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鎂光燈離開香港，外媒記者：推銷香港故事像打十八銅人

2013年10月，時任倫敦市長 Boris Johnson （約翰遜）以香港作為訪華之旅的最終站。他坐專程由倫敦運到香港的新紅色雙層巴士，宣傳巴士環保技術。到達灣仔碼頭，約翰遜被鏡頭重重包圍，任職通訊社的攝影師張子沖在其中，拍下他揮手的一幕。「那時覺得這太普通了。只不過事後回想，原來曾經香港是一個他們會想去 sell 的 market，或者國際上會重視的地方。」張子沖是香港人，他說在賺錢的年代，政要訪港是平常事。

後來，2017、18年，中美關係惡化，張子沖發覺訪港政要和政經盛事減少，但緊隨的2019年反修例示威，又把香港帶回聚光燈下。直到近年，疫情和國安法落地後，香港趨「平靜」，影像變「悶」，張子沖更難發掘新聞，行家亦變少。他十多年前加入外媒時，全港有三四間通訊社，每間有一兩位攝影師，現在跌至一位或只請兼職；而且「外國人都走了」，他估計現時通訊社中僅剩一位外國人攝影師。

根據2020年立法會文件，有約80家海外傳媒機構在香港設有辦事處。端傳媒向政府新聞處查詢最新駐港外媒機構和記者數字，新聞處提供的新聞發布系統名單（GNMIS）顯示，現時非本地及大陸媒體有73間，至於駐港記者人數，新聞處未有提供。惟新聞處未有按機構離港而更新名單，例如早前宣布將業務移離香港的自由亞洲電台（RFA）和《紐約時報》仍在名單上。

2019年示威距離至今5年、國安法落地4年，外媒記者遭拒簽證和入境的消息時有傳出，他們成為政府新設「反駁隊」的針對目標之一，近日《華爾街日報》（WSJ）也在爭議聲中解僱記協主席鄭嘉如。在後國安法年代，外媒怎樣報導一片肅靜的香港？在外媒機構工作的記者如何爭取報導香港新聞故事？在亞洲，外媒的關注點目前移到哪裡去？端傳媒訪問了7位在外媒機構供職的香港記者、外籍記者、攝影記者和管理層編輯，另外也走訪外國記者會主席及新聞系學者，疏理近年駐港外媒的變化。

大新聞「消失」

今年六四前夕，外媒記者方妍芯準備了專題報導的故題，但被上司拒絕了。她覺得，「因為它沒 news peg（新聞題材），亦不被認為對國際讀者有吸引力。」這與政治敏感無關，而是「真的對這件事沒了興趣，自然就不想放那麼多 resource 進去。」她又想過訪問以前在中大研究六四的歷史學者何曉清，她在被拒工作簽證後遭中大解僱。但編輯覺得何和大學之間的問題「可能變成勞資糾紛」，而且「就算她不在香港，都還在研究（六四）。」

在香港本地媒體和外媒工作超過10年的她說，這幾年香港政治新聞太多，審查、打擊公民社會等方方面面都寫過，世界對香港新聞的胃口已經縮小。同時，現在是「打壓到無可打壓的」，政治轉變「瑣碎化」，記者很難再有鮮明和大規模的對港報導。

本地傳媒的新聞可每日更新，逐小記錄和積累變化，但外媒核准報導的門檻高。方妍芯說，「要不就是很嚴重的審查（新聞），要不就儲一段時間，當一個現象去寫。但如果寫現象的話，我去年寫過這現象，我今年又再寫審查這現象，這個故事很難說服你的編輯。」

她舉例，黎智英案是最國際性的國安案件之一，但隨案件審訊延長，公司也跟方妍芯說不用每日聽審，把原本不多的資源和人手放在其他報導上。她又說，案件當中的技術性細節，本地媒體如《法庭線》會跟進，但國際新聞未必會仔細探討。

