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閘,澳門邊境。那裏接通中國珠海拱北口岸,是80年代人們移居到澳門的第一個落腳地。在密密麻麻的民居大廈中間,有三條規格一模一樣的街道,上面貿易行、藥房林立,佔了不止20個舖位,人流如鯽,多年來,形成一個龐大的水貨集散地。
每早七點,東主會把各式各樣的紅酒、貓狗糧,還有當季的貨物拿出來,貼上張張白紙,用醒目的紅字列上價錢、毛利,還有過關後接頭的地點。從早到晚,這邊幾乎所有人都在忙。店員開箱分貨,水貨客四處比價,買好化妝品或煙酒,裝進袋子便一路穿梭,15分鐘後到拱北交貨。
曉丹擠進人群裏,在店門口看來看去,買了一瓶茅台。他指指前面的阿姨,教記者看︰凡是背包塞到「起曬角(鼓的滿滿)」,手提着兩大袋的,都是老手、拼命的人。他今年25歲,大學時期開始在香港做收藏品買賣,「炒家為主,水貨為副」。但2020年中港封關,幾乎砸斷了陸路水貨產業鏈,貨物轉移,澳門「由輔助成了主力」。他一人到澳門闖,從搬貨的螞蟻爬到上線,現在成了數個微信水貨群群主,安排水貨客接貨。
疫情三年,澳門對外實施嚴格入境限制,對內博彩業受創,總體失業率升到4%,重返2005年水平。但水貨產業依賴珠澳通關免隔離的優勢,迅速壯大,並在收縮時代下,成為人們快速補足開支缺口的救命藥——2021年尾,太陽城貴賓廳全線結業,是曉丹觀察到的分水嶺,本地人走水貨的比例從三成慢慢升到五成,「真的好踴躍」,當中更不乏年輕人的身影。
阿任是其中一個,今年23歲,6月剛從大學畢業,一直找不到工作,「你始終要吃飯、買東西有開支,你一定要找些事來做囉。」走一趟水貨有多好賺?曉丹買的一瓶茅台1400元(澳門幣,下同),出關交貨以後,能賺上230元。
片段時間的快錢
疫情之前,儘管阿任的家一直住在關閘附近,他也沒想過要走水貨。當年中學畢業填志願,家人不斷碎碎唸︰選了商科,有專業知識,出來找文職很簡單了。阿任覺得有道理,文職薪水不錯,「輕鬆舒服」。最後他選擇會計專業。
可是大學四年,疫情佔上三個年頭,重擊博彩旅遊業,失業率攀升。到2022年阿任畢業時,本地居民失業率已經飛升到5.5%,為有紀錄以來的最高峰。「你知道博企裁員吧?(現在)再也不是人選工,是工選人。」吃香的職位僧多粥少,畢業以後,就是一場場殘酷的汰弱留強。
阿任向博企、銀行、私人企業投去十來份履歷,只有兩家有面試機會,但最終都沒有回音。他又去過勞工局辦的配對會,發現只招一人的職位,有不止三十人在同時競爭。自己的GPA(績點)不到3.0,「那公司會擇優嘛,就不會選你。」阿任平靜地說。
但一畢業,沒有工作,空閒下來就很可怕。此時,水貨產業正在澳門野蠻生長。
曉丹估計,在2020年後,像他一樣來到澳門闖水貨天下的香港人,至少有幾千人。當中不乏具備經驗的業者,把做熟了的一套帶過來,盤下貨庫買貨賣貨。貿易行的湧現,擴大了居民接觸水貨的機會。像阿任的祖父母就是在喝茶、上公園的時候,從旁人口中聽到走水貨很好賺的消息。
Tom是阿任的中學同學,從小也住在關閘一帶。十多年前,媽媽已經「放工走兩轉」,賺點買菜錢,是個「老水貨客」。所以成長以來,他對水貨客現象早早見慣不怪。他向記者分析水貨客變多的原因,不僅是因為貿易行增長,重點是連帶工錢也漲升了,「好賺,就多人走(水貨)。」
水貨產業是雙向的:有貨量,也要勞動力支撐。Tom提到,雖然澳門一直保持跟大陸通關,但在兩地出現一定確診個案時,會實施熔斷機制;而凡到疫情平復,關口鬆綁以後,水貨價必然會漲一波——「他最怕的是散不到貨啊,」水貨商必須調高回報,才能吸引到足夠的人手快速搬運積存的貨物。
