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雨傘運動改寫了我的生命軌跡，這場運動雖然沒有帶來實質性的制度改變，但假若沒有這些片段，我很難完整訴說自己往後的人生敘事。以文化研究學者彭麗君的說法，雨傘運動是「民現」的時刻，當平日隱沒於城市的民眾在公共空間集體現身，我們終於可以看到彼此。原來港人並不只在乎「中環價值」，在關鍵時候很多人會以道德勇氣凌駕於個人利益。也是從那時起，我確立了自身的港人身分意識，而我相信在我這一代人之中，我並非孤例。
談到對雨傘運動的記錄，我會第一時間想起由廣大新聞工作者（包括公民記者）在運動期間和前後發佈的文字和多媒體資訊，這也是市民最常接觸到的資料來源；此外，還有各種藝文創作、紀錄片、學術和評論著作。然而每種文字和影像紀錄的保存工作都面對各自的技術和政治挑戰。根據《獨立媒體》的報導，在過去10年，至少有21本涉及雨傘運動的書籍被香港的公共圖書館下架。檔案留存將在香港本土漸趨地下化和私密化，該是一個不難預測的趨勢。
在出現這些保存困難前，我就一直好奇，我們有沒有可能跨越這些媒介、以及各種形式的「代表」和「被代表」，以最原真的方式來記錄這場運動？人們在運用哪些創意來接近這種「原真」？而曾維持一段時間的「夏慤村」有沒有遺下任何碎片，有的話如今又散落在何處？
而當十年後，這些碎片出現在海外，以雨傘符號的方式集體出現時，它們是否足夠喚起離散之人的這段記憶？又或者，它們是否也揭示出另一些保存上的困難？人們如何理解和佈置這場運動？從現場消失、在展覽上複現的物品，最終能編織的會是什麼？
被大數據和政治審查淹沒的電子文字記錄
對運動進行文字及影像的記錄，並不意味著記錄的「成功」——即便現代社會擅長數據化，但資料從被記錄到保存的過程中，還是會遇到不少困難。比如，傘運是香港新聞史的一個關鍵時刻——記者把抗爭現場轉化為資訊，中間就經歷各種制度、甚至肢體上的角力。
2014年10月31日，時任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女士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訪問，形容佔領運動是「香港幾十年來出現的規模最大、地點最分散、歷時最長的一次抗議活動」。記協在運動開首的28天便收到足足24宗有關記者遇襲的投訴個案。其中10月25日尖沙咀「藍絲帶運動」集會上，有記者被參加者圍堵，四人被毆打受傷。
除了肢體暴力，新聞工作者也可能面對從屬機構的制度壓力，例如時任「無線電視」（TVB）新聞部高層袁志偉，曾下令刪除7名警察拳打腳踢一名示威者（註：又稱七警案）的記者旁述，事件觸發80多名TVB新聞部員工聯署聲援，最終有職員離職以「向高層干預新聞自由表達不滿」。
是次雨傘運動的報導工作，與網絡串流和社交媒體結合，令資訊量極為龐大，並通過一些新的即時記錄方式悄悄改變著港人的資訊接受習慣。比如，由傳統大氣電波到網上平台，不少媒體發展出成熟的24小時新聞直播系統；有些公民組織專頁會自發進行網上直播，例如「SocREC 社會記錄頻道」的臉書專頁便緊貼「佔領實況」。這些直播片段令人們對社會事件的掌握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細緻，也自然成為重要的研究和歷史資源，令後人還可以拼湊出完整的時間線，以及每一個運動關鍵點所牽涉的時地人。
觀看新聞亦經此成為某種參與運動的方式，即使不是走進街頭，情感仍然被影像畫面所牽動。而在個別例子中，某些歷史記錄轉化成為法庭證據。如上述發生在2014年10月14日的「七警案」，已被手銬反鎖的示威者曾健超遭七名警員抬到添馬公園一處暗角毆打，事件經多間傳媒拍到並引起大眾嘩然，在後來的法庭審理中，新聞片段亦被法官接納為證據，將涉事警員定罪。
不過，若想要完整找到這些網絡原生的新聞資訊，是需要系統保存的。撇除政治因素，資訊管理本來就要面對一個恆久難題——「訊息超載」（Information Overload）。各大媒體每日都生產新資訊，舊資訊自然被掩蓋，僅能通過搜索功能從大海中撈回部分碎片。
