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沒有民主派：議會極少數的三十年與突然死亡

雖然沒有實權，但他把握住話語權，在議會內總算是多一把聲音。後來其他議員不甘，開始加入「戰場」，吵來吵去。火花擦起，傳媒開始報導，議題就衝出了議會外——温和的手法，並非全然無用。

「大概是『鯰魚效應』啦，」區錦新回談過去得失，說民主派像條躍進沙丁魚群的鯰魚，讓建制緊張沸騰。他覺得，即便整個議會的設立「很花瓶」，但是能在議會發聲、指出問題，對澳門來說是一個進步。「在當時我們是覺得有用的，」一向語速極快的他頓了一下，誠懇地說，「到今日我都是覺得有用的。」

刺眼的新星，如履薄冰

不過，像吳國昌說的制度抗爭，連他直言不諱，在進入議會的第二年，就「差不多用盡了」。「你再進一步改規則就要多數人同意，你怎樣爭取議會中多數人同意？」他知道此路已經行不通，也沒有破局策略。於是，曾經的民主標桿褪成老派的象徵，政治感召已經做不太到。直至，一張新面孔出現。

2009年，澳門特首換屆在即，年前發生的「歐文龍貪污案」令社會震驚。當年18歲的蘇嘉豪在公聽會上，當面質疑候任特首崔世安的管治威信，第一次嶄露頭角。之後2012年通過的政改方案，因為官委人數不變被指是「假政改」。在新屆立法會首次召開大會當日，蘇嘉豪衝到立法會外，向間選官委議員派柿（恥），叫他們要有「收柿（羞恥）之心」。

「激進」的抗爭，在澳門民間從來都不是主流，但一改以往民主派的温和作風，吸人眼球的舉動，還是給蘇嘉豪積攢了知名度。當年，他只有22歲。再之後2014年的「反離補」運動，就真正把他帶到鎂光燈下。區錦新也不否認，當年蘇嘉豪在遊行中表現出「一個年青人獨特的魅力」，成功渲染情緒。那年，二萬名市民上街抗爭，最終觸發特首撤回法案。

魅力後來化成支持力量一路滾存，再兌換成張張選票。2017年立法會選舉，蘇嘉豪以名單第一位參選，最後以九千餘票奪一席，成為澳門史上最年輕議員。

然而，立法會任期剛開始，這顆新星亮不過60日，就因「扔紙飛機案」被控加重違令罪。在遊行過後將請願信摺成紙飛機，扔入特首官邸的這個行動，終導致其議員職務中止；這是澳門回歸後第一次。

停職當日，蘇嘉豪在臉書勉勵支持者，「不要放棄，繼續前進」。當年，他挑選「前進」作為競選口號，是希望取代使用「抗爭」、「激進」等的字眼，他以為這樣足夠温和，亦符合澳門社會的接受程度。但原來當選後現實中的前進，是「如履薄冰」——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份之變。

我們（民主派）只有這麼多（空間），如果我們連這些都沒有，我們都不知道退到哪裏去。

「以前在（議會）外面叫口號，政府可以漠視你們；錯誤地指責政府，它也不會做些什麼，因為你什麼都不是。」但現在完全不同，多了權力、多了責任，「現在你繼續亂叫的話，政府就會着手（處理），你要和它來來回回去交手，你需要有一個能耐。」後來，法院判他罰款4萬元；停職210天後，才恢復職務。

事件打破眾人印象，議員並非一個鐵飯碗，作為少數異見者，更是眾矢之的。凡事皆當臨深履薄，在處處受限的議會堅持，值得嗎？蘇嘉豪說，過去四年，「寸土必爭」是團隊一直的信念，「我們（民主派）只有這麼多（空間），如果我們連這些都沒有，我們都不知道退到哪裏去。」

在後雨傘時代，香港青年溺沉在一股低氣壓中，民主派在議會的作用，受盡狙擊。同樣的問題，也有人叩問澳門民主派。在當日民主派DQ聯合記者會直播中，就有一名網友留言道：「蘇嘉豪你這四年除了抨擊政府以外、你對社會有何貢獻？」

他仍然相信政治的專業，認為至少還有三個「有議席」的分別：掌握議會第一資訊權、過程的影響力以及話語權。

「在那些閉門會議下，我們盡力聽得多少就多少，若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對社會有威脅的事情，我們能盡早警示。」他相信自己是個哨子，個體雖然微小，但聲音也可以放到很大，「從這件事來說我們是成功的，」他頃刻斟酌字眼，「或者不是成功，至少不是失敗。」