用曉丹的話說,走水貨就是「賺個流水」。當水流不動了,怎能賺呢?今年7月,澳門「相對靜止」了半個月,到8月一開關,帶一瓶茅台的工錢由平日的180元漲到300元。於是,「走水」人群的面貌連帶也有轉變。以前,曉丹接觸得多的主要是移工,以及拿着三個月探親證來澳的老人。
關閘位在澳門北區,是低收入人士居住的核心地帶。因為地理位置靠近,走水貨是幫補開支最便捷的方法。水客帶的物品從80年代的衣服、小電器,到90年轉為傳呼機、電話,直到自由行開放後,罐裝奶粉則成為最廣為人知的走私貨。用最短時間,帶最多的貨,是水貨客專業戶的心法。
可是一般澳門本地人很少參與。「他們都會出大陸玩,但你叫他拿瓶酒過關,他們是不願意的:『那200元(價差)我懶得賺』。」但是現在社會湧出一批從賭廳失業、被放無薪假,以及找不到工作的人。「只要你開一些適當的價錢,已經有一大班人爭着做、幫你拿貨走。」
一方用時間和勞力換金錢,另一方用金錢換更多的金錢——雙方在這產業鏈碰上,各取所需。根據澳門海關截獲水客人士的數據,2021年水客人數較2020年攀升4倍;當中,澳門居民的數目升近3倍。另外今年11月,保安司司長黃少澤曾表示,根據中國大陸執法部門提供的104人走水黑名單,當中有五成四是澳門居民。
「那麼方便簡單就有錢賺,沒理由跟錢過不去吧?」在祖父母不斷慫恿下,阿任嘗試跟他們走了一趟,帶點化妝品和零食,已經賺到200、300元,他快速心算一下,「基本上是上一天兼職的錢。」
但不是所有人都會把「走水」當全職。對阿任這樣的年輕人而言,那只是一個「自由又方便」的臨時工——它可以卡在任何兼職、吃飯買菜的空隙之間進行。用阿任的話說,就是在「片段的時間」裏賺錢。
那什麼時候需要臨時工呢?「你等錢用的時候。」
「賭業不就是合法的撈偏門嗎?」
跟阿任不同的是,25歲的阿美有穩定正職,帶貨只是想抵銷驗核酸的錢。去珠海按摩、食酸菜魚,隨意玩一玩,是她的日常消遣。目前,澳門居民前往珠海必須持24小時核酸證明,而驗一次核酸要45元。帶貨剩下來的錢還可以在大陸消費,「對我來講,走水貨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從8月到現在,阿美一共帶過3瓶茅台,平均每次都賺200多元。
你過關時怕不怕?「不怕,合法的嘛。」阿美數次向記者確認。根據中國海關規定,在15天內首次入境,居民旅客可帶5000元人民幣以內的自用物品過關,包括200支煙或50支雪茄,以及一瓶750毫升的酒;超過這個量就會被徵稅或者沒收。
「每次一枝酒,加些化妝品也行;化妝品最多賺30元,小小一捆,帶兩捆這樣。」這是阿美的第一手經驗,只要不超量不超額,每次都順利過關。比如最近的一次,阿美怕酒會摔碎,沒有把袋子過X光機,被關員攔住抽查,「他問我夠15日沒?我說夠。他就讓我走。」在她看來,關員放行的舉動,也就證明自己沒有犯法。
不過,入境的物品因為「合理自用」而免稅,如果拿去倒賣,已經是走私;換句話說,水客賺的錢,正是逃掉的部份稅款。阿美不是沒有想過交收時碰上珠海那邊掃蕩,但如果真的那麼倒霉,她說會馬上把酒喝掉,「自用囉。」「其實政府好難捉的......我覺得我們這些蟻民要生存,就是要找這一些灰色地帶。」
