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年，《爱情神话》导演邵艺辉的新作《好东西》在院线公映。作为当代中国最具人气的年轻女性导演之一，这部以《爱情神话2》立项的新片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不同于前作的男性中心叙事，《好东西》是一部更为彻底，也在中国更为稀缺的“女性电影”。
电影围绕住在上海单亲妈妈王铁梅（宋佳 饰），女儿王茉莉（曾慕梅 饰）和邻居小叶（钟楚曦 饰）三名女性的生活展开。王铁梅曾经是一名资历颇深的调查记者，但随着就职的媒体接连倒闭，进入一家规模很小的新媒体担任编辑。她一边独自抚养还在上小学的女儿，一边努力去适应新形势下的媒体环境。同时，摇身一变“女权男”的前夫（赵又廷 饰）与女儿的鼓手老师（章宇 饰）在她身边屡屡上演“雄竞”戏码，让王铁梅在育女与工作之外的“课间十分钟”也不得安宁。
不同于前作的男性中心叙事，《好东西》是一部更为彻底，也在中国更为稀缺的“女性电影”。
另一边，邻居小叶是一位年轻的乐队主唱。但她眼下最焦虑的事在于和一名眼科医生（任彬 饰）的关系走向。小叶对这段亲密关系饱含热情，但眼科医生则是一位“爱无能”的男性，更推崇FWB（friends with benefits）和不受责任拘束的开放式关系。
王铁梅的女儿王茉莉就读于一所位于上海梧桐区的公立小学，尽管与家境优渥的同学们比起来有所不如，但她依然遭到一位同班男同学的针对。不过，此刻她正忙于探索自己在写作与阅读之外的爱好——也许打鼓是个不错的选择。
依托于上海的城市空间，电影通过三个不同世代女性的故事，把婚育、原生家庭、亲密关系和女性的自我实现等近年流行的话题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个女性互助、彼此构建情感连结的精神乌托邦。
女性主义的三重面向
电影通过三个不同世代女性的故事，把婚育、原生家庭、亲密关系和女性的自我实现等近年流行的话题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个女性互助、彼此构建情感连结的精神乌托邦。
前不久，宋佳在电视剧《山花烂漫时》中饰演中国官方话语里的妇女楷模张桂梅。而在《好东西》里她饰演一位前调查记者，这一设定在近年的中国大银幕上并非孤例。《不止不休》（2023年公映）直接讲述了二十年前纸媒“黄金时代”调查记者的故事，《送我上青云》（2019）里的姚晨和《春潮》（2020）里的郝蕾则同为女性记者。这些角色沿袭了传统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发生强烈冲突时的精神困顿，但如今也只能作为纪念碑被人们追忆和悼念。
面对中国日趋收紧的言论空间和互联网上甚嚣尘上的民粹压力，调查记者不仅不受政府待见，在民间也时常被赋以“向境外势力递刀子”之类的负面评价。片中的王铁梅在离开记者行业后进入新媒体，开始学习一手带货软文一手严肃评论的新时代游戏规则，同时还要在直播间大声兜售产品——这的确是当下许多媒体人最真实的职业路径。
在被问到为什么不做调查记者时，王铁梅坦言自己“太懦弱”。显然，外部环境收紧之类的说辞显然无法出现在中国的商业院线。电影中编辑部读网友对王铁梅写单亲妈妈一文的评论时，一位男同事抱怨“你试图为女性发声，结果她们反倒来骂你”。尽管这句精英的傲慢随后被王菊饰演的编辑部同事打断，但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困境于此表露无遗：当女性无法在体制层面寻求变革，只好诉诸于新自由主义式的个体奋斗，并自行消化环境的重压。
与王铁梅寻求育女与工作平衡的中年女性形象相对应，邻居小叶代表了女性主义在个体情感的面向。小叶来自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成长于父母的否定式教育，同时还是家庭内部父亲-母亲-女儿这一暴力链条的末端。她渴望被肯定，渴望平等的爱，电影以此解释她在与眼科医生这段关系中的行为。
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困境于此表露无遗：当女性无法在体制层面寻求变革，只好诉诸于新自由主义式的个体奋斗，并自行消化环境的重压。
但在导演柔和的处理下，电影没有对原生家庭的血泪控诉——父亲在此隐形了——而更聚焦于对当下的精神宽慰。与之类似的是，片中大量对于父职与男性气概的负面言论，都借儿童之口说出。女儿王茉莉（片中人称之“小孩”）有着超乎年龄的成熟，受益于阅读量或母亲的言传身教，她表现得像一位清醒的现代女性，也寄托了主创对未来的期待。“——爸爸每天接你上下学。”“——既然你生了我，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只是在“童言无忌”的保护下，她说的那些话并不足以触怒的保守的男性观众。
上野千鹤子与女性主义热潮
王铁梅的“女权男”前夫在饭桌上侃侃而谈自己的女性主义自我教育，他质问同为男性的鼓手老师，“你读过几本上野千鹤子？”
