幕浮現，她感慨自己「其實真的很享受這個職業」。想到這裏，Charlie 鼻頭一酸，眼淚也不斷在眼眶中打轉。現在她都會避免和人說自己曾經做過記者，因為不想被人說是政府喉舌。

「很可惜的是，他們（上司和同事）人情味在，都明白事理，但只能假裝好和諧。」雙眼通紅的 Charlie 說，經過一番掙扎後，她決定離開 TDM，尋找新方向。

All About Macau

在社交媒體上，高讚留言寫道：「《愛瞞》已經被消失，很怕下個是《論盡》」、「澳門人真的要守護僅存的新聞自由」。

《論盡》英文是「All About Macau」，意思是將澳門的事說清楚。

Tom 在一次遊行中認識了《論盡》創辦人吳小毅，兩人不時在新聞現場打照面，一來二往便熟稔了起來。小毅不時會找 Tom 一起做議題，「一起約人，一起扑咪，我們很多時候會聊官員，談議題，八卦的事倒沒怎麼說，我唯一的興趣就是新聞。」

小毅於八十年代加入澳門報業，先後在《大眾報》和《華僑報》做記者，更長年在《訊報》專欄撰寫政論。在澳門回歸之際，小毅不但見證《中葡聯合聲明》簽署、採訪《澳門基本法》磋商，更獨家專訪時任港澳辦副主任魯平。

2012年，小毅參與創辦《論盡》，打開獨立媒體的新篇章。

澳門是個熟人社會，很多流言劃過耳邊，但卻沒有人跟進。Tom 說，有時有些人看不過眼，遇到小毅時便會「講多少少」，才成就一篇篇揭發權貴交易、維護公眾利益的報導。

2023年，小毅因病離世，她所創立的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寫道，小毅「終於到了一個真正自由的地方」。

小毅的年資，人脈和對時事的觸覺，一直是《論盡》能夠在日益嚴峻的新聞環境中屹立的原因。Alfred 認為小毅的存在為《論盡》帶來了很多便利，是「頂樑柱」般的存在，「如果沒有這個神主牌角色，很多事情都會變得很難。」

Tom 更認為，小毅代表政府和獨立媒體之間的一個緩衝。而一旦小毅不在，壓力便會直接施加到《論盡》身上。

在傳媒，大學和政府工作過後，莫麗明現已退休，回歸讀者身份。她回憶小毅以前常對她說，「有怎樣的讀者，就有怎樣的媒體」。輾轉數十載，莫麗明看到，小毅在這條路上走得好遠。

然而，令莫麗明更加痛心的，是社會在《論盡》被帶走後「好平靜」。在事發後，僅有一名議員發文對事件表示關注。

澳門之所以是澳門，對於國家或對澳門來說，最重要的還是要堅守《基本法》，堅守一國兩制。這對國家無論是形象還是實際才有真正作用。

甄慶悅

在社交媒體上，高讚留言寫道：「《愛瞞》已經被消失，很怕下個是《論盡》」、「澳門人真的要守護僅存的新聞自由」。

甄慶悅認為如今的局面，是政府、傳媒，和澳門形象的三輸。「澳門之所以是澳門，對於國家或對澳門來說，最重要的還是要堅守《基本法》，堅守一國兩制。這對國家無論是形象還是實際才有真正作用。」

「澳門人是政治參與度不高，比較少出聲，但澳門人不是傻，澳門人是有眼睇的。」他語重心長，對社會仍有期望。

其實澳門整個新聞自由的打壓……是港澳政策的變化。當然香港的情況誇張很多，但澳門是用另一種形式，慢慢不讓你留在澳門，不讓你做採訪。

崔子釗

然而，崔子釗認為澳門媒體生態正反映時代的變遷：「其實澳門整個新聞自由的打壓……是港澳政策的變化。當然香港的情況誇張很多，但澳門是用另一種形式，慢慢不讓你留在澳門，不讓你做採訪。」談到前景，崔子釗相對悲觀，他形容澳門像是長期慢性病人，正一點一點的枯竭生命。

十多年來，Tom 看見政府和媒體的距離被不斷拉遠、市民積怨無處可訴，政府則如常運作。現在的他頭髮已花白，回望來時路，他發現這一切早已千瘡百孔：「初初入行也會覺得，我們的存在價值就是令社會變得更好，但後來已經覺得我們不是在改變社會，我們只不過在拖慢社會的崩潰。」

(尊重受訪者意願，Tom、Charlie、Alfred 均為化名。)

註釋：

1、「可唔可以話俾我知，用咩（指控）嚟拘捕一個記者先？」——「可不可以先告訴我，用什麼（指控）拘捕一個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