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2025】4封信4種問號：黑箱日記、沙丘2、某種物質及教宗選戰

第六封信，東京｜她的痛苦未能在日本公映？

寄信人：北鹿

你好嗎？另一個在世界一隅看電影，愛電影的你。

和上一封信的執筆者相同，此刻我也正在旅途之中飛馳的列車上。託福學校恩賜的學術假期/sabbatical，近一年來很多時間我都是在旅途之中度過的。並不一定是去觀光看風景，離開長居的住所接觸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人，總能令我的腦幹因為新鮮的刺激更具創造力，這一份活力滿溢的感覺抑或錯覺令人上癮，於是只好不斷選擇出發，選擇在路上。《黑箱日記》就是一部在旅途中看的電影，在看這部電影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一部電影的觀賞環境或者說看電影時觀衆們的狀態，會影響到我對這部影片本身的評價，直到2024年9月在山西的平遙古城邂逅此片。

第八屆平遙國際電影節是我參加的第一個在中國大陸舉辦的電影節，明清年代的小城和發起人獨立電影的背景，都令我想起意大利的波代諾內Pordenone無聲片電影節，以及日本東北地區的山形紀錄片電影節，同樣都有著一種不同於大城市電影節的獨特氛圍。這種獨特的氛圍部分源自於空間的緊湊，物理性的接近令觀影者之間以及觀衆和創作者之間的接觸和交流更為密切，對於身處電影產業之外的普通觀衆而言，這可能也是電影節最為迷人的部分。

我曾說過做紀錄片研究不要只關注影片的主題，而忽視了形式和技巧。《黑箱日記》這部更像是個人記錄合集的影片，用極為樸素的方式讓我們看到了媒體鏡頭之外的更多不為人知的事實。

與《黑箱日記》的邂逅正是出於這樣的緣分。某天觀影后退場時，一位在電影節做義工的電影學碩士生在我耳邊小聲說：老師，記得看《黑箱日記》。老實說，聽到這句話時有些詫異，必須承認如果一直身處日本，我可能不會特意去電影院看這部片子。並非不關心伊藤詩織所遭遇的一切，而是正因為自2017年的媒體招待會上她向大衆公開指控性侵之後我就一直十分關注相關報導，所以很多細節包括突顯真相的酒店監控錄像等等，當時就已經通過各種平台全都看過。雖然日本輿論也有不同的聲音，但我個人完全站在她那一邊，因此當2019年12月東京法院判決她勝訴之時，在我心目中整件事已經完滿地畫上了一個happy ending的句號。

更何況之前還有2018年BBC拍攝的紀錄片《日本之恥》以及伊藤本人撰寫的《黑箱：日本之恥》，可以說，絕大多數在日本生活的觀衆正因為曾經十分關注媒體的報道所以對此片反而不會有太多的期待。伊藤詩織為何在勝訴5年後的2024年還要推出這樣一部自編自導自演的紀錄片？她究竟打算原地踏步滯留在這個發生在8年前的事件裏到什麼時候？包括我自己在內，在日本的觀衆可能大多數都會單純地持有這些不含惡意的疑問。

然而，當我聽說第一場露天放映後提問的觀衆和英文翻譯均激動落淚之時，當我第二天在影院裏看到階梯上坐滿了沒有搶到票的觀衆、聽到上映過程中很多人吸鼻子的細微聲響之時，我覺得上述疑問都有了答案。伊藤詩織的遭遇應該被生活在日本以外的更為廣泛的受衆知曉，除了她不服從男權社會的規訓、頂著被辱罵是不知廉恥的女人將自己遭到性侵的事實公之於衆，還有她大膽揭露出施暴者一再逃脫刑事追責背後所隱藏的日本社會的種種弊端。相信這部記錄了她痛苦與掙扎的紀錄片，能給不僅僅是女性的全球觀衆帶來挑戰權威的勇氣。實際上，對伊藤詩織的猜測並沒有因為勝訴的結果而結束，但容我大膽地說一句，即便一切都不是事實，近十年來她的故事所引發的爭議和思考也令一切都有了意義。

在指導專研紀錄片的學生時，我曾說過做紀錄片研究不要只關注影片的主題，而忽視了形式和技巧。《黑箱日記》這部更像是個人記錄合集的影片，用極為樸素的方式讓我們看到了媒體鏡頭之外的更多不為人知的事實。影片中伊藤詩織多次落淚，看慣了她在日本媒體鏡頭前一貫平靜的表情，一時竟不太能接受她顯露出的受害者應激和痛苦。然而，當得知有人因為她顯得不夠難過而懷疑她編造了受害經歷之時，對於如我這般自以為通過媒體報道已經了解了一切過程的觀衆，這種樸素的攝影和剪輯方式也許是最為有效的。