「作為每天生活在這裡的人，作為一個報導這裡的新聞的記者，你知道這對社會很重要，然後世界都應該知道這些事。但是你所身處的媒體，與你的關注和重視程度未必一樣。」她說。

回到2014年雨傘運動和2019年示威發生前，方妍芯認為，香港與外國是經商貿易、金錢來往的關係，本地政治也未必是關注點。不過，香港人以激烈且前所未有的方式爭取公民權利，「而他們 stand up against 的是中國」，所以才在2019年震撼國際，將世界對香港的關注度推至新高。

「然後它（運動）失落，被壓制、被消失之後，餘下本地人生活 day-to-day 承受的壓抑和 suffering，世界未必那麼高關注。」方妍芯認為，反修例運動延伸出來最嚴重的後果，是外國制裁香港，但外國仍會承認一國兩制，「這件事對他們來說已經 settle 了。」

這五年間，世界在轉。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國際政治對亞洲的關注轉移到俄烏戰場，而報導戰爭需要資源。方妍芯覺得從那時起，外媒對香港的關注下跌。「香港的情況對香港是差的，但香港的情況在世界上不算太差，你很難靠『這本書被審查、那個人被怎樣』去再引起他們的注意。」

在外媒工作的香港記者施加宜記得，她在國安法後每天清晨6時檢查電話訊息，看看有沒有重要人物被捕。她數算各個拘捕行動：黎智英、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鄒幸彤、民主派初選案47人等等，這些人物有知名度、是大新聞；加上《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在2021年停運，「全部都可以講到香港的自由怎樣一步步倒退。」同時，他們亦報導疫情政策、企業因而離港等。

不過2022年末後，她看到部分香港新聞的留言減少，同時國際新聞機構的關注點移至俄烏戰爭，以及中國經濟和中美外交等。後來，施加宜被上司分配中國新聞的工作，幫忙資料搜集和訪問，兼顧香港法庭的審訊進度和新聞。當香港發生 Google 下架反修例歌曲《願榮光歸香港》、或牽涉國際企業和較新鮮的政治審查事件，或是跨性別人士換證案等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新聞時，他們也會報導。

對記者的個人成長來說，她覺得多接觸香港以外的新聞是好事，但在人手有限下，有時中國大陸的新聞更緊急，便比香港新聞優先處理。她覺得外媒也想盡量報導香港，但世界各地不少政治動盪，譬如緬甸和在2013年爆發內戰後陷入飢荒的南蘇丹。外媒資源有限，未能事事關注。

「作為香港的記者，會覺得我們的 coverage、我們的故事是 deserve to be told。但是在資源和coverage 有限時，其實很多 region 都爭不到（版面）。」施加宜說。

香港政治新聞的題目被打回頭，方妍芯的上司希望她發掘其他領域的新聞：「經濟、金融、商業，或者關於氣候變化、科技，比如 AI。Formula 是這些 category × 香港 × 世界關心，最後等於什麼呢？其實很少的。」

過去幾年，方妍芯形容世界對香港的關注是 “exceptional”，本地人也對外媒累積了期望，希望外部關注能推動本地人權狀況和政改進展。對於她和駐港多年的記者來說，他們仍著眼本地，「但是工作環境或者採編方向不能再滿足他們寫這些了。」她形容這是一種「很貼身的困境」。

香港漸趨 「平靜」和「沉悶」？

回想2019年反修例示威，香港受到世界注目，張子沖的通訊社從各地調配人手到港幫忙。據他估計，高峰期有一二百個外國攝影師、和一百多間外國電視台來港。香港示威長期佔據國際新聞版面，張子沖覺得這與中美角力有關——香港為美資公司的亞洲重要據點，港人在世界最大國家之一的中國爭取民主，結果將牽連甚廣。

示威落幕、國安法實施後的初期，張子沖察覺香港人變敏感，不願意就政治議題受訪或上鏡。後來，新聞題材由街頭抗爭，演變成大搜捕和審訊時間以年計的法庭案件。一開始，張子沖仍會抽空到法庭外拍攝，但時間久了，外國人上司便向他反映，「不要做這麼多。」