網絡基建的設計，會影響我們能否找回舊資訊。以《明報新聞網》為例，「昔日明報」只能追溯至2021年。即使是在2014年依然流行的Facebook，由於沒有按照日期搜索的功能，只能通過關鍵字收窄範圍，因此我們要找回2014年某年某月自己分享過什麼新聞，已經難上加難，更遑論每天更新的新聞專頁。
網絡基建的設計還會隨著各種商業考量而轉變，一些主流報章（例如《信報》和《南華早報》）紛紛加設「付款牆」（Pay Wall）功能，很多舊有文章已無法被免費參閱，傳媒機構又未必投放足夠資源於「搜尋引擎優化」（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令到很多文字記錄難以被搜尋。
政治原因亦令找尋記錄的工作變得複雜起來。2021年6月24日，《蘋果日報》因為一連串的國安法拘捕行動而被迫停刊，很多資料亦因此散失。我試圖通過「慧眼輿情」（WisersOne，輿情檢控數據平台）點按一篇題為《曾撐雨傘運動罷工》（蘋果日報網，2014年12月31日）的文章， 但結果自然是「找不到ww99.nextmedia.com網頁」。
雖然，通過資訊科技，也有把電子記錄盡可能完整保存下來的希望。《蘋果日報》結業不久，就有網民成立「果靈聞庫」，搶救《蘋果日報》電子新聞檔案。到2021年12月，《立場新聞》也停運，這班網民再做拯救。2022年5月1日，「一群希望保留香港歷史的香港人」宣布成立「聞庫」，成立宣言指出：「希望香港的一部分重要歷史不會隨著《蘋果日報》的消失而被抹去。」整個檔案庫收集了超過230萬篇《蘋果日報》文章和9萬篇《立場新聞》文章。
「聞庫」也因此保留了不少雨傘運動的片段。這些記錄並不單是冰冷的史實，更是一個「情感檔案」——各界市民躁動的心情都定格在文字之中，令人想起這場抗爭除了牽涉政客、社運明星、警察、政府官員，原來還曾經有藝人在微博留言，感謝市民對抗不公義的制度，有貨車司機會在萬人佔領彌敦道的時候義送物資。在「撤回831決定，要求落實真普選」的宏大口號以外，普通市民提供了一些更人性化的答案：「他們沒有燒車胎，只是和平示威，警方施發催淚彈反令我決心留在示威場地。」
可是，網上資料庫也可能比想像中脆弱。2021年1月，香港警方以違反《港區國安法》為由，下令網際網路供應商於香港境內限制瀏覽一個名為「香港編年史」的網站，該網被指記錄了部分警員和親建制派人士的資訊，這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對網路實施限制。在2023年9月21日至22日，「聞庫」也曾一度傳出封網驚魂，有香港、台灣、日本等地的用戶指無法瀏覽網站，並顯示錯誤代碼「451 UNAVAILABLE FOR LEGAL REASONS」。後來，《獨立媒體》向「聞庫」查證，才確定是虛驚一場，後者回覆指是《蘋果日報》一篇有關亞姐的報道被投訴違反《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DMCA），移除有關內容後，網站也重新上架。
當然，抗爭者也會升級自身技術來應對風險，例如採用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其中被較多媒體報導過的LikeCoin項目，就致力推動「內容去中心化」和「出版民主化」，把一些珍貴的文章、照片、書本、短片上傳到區塊鏈。當資料上載到區塊鏈資料庫，資料會被存放、鏈接於同一鏈的區塊中，資料在時間順序上具有一致性，在沒有網路共識的情況下，不能刪除或修改此鏈上的數據。
可是，這類新技術同樣衍生自身的道德問題。檔案學除了強調保育文檔，也講求「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當資料難以被刪改，永久存在於虛擬空間，誰有權上載該些資料，該上載什麼資料，才能平衡記憶保存和被記錄者的人身安全？要知道由新聞報道到法庭文件，很多被記錄者在過程中都沒有自主選擇的空間，但他們的人生軌跡可能因為這些記錄而被改寫。
我另外要強調的是，歸檔工作本身——究竟什麼東西值得被永久保存——亦都隱含價值取向。對於《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一類受到更多媒體關注的傳媒平台，自然吸引更多有心人花心力保存。然而，雨傘運動存在「和勇之爭」、泛民與本土之爭。即使在抗爭陣營本身，《蘋果日報》是否反映所有政治光譜，亦都是一個大疑問。