針對水貨滋長的衛生和秩序問題,曾有澳門網民在臉書成立「水貨舉報關注組」,不定期發布水貨活動及集散地消息,希望「啊蛇(阿Sir)跟進」,不過各帖文下只有寥寥十多個讚好。而且在現實生活中,大部份澳門人對於這種灰色行業,也總是睜一隻眼閉一眼。
「水貨是沒有可能完全杜絕的,」訪問一開始,立法會議員林宇滔劈頭這一句。「走水」在經濟好的時代,其實都有人帶貨,「帶幾枝洗頭水、日用品,你說它是不是水貨呢?根本就沒辦法處理。」
然而跟以前不同的是,林宇滔在下區視察時也發現,年輕人雖然不是「走水」的主力,但參與比例確實相對以前多。談及背後原因,除了社會經濟不景,他提到還有個體的家庭和背景因素。
「澳門始終是一個移民城市,本地人口相對比較少,」林宇滔指,很多澳門人的上一輩都是80、90年代來的新移民,跟大陸的聯繫相對緊密,加上部份年輕人閒時會到珠海消費,朋輩之間又互相影響,「當你知道有差價、這些灰色地帶的小便宜......何樂而不為?」
不過,年輕人是如何跨過犯法的道德關口?阿美說,自己「有把尺」去衡量。「我看不到逃稅對經濟有什麼不好。我不逃稅,我的生活質素會不會更加好?我看不到。」Tom則把責任歸咎於源頭,「近來(海關)捉了好多走私手機的人,那為什麼不捉一些貿易店呢?」他覺得,這個政府「好像有點欺善怕惡」。坐在旁邊的阿任也和議:「我們非常同意政府可以執法。」
過去半年,澳門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徐建華一直在研究澳門水貨議題。在他看來,上述的理由都是在合理化自己的非法行為。不過,只要看到澳門那隻「房間裏的大象」,這種心態似乎不難理解——「澳門整個經濟是靠賭業,賭業不就是一個合法化的撈偏門嗎?你賭博幾百萬幾千萬上億的,我(走水貨)只是賺幾十蚊而已,那能比嗎?」
徐建華提到,博彩業長年以來給澳門形成一種快錢文化,瀰散在社會裏,「每個人、方方面面都覺得快捷很好」。尤其當政府也是靠博彩稅收支撐,不用投資太多就有高回報,那麼走水貨時間短、位置近,人們圖快錢,「只是覺得是靠勞力賺點小錢而已。」
城市風氣潛移默化影響人們的道德門檻,但這時徐建華打趣說,「我在這個城市我也沒去『走水』啊。(但)假如我一個月只賺幾千蚊,我肯定也會去。」讓人屈服的大多是現實。「做水貨本身就是屬於中下階層、生活比較困難的人︰勞工階層、跨境學童的家長。如果澳門有房子,跨什麼鬼境?」徐建華覺得,從某程度來說,賺外快也是一種「自救」。
但他提醒,「當這個城市裏面沒有比較多合法的、向上的工作機會,(導致)一批年輕人只能夠做這個事情,那肯定something wrong、結構性的wrong 。」
二十年一覺黃金夢
畢業兩個多月,阿任還是找不到工作。他報了勞工局推出「帶津培訓計劃」,需要在一個多月時間裏選讀指定課程,結課後再參加局方安排的職業配對,才能獲得6656元津貼。但阿任對配對結果並沒有信心。
事實上,計劃早在2020年9月推出,目前開展到第25輪,然而居民失業率仍持續居高不下。在林宇滔看來,相比單看失業率,在2022年澳門的就業市場,更值得人們注意的是就業不足率。
所謂就業不足,指在調查日前7天內,非自願地工作少於35小時。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統計,自2012年有記錄以來,本地居民就業不足率幾乎徘徊在0.8%到0.6%之間,後在2020年疫情時升到了5.2%。然而嚇人的是,截止2022年第三季,即經歷過相對靜止階段之後,瞬間就飛升到了17.9%——人數達到5萬人,佔整體勞動居民的1/5。