作为当今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之一，许多观察家都把21世纪20年代的这股“上野千鹤子热”归功于2019年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在演讲中她讲述了东大和日本社会中的性别差距，译为中文后引起广泛共鸣，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大量转发。除了性别议题，这段演讲中最出圈的一句话是：“今后等待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即便努力也不一定会有公平回报的社会。”上野认为自己的贡献之一是把“无偿劳动”的概念引进日本，这对应了《好东西》用一段声画蒙太奇礼赞母亲的家务劳动。
此前，中国国内出版的上野千鹤子著作都是《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类严肃的学术书，而从2021年的《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开始，一批面向大众、解决身边日常生活问题的通俗著作被接连引入，至今已达到二十册左右，并常年位居社科类书目的销量前列，堪称近年一场规模盛大的出版运动。
在此之后，上野与全嘻嘻、戴锦华等人的对谈也接连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与中国本土女性意见领袖的对话体现出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尴尬：难以撼动的父权制让女性主义的理论无法在此地自洽，对“房间里的大象”不可言说导致多数时候都是顾左右而言他，无法触及问题的本质。
当然，这股推崇上野千鹤子的女性主义潮流更早还能追溯到2017年开始的#metoo运动，宏观来看也与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占比增长、Covid-19疫情带来的精神压抑、经济下行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与此同步发展的是，用女性视角审视脱口秀、影视剧等流行文化产品在近年逐渐成为显学。“厌女”、“男性凝视”等词汇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观众的评价体系，形成一种“观众审判/筛选-创作者修正”纠错机制。在豆瓣的脱口秀社群，网友们质疑某档脱口秀竞演节目的冠军是否只是男性视角的顾影自怜，同时埋怨另一档节目先借助女演员们收获声量，然后再把她们早早淘汰出去。
难以撼动的父权制让女性主义的理论无法在此地自洽，对“房间里的大象”不可言说导致多数时候都是顾左右而言他，无法触及问题的本质。
这正是《好东西》在点映之后好评如潮的大背景。作为参考，据票务平台“猫眼”的数据显示，“想看本片”的用户画像中女性占比超过80%，尤其以20~24岁年轻女性居多。《好东西》可以说直接回应了她们的诉求：讲述女性自身的故事，呼应她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充满机锋、幽默犀利的对白，充当她们的大银幕嘴替；即便不乏男性角色，但也被最大程度地限制了冒犯性，保证了绝对的女性友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好东西》或许更类似一部取悦女性群体的“小妞电影”——尽管这个类型的名称被广泛认为会进一步助长性别刻板印象，导致对女性的歧视。但随着女性意识的发展，不同类型的女性主角和情节主题亦可以在《布鲁克林》（2015）、《伯德小姐》（2017）等电影中看到，电影行业已经将这一类型从仅仅描绘肥皂剧式的浪漫故事转为为关注更现实的艰辛。在《好东西》中，浪漫化地呈现家务劳动的价值，一位女性在另一位女性的保护下走夜路，“生理期别喝红糖水，喝止疼药”被征用为台词，这些桥段无非显示出中国公共话语空间对女性的关照尚且贫乏，理论与现实状况依然存在相当程度的错位。
用女性视角审视脱口秀、影视剧等流行文化产品在近年逐渐成为显学。“厌女”、“男性凝视”等词汇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观众的评价体系，形成一种“观众审判/筛选-创作者修正”纠错机制。
但这部电影里的女性主义符号，更多止于彩蛋和同温层之间心照不宣的暗语。流行于都市女性的女性主义，仿佛已然成为一种时尚单品。电影虽提及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的《看不见的女性》(Invisible Women)，但电影的视野里依然只有早已被看见的城市精英中产，流露出作者的“父权无意识”。虽然无法苛求每部电影都有阶级关怀的义务，但在两个小时的片长里，镜头甚至没有放低一寸去呈现主角以外的、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更底层的普通女性，“上海”这座城市再次成为被符号堆砌，失去具体所指的空中楼阁。