比如11月18日晚，有佔領者以阻止「網絡廿三條」之名，號召群眾衝擊立法會，有人以鐵馬和磚塊擊破玻璃門，最終與警方爆發衝突。翌日《蘋果日報》僅引用一些泛民領袖的譴責聲明，例如引述陳方安生指「批評衝擊只會打擊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而不會帶來任何正面效果」。但十年前，顯然有與支持衝擊勢均力敵的批評。
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學博士、香港史研究者崔永健接受訪問時指：「在雨傘運動前後（2013 – 2014），最具代表性的本土派輿論基地是《輔仁媒體》。」崔永健自己也曾經是《輔仁媒體》的作者，以筆名「毛來由」分享戰後香港史，並從歷史角度分析2014年當下的政局。他形容：「《輔仁媒體》是素人、非主流網媒的始祖，盛載了早期本土派的思潮。」從歷史角度，他認為「社會思潮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這些文獻的失落，令後人無法還原當時民情。」
他續指：「既然雨傘運動和後來的反送中運動是一場無大台的社運，我們更加需要了解素人的想法，才能全面理解整場運動的根源和動力。」然而，《輔仁媒體》已經在毫無公告的情況下結束營運，人們只能從「網際網路檔案館」（Internet Archive）的網站時光機（Wayback Machine）打撈一些殘骸。而《輔仁媒體》資料的散失，也提醒我們歸檔工作也隱含一套權力關係，本來被邊緣化的聲音，會更容易墮入歷史黑洞之中。
傘落各地的碎片
不過，文字和影像並不必然客觀中立，而且充滿偶然性，記者當下的鏡頭擺放在何處、用什麼敘事，是「雨傘革命」還是「雨傘運動」，都會影響到後面尋路人的認知。於是，我一直希望尋找昔日「夏慤村」的一些原真碎片——當我們把人工敘事抽離掉，這些物件還能夠散發情感動能嗎？
人們在各個雨傘佔領區，不單止是生存，更加是生活。其中在金鐘「夏慤村」，街道猶如一座360度的公共藝術畫廊，到處都是公眾創作的海報、標語、雕塑、裝置藝術——這些物件不會憑空消失。2014年12月11日，警方動員約7000名警員，花了約7小時把金鐘清場。很多市民都把焦點放在堅持留守抗爭現場的示威者身上，他們築成人鏈，一排一排盤坐在地上等待被捕，以完成整個公民抗命的過程。
其實與此同時，路政署亦配合警方行動，出動多架大型車輛，包括9架夾斗車，將「夏慤村」的大型物件，如自製路障、帳篷、欄杆、具標誌性的黃色巨傘等等，統統運往中環填海區地盤內。當時《蘋果日報》這樣寫道：「（地盤內）雜物堆得如一個個小山丘，面積大如一個七人足球場。位置毗鄰香港摩天輪及快將開幕的AIA中環歐陸嘉年華，喧鬧的場景與現場的一片孤寂，形成強烈的對比。」
然而，在警方清理現場之前，已經有一班熱心人士搶救這些珍貴文物，當年媒體著墨較多的是「雨傘運動視覺庫存」（Umbrella Movement Visual Archive）。10月初「夏慤村」逐漸成形時，已經有藝術家和學者思考如何在運動結束後保護社運物件。他們在社交媒體呼籲群眾參與，在最高峰時期，義工人數多達200人，分成小隊在各佔領區考察值得收藏的藝術品。其中在12月10日，亦即是「夏慤村」清場前一晚，天下著滂沱大雨，義工們通宵達旦地收集佔領區各處的物品，並以卡車轉運至收藏點。
根據2016年，《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報導，雨傘運動視覺庫存最終從三個佔領區收藏了「將近400件物品和超過1000張海報」。在2015年9月26日至10月16日，「雨傘運動視覺庫存」於活化廳和富德樓舉行「其後：雨傘運動中的物件」展覽。當時，《立場新聞》引用參觀者的話：「滿目情感式的回應，我沒有失望或者感傷。畢竟，一年是太短太快，一切還來不及去消化。看著『雨傘運動中的物件』，我無法像看著唐朝文物那麼有距離地去理解。又或者，庫存將『物件』再陳示的意義，不在於參加者的憑弔，而是未知者了解的開端。」
不過在現實政治之下，這道「開端」的大門瞬間便關上了。
