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3年，《愛情神話》導演邵藝輝的新作《好東西》在院線公映。作為當代中國最具人氣的年輕女性導演之一，這部以《愛情神話2》立項的新片從一開始就備受關注。不同於前作的男性中心敘事，《好東西》是一部更為徹底，也在中國更為稀缺的「女性電影」。
電影圍繞住在上海單親媽媽王鐵梅（宋佳 飾），女兒王茉莉（曾慕梅 飾）和鄰居小葉（鍾楚曦 飾）三名女性的生活展開。王鐵梅曾經是一名資歷頗深的調查記者，但隨著就職的媒體接連倒閉，進入一家規模很小的新媒體擔任編輯。她一邊獨自撫養還在上小學的女兒，一邊努力去適應新形勢下的媒體環境。同時，搖身一變「女權男」的前夫（趙又廷 飾）與女兒的鼓手老師（章宇 飾）在她身邊屢屢上演「雄競」戲碼，讓王鐵梅在育女與工作之外的「課間十分鐘」也不得安寧。
不同於前作的男性中心敘事，《好東西》是一部更為徹底，也在中國更為稀缺的「女性電影」。
另一邊，鄰居小葉是一位年輕的樂隊主唱。但她眼下最焦慮的事在於和一名眼科醫生（任彬 飾）的關係走向。小葉對這段親密關係飽含熱情，但眼科醫生則是一位「愛無能」的男性，更推崇FWB（friends with benefits）和不受責任拘束的開放式關係。
王鐵梅的女兒王茉莉就讀於一所位於上海梧桐區的公立小學，儘管與家境優渥的同學們比起來有所不如，但她依然遭到一位同班男同學的針對。不過，此刻她正忙於探索自己在寫作與閱讀之外的愛好——也許打鼓是個不錯的選擇。
依託於上海的城市空間，電影通過三個不同世代女性的故事，把婚育、原生家庭、親密關係和女性的自我實現等近年流行的話題交織在一起，營造出一個女性互助、彼此構建情感連結的精神烏托邦。
女性主義的三重面向
電影通過三個不同世代女性的故事，把婚育、原生家庭、親密關係和女性的自我實現等近年流行的話題交織在一起，營造出一個女性互助、彼此構建情感連結的精神烏托邦。
前不久，宋佳在電視劇《山花爛漫時》中飾演中國官方話語裏的婦女楷模張桂梅。而在《好東西》裏她飾演一位前調查記者，這一設定在近年的中國大銀幕上並非孤例。《不止不休》（2023年公映）直接講述了二十年前紙媒「黃金時代」調查記者的故事，《送我上青雲》（2019）裏的姚晨和《春潮》（2020）裏的郝蕾則同為女性記者。這些角色沿襲了傳統知識分子在理想與現實發生強烈衝突時的精神困頓，但如今也只能作為紀念碑被人們追憶和悼念。
面對中國日趨收緊的言論空間和互聯網上甚囂塵上的民粹壓力，調查記者不僅不受政府待見，在民間也時常被賦以「向境外勢力遞刀子」之類的負面評價。片中的王鐵梅在離開記者行業後進入新媒體，開始學習一手帶貨軟文一手嚴肅評論的新時代遊戲規則，同時還要在直播間大聲兜售產品——這的確是當下許多媒體人最真實的職業路徑。
在被問到為什麼不做調查記者時，王鐵梅坦言自己「太懦弱」。顯然，外部環境收緊之類的說辭顯然無法出現在中國的商業院線。電影中編輯部讀網友對王鐵梅寫單親媽媽一文的評論時，一位男同事抱怨「你試圖為女性發聲，結果她們反倒來罵你」。儘管這句精英的傲慢隨後被王菊飾演的編輯部同事打斷，但女權主義在中國的困境於此表露無遺：當女性無法在體制層面尋求變革，只好訴諸於新自由主義式的個體奮鬥，並自行消化環境的重壓。
與王鐵梅尋求育女與工作平衡的中年女性形象相對應，鄰居小葉代表了女性主義在個體情感的面向。小葉來自一個典型的中國式家庭，成長於父母的否定式教育，同時還是家庭內部父親-母親-女兒這一暴力鏈條的末端。她渴望被肯定，渴望平等的愛，電影以此解釋她在與眼科醫生這段關係中的行為。
女權主義在中國的困境於此表露無遺：當女性無法在體制層面尋求變革，只好訴諸於新自由主義式的個體奮鬥，並自行消化環境的重壓。
但在導演柔和的處理下，電影沒有對原生家庭的血淚控訴——父親在此隱形了——而更聚焦於對當下的精神寬慰。與之類似的是，片中大量對於父職與男性氣概的負面言論，都借兒童之口說出。女兒王茉莉（片中人稱之「小孩」）有著超乎年齡的成熟，受益於閱讀量或母親的言傳身教，她表現得像一位清醒的現代女性，也寄託了主創對未來的期待。「——爸爸每天接你上下學。」「——既然你生了我，那不是你應該做的嗎？」只是在「童言無忌」的保護下，她說的那些話並不足以觸怒的保守的男性觀眾。
上野千鶴子與女性主義熱潮
王鐵梅的「女權男」前夫在飯桌上侃侃而談自己的女性主義自我教育，他質問同為男性的鼓手老師，「你讀過幾本上野千鶴子？」