从《爱情神话》到上海神话
公映于2021年年末的《爱情神话》是近年上海文艺界的重要事件。电影被很快改编成音乐剧，成为上海的又一张城市名片。法租界的浪漫情调、老克勒的悠然生活、能聊哲学的鞋匠……这些符号一方面巩固了由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塑造的上海刻板印象，同时也充作对梧桐区的地理索隐，成为新的文化输出。
上海人尤其喜欢《爱情神话》。据统计，本片在上海地区票房达到1.08亿，超过北京、江苏、浙江和广东四地的总和。这部电影虽然洋溢着脱北（京）创作者对上海的美好想像，却在方言和地域文化遭到打压、长期缺位于主流文化的语境下，成为许多上海市民的慰借。
而对《爱情神话》负面评价，依然能够继续应用在《好东西》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比如本片不再仅限于法租界，甚至拓展到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可以认为，这部电影从创作之初便被纳入到城市宣传的话语。不同于《爱情神话》大量的沪语对白，《好东西》使用更下沉的策略，将可能被指责为本土主义的上海话藏在缝隙中。故事主角是东北人饰演的山西移民，其他主演来自台湾、贵州和广东（甚至让钟楚曦讲了粤语）。为数不多上海籍的主演只有饰演王铁梅同事的王菊。《爱情神话》里的“老乌”周野芒在本片饰演一位保安，而他只有面对上海话博主徐祥客串的路人时才会讲起方言。
没有优越感强烈的本地人，没有令人厌恶的男性气概，没有公权力对个体生活的染指，《好东西》的故事发生在比前作更加“温室”的上海。然而就在《爱情神话》公映后的两个冬天里，先是爆发“白纸运动”和乌鲁木齐中路抗议，然后有上海万圣节的变装狂欢。一种早已被遗忘的市民主体性曾在上海短暂出现，又随即被权力掐灭，也未能在电影里体现。
不同于《爱情神话》大量的沪语对白，《好东西》使用更下沉的策略，将可能被指责为本土主义的上海话藏在缝隙中。
一个微妙的契合点是，电影海报上的三位女主，分别cos成了金斯伯格、弗里达和梵·高。不过在中国的审查制度下，电影只能小心翼翼地拍出大流行时期的后遗症：王铁梅初到小叶家，注意到她在家种菜、囤积物资，这显然是2022年4月上海封城之后的习惯延续；王茉莉小小年纪得了高度近视，因为疫情期间被迫上了太多网课；还有一幕是王铁梅背着女儿走在上海的街道，迎面的路人在演唱《明天会更好》，复刻了2022年5月封城期间发生在上海的真实事件。这或许是电影做的最大程度的纪念。
但这些纪念在经历了过去两年之后显得格外矫饰。今年的万圣节前夕，官方早早在街道上布下警力，叫停所有非官方活动，对自发的群众集会表现出极高的警惕。而电影却依然在为城市的文宣部门背书，迫切地营造一个自由、开放、包容、LGBTQ+友好的上海——讽刺的是，片中连所谓的女同性恋都只是假扮的。
除了真空化的现实描摹，影片在女性主义的相关话题也体现出商业逻辑下的懦弱。在近年杨笠代言事件等“前车之鉴”的影响下，电影明显回避了当下如火药桶一般极易被引爆的性别议题，采取了更圆融的姿态。王铁梅之所以离婚，是因为前夫的男性气概不满于“男主内”的家庭分工，而非婚姻制度本身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女权男”可以作为讽刺对象，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相对不那么容易被激怒的人群；小孩在学校遭到男性同学的霸凌，但随后被“老乡情谊”化解。而电影能够指名道姓的嘲弄对象，也仅限于同样有“老乡情谊”的贾樟柯和平遥影展。所有危险的表述，都像小孩学校里那堂讲解举报的课一样戛然而止。
电影却依然在为城市的文宣部门背书，迫切地营造一个自由、开放、包容、LGBTQ+友好的上海——讽刺的是，片中连所谓的女同性恋都只是假扮的。
但即使做了最无害的处理，电影依然自反式地借由网友对王铁梅文章的评论预设出观众对电影的争议。当然，在有意过滤了更加恶毒难听的男性发言之后，呈现出来的只有女性内部的相互倾轧。以上这些，决定了这部电影只能是一场面向同温层的脱口秀表演，它用喜剧元素消解掉进步主义的锋芒，而后退回到舒适圈向所有可能的敌意目光示好。
2024年春节档期间，雷佳音先后在《热辣滚烫》和《第二十条》“表演”撒尿，在《好东西》里也出现了男性当街撒尿的镜头，但随即便被王铁梅呵斥。这一幕就像是对身处中国电影大环境下的《好东西》的提喻——它尝试纠正银幕上过剩的男性气质，但也仅仅是在“看得见”的地方聊胜于无地唱唱反调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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