勞動市場的收縮,其實早在2020年疫情時開始。每年3、4月,都會有大學生找林宇滔做訪談、寫畢業論文。當年就業市場迎來第一次收縮,學生的出路就是「全部繼續讀上去」,讀碩士延長兩年畢業,「就不算失業囉。」他們等着疫情過去,但到兩年後才發現,企業已經很少招人,自己身處的待業圈子則越擠越滿,包括阿任這些應屆畢業生。
近來,林宇滔的議員辦公室在招助理,他面試了一批年輕人,當中有些對公共事務感興趣,但更多的是找工作已經找到很迷茫,想來試一試。林宇滔搖頭,說感受到現在年輕人的信心跟氣氛,明顯比以前差很多。
曾經,澳門賭業帶旺經濟爆發,年輕人從未擔憂過未來——2002年賭權開放、2003年開放自由行、2004年首家美資金沙賭場開幕,外資來了,人也來了,「社會充滿機會,新賭場建立,他什麼人都要。」
林宇滔在大學讀環境科學,2003年畢業後進了一家傳媒公司做廣告,但卻被經理叫去做記者,入職以後又發現記者前輩都跑光了,「很多政府的人去了做賭場高層,傳媒的人就去了政府。我這批年輕人去哪裏都有機會。」
對林宇滔一代而言,直觀的資源錯配對卻是黃金一代的體現,「是我們迎接了澳門最黃金的時代。」
「但現在是逆轉、在收縮嘛。」2021年澳門博彩收入僅為868億元,較2019年2900多億元相比,下跌七成。林宇滔坦言,身邊不少朋友也開始擔心位置坐不穩,「那新的那批人怎麼辦?以前一杯奶茶4元,現在一杯是15元喎。」
在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陳建新眼中,時下的年輕人需要重返一個務實狀態,「今時今日你想擺爛都好難。」他形容,博彩業長久以來的榮景,讓很大部份年輕人產生一種想法:「找不到工大不了做荷官、開的士。」——這些年,抱着不愁沒工作的心態、到他班上「混日子」的學生,差不多有八成人。
2006年,澳門博彩收入首超美國拉斯維加斯。當時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學課程副教授婁勝華曾預警,莊荷的勞動力價格嚴重背離了它的價值,當博彩業受不確定因素影響時,首受衝擊的就是這些技能單一的職位。
但當時整個社會經濟都在騰飛,沒人顧得上遠未看見的危機。忙着投身於熱錢當中,澳門人也無暇增值自己。為什麼?「你用唔着囉(用不上)。」阿任一下就回答,「你好運的話,(畢業)已經萬多元人工,做個文員或者莊荷,那你還去考TOEFL、雅思認證試沒必要囉,而且還要浪費一千、兩千元。」
在阿任看來,在澳門擁有語言認證、技術認證遠不及大學文憑有用。自2003年開始,博彩酒店業所提供的職位已經佔到就業市場的3成;不止吸收了失業人口,更吸引大批中學生投身進去。阿任以自身為例子,說家人雖然只有中學學歷,但做莊荷和博企保安工資都有2萬元以上。那麼按道理來說,隨着學歷的提高,大學生自然成為各大企業的首選,在需求中更容易獲得機遇。
但來到2020年,做了20年的黃金夢要醒了。疫情持續給經濟帶來三年震盪,2022年12月初,雖然澳門逐漸放寬防疫措施,但國際評級公司惠譽估計,2023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GDP)仍會低於2018年的水平。「所以回頭一望,如果我們今時今日還在奢望、但求一張沙子(大學文憑)就可以混過關,我覺得好困難。」陳建新說,「你不務實,真的生存不了。」
「放下身段」,然後呢?