張子沖理解上司的考量，「你一個月一次拍這些人走入去，那些是什麼人呢？又不像黃之鋒有名。對外國人來說，2019年已經過去了，2020年都過去了，現在繼續做 Court case，是不是真的有客戶有興趣要你的照片呢？不如你將資源、時間去做其他事情。」

而且法庭本來就禁止拍攝，多年來，攝影記者一直想盡方法拍攝被囚者的臉容。如黎智英、47人案等，攝影師以往會到荔枝角收柙所的後山，等待還押人士步出登上囚車，但現時懲教署已經改變上下車的位置。2024年6月，終審法院處理「818流水式集會」案，當時警方安排的傳媒拍攝區距離囚車位置約百米、與終院隔了一條馬路，在場的攝影記者表示已習以為常。

這些變化愈來愈難以影像呈現，加上距離2019年示威已有5年，張子沖認為對於要兼顧國際的外媒來說，相比緬甸和中國的自由狀況，「香港情況不是特別惡劣。」

不過，另一名在國際媒體報導香港和亞洲新聞的外籍記者 Flora，不認同外媒不再如以往關注香港。她解釋，這與疫情期間的出入境限制有關，使外國記者不能來港；而且國安法後，法庭審訊漫長，而傳媒資源有限。她相信很多媒體都有計劃如何報導黎智英案，只是礙於審訊一直膠著。她說，「新聞內容轉變，改變了報導新聞的方法，但這不代表新聞沒被報導。」

香港一直是外媒之都，雖港府近年對外媒的態度有所轉變，但 Flora 覺得港府仍然視外媒駐港為好事，希望其報導香港經濟，而有不少商業刊物在港有其他生意，例如終端服務。她說，香港政府希望機構能「順從」和可以符合「新做事方法和系統」，但對於「不有利於官方敘述的傳媒」，Flora 說，港府會有很多方法懲罰他們。

另一方面，張子沖觀察到不只是大新聞正在「消失」，香港社會上具創意、會受國際注目的活動也持續減少。由民間、經濟至政治層面，在香港舉辦的活動愈來愈少，這是外媒報導香港新聞減少的「死因」之一。

今年七八月的夏天時份，香港中環海濱放置以「世界奇觀」為題的白色充氣裝置。活動雖為今年盛事之一，但張子沖沒有去拍照，因覺得「畫面不夠有趣和漂亮」。他說外媒的審美眼光很主觀，拍前他會思考：「外國人想不想花兩三秒打開這張照片？」他覺得不會。

說起從前，「香港有很多外國人住，每逢禮拜六日會搞活動：不穿褲子坐地鐵，很無謂的活動，但是你感受到社會有點創意、有些事想做，可能是 social movement、LGBT 團體搞活動去推動一些事，或者純粹很無聊的『枕頭大戰』。」張子沖說這些題材非國際大事，但畫面有趣，也關係到在港外國人的生活，外媒會感興趣。更重要的是，這些事可以體現「香港和國際在文化上是同一水平。」

不過自國安法和疫情過後，這類活動失去蹤影。張子沖猜想，可能外國人和有創意的搞手離港、不敢再活動，或政府不批出公眾集會的申請。「香港社會變得越來越靜，越來越單一文化。」他說，「好像每個星期只有李家超、鄧炳強出去說話。」另外，他覺得香港的政治環境令國際性活動卻步，「不會再搞 WTO（世界貿易組織）的會議了」；而國際企業辦的大型商業活動減少，舉例今年 Dior 原定在港辦秋季男裝系列時裝展，最後主辦無限期押後活動。

加上全球和香港經濟疲弱，與十多年前相比，購買通訊社服務的客戶和外媒自身的資源緊拙，同時香港的新聞產量愈來愈少；如是者，外媒便不派記者駐港。張子沖從前放假，會請一位攝影師補位，但現在香港新聞少了，重要程度也不如以前，他會待有大事發生才找人幫忙。