「雨傘運動視覺庫存」的社交媒體網站已經在2016年5月15日停止更新，最後一次正是轉載《紐約時報中文網》的訪問。昔日「雨傘運動視覺庫存」的主要人物，亦都已經淡出社運圈，開展新生活。2022年《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刊登的一篇研究論文，是對「雨傘運動視覺庫存」最後一篇有系統的紀錄。文章指出，早在2021年《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前，「雨傘運動視覺庫存」的收藏品已經被運送離開香港，但文章並沒有指明該批藏品的下落，除了政治因素外，文章也提到在雨傘運動的熱情減卻後，「雨傘運動視覺庫存」失去義工支援，早已面臨人手短缺和財政困難。
這是參與全球社會運動檔案工作的人普遍面對的問題——亦呼應2016年《紐約時報中文網》一位受訪者的話：「它們（藏品）中的大部分都是人們為了參加示威活動而製作的，只有在被用於示威活動之際，它們才是有生命的。」當運動退場，藏品沉睡在倉庫之中，物質盛載的意義會慢慢掏空，直到重新被看見。
而我相信「雨傘運動視覺庫存」當日所收藏的物件，可能只是世上現存的雨傘遺物之一部分。《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的文章就指出，在運動期間，「雨傘運動視覺庫存」的義工也要面對前線示威者的猜疑，一些藝術家也因為種種原因並沒有交出展品。而其中最具標誌性、高3.6米的雨傘人雕塑便一直下落不明。
與此同時，很多組織和個體也曾參與整場雨傘運動的存檔工作，在世界各地，偶爾也會見到以雨傘運動為主題的展覽和特藏。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的「Hong Kong Umbrella Revolution Collection」也收藏了一些印刷品、相片和紀念品。2015年9月20日至9月28日，洛杉磯香港論壇籌辦了「命運自主：雨傘運動一週年展覽」，展品包括佔領者的藝術品。2019年11月30日，加拿大卑詩大學舉行了「A Vancouver Archive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開幕展覽，藝術家 Tammy Flynn Seybold 於2015年離開香港到溫哥華時，也帶同一些自己在「夏慤村」創作的作品離港。到2023年9月16日至2024年1月14日，法蘭克福的德國建築博物館也舉行了「Protest/Architecture. Barricades, Camps, Superglue」展覽，當中包括部分雨傘展品。
再現
有一天，朋友告知我位於荷蘭海牙的藝廊「我地」（NGO DEI），會在2024年9月26日至10月13日舉辦大型的雨傘運動紀念展「傘後拾遺 – 香港抗爭文物展」。於是，我隻身飛往海牙，看看當這些物件重新被展示，會是怎樣一回事。
海牙並不是歐洲熱門的藝術重鎮，但是荷蘭政府、議會、國際法院和國際刑事法院的所在地，非常適合進行國際人權倡議。「傘後拾遺」舉辦的前一晚，是「我地」的開幕禮，主辦方邀請多位港人熟悉的面孔，例如英國港僑協會創辦人鄭文傑、前本土民主前線召集人黃台仰，同時也邀請了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HKW）研究員邱美根（Megan Khoo）和國際聲援西藏運動代表次仁賈帕（Tsering Jampa）。「我地」的 Instagram 專頁形容開幕禮是他們「結合藝術、文化與正義的使命中」所邁出的重要一步。
這次「傘後拾遺 – 香港抗爭文物展」共展出40多件抗爭文物，全部由「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及其他私人收藏提供，「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創立於1935年，是世上其中一個最知名的社會運動檔案館，多年來拯救全球各地、與社會抗爭有關的瀕危檔案。《光傳媒》報導，該研究所自2020年香港實施《國安法》起，開始收集有關雨傘運動的物件，至今已經收集逾300件，以「防止這些重要的歷史見證消失或被摧毀」。