作為當今中國最有名的日本人之一，許多觀察家都把21世紀20年代的這股「上野千鶴子熱」歸功於2019年上野千鶴子在東京大學開學典禮上的演講。在演講中她講述了東大和日本社會中的性別差距，譯為中文後引起廣泛共鳴，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被大量轉發。除了性別議題，這段演講中最出圈的一句話是：「今後等待著你們的將是一個即便努力也不一定會有公平回報的社會。」上野認為自己的貢獻之一是把「無償勞動」的概念引進日本，這對應了《好東西》用一段聲畫蒙太奇禮讚母親的家務勞動。
此前，中國國內出版的上野千鶴子著作都是《厭女》、《父權制與資本主義》這類嚴肅的學術書，而從2021年的《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開始，一批面向大眾、解決身邊日常生活問題的通俗著作被接連引入，至今已達到二十冊左右，並常年位居社科類書目的銷量前列，堪稱近年一場規模盛大的出版運動。
在此之後，上野與全嘻嘻、戴錦華等人的對談也接連成為輿論熱議的話題。與中國本土女性意見領袖的對話體現出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尷尬：難以撼動的父權制讓女性主義的理論無法在此地自洽，對「房間裏的大象」不可言說導致多數時候都是顧左右而言他，無法觸及問題的本質。
當然，這股推崇上野千鶴子的女性主義潮流更早還能追溯到2017年開始的#metoo運動，宏觀來看也與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女性佔比增長、Covid-19疫情帶來的精神壓抑、經濟下行等多種因素密切相關。與此同步發展的是，用女性視角審視脫口秀、影視劇等流行文化產品在近年逐漸成為顯學。「厭女」、「男性凝視」等詞彙被越來越廣泛地應用在觀眾的評價體系，形成一種「觀眾審判/篩選-創作者修正」糾錯機制。在豆瓣的脫口秀社群，網友們質疑某檔脫口秀競演節目的冠軍是否只是男性視角的顧影自憐，同時埋怨另一檔節目先借助女演員們收穫聲量，然後再把她們早早淘汰出去。
難以撼動的父權制讓女性主義的理論無法在此地自洽，對「房間裏的大象」不可言說導致多數時候都是顧左右而言他，無法觸及問題的本質。
這正是《好東西》在點映之後好評如潮的大背景。作為參考，據票務平台「貓眼」的數據顯示，「想看本片」的用戶畫像中女性佔比超過80%，尤其以20~24歲年輕女性居多。《好東西》可以說直接回應了她們的訴求：講述女性自身的故事，呼應她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充滿機鋒、幽默犀利的對白，充當她們的大銀幕嘴替；即便不乏男性角色，但也被最大程度地限制了冒犯性，保證了絕對的女性友好。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好東西》或許更類似一部取悅女性群體的「小妞電影」——儘管這個類型的名稱被廣泛認為會進一步助長性別刻板印象，導致對女性的歧視。但隨著女性意識的發展，不同類型的女性主角和情節主題亦可以在《布魯克林》（2015）、《伯德小姐》（2017）等電影中看到，電影行業已經將這一類型從僅僅描繪肥皂劇式的浪漫故事轉為為關注更現實的艱辛。在《好東西》中，浪漫化地呈現家務勞動的價值，一位女性在另一位女性的保護下走夜路，「生理期別喝紅糖水，喝止疼藥」被徵用為台詞，這些橋段無非顯示出中國公共話語空間對女性的關照尚且貧乏，理論與現實狀況依然存在相當程度的錯位。
用女性視角審視脫口秀、影視劇等流行文化產品在近年逐漸成為顯學。「厭女」、「男性凝視」等詞彙被越來越廣泛地應用在觀眾的評價體系，形成一種「觀眾審判/篩選-創作者修正」糾錯機制。
但這部電影裏的女性主義符號，更多止於彩蛋和同溫層之間心照不宣的暗語。流行於都市女性的女性主義，彷彿已然成為一種時尚單品。電影雖提及卡羅琳·克里亞多·佩雷斯的《看不見的女性》(Invisible Women)，但電影的視野裏依然只有早已被看見的城市精英中產，流露出作者的「父權無意識」。雖然無法苛求每部電影都有階級關懷的義務，但在兩個小時的片長裏，鏡頭甚至沒有放低一寸去呈現主角以外的、生活在這座城市裡更底層的普通女性，「上海」這座城市再次成為被符號堆砌，失去具體所指的空中樓閣。
從《愛情神話》到上海神話