等不到政經大事出現，張子沖近期出差多了。他在港時，轉拍一些軟性新聞，例如動漫節、宗教活動、AI 科技等新聞題目。他覺得，現在的香港有點像2014年前和2019年前的氣氛——大家去政治、低頭賺錢，軟性新聞比較多。

外媒從前也做軟性新聞，不過他說，「可能會有種落差，就是你經歷了一段大家很關心、或者（香港在）國際上很重要的時候；然後你翻轉頭，變回從前的香港，但是這個香港比那個年代的香港再悶一點，因為連國際的部分都沒有了。社會上的氣氛沒那麼活潑，人們沒那麼自由去表達他們想說的。」

外媒面前的紅線

更現實的問題是，外籍記者因簽證被拒和風險原因，無法繼續駐港。同時間，港府對外媒報導和外媒記者的批評愈益頻密，一些外媒機構宣布將總部或辦公室撤離香港。

端傳媒整理公開新聞，自2020年7月國安法落地以來，至少共有4名外國記者被拒工作簽證、3名外國攝影師被拒入境。今年，無國界記者駐台北倡議專員 Aleksandra Bielakowska 遭入境處扣查6小時並即時遣返，她在去年曾入境旁聽黎智英案。此外，Flora 向端傳媒表示，得悉有外籍記者最近遭拒工作簽證，但她不願公開相關機構和記者身份。

端傳媒向入境處查詢自2019年至今，每年被拒入境和工作簽證的外媒記者人數，以及每年持工作簽證留港的外媒記者數字，獲回覆「沒有備存問題涉及的相關數字」。署方指，香港一向對專業人士來港就業實施務實開放政策，包括新聞工作。政府會就每宗個案按香港法律和入境政策處理，包括考慮旅客入境的真正目的、及是否符合一般的入境規定，從而決定是否批准入境。

自國安法以來，政府對外媒的批評也愈趨高調和嚴厲。今年1月，保安局長鄧炳強領導的「反駁隊」成立，不時批評外媒有關23條和國安法的報導。當中，自由亞洲電台（RFA）被鄧炳強和警方數次點名批評，稱其有關23條針對傳媒的報導是「抹黑」等。今年23條通過後，RFA 以員工安全為由，關閉成立28年的香港辦公室。

除 RFA 外，2020年7月，《紐約時報》指因國安法將香港數位新聞業務遷至韓國，調遷涉及三分之一香港員工。2024年，《華爾街日報》（WSJ）將亞洲總部由香港遷往新加坡，近半駐港編採人員被裁。

以往，香港政府對外媒態度開放，會透過便利簽證和商業註冊吸引外媒到港設立辦公室。1996年，Eric Wishart 從歐洲來港，出任法新社（AFP）的亞太區編輯。那是個「隨心所欲」的年代，政府跟外媒關係不俗、時任港督彭定康經常受訪。當年香港即將回歸，外媒也為此作準備：「誰會來？The Queen 會來嗎？」、「這是好事還是壞事；交還給中國後，香港會發生什麼事？」

「回歸後，沒有很戲劇性地改變。轉變是近期的。」他說。

1999至2005年，Eric Wishart 到​​巴黎出任總編輯；後來回到香港出任亞太區總監，並長期定居香港，現時為「標準與道德編輯」，不直接參與香港報導工作。他說，自國安法和23條以來，AFP 一直監測情況，但報導如常，記者人手沒大改動，也未見簽證問題。

雖然環境有變，但 Eric Wishart 仍覺得還沒有「obvious alternative」替代香港作亞太區總部。他說，香港本地記者質素和英語程度高；另外新加坡有反假新聞法，其他地方的設備或簽證情況也比香港惡劣，有些地區的罪惡率較高。不過，AFP 本來的網絡很廣，在很多亞洲地方都設有辦公室，若有天要離港或縮小規模也比較可行，但暫時他們並未有相關計劃。