影片中伊藤詩織多次落淚，看慣了她在日本媒體鏡頭前一貫平靜的表情，一時竟不太能接受她顯露出的受害者應激和痛苦。對於如我這般自以為通過媒體報道已經了解了一切過程的觀衆，這種樸素的攝影和剪輯方式也許是最為有效的。

平遙之後近半年的時間過去了，2月20日在東京，曾經支持伊藤詩織八年半之久的律師召開記者招待會對《黑箱日記》中多處使用了未經當事人同意的影像資料提出異議，影片因此至今未能在日本公映。據說，影片已經預定3月中旬開始在巴黎上映，海外觀衆並不了解這些發生在日本的騷動，而且因為同情伊藤詩織的人衆多，所以媒體也不便報道這些指出影片問題的新聞。

收到這封信的你，在你居住的地方情形又如何呢？無論如何，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如果真的頒獎給《黑箱日記》，那無異於對這種表達方式的肯定，可以說是改變今後紀錄片製作宗旨的大事件了。

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

北鹿

定居日本。在大學邊教書，邊讀書。

第七封信，紐約｜為什麼要觀看「史詩」？

寄信人：小楊

May this email finds you on the way to a 電影院。

收到信的時候我正頂着一頭漂髮劑，坐在紐約下城的髮廊，在工作間隙一邊服都市麗人的久坐苦役，一邊寫影評，倒是很符合這座城市對生活節奏的要求。之前看《黑箱日記》也是下班之後在大雨裏直接衝去MOMA（當代藝術博物館）組織的放映活動，淚流滿面，飢腸轆轆，精神需求雖然大滿足但差點餓昏過去，馬斯洛夫金字塔頭重腳輕。

巧的是，你看《黑箱日記》的山西正好是我的故鄉。而我記憶中的故鄉和我要聊的《沙丘II》中的厄拉科斯星球一樣，是一個風一吹就會有漫天黃沙、需要用圍巾掩住口鼻的地方；據說現在平遙已經好很多了，不知道你體驗如何。

我們想要面對某種「更宏大、更具規模、更久遠」的東西。把個體放到更廣闊的維度來審視，感到被震撼、被征服；同時又把自己投射在主人公身上，在被震撼洗禮之後再次確認——我們依然可以是「偉大」的。

不同的電影有「最合適」的觀看方式嗎？你在信裏提到，和其他觀衆一起觀看《黑箱日記》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你對電影的評價；或許《黑箱》就需要和社群一起觀看——在黑暗的空間中，你觀看着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的真實的創傷；而因為這個創傷的性別屬性、社會屬性和政治屬性，你或許也攜帶着類似的創傷。你知道這個空間裏有人和你經歷着一樣的情緒，一樣在處理着這些創傷，或許掉下淚來或許遞過去一張紙巾。哪怕不是在聲光電體驗完美的劇院，只要能有這個隱形的共識，哪怕在教室裏拉上窗簾一起觀影都是治癒的體驗。

《沙丘II》剛剛出來的時候，我在社交媒體上翻到一條影評：找到你家附近能找到的最大的屏幕去看。維倫紐瓦翻牌的《沙丘》第一冊本來就是一本「英雄之路」式的經典作品，又有「星球大戰」在後，不免面臨「翻拍紅樓夢」的困境。維倫紐瓦選擇的是依舊忠於原著，但是用新的電影技術和敘事方式重新回答一個問題：2024年，我們該如何拍攝史詩？

退一萬步講，我們為什麼要觀看史詩？我們想要面對某種「更宏大、更具規模、更久遠」的東西。就像仰望星空時感受到的渺小一樣，把個體放到一個更廣闊的維度上來審視，感到被震撼、被征服；但與此同時，我們又把自己投射在主人公身上，用最渺小的自我面對看似不可戰勝的洪流，然後在被震撼洗禮之後再次確認——我們依然可以是「偉大」的。維倫紐瓦在《沙丘》系列中對「規模感」的表達幾乎做到了極致：超級廣角的鏡頭、IMAX規格的拍攝，讓觀衆被無邊無際的黃沙和黃沙中衝出的、宛如紀念碑般的沙蟲所震懾。再加上Hans Zimmer神秘而遼闊的配樂的包裹下，讓觀衆進入一種跪在神殿裏的敬畏和謙卑心情。然而，一旦保羅學會騎上沙蟲，這種對自然的敬畏感又被賦予了一種「英雄式的壯舉」。