阿任有時會安慰自己。班裏成績較好的同學即便已經找到工作,人工也只有8、9千, 「連一萬都沒有」,「但他們已經是最top了」。那麼自己成績差一點的,晚些才找到工作也合理。
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的就業報告,在失業人口中,超過一半人尋找工作的時間超過4個月。值得注意的是,市場職位空缺與失業人口的數字,在2020年開始出現了交叉——每位求職者由疫情前平均可獲得兩個職位,開始變成由兩個人爭一個位子。
當畢業生無法從能力硬拼,只能不斷降低自己薪酬期望值。「可能兩年前起薪點1.5萬、疫情前、中位數喔。」林宇滔說,「現在跌到1萬、甚至更低。」2022年3月,澳門大型招聘網站曾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畢業生認為合理薪酬應該落在1.3萬元,但8成受訪企業認為應該更低,最多人說1.1萬元較合理。另有3成受訪企業表明不會招聘畢業生。
在阿美看來,找工作並不如人們想像中難。她也有朋友在投完無數履歷、收不到通知後開始自我懷疑,可是市面工作還是有的,「一些會展都需要人,他們就散打王一樣、一直做散工。」她覺得,主要是看那個人有沒有心去做。
阿任表示認同,但前提是「你不挑工作、你學政府『放下身段』」——2020年11月,面對攀升的失業率,特首賀一誠被傳媒追問會否主導外僱退場,他說那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但問題是澳門人「肯不肯放下身段」。
端傳媒翻查澳門勞工局的網站,統計在11月到12月期間,局方至少辦過20場配對會,主要提供售貨員、餐飲服務員、客服、倉務員及保安員等職位。「你去見麥當勞、做外賣車手那些一定有得做,但我讀完四年大學,讀到會計專科,我出來沒有理由做服務業嘛。」
阿任的目標很堅定︰一份合心水的文職、人工只要過1萬。然而在失業的現實當前,這種想法是否正正「放不下身段」? 徐建華倒不是這麼看。他覺得放下身段,本來就需要一段很長的、自我跟社會互相調適的過程。
以前澳門繁榮,把保安、服務業等相較辛苦的工作外包到移工去,但如今經濟不好,「你沒有那麼快就放低身價,去做那些以前瞧不起、不想做的事情。」「這個東西,應該是(有)人的地方都是這樣,不只是澳門。」
對澳門年輕人來講,他們才剛剛開始面對現實,「可能還在抗爭、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程度」。 徐建華認為,走水貨也許是在調適的過程當中,他們找到的其中一個方法。
「我覺得都是向前行而已,在很難找到工作的時候,身邊有朋友『走水』,帶着你一起,試過一次又賺不少,總比待在家裏百無聊賴好。」Tom說。
最近,林宇滔也在思考一個問題:對比自己當年,澳門最璀璨繁華的時代好像真的用盡了。現在政府叫年輕人放下身段,「那之後呢?」
2021年,為再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中央公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敲定在橫琴重點發展科研和中醫藥、文旅會展以及現代金融四大產業。陳建新覺得,這或是年輕人的一條路。
徐建華說他知道這個方案,但沒有深究。「那是個口號而已啊,something很遠很遠。」一種產業,靠的不僅是人才和實體建設,還需要時間來打磨細化。如今,年輕人站在失業的危機關頭,「那是畫餅,讓你有個方向,但是我還未吃到餅啊!吃到了我才不去『走水』。」
而很可能的是,餅就算做好了,吃第一口的也不是澳門人。