「但我們不活在真空中（vacuum）。」他知道很多人因自身的意見被拘捕，也非常留意黎智英案、立場新聞被控煽動案，關注香港同事的情況和記協所遭遇的困境。最近，有本地媒體問他該怎樣報導香港，Eric Wishart 回答，新聞業中最重要的還是正確和追求真相。「在這環境下，最重要的是堅持作為記者的基本事。這是你最好的防衛。」

記者參選記協、FCC 的「爭議」

外媒記者在香港記者組織，如香港記者協會、香港外國記者會（FCC）等的參與，或者側面反映了外媒機構、記者自身對政治形勢的研判。

近年，記協成為高官和建制媒體針對的目標之一，官方對外媒的指責亦延伸至記協。換屆之際，記協前主席陳朗昇表示獲「有份量人士」勸喻，不會角逐連任，而本身為工會執委的鄭嘉如決定參選。鄧炳強又稱參選人「大部分」是外媒、參選人的組織收取美國金錢。兩位當選理事在選舉當天請辭，他們為 BBC 記者 Danny Vincent 和關注難民權益組織 Justice Centre Hong Kong 高級政策顧問張皓明。

一個月後，新任記協主席、時任《華爾街日報》（WSJ）記者鄭嘉如（Selina Cheng）亦被 WSJ 以「職位重組」 為由解僱。被解僱當天，她表示上司此前曾施壓要求她不要參選記協主席，指她的記者和記協職位「無法共存」，又說 WSJ 的員工不能「在香港這類地方」推動新聞自由。她說，「香港媒體面對的恐懼和不安，已影響了遠在千里之外的《華爾街日報》管理層。」

記協由澳洲記者史栢敏於1968年成立，好一段時間由外國人擔任執委，直至有華人記者推動記協本地化。今年，更多外媒記者欲參與記協執委，作為本地記者，鄭嘉如認為是因為香港新聞自由狀況轉差，波及海外傳媒，他們多了動力加入記協維護業界權利。「太平盛世或者相安無事時，大家可能去 FCC 喝酒吃飯，但是去到時勢比較困難的時候，大家會更加想出一分力。」

她認為，公眾熱切關注 WSJ 在相關情況下做出的解僱決定，與大家一直對傳統外媒機構抱有期望相關，「當它 link up 不到這種期望的時候，大家就會有很大的失望和反差。」

而鄭嘉如並非孤例——外國記者會 FCC 主席 Lee Williamson 向端傳媒表示，上年換屆選舉中，有外媒記者有意參選主席，但不獲僱主批准，「因為這被視為太過公開（public），可能太有爭議、太有風險。而且有機會影響他們的工作簽證，有代價。」

Lee Williamson 是上屆選舉的唯一候選人。當選時，他是國際時尚雜誌《尚流》（Tatler）記者，之前為大陸的生活雜誌工作，未曾涉獵政經類新聞。他知道自己的背景跟以往的 FCC 主席不同，「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被提名和當選為主席，因為我可以、也願意競選，然而其他人的僱主不允許。」

這幾年來，FCC 風波不斷。2022年4月，FCC 時任主席瑞凱德（Keith Richburg）宣布以「不希望無意犯法」為由停辦人權新聞獎；該屆比賽中，被停運的立場新聞獲多個大獎。

煞停新聞獎的決定備受批評，有會員質疑與租約有關，因身處政府物業的 FCC 當時須每7年更新租約，而租約原定在2023年1月屆滿。直到2022年11月，FCC 會址獲政府續租，但租約縮短至3年，並在合約新增國安條文。2023年5月，前特首梁振英出席 FCC 活動，再引發爭議。

Lee Williamson 說他不能為前主席說話，而他希望 FCC 是「一把強而有力的聲音去維護新聞自由。」「這是我們每日走的綱線。」他說，一面是「堅持使命、我們相信的事、原則和價值」，另一面是「確保我們明天還在，能夠堅持這些原則和價值。」

