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乖孩子，香港壞孩子？—— 專訪澳門政治學者楊鳴宇

在香港，一名因政見不合而持刀連斬三人的失業漢，近日在法官面前獲讚「情操高尚」，引起社會爭議。在澳門，超出常理的法官判詞，其實早在一年前已發生。

「里程碑式判案，很新的變化。」澳門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楊鳴宇如此形容這椿案件。話說去年9月，一群澳門市民看到香港警察「止暴制亂」，氣在心頭，於是打算辦集會示威，抗議香港警方向香港市民施暴。

不說不知，受惠於前宗主國葡萄牙1974年的民主化，澳門的示威法例是兩岸四地最開明的。市民要示威，通知警方就可（編按：以前規定為通知民政總署，2018年改為通知警方），不用「不反對通知書」，警方無權阻止，除非他們認為示威犯法。而這次，搞手真的收到警方通知，遊行不准辦，原因是誣衊香港警察，用法庭的說法是，遊行主題「對於（香港）警察當局而言，是一個不具事實證明的無理指控」。

搞手不服，上訴到法庭。楊鳴宇翻查案例，有關部門禁止遊行的類似案例在澳門出現過20多次，每次法庭都是做技術分析，判定政府有關部門是否按本子辦事，「但今次判詞，一半都好奇怪！」

法官變「撐警KOL」

判詞中，法官大費筆墨，力陳香港警暴是怎樣無中生有，「至今為止，尚未有任何一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機關或監督機構證實或認定香港警方過份使用武力」；相反，示威者「嚴重衝擊香港法治、嚴重影響社會民生、危害安全的違法犯罪行動……大家有目共睹，在此我們不予贅述」。

澳門法官「撐警KOL」上身，大談政治，其後更援引中國憲法，強調澳門不能「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內部事務」。最後一錘定音：集會被禁，合情合理。

究竟一個原計劃15人，只有標語牌作道具的澳門示威，如何干預香港事務？不但楊鳴宇摸不著頭腦，還有一位同道中人。「三個法官審，結果2:1，兩個中國法官贊成，一個葡籍法官反對。事後，這位葡籍法官更罕有要求把他投反對票一事寫進判決書，要歷史證明他做了這個決定。」這位葡籍法官坦承，從法律條文，確實看不到澳門警方禁止示威有何理據。

澳門近年的變化，可以視為中央在香港未來計畫的參照物

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近年經常被稱為一國兩制的「壞孩子」和「乖孩子」，而楊鳴宇指，自反修例運動爆發後，北京對特別行政區的國家安全越發緊張，不但對香港越捏越緊，對澳門這個乖孩子的控制也繼續在加強。除了這案，《網絡安全法》於去年12月在澳門實施，人人上網實名登記，加上今年推出的「秘密警察」，再配合早前的《二十三條》、《民防概要法》（下稱《民防法》），一張天羅地網已撒下，防止「乖孩子」行差踏錯。

「澳門近年的變化，可以視為中央在香港未來計畫的參照物。」曾留學北京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澳門土生土長的楊鳴宇，熟悉兩岸三地的情況，如今主力澳門研究。多年來，他都在探討，一個普通人如果跟威權政府有衝突，能如何是好。未改造好的香港結局尚未可知，但已被改變的澳門呢？

他答案清晰：移民。

澳門人非政治冷感

很多人說，澳門自左派於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編按：當年中國文革風暴蔓延港澳，通過稱為「反殖愛國」的鬥爭，企圖奪取兩個殖民政府的權力）大獲全勝，逼使澳葡政府道歉並取到城市實質主導權後，澳門已成為「半個解放區」，大家政治冷感，只愛收成期，但楊鳴宇不同意此說法。他援引澳門學者李展鵬2018年出的《隱形澳門》一書指，澳門人其實有本土意識，甚至願意為保育本土文化去抗爭，如07年燈塔事件。

澳門半島的東望洋山頂，是松山燈塔，葡國航海歷史象徵，05年更列入聯合國世界遺產。本為開心事，但澳門政府同年卻放寬燈塔附近土地限制，允許蓋高樓，變相遮蔽燈塔，當中包括中聯辦大樓。有澳門人得悉抗議，楊憶述，到07年，事件上升到聯合國層面，他們跟北京溝通，中聯辦於是妥協。