但人們最重視的，永遠都只是結果——從二十三條，到謠言罪，再到網絡安全法、秘密警察和天眼法，無論社會反應多大，最終無一刹停。民主派猶像以卵擊石，但蘇嘉豪也相當清𥇦自己能擊中的位置：從法案出爐，到最後通過生效，「中間的過程，是我們發揮影響力的時間。」

在澳門的語境之下，民主派極其量只能在「收回法案」和「維持不變」中間不斷周旋，迫使政府「減辣」。他舉例，像年前謠言罪一樣，雖然最後刹停不了，但現在法案已與最初的版本差很遠，「（這些功夫）很難以三言兩語解釋給市民聽，大家只會看到法律都通過了，」他深明這些事情只能默默地做，因為「如果我們不存在，就不會（有議員）講。」

「變的是他們、他們的龍門、紅線」

未來，還會不會有人講「反對」，沒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派將不會存在。

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原本吳國昌不再當第一候選人，區錦新則想「把時間留給自己」，早早已宣布不再參選。老泛民一心退下來，懸空的議席原本令潛伏在各板塊的較量浮出水面，一爭天下，但突如其來的一句「不擁護澳門基本法或特區」，民主派的未竟之路，突然來到了盡頭。

當日，有記者趕到新澳門學社進行訪問，形容裏面氣氛「像死了人一樣」。蘇嘉豪曾經相信，時間會站在他身邊，因為年輕是自己的優勢——因為年輕，所以獲得年輕人的支持；也因為年輕，時間多一點，「還有一些彈性、還有空間」。

然而，空間是奢侈的。

當有一日，如果我們的目標很清楚、對一件事對一個訴求，導致觸動到某些（人）神經時，而對我們民主派的議員生存空間有威脅，這個不是我的責任。

澳門是中國的「乖孩子」。民主派可耕耘的空間與不斷變幻的外圍環境掛鈎，風吹草動，他們的身位無法經得起波動。這種感覺吳國昌最清楚。回歸後的十年間，對港澳走向，他感覺中央仍未有清𥇦的計劃，但後來歷經過香港抗爭，「似乎中央政府就有一些新定向。」

DQ之後，澳門選管會公布審核參選人的「七大準則」，當中包括有否勾結外國勢力「反中亂澳」、發表言論或參與活動意圖推翻中央等。特首賀一誠之後見傳媒，先表示尊重選管會決定，又指「七大準則」是結合中國憲法修改，澳門需要在「愛國者治澳」的大原則，以及中央「全面管治權」下加強工作。

他強調作為中國人，必須要遵守憲法，而澳門，一定要落實。

「『尊重選管會的判斷』，即是講到不像是他（特首）決定這樣。那究竟誰判定呢？」對於此次判決，外界素有猜測，吳國昌用自己一貫的話語調侃，「這個是國家機密，等你估囉（讓你猜）。」但他又忍不住，憑自己在政界打滾多年的觀察推論形勢：「澳門官僚過去完全不會有這些膽量去做這些政治鬥爭。你說（這次）沒有中央的吩咐，他敢不敢做呢？除非（自己）很高級啦。」加上終院最後對上訴的駁回，DQ到底是誰的旨意，其實他早看得通透。

但澳門民主派一直温和，廿三條也早早立法且從未動用，中央到底在想什麼？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曾分析，經歷香港問題，北京原望以一國兩制作為一統台灣的示範已然失效，還看現實的政治需要，乾脆落實「全面管治權」——先肅清反對力量，再全面滲入特區的管治。

他分析，在未來，當局管治的重點已經不在研判澳門的形勢如何，而是「視乎北京需要什麼」。如是者，民意如何反彈，已經不再重要。

一直如履薄冰的澳門民主派碰上國家安全、愛國這些燙手的時代命題，他們還沒來得切回答，轉眼間已經滅頂。

關於被取消資格，蘇嘉豪向記者連說了好幾遍：「覺得沒什麼好說、都不知道還可以說什麼了。」這四年來，他不斷反問自己，我的原則底線是什麼？不改其志，是他貫徹始終的堅持。因為處在朝夕令改的政治裏，他形容，民主派永遠是被動的、裹挾其中的。

直到這一次，澳門再也沒有民主派，蘇嘉豪認為並不是他的錯：「當有一日，如果我們的目標很清楚、對一件事對一個訴求，導致觸動到某些（人）神經時，而對我們民主派的議員生存空間有威脅，這個不是我的責任。」

「變的是他們、變的是他們的龍門、紅線。」

一個「乖孩子」也沒有糖吃的時代

澳門電台每早有一烽煙時事節目（phone-in）叫「澳門講場」。當日民主派被連根拔起，十多名市民憤憤然打了電話上去抱不平。其中有一名聽眾誠懇地說：「澳門這麼乖，乖到這個程度了，還要這樣做？大家都很不安。」