他上任之時，FCC 引入新機制，在發聲明前須先問法律意見及聯絡港府部門，Lee Williamson 說新操作是為了釋除一些會員的憂慮，又表示不是為了徵求政府允許，而是想建立對話。今年2月，FCC 舉辦以23條為題的研討會，請來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港大法律學院教授楊艾文、陳朗昇作嘉賓。Lee Williamson 說，很多公民團體已解散，FCC 能做的是保持開放並繼續為相信的事發聲——而他相信那次活動是全港僅有、圍繞23條立法的公開辯論。

15年前初搬到大陸時，Lee Williamson 曾教過一年英語，「第一樣要學的，是不要談論『3 Ts』：Tibet, Taiwan, and Tiananmen Square。」他認為大陸的新聞自由環境比香港惡劣，而且持續多年，人們有先例分辨內容可否報導，紅線明確。不過，香港的政治還在改變中。踏入23條立法後的第5個月，「以外媒和本地傳媒來說，還沒見到很大型的改變，但這不代表將來沒有。所以對在港的記者來說，確定性會低點。」

大國角力重心的轉移

鄭嘉如在2022年入職 WSJ ，專責報導中國電動車行業和能源議題。過去兩年，她並未到大陸採訪，一來因為疫情，網上亦有很多資訊和活動；而且電動車公司會到香港集資，她會趁公司高層到港時與他們會面採訪。

她指，香港金融業90年代起發展迅速，國際和內地企業到香港集資上市，外國投資者會關注香港，也吸引了外媒報導香港。她提到現時仍有不少財經新聞機構駐港，原因可能是研判財經新聞的敏感度不高。

鄭嘉如認為，香港仍是報導中國大陸財經新聞的跳板，而財經、商務和地產類的新聞也需要記者在地，跟律師等打交道，取得獨家消息。不過中美脫鉤之後，香港和大陸的外資減少，而現時香港經濟下行，也可能降低對這類新聞的需求。

她離職前，WSJ 香港辦公室的記者「99%」報導中國大陸。至於香港新聞，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公司曾增加報導人手，近年的關注點轉為政治案件，港人公民權利和在港外資新聞等。後來社會沉寂，香港新聞自然減少。她指，WSJ 從前也未有大幅度報導香港，現在只是「回到本來的狀態。」

另一方面，在過去兩三年，鄭嘉如留意到有資深編輯和記者因香港疫情期間封關，搬到出入境管控較寬鬆的新加坡，所以辦公室的重心一早移到新加坡。這些新聞工作者帶同家人在新加坡落腳後，即使香港「復常」，也未必會選擇回港。

多年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不時應傳媒邀請受訪，他察覺到外媒對香港新聞熱度的減退：「起碼2019年的時候，（新加坡）《海峽時報》經常找我，但是後來這兩三年完全沒有了。」

以往香港得到外媒關注，李立峯認為原因之一是地理優勢——除了被派駐香港的外媒記者，報導大陸新聞的駐華記者亦會在等待簽證期間，或為了休息來港，同時報導香港。另外，「香港本身的確有事發生」，而這些事與中國和世界有關。李立峯解釋，香港位於「帝國邊陲」，既是中國一部分，但又受西方影響，是大國角力的場所。無論是雨傘運動或反修例示威，「不只是香港的事情，而是對整個中國政治可以有 implication（影響）。」

但近年香港政治「沒事發生」、經濟轉差；政治之外，在香港發生並有國際影響（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的事情也變少了——他舉例，2013年斯諾登因揭發美國政府的電子監聽計劃而被通緝，逃至香港匿藏，引來外媒來港報導。

「過去兩三年，隨著格局的轉變，香港真的歸入了去中國一部份，這件事（在港發生的國際大事）弱化了很多。你反而看到現在的大國角力顯示在哪裏——很多事移到了台灣。」此消彼長，李立峯感覺到外媒對台灣的關注提高。