可是，勵志故事只是上集，下集是一場鬧劇——原來中聯辦的「妥協」，是將大樓高度從99.9米降到88米。高度不一樣，遮蔽燈塔效果一樣。

對於這種「假回應」，保育人士不滿意，繼續反對，可惜澳門政府不再認真處理。結果，中聯辦大樓聳立，其他地產商有樣學樣，不管燈塔景觀照起高樓，過了高度限制也不管。澳門市民佛都有火，政府此刻回應：「反正都建了那麼高，執埋手尾算啦（把事情收拾好算了），不要追究了。」

這是澳門的無奈。楊鳴宇在訪問中，點出澳門三大缺陷，解釋為何澳門市民面對澳門政府，或者中國政府時，跟香港相比，會更顯得無招架之力。

香港建制派衝突多

首先，人口太少。澳門之所以叫「澳門街」，正因人口僅60多萬，少如一條街。小城寡民，代表什麼？「產業單一，控制社會很容易。」

楊鳴宇說，澳門的所謂優差，不外乎做賭場、銀行、地產、大學及政府。翻查2019年第四季就業統計，在澳門接近39萬的勞動人口，相關行業佔了足足22萬，比率達56%。這些工種的共同點，就是要跟澳門政府，甚至中國政府做生意，「紅色經濟圈」根深蒂固。「所以當一個企業員工被政府盯上了，你是老闆會怎樣做？答案呼之欲出。」

在澳門，當你的理念舉動是跟政府對著幹，確實會遇到經濟上的損失。

香港自去年反修例事件爆發後，國泰航空疑基於政見解僱員工，激起社會躁動，其實相同戲碼，在澳門已提早20年上演。「我經常舉例，澳門兩位老派民主派議員：吳國昌和區錦新。90年代，吳國昌是澳門中國銀行職員，卻因政治信念被解僱；而區錦新則是某建制社團辦的學校老師，同樣因個人政治理念被炒。在澳門，當你的理念舉動是跟政府對著幹，確實會遇到經濟上的損失。」

而且，澳門何止產業單一，也連帶建制組成也單一。澳門的建制，譬如較港人熟知的何氏家族（如今以「四太」梁安琪為首）和金龍集團陳明金（澳門民建聯創辦人）都離不開賭業。「所以在澳門，要出現田大少這號人物，03年冇啦啦做了人民英雄，是難以想像的。」

近年淡出自由黨的榮譽主席，人稱「田大少」的田北俊，在這名澳門學者眼中，就象徵「建制壞孩子」，亦說明香港建制派並不是鐵板一塊。03年《二十三條》立法，自由黨倒戈反對，領軍的田北俊因而辭別行政會議，楊認為，其倒戈涉及身分認同問題，而這當中蘊含一種中產價值觀，並非單單金錢能收買；基於自由黨的支持者，主要來自中產階層，這也反映了，金錢以外，還有選票考量。

同時，他補充，港澳建制的分別，還在於行業內部競爭。香港不少行業，一線和二線爭持激烈，2012年特首選舉正突顯出當中的矛盾。當年，唐英年一直被視為大熱，得到頂級地產商，包括李嘉誠（長實）、郭氏兄弟（新鴻基）、李兆基（恆基）及胡應湘（合和）等猛人支持，豈料馬失前蹄，最後梁振英爆冷跑出，背後撐腰的則是「爭上位」的二線地產商，例如陳啟宗（恆隆）和羅康瑞（瑞安）。

近日，董建華和梁振英兩位前香港特首，加上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牽頭組成的「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試圖重新整合香港建制精英，但楊鳴宇強調，香港建制精英，內部仍然是「分裂的」——此亦正是港澳穩定程度的差異所在。

專業人士脫離公共討論

與此同時，澳門專業人士很早已經對敏感議題噤聲。「在香港，政府推一個政策，如果理由欠說服力，專業人士馬上批評；在澳門，沒具質素的公共辯論。政府推一個草案，拋一個意見，幾乎沒人接招，討論不了。」就以16年開展的「全澳城市電子監察系統」（俗稱「天眼系統」）為例，當局計劃全城安裝1620支鏡頭，具人面識別系統，在澳門這措施沒觸發激辯，皆因專業人士都沈默了，甚至連私隱保障的討論都欠奉，主流僅見「行得正企得正怕啲咩（走得堂堂正正怕什麼）」這類言論，最後這項措施，幾近在沒爭議下，順利通過。