四大產業目前有沒有實質內容?「我看不到。」陳建新望着記者,很快接着說,「難聽一點講,當事情做實了,機會又不到你(澳門人)了,」澳門缺乏專業人才,不是那上就能培養出來。但他很相信,「先要有個廟,才有和尚。」
那年輕人是怎樣看呢?Tom馬上反應過來:「四大產業?『走水』?外賣(外送)?」——坊間諷刺疫情時代下,「走水」、外賣車手、核酸和掘路,是澳門新興四大產業。他反問,「有人(才)嗎?有都外流出去啦。」阿任搭上一嘴,頗肯定地揣測,「政府只會引入中國人才。」
他們並不覺得落實四大產業,最終受惠的是他們。「澳門太小了,要擴闊眼界就需要出去。你出去了、目標夠遠,其實沒有必要回來。澳門本身就是這樣、只能夠這樣。」
「我終極目標就是平凡過完一生」
曉丹來到澳門3年,一直都沒有回去香港。最近知道父親身體不太好,決定回去一趟過個年。他在社交媒體發了條動態,說下次回澳門,「就不再是漂浪,而是定居。」近一年,他認識到一位澳門女朋友,打算下年結婚。
記者問他,是不是已經打算以「走水」作為終身事業。曉丹笑了笑,說自己還有很多門路,「百足咁多爪(身兼數職)」,不怕沒事做。更何況,「走水」產業根本不會消失。
記得一次,他在香港帶高額郵票過境,三千多元,被大陸海關叫了進房間抽查。一個關員問他,「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你們不『走水』呢?」「我說,阿Sir,你要我們不『走水』好簡單,你中國政府明日取消所有增值稅,我保證聽日開始一個水客都沒有。」關員笑了笑,把東西還給曉丹就讓他走。
「只要有價差,什麼都會有人帶。」——新年最多帶朱古力和曲奇,夏天是防曬,中秋帶月餅,冬天到面膜。有時候,水貨的種類也能嗅到當期的中國外交和內部狀況,比如因為中澳關係緊張,紅酒被課徵超過200%的反傾銷稅,「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水貨客買一支60元(的酒),可以有40元工錢。」曉丹說。
但物品總是千奇百怪。像是前陣子被海關抓到的500公斤牛百葉,曉丹也不明所以。最近,他還發現走公仔麵(泡麵)也有市場,不知是否因為封城隔離,供不應求。
三年以來,幾乎每日穿梭珠澳,曉丹以極快的速度熟悉澳門各個地方。訪問這天,他穿着一雙黑球鞋,走路極其快,帶着記者在小巷穿來穿去,還能撥空跟不同店舖的人打招呼——水貨鏈需要的人際網絡,在人與人關係密切的小城很容易搭成。
他如何感受港澳的分別?「競爭沒那麼大、比較隨和,也好明顯有少少與世無爭的感覺。世界變成怎麼樣,這裏的人好像不是很理會。」那你呢?「世界發生什麼事我都會𥄫一𥄫(看一看),始終我有買股票。」
港人常用「港豬」形容一些只求生活安穩、政治冷感的香港人;澳門也有「澳豬」這一說法。你們覺不覺得自己是「澳豬」?「我是澳豬!我一直都是澳豬!」Tom跟阿任馬上用手指着自己,幾乎同聲搶着認。那如何定義澳豬?「信政府。」
「真的?」記者問。「真的!」他們提高聲量回答。
但調侃以後,阿任坐靠近了一些,正經地解釋起來。「你說澳門沒有出聲?你看澳大科大,是有響應這些事嘛,但好快就被壓下來了。」11月末,中國各地掀起反封控浪潮;28日,澳門科技大學一名男生在校園裏舉起白紙,被保安帶走;澳門大學也有人在公共打印機旁,放上印有「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標語的紙張。
人們要相信政府,因為「澳門政府比你想像中更加落力、努力用心『工作』。」想起澳門早前半封城、政府突然說要修訂國安法,網上都有一批人嘲笑澳門人「乖孩子還不是那樣」。阿任慨嘆,年輕人不出聲,不是不想追求自由民主,「但講完之後,你還有沒有命啊?」說完,他笑了起來,「你應該要支持現在統治的人,愛國愛澳。」「對啦!」Tom積極附和。