《沙丘》系列講的是一個非常「舊」的故事，是從《荷馬史詩》到男頻網文中都被套用過無數次的模版。它能帶來震撼與感動，卻也因為同樣的套路屢被翻拍、重複，天然地帶着「不那麼進步」的基因——往往依賴個人英雄去對抗或改變世界，將複雜的命運與歷史簡化為一條相對單一的救贖之路。作為一個女性觀影者，也很難不被疲憊地提醒：這個世界並沒有很歡迎你。

儘管如此，我依舊是非常喜歡《沙丘II》的。在維倫紐瓦的影像語言裏，沙漠並非一片死寂荒涼的空白，而是擁有自我邏輯與生態循環的生命體；沙漠對保羅及弗雷曼人的生存挑戰，沙蟲與香料的生態循環，以及人類對星球生態環境的改造——生態環境本身是一個與角色互相影響的、積極參與着劇情推進的「活體」角色，不只是英雄崛起的舞台。如果一個電影的角色是生態系統本身，又要硬卡回到奧斯卡的框架裏，厄拉科斯星球只能是「最佳置景」（set design）嗎？

維倫紐瓦的影像語言裏，沙漠並非一片死寂荒涼的空白，而是擁有自我邏輯與生態循環的生命體。生態環境本身是一個與角色互相影響、積極參與劇情推進的「活體」角色，不只是英雄崛起的舞台。

寫到這裏我頭髮也漂好了，今日服美役份額完成✅。好奇下一個影評人對《某種物質》的看法！我鼓起勇氣了好幾次，但是實在是恐怖片苦手。互聯網上對於「美役」的討論一直是深深困擾我的話題，每次都像笑話裏的美國大兵一樣，被空投在消費主義、「self care」、性別意識、衰老恐懼的複雜立交橋上無法脫身，每次自我審視也只能看到自我矛盾。期待你的看法！

小楊

女性視角流行文化播客「疲憊嬌娃」的主播之一，現居住紐約布魯克林。與其說是影評人，不如說是非常雜食的內容攝入者。關注科技，身份議題，以及科技行業中的身份議題。

第八封信，北京｜這會不會有點荒唐

寄信人：梵一

一部原本呈現暴力傷害的電影，卻因為對暴力的呈現，讓觀衆體會到暴力帶來的愉悅，這會不會有點荒唐？

見信若見人，讀完甚感欣慰。電影聯結了你我，這比什麼都重要。

在去年康城影展，《某種物質》（The Substance）的首場媒體放映被排在夜間，結束已是半夜。康城日程十分勞累，夜場常讓人睏意連連，然而本片點燃了所有人的熱情。真是個蠻刺激的片子！這些年，身體性及身份政治成為表達的潮流，康城主競賽單元裏，常能看到帶有些許身體恐怖（Body Horror）元素的電影，但如此邪典的片子卻難得一見。

這部電影編得很離譜，卻能讓當時的我們甘願交出信任，或許因為它有着一股莫名強大的信念感，它知道你會批評它的鏡頭剝削女性，可它不在乎，偏要凝視得肆無忌憚。它以身體奇觀挑釁人的生理本能，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是它可追溯的故事原型；在視覺上，我們還能看到《閃靈》（The Shining）等經典恐怖片對它的滋養；編劇絕對服從了視聽秩序，而不是文本秩序，那些關於女性身體的男凝特寫，都是從電影史裏檢索出來的典型，像漫畫的分格一樣，被剪輯拼接出敘事邏輯。

我們願意交付信任，或許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心理因素。有一個共識藏在我們的潛意識裏，涉及到小楊你所說的「服美役」。我們可能都認定了，在性平運動或父權制的語境下，服美役一定是需要被批判的，因此會傾向於相信影片是真實的，並毫不猶豫地贊同它的諷刺與批判。

在康城當晚，影片引發的反應其實挺割裂的。女性同儕感到一種《日落大道》（Sunset Blvd.）式的悲傷，很多男觀衆興奮得哈哈大笑。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那種笑聲，或許有一點蔑視的成份，因為相比那些由男性主導的宏大、深邃、沉重的敘事，影片講得太淺顯了。我也能聽出來，男觀衆確實被取悅到了。一部原本呈現暴力傷害的電影，卻因為對暴力的呈現，讓觀衆體會到暴力帶來的愉悅，這會不會有點荒唐？我想，影片的形式和內容之間或許存在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讓主題偏離了方向。