在香港，人面識別安裝會成國際新聞，何以在澳門卻不費吹灰之力通過？除了城內鴉雀無聲，國際社會對澳門也沒甚興趣。楊鳴宇說，國際媒體對澳門的報導不外乎兩種：一、習近平赴澳門回歸20週年等大型官式訪問；二、澳門商人涉嫌賄賂聯合國官員等醜聞，「澳門的國際形象很差！」

基於這三大缺陷，習近平新時代來臨後，對澳門能進而予取予攜。

進擊的巨人：從謠言罪到法律界「紅色恐怖」

自2013年上任國家主席後，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對澳門影響深遠。有別於歷任領導人的「國家安全觀」，這套國安理論不光包括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等形而上概念，還涵蓋了未提過的社會、科技、網絡和文化等11項安全範疇，變相無孔不入。另外，習還多加一項指令：港澳居民一樣要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

雖則被點名，但中央對澳門這位「乖孩子」很放心——見到「壞孩子」香港在《二十三條》立法折戟沉沙後，09年澳門在本地那個直選議員不過半的立法會自行立法《二十三條》（今屆直選也只得14席，間選12席，委任7席），甚得北京讚賞。如是者，澳門識時務，所以北京在習時代初期，也沒計畫大規模改造澳門。楊鳴宇回憶道，到14年，儘管政治敏感議題與日俱增，法庭還是有條件避重就輕，並未如上年般主動出擊。

當年，其實不單香港人求踢走小圈子選舉心切，澳門人也是，他們因而在8月破天荒舉辦了一場民間公投，希望讓市民對2019年普選行政長官一事表態，奈何遭到政府阻撓。政府說辭跟19年那單「里程碑式」判案大同小異，指民間公投是「對國家憲制和《基本法》的挑戰和破壞」。

公投發起人於是一直上訴，最後到終審法院對簿公堂。當時審理的三位華籍法官細看案情後，明確點出公投不屬於「集會」性質，也沒現行法律可規範，以2:1的表決點出法庭無權審理。結果綫下宣傳活動被禁止，但公投仍然在網上舉行，8688人參與，8259人支持普選特首，比率95%。這儼如一盤冷水，直接潑向同年400選委中一樣獲95%得票而連任的崔世安。

可惜，這次公投後一個月，對岸的香港爆發雨傘運動，不僅改變了香港，也改變了澳門。楊說：「香港經過此事後，中央特別強調國家安全，而澳門政府又特別遵從國家方針，於是在這種迂迴方式下，澳門衍生出一系列加強社會控制的舉措。」當中包括對澳門法治的管控。

管控手法不外乎兩種，第一種是魔鬼在細節。17年，強颱風「天鴿」水淹澳門，城內基建不堪一擊，釀成10死244傷。澳門政府事後除了處分氣象局領導團隊，比如被多家媒體指在局內「養鬼仔」的副局長梁嘉靜外，他們也為此於翌年推出《民防法》，並在19年立法會通過。法例大意是希望促進澳門日後應變危機能力，不過某些條文，卻不免令人懷疑澳門政府是否另有維穩目的，如第25條「謠言罪」：突發公共危機爆發期間，散播假消息並引起恐慌者均可被捕，一經定罪，最高刑罰三年。

雖法例一出，澳門葡人社區反應激烈，迫使政府作出了些修訂，但「謠言罪」仍然不動如山。而且根據法例，「突發安全事件」包括「社會安全事件」，主要包括內部治安和經濟運行事務，但指涉什麼？條文沒具體例子，灰色地帶隨時把遊行示威也納進去。那麼，何謂公眾恐慌？條例也沒解釋。正如楊鳴宇早前訪問強調，法例語帶含糊，「不把這些字眼定義清楚，客觀上會造成限制言論的後果」，「民防」最終淪為「防民」。

另外一種就是對法律界的紅色恐怖，比如18年的簡天龍（Paulo Cardinal）和戴保祿（Paulo Taipa）事件。兩位葡藉律師均為澳門立法會的資深顧問，當中以簡天龍年資最長，92年開始任職，會內常跟政府據理力爭，反對他們抵觸《基本法》之舉，會外熱衷公民運動，多為一國兩制、人權法治等議題發聲，近日更撰寫 Rule of Law Resilienc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Macau一文，比較港澳兩地在「兩制」變質上的異同，著作收錄於吳靄儀近日向傳媒介紹的法律書籍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Endangering Hong Kong\”s Rule of Law? 中。可是，18年8月，這兩位老臣子在毫無預兆下被告知不獲續約，年底收拾包袱走人。