台灣外交部回應端傳媒查詢，指2018年底，駐台國際媒體有49家，來自14個國家，共91位記者；而截至今年7月30日，駐台國際媒體大幅上升至79家，來自20個國家，記者數目新增接近一倍，共171位。外交部指駐台外媒增加，證明台灣「保障言論及新聞自由之成就，並廣受國際社會之肯定。」

因台灣新聞漸受重視，來自香港、在外國電視台工作的記者 Eric 在兩年前被公司由香港調至台灣工作。Eric 在外媒任職約7年，曾在2019年示威跑前線，也報導國安法和有關案件。直到2021年，他的公司從香港的亞太總部安排包括 Eric 等幾個員工出差台灣，後來更直接設駐台辦公室，Eric 自此長駐台灣。此前，他公司在台沒有人手，只聘請特約記者（stringer）。他亦認識從前駐港的台灣外媒記者，現在回到台灣來。

他說，外媒對台灣關注正逐漸增加，因近年中國實力變強、對台態度強硬，《經濟學人》更直指台灣是「全球最危險的地方。」同時，香港有關國安法的報導，都是「​​as expected」或「cover 過了。」不過，他也察覺駐台外媒報導的離不開政治，如兩岸關係、台美關係和軍事事件等，而非本地議題，另外比較熱門的是半導體新聞。

2019年示威時，Eric 知道報導獲國際關注，便想努力記錄時代，但同時保持抽離。不料幾年後，香港在國際上的存在感又跌下來，對於這種落差，Eric 卻說，「我覺得沒有什麼辦法可以令到大家關注度一直都這麼高，所以反而是趁大家關注的時候，找機會去寫文章，多講香港。」他自己也會訂閱香港獨立媒體或記者，保持對香港新聞的關注。

做香港新聞，「每天像十八銅人打過去」

香港新聞行業的變化，對一些在其中工作的記者造成內耗。

今年，方妍芯踏入記者生涯第十多個年頭，職涯的一半時間，均是處於示威和香港劇變之中。直到現在，她認為記者的職業「高消耗，但低回報」：「我現在寫 pitch、寫故事，我次次都要十八銅人這樣打過去，對於我來說是愈來愈 consuming 的事情，reward 又愈來愈低。我可以 engage 到、真正推動到的本地議題又愈來愈少。」對於日復一日的掙扎，她感到疲憊。

她愈說愈激動，想到香港和行業狀況以及自己的身心，已經萌生轉行的念頭，「我沒有那麼大的 conviction，life goal 就是做新聞。」

方妍芯說這是大趨勢，她並不會很失落。但當走到盡頭，她會不甘心，覺得自己、自己所在的機構和行業沒付出更多努力。她想著，唯一可檢討的，「就是自己沒挖掘到更好的材料。」但新聞業流失率高，近年環境令斷層更嚴重，行家之間也有競爭，方妍芯希望有人能指導和切磋，卻找不到。

至於張子沖，他經常思考「究竟香港有沒有新聞是值得留下來做呢？」、「會不會留在香港是浪費時間呢？」他說青春有限，攝影需要體力，可能只能多做十多二十年；幾年之前，他會想在香港退休，但現在對到異地工作的機會持開放態度。

但其中仍有很多內心的矛盾，「最差的情況可能都發生了，除了打仗之外。香港還可以怎樣差呢？也會有種我想留在香港看看的掙扎，跟其他香港人一樣。」他笑道。

不過他還有東西想拍， 「做外媒，永遠都有一個問題，就是跟本地媒體比較，做的事情不會很貼地。我其實很想做一些很 human 的故事，但是我們（通訊社）的性質是不會有興趣。」他希望在困惑中繼續思考，「這麼多年來，我都想能夠平衡到這兩件事：做一些香港人關心的事情、香港在歷史上會留紀錄的事，而同一時間又可以滿足到客戶的需求。」

（為保護受訪者，張子沖、方妍芯、施加宜、Flora 均為化名。）

（端傳媒實習記者伍嘉敏、陳叻、鍾蒨宜對本文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