如你所言，父權制確實在與消費主義苟合，過度的自我照顧（Self-care）引發了更多自我評判（Self-judgment），社會仍在聲張一些美的刻板標準來實施暴力，比如把衰老排除在美的序列之外。

請見諒，我習慣了向電影索取生命經驗，又時常在個人的生活經驗裏給看過的電影找尋解釋。我想到一段往事，才有了答案。在幾年前，和兩個朋友聊起職場話題，其中一位朋友因為和男老闆的矛盾剛剛離職，他們吐槽那位油膩的男老闆，但還沒聊幾句，話鋒被迅速轉向了女同事。他們稱她們是男老闆身邊的「鶯鶯燕燕」，穿着露背的衣服上班，服美役是為了「獻媚」。我當時和他們吵了一架，因為我想不通，比起男老闆，他們對女同事的厭惡溢於言表。

雖是一件小事，卻蠻複雜的，被我記了很久。我認為本片諷刺服美役的做法和我的朋友是一致的，缺少了一份人道的關懷，以讓他們洞察和觀照到女性所面臨的宏觀困境。其中，服美役必不能和躲在男性凝視背後的父權制劃等號，人的私慾也不能和社會的刻板審美標準施加給個體的暴力劃等號，受害者不一定是完美的。影片把結尾落在一灘繼續蠕動的爛肉上，諷刺便過了頭，失去了諷刺該有的效果。個中雖與厭女理論有關，卻是一個創作上的缺陷。

書不盡意。在我的想象裏，你坐在紐約的髮廊，不是為了迎合父權制而漂髮的，更可能是為了把確定的生活抓在手中。如果能取悅那些愛你的人或你愛的人，點亮對方的一天，服一些美役是不是也未嘗不可！如你所言，父權制確實在與消費主義苟合，過度的自我照顧（Self-care）引發了更多自我評判（Self-judgment），社會仍在聲張一些美的刻板標準來實施暴力，比如把衰老排除在美的序列之外。即使如此，人能放棄眼睛嗎？電影能離開攝影機嗎？凝視會消失嗎？愛美之心是羞恥的嗎？

是什麼改變了愛美的初衷，那才是需要我們對抗的東西。

祝好！
梵一

電影媒體編輯，記者。常駐北京。

最後一封信，曼徹斯特｜什麼改變了愛的初衷？

寄信人：Bruce Lai

在地球另一端看電影的你，y'alright？

此刻我正在從曼城到牛津的火車上，擠在逼狹的座位中寫這篇。旁邊的乘客在聊新興的AI工具，我仍在用低效率的方法在平板電腦上看論文和打字，一邊暗忖：在我僅餘的工作被AI取代之前，還能寫多久？

從《完美物質》／《某種物質》（The Substance）接到《教宗選戰》／《秘密會議》（Conclave），從兩個女主角血肉相連的「身體恐怖」邪典跳到一群男人在教廷暗室作權力鬥爭的宗教電影，這種連結實在太有趣了。談到是什麼使愛美的初衷變質，令我聯想到的是更徹底的問題：什麼改變了愛的初衷？是什麼使人變質？教會本應是愛的群體，戲裡的「兄弟」卻在勾心鬥角。

《教宗選戰》指出現實的問題，卻提出不現實的答案。現實中受到考驗的，是很多人對民主自由的信念。若明確的代價是放下獨立思考去追隨強人領袖，而自由的代價是疑惑，難怪很多人說「what is free is the most expensive」。

有人會說《教宗選戰》是掛著宗教外殼的政治寓言，明喻西方自由派和保守派的鬥爭。雖然其電影傳達的主旨是「擁抱不確定性」，最後的立場顯然站在自由主義進步派的一邊。這一派看來是最寬容和有愛心的，現實中卻處於鬥爭的鋒口。保守的心態中蘊含著保護，意味著脆弱和焦慮。若「愛你的敵人」會導致自己珍惜的事物受威脅，甚至是自我的消亡，而敵人體現自己反對的倫理價值，以致形成一種毁滅的力量，你只能抵抗，怎麼可能愛？

然後，彷彿在每一方所愛所望的圖景成真之前，都難免於鬥爭。都說「個人即政治」，梳個頭都要批判地思考美感體制，的確令人累，累得頭也不想梳了。正如《整蠱專家》所記：別人說「你頭髮似堆草」，你只管說「唔使去飛髮鋪（不用去理髮館）！」無厘頭也可是一種抵抗。