「我開始分不清你們是不是在反諷?」「有少少、真心啦。」阿任邊說邊點頭。
「你很難強求這個地方一定要種到咖啡豆,事實上它的緯度不對,怎麼種都種不到。這個地方政治環境是這樣,你好難做到那些事。」Tom說,他目前的目標,是至少存夠60萬元,自己開一家餐廳,從低做起。而在澳門,「我終極目標,就是平凡過完一生。」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阿美為化名。)
婚前去一次旅行,有助了解
我是來自大陸的澳門高校在讀碩士研究生,偶爾代購代轉書籍進大陸,也是變相走水啦。一開始是給朋友帶和自用,再之後是朋友的朋友推薦。澳門的自由在於可以在三天內收到從港台網購想要的書籍。在澳門部分書店也可以遇到或者預訂帶有異見和客觀評述的港台出版書籍。
進珠海要警惕海關抽查。關員雖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總有退伍軍人出身的翻看著他看著吃力的書籍問有冇政治敏感性東西,核查學生身份,此時也只能避重就輕了。但總體來說只要有學生簽註身份,問題都不大,有時去吃個飯理個髮就可以帶幾本,對方報銷上述消費並贈予少許佣金。有時是多買一兩本我想要的書籍。
我這種變相走水的特點是為了保護自身和無差別抽查,一般走青茂和橫琴,分著幾處寄書籍。一次只帶少許不引人注目的,拿本子和教材掩蓋,郵寄時拿泡沫和深色袋子掩蓋以規避實名和拍照。
顧客們由於是朋友的朋友,所以也有聽說一個大客戶在牆內舉起過白紙。作為新儒學的信奉者,激動也擔心。卻只能幫帶書以默默支持了。
這些“禁書”作者大多出自大陸,他們不過是怕諸位將真相看罷引人啓發,這種審查封殺做法不高明且不齒。感謝端傳媒此篇報道,從封面圖片裏找出來了我揹著鼓鼓的雙肩包從北區住處走到對面的樣子。也激起我講述我的“走書”經歷的慾望。
很難要求澳門太多,不論是大學水平或畢業生收入都難以和香港比較。另外百足咁多爪意思不是身兼數職,是指一個人有很多謀生的門路,總不會餓死。
作為澳門人希望能多點看到關於澳門的報導。認同Eric Chan的評論。大陸人抗爭的代價是大過澳門人很多的,但他們都站出來了。對澳門感到絕望的一點是它介於大陸與香港之間,未至於到大陸咁慘又未及香港人咁勇,抗爭永遠都會慢人一步。但澳門又衹是一個產業結構畸形的小城罷了,它可以作何種轉變?希望以後還會有更多關於澳門的文章
中共為了防止資金外逃,澳門賭業必須宰殺。習近平犧牲50萬澳門人,他會猶疑嗎?
就像比較遠的uber eat囉...
澳門任有無好日子,完全睇香港人會唔會出來抗爭「搞事」。而家香港咁聽教聽話,澳門還有什麼統戰價值?澳門產業單一又唔喺第一日講,回歸以來政府又做過啲乜?
論抗爭的風險,先不論100幾年前在「大灣區」冒住殺頭嘅風險推翻清廷的革命義士,就用最近在內地發生的白紙革命,澳門對於抗爭者的打壓唔會緊要過大陸掛?示威者會遇到的風險唔會高過大陸掛?澳門人成日被人指責是澳豬,固然有歷史與社會心理學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澳門人覺得自己還有退路,還有消費卡,還可以走水。
其实作为珠海人,自小就真的好羡慕澳门人,失业至少可以带货,总能赚个保命钱。但这样烂中比烂,也感觉好心酸……
好看!
“只要有價差,什麼都會有人帶。”這句話說的真好!
中肯的文章,蟻民不是勤勞就能生存,澳豬不是聽話就能吃飽。但又有什麼辦法呢,得過且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