曾經，大多澳門人被視為政治冷感、一直待在沉默之中。像前年反警暴靜默集會被禁、六四集會連續兩年被拒，社會間雖偶有市民獨自發起行動，但迴響平平。區錦新形容，這是因為澳門人「很乖、很聽話、不要和中央撐（對抗）之類的觀念，是深深建基於腦海入邊。」

人人暗忖：只要乖，就會有糖食。吳區也曾經天真地想像，澳門地方小、可以「慢慢行」，中國或者會率先讓這裏實現民主，以作為香港的一個示範。「那它信不信（澳門）啊？擺明是不信啦。」吳國昌半開玩笑地說。

如今，夢切實的破了。余永逸在之前的訪問中也不諱言，這裏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一個「乖孩子」也沒有糖吃的時代。「市民認為（DQ）有沒有問題？當然有問題啦，大家一定看得出有問題的。但看得出有問題，是否（代表這是）一個要動手反抗的時機呢？」吳國昌反問。

六月那次訪問的尾聲，當時還沒有DQ事件，沒有接班人的區錦新早已決定隻身退下火線。記者問到有關傳承的問題，他先是一嘴輕鬆，「這個世界、書看完了就要蓋上了啦！我不覺得說我一定要找到一個接班人。」但再追問下去，他深深吸了口氣，說四年前的那一屆，「太太已經叫我不要選……結果我終於（還是）選了。」

他放不下，心底裏，他還是希望能夠做到傳承。他希望在最後的四年時間裏，能夠培養一些對政治、政策領域比較熟悉的年青人，也許不一定成為議員，但至少能夠在社會構成一些意見壓力、成為意見領袖，「結果全部都做不到。」

區錦新曾嘗試梳理原由。他自省，「到今時今日六十幾（歲）了」，也許是年紀大了，沒有辦法再吸引年青人。後來又覺得，或許跟澳門環境不無關係——這裏年輕人參政的「階梯太窄」了，不像香港，沒有區議會的踏腳石，也不是所有人都像蘇嘉豪一樣，有一定的論政能力，那「你要走到什麼時候才能走到出來啊？」關於傳承，今年63歲的他，覺得自己無能為力了。

在自由空間急速倒退的時代，未來還會不會有年輕人願意為這裏的民主出力，沒有人能夠回答。至於頭髮已經花白的吳國昌，三十年來的從政生涯由自己一手開創，雖然結束得突然，也經已佔盡了人生的一半，回看自身對澳門民主的推動，「是啊， 我覺得都算盡了綿力了。」沒有民主派的議會未來，很多澳門人不敢想像，但他還是一如既往地真誠，寄望留下的建制派做多一點點。

作為最年輕的民主派，蘇嘉豪倒沒有這麼樂觀。「排除了民主派，太陽照常升起，不用拖慢進度，就可以重新出發……這種發展是否完全好呢？我覺得不是囉。」「沒有所謂阻頭阻勢的人，去提出『忠言』，當權者一定會有盲點的。」他說。

被DQ之後，蘇嘉豪那雙像發光一樣的眼神，也無法不漸漸變得渙散。這一個月以來，他日程都排得滿滿，兼顧研判上訴書與日常議員職務，連接受媒體訪問也要卡在深夜進行。在纏身的工作隙縫中回頭一看，距離其任期完結只剩下不到兩個月，留給他前進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到這一刻，我仍然很肉緊這個地方發生的事。」蘇嘉豪說，當年參選是因為不忍心看到立法會裏全部都是「保皇黨清一色」。「講真如果你整個議會都是這樣，我覺得包括我在內的年輕人，都會重新考慮，是否繼續在澳門投放全部青春、全部精力、時間……」他陷入半頃沉思。

蘇嘉豪記得有一次，有人跟他說：「多謝你付出了你的青春。」他之後驀然回想，是喔，自己用了十年的青春，去參與澳門的社會和政治，雖然大多時間也許是渾沌與笨拙，但這十年是「佔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時間」。他在澳門土生土長，這十年，他自言對這片土地的熱愛從未減弱。

惟經過此次事件，他兀然覺得，「這個地方某些部份變得很陌生」，「這是令人很難過的一件事……究竟澳門還是不是我們熟悉的那個互相尊重、求同存異（的社會）呢？」

從加入學社、帶領社運、被稱為「澳獨」份子，再到擠身議會，被中止職務、復職，最後到今日被取消參選資格，當日的少年已成人。但此刻，澳門已經不是曾經熟悉的樣子。

「現在我回答你，我沒有信心澳門是這樣的一個社會。」

（端傳媒實習記者高煒瑋、張清雯對此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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