無厘頭其實是逃避吧！——有人說——就像宗教。《教宗選戰》當然是政治電影，因為梵帝崗是一個國家，選教宗是選出國家元首。一些有基督宗教信仰的人或會因為此片把宗教政治化而反感，認為這種描寫扭曲了信仰群體。男主角Thomas Lawrence是負責主持教宗選舉的樞機主教，但他隱藏著自己的信仰危機——無法禱告，而教宗作為屬靈導師也剛逝去了。這個設定使他無法與上帝聯繫，尋求指引去解決眼前難題，令「選舉教宗」這主軸僅顯示為地上一個世俗政權的內部鬥爭。

此片看來排除了神秘的屬靈經驗和超越的介入。其中一個競選人、來自尼日利亞的樞機主教Joshua Adeyemi說得到聖靈啟示，他將會成為教宗，但他即將因性醜聞而落敗。這是無神論者對宗教的嘲諷嗎？因為他們認為世上沒有神，宗教也是世俗組織。一眾樞機主教的遊說、拉票、賄選、選舉工程、策略性投票等等都跟外邊的政治活動一樣。

但對於一些相信基督宗教的觀眾來說，既然神存在，祂會引領這個選舉，因此《教宗選戰》對宗教事務的再現手法並不真實。我是基督徒，對男主角的信仰危機有點更私人的領會。我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也常常感到祂沒有回應我的禱告，在幽暗中也難以看到祂的蹤影。在惡人當道、歪曲悖謬的亂世，真理越辯越蒙，就是戲中提及的不確定狀態。Lawrence在選舉開始前的講道中主張信仰要擁抱不擁定性。

吊詭的是，若相信即要求確信，那麼擁抱不確定性算不算「愛你的仇敵」？這一講道片段令我想起2008年的電影《聖訴》／《誘·惑》（Doubt），當中神父Flynn在講道中肯定疑惑對信仰之重要性，因為危機可令人團結在一起。然而在《教宗選戰》中，猜疑不正顯出這群宗教領袖勾心鬥角的醜陋一面嗎？《聖訴》中的Flynn神父也免不了教內的質疑和鬥爭。

雖然電影傳達的主旨是「擁抱不確定性」，最後的立場顯然站在自由主義進步派的一邊。但若「愛你的敵人」會導致自己珍惜的事物受威脅，甚至是自我的消亡，而敵人體現自己反對的倫理價值，以致形成一種毁滅的力量，你只能抵抗，怎麼可能愛？

另一方面，感覺不到上帝臨在的屬靈黑夜也是不少信徒的經驗——「祂已離棄我們了嗎？」片中有不少廣角鏡頭，顯示Lawrence在巨大建築空間中孤單微小的身影，或以狹窄門框或石柱等顯示其受困局。若秘密是此片的母題，或許神聖的介入也是隱秘的？投票會場本來密不透風，連窗戶也關上，卻突然被遠方的恐怖襲擊炸開了。片中保守派將之解讀為宗教敵人兵臨城下的警號，然而那一束從窗戶側投下來的光線，在西方宗教畫的脈絡裡，也可代表上帝的介入？那個突如其來、以「默存心中」的方式一直隱藏、最終成為新教宗的阿富汗樞機主教Vincent Benitez，在敘事上也可被視為上帝的回應。Vincent是間性人，體現了Lawrence主張的不確定性。如果此片中有上帝，人無法以向內封閉求穩定的方式尋找到祂，只能向外開放，在不安的疑惑中一直走下去。

《教宗選戰》指出現實的問題，卻提出不現實的答案。現實中受到考驗的，是很多人對民主自由的信念。刻下各國保守勢力抬頭，有的人以「上帝揀選」之名的領袖上台，走向明確卻專制的路，甚至掉轉槍頭跟侵略者並肩。若明確的代價是放下獨立思考去追隨強人領袖，而自由的代價是疑惑，難怪很多人說「what is free is the most expensive」。自由是昂貴的。很多香港人移民追求自由，卻在異地長期失業，或只能做基層工作，從前累積的專業身份和技能煙消雲散，不免懷疑人生。世上無樂土，你還能抓緊什麼？你整靚個頭，自己開心，是微小謹慎的幸福。但我頭髮似堆草，也是自由。

跟之前幾位作者一樣，我也是在路途中寫這封信，為的是工作，為了繼續追尋夢想的影子。在路上就如自由、愛和人性，都是不確定的。這令人感到脆弱，也帶來希望。不知你讀到這篇的時候，是否也在路上？說回來談電影的話，每次看一齣新電影不就是擁抱未知的冒險旅程嗎？那麼，你要去哪裡？

Bruce Lai

香港影評人，倫敦大學國王學院電影研究博士，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