公映於2021年年末的《愛情神話》是近年上海文藝界的重要事件。電影被很快改編成音樂劇，成為上海的又一張城市名片。法租界的浪漫情調、老克勒的悠然生活、能聊哲學的鞋匠……這些符號一方面鞏固了由小紅書等社交平台塑造的上海刻板印象，同時也充作對梧桐區的地理索隱，成為新的文化輸出。
上海人尤其喜歡《愛情神話》。據統計，本片在上海地區票房達到1.08億，超過北京、江蘇、浙江和廣東四地的總和。這部電影雖然洋溢著脫北（京）創作者對上海的美好想像，卻在方言和地域文化遭到打壓、長期缺位於主流文化的語境下，成為許多上海市民的慰藉。
而對《愛情神話》負面評價，依然能夠繼續應用在《好東西》中，並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比如本片不再僅限於法租界，甚至拓展到了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SA）。可以認為，這部電影從創作之初便被納入到城市宣傳的話語。不同於《愛情神話》大量的滬語對白，《好東西》使用更下沉的策略，將可能被指責為本土主義的上海話藏在縫隙中。故事主角是東北人飾演的山西移民，其他主演來自台灣、貴州和廣東（甚至讓鍾楚曦講了粵語）。為數不多上海籍的主演只有飾演王鐵梅同事的王菊。《愛情神話》裏的「老烏」周野芒在本片飾演一位保安，而他只有面對上海話博主徐祥客串的路人時才會講起方言。
沒有優越感強烈的本地人，沒有令人厭惡的男性氣概，沒有公權力對個體生活的染指，《好東西》的故事發生在比前作更加「溫室」的上海。然而就在《愛情神話》公映後的兩個冬天裏，先是爆發「白紙運動」和烏魯木齊中路抗議，然後有上海萬聖節的變裝狂歡。一種早已被遺忘的市民主體性曾在上海短暫出現，又隨即被權力掐滅，也未能在電影裏體現。
不同於《愛情神話》大量的滬語對白，《好東西》使用更下沉的策略，將可能被指責為本土主義的上海話藏在縫隙中。
一個微妙的契合點是，電影海報上的三位女主，分別cos成了金斯伯格、弗里達和梵·高。不過在中國的審查制度下，電影只能小心翼翼地拍出大流行時期的後遺症：王鐵梅初到小葉家，注意到她在家種菜、囤積物資，這顯然是2022年4月上海封城之後的習慣延續；王茉莉小小年紀得了高度近視，因為疫情期間被迫上了太多網課；還有一幕是王鐵梅背著女兒走在上海的街道，迎面的路人在演唱《明天會更好》，復刻了2022年5月封城期間發生在上海的真實事件。這或許是電影做的最大程度的紀念。
但這些紀念在經歷了過去兩年之後顯得格外矯飾。今年的萬聖節前夕，官方早早在街道上布下警力，叫停所有非官方活動，對自發的群眾集會表現出極高的警惕。而電影卻依然在為城市的文宣部門背書，迫切地營造一個自由、開放、包容、LGBTQ+友好的上海——諷刺的是，片中連所謂的女同性戀都只是假扮的。
除了真空化的現實描摹，影片在女性主義的相關話題也體現出商業邏輯下的懦弱。在近年楊笠代言事件等「前車之鑒」的影響下，電影明顯回避了當下如火藥桶一般極易被引爆的性別議題，採取了更圓融的姿態。王鐵梅之所以離婚，是因為前夫的男性氣概不滿於「男主內」的家庭分工，而非婚姻制度本身對女性的系統性壓迫；「女權男」可以作為諷刺對象，因為他們本身就是相對不那麼容易被激怒的人群；小孩在學校遭到男性同學的霸凌，但隨後被「老鄉情誼」化解。而電影能夠指名道姓的嘲弄對象，也僅限於同樣有「老鄉情誼」的賈樟柯和平遙影展。所有危險的表述，都像小孩學校裏那堂講解舉報的課一樣戛然而止。
電影卻依然在為城市的文宣部門背書，迫切地營造一個自由、開放、包容、LGBTQ+友好的上海——諷刺的是，片中連所謂的女同性戀都只是假扮的。
但即使做了最無害的處理，電影依然自反式地借由網友對王鐵梅文章的評論預設出觀眾對電影的爭議。當然，在有意過濾了更加惡毒難聽的男性發言之後，呈現出來的只有女性內部的相互傾軋。以上這些，決定了這部電影只能是一場面向同溫層的脫口秀表演，它用喜劇元素消解掉進步主義的鋒芒，而後退回到舒適圈向所有可能的敵意目光示好。
2024年春節檔期間，雷佳音先後在《熱辣滾燙》和《第二十條》「表演」撒尿，在《好東西》裏也出現了男性當街撒尿的鏡頭，但隨即便被王鐵梅呵斥。這一幕就像是對身處中國電影大環境下的《好東西》的提喻——它嘗試糾正銀幕上過剩的男性氣質，但也僅僅是在「看得見」的地方聊勝於無地唱唱反調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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