儘管被認為是幕後推手，時任立法會主席賀一誠堅持決定是要希望給予二人外闖創業空間，但其後事態發展最可笑是：不要說創業，兩位失業大叔連就業也不行，澳門根本沒律師樓敢聘請他們。當地葡文媒體引述行內人士稱，其實法律界深知兩人能力高，人脈廣，但就是碰不得，背後原因「相當複雜」，涉及到不想令人誤會跟澳門建制，特別是如今是特首的賀一誠作對的考量。

事隔8個月後，簡天龍首度開腔，坦言自己在澳門是「不中聽的聲音」，因此「我可能成為政治清洗的目標」。楊鳴宇說，如今二人已回葡國，旋即被政府僱用。「但我們要想，葡籍律師還有此選項，中國法律界人士呢？他們一被盯上就等於生涯完蛋了。」終於在反修例運動劍拔弩張之際，催生了「澳門遊行示威干預香港內政」的爭議判決。

再出發？愛回「家」

「模範生永遠比壞學生難當，因為壞學生可以常犯錯，但模範生一點也不允許。」所以，自反修例運動成為中美角力籌碼後，北京將特區的國家安全置於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對澳門套上的韁繩，比香港更緊。

盤點澳門近大半年的快速變化，可見一斑：

2019年9月，澳門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稱司法系統能為「城市安定」作貢獻； 2019年12月，習近平訪澳，美國商會主席及會長、多名香港記者和社運人士首度被拒入境；同月，《網絡安全法》實施，全部手機用戶要實名登記；今年1月，澳門政府趁《網絡安全法》落實後，計劃擴大負責刑事偵查的司法警察職權，將網絡安全和國家安全列入他們專責範疇，並擬增設跟國家情報蒐集、罪案調查、政策研究和綜合事務有關的四個部門，同時建議隱藏部分司警身分，被民間批評為「秘密警察」；今年3月，「天眼系統」最後階段的800支人面識別鏡頭投入服務；今年4月，保安司長黃少澤指由於「天眼」成效顯著，決定未來3年再加1000支鏡頭；到了5月，澳門政府指出民聯會申請的八九民運展覽「不符合相關準則」，意味著這一舉行了三十年的展覽可能被迫取消…..

大政策收緊，民間告密風氣趨盛，楊鳴宇便身受其害。去年10月，他被學生告狀，指控他在澳門大學教授「香港與澳門的政治」一課，談到現已撤回的《逃犯條例》修訂時，指香港政府雖說引渡港人回中國受審不涉政治犯罪，但實情港人仍欠缺保障。學生投訴他的言論「支持香港暴徒，抹黑香港警察的正義行為」，是「港毒（獨）prof（支持港獨的教授）」。

北京想把香港新加坡化，而前提就要先把香港澳門化。

「那個學生一沒選我的課，二沒上我的課，純粹不知怎樣拿了我的Powerpoint，然後據說聽了有上我課的朋友轉述，就臆測我說了什麼。」雖然如今事件已告一段落，但楊鳴宇回想時，還是不禁覺得事情「冇厘頭」。

楊鳴宇及後提醒，如今澳門發生的事，就是中央希望對香港改造的大計：「北京想把香港新加坡化，而前提就要先把香港澳門化。」「新加坡化」指的是中央仍然希望把香港塑造成國際仲裁中心，商業糾紛可公平處理，但對於城內人權糾紛則要完全依據政府所好。如何做到？就是要「澳門化」，即行政機關壓倒性強勢，在建制完全主導的立法機關配合下，通過所有政府想通過的法例，然後法官就能做到北京和香港政府反覆強調的「依法辦事」。

他坦承，香港的未來是個未知數，但澳門人會如何自處？楊認為，由於社會自身的先天缺陷，澳門公民社會建設速度，永遠追不上澳門政府監控社會的速度。澳門人不會花時間「再出發」或「攬炒」，「他們很實際，反正出聲咁危險，唔得咪移民（出聲這麼危險，不行就移民），近年都多了人走」。「而澳門人要移民，又確實比香港人容易的多，81年前出世的人自動有葡籍，加上歐盟身分，澳門玩完咪走囉；相反香港人沒有（英籍）。這是澳門獨有的歷史遺產。」

參考書籍：

余振，婁勝華，陳卓華：《澳門華人政治文化縱向研究》（香港：三聯書店，2011年）。

李展鵬：《隱形澳門》（新北：遠足文化，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