在9月26日的中午，我下機後前往「我地」，希望趕在開幕典禮前先看展覽，然而我到達的時候，藝廊已經塞滿群眾。「我地」樓高四層，但空間相對狹窄。某些抗爭文物體積龐大，部分橫額和直幡目測接近三米，每個展出的帳篷也足夠兩人居住，然而大型物件之間又夾雜著一些細小而脆弱的展品，例如相信是初代版「連儂牆」的便利貼，有些海報也有被浸壞的痕跡。
展廳的空間界限、藏品的物質性，都會增加策展的難度，不過我仍隱約見到策展人嘗試把展品重新連結到港人熟悉的文化和政治符號的小創意。例如善用地下樓梯轉角，擺放一幅毛澤東形像的梁振英「遺照」及香爐灰，營造街頭祭祀的感覺；在二樓的暗角處，也掛上了一道寫有「停止衝擊，否則暗角打鑊」的紅旗，影射七警案。
可是，當金鐘夏慤道的巨型橫幅、銅鑼灣自修室牌、旺角關公像直幡通通被壓縮在地下大廳中，各佔領區的個殊性被消磨壓碎，再搓成一團屬於香港民主運動的圖騰後，個體的情感難免會在過程中流散。雖然，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壓縮重構的方式，或許是必要的——畢竟，經歷過雨傘的人，後繼的尋路人，在海牙的國際同路人，他們對物件再現的方式會報以不同期望，有人是懷舊並渴求治癒，有人要自我認同和滿足英雄式想像，有人單純地好奇窺視，也有人希望從歷史資源中擷取政治動能。
看到一半時，開幕典禮便開始了，眾人急忙到樓下去。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前本土民主前線召集人黃台仰、民陣前副召集人黎恩灝以及香港行動檔案成員Sienna Lau，四位講者在一塊寫有「我要真普選」的黃色手繪橫額下進行對談。那幅橫額是展覽中我最喜歡的作品，「我要真普選」五個大字下面是一把黃色大雨傘圖像，大雨傘從血雨之中，保護了無數花朵和小雨傘。
與會者坐下來時，椅子和身軀剛好把那些筆觸細膩的花朵和小雨傘遮擋了，只露出「我要真普選」。其中一位演講者在發言時指向後方，指標語反映港人對真普選的堅持。與會者由自己在傘運時期的角色，講到過去十年自身的軌跡，以及他們對香港民主運動該如何走下去的看法。當天旁聽的市民擠滿了整個藝廊的大廳，整場對談長達一個半小時。
我坐在地上，不由自主地分神，眼睛四處張望，不知道人群中有沒有當年的左鄰右舍。但這份期待好像沒有實現，我亦沒有主動求證。因為腰痛，我站起來走到後方，仔細看，發現很多展品都被貼上「不能觸碰文物」的標語——曾經影響我的生活痕跡，這一刻真的已經成為歷史文物。
也許我是上述提及的第一類人，觀看展品的方式是懷舊的；而做政策倡議的人是要望向未來，現實不容許他們的步伐停留。種種錯對，令這場事隔十年的「再會」滲雜著一股難以言喻的失語感。
檔案也許注定是悲傷之物——當物件抽離於原生時空，就會被困鎖在一個觸不能及的狀態。對於經歷過的人，它永遠被定格在一個我們回不了過去；而沒有經歷過的人，物件通往的只是同理心拼湊出的幻想。不過，我相信幻想也可以發揮出強大力量，同理心可以把經歷過和沒有經歷過這些日子的人拉到一起，問題是人們活生生的經驗如何能被有效地被述說出來。
數天以後，離開荷蘭以前，我再次回到「我地」。那天下著滂沱大雨，藝廊剛好成為避雨站，展區近乎空無一人。我走進正門，在沒有人群的情況下，首先看到一道巨型藍色橫額，示威者以白色雙面膠紙模仿香港公路路牌字體，並寫上「抗爭路」，下面是人稱「夏慤道一號」的帳蓬「藏獅閣」，右邊則是「我要真普選」直幡。我戴上耳機，聽不到外面的聲音，就是靜看一件又一件展品，只剩下自己和過去。
看到當年的帳篷，想起第一次在街上通宵留守。傘運時，我還是一名大學生，正在罷課，從電視見到年僅17歲的黃之鋒號召學生衝入「公民廣場」，有約200人響應。警方很快架起鐵馬包圍示威者，並拘捕黃之鋒，有市民見狀隨即趕到現場聲援。那也包括我。然而當日大家都只是席地而睡，要到後期學聯、學民思潮發起「一人一帳篷」運動，方便長期留守，人們才開始搬進帳篷，並且有人為自己的帳篷命名，加設信箱，營造家的感覺。
看到地下展廳的紅十字白色救護頭盔，想起9月27日清晨，警方在靠近「公民廣場」一帶進行小規模清場，有警察在沒有警告下噴射胡椒噴霧，我亦中招，眼睛感到十分灼痛，額頭被防暴盾擊中。在雙眼看不見東西的情況下，我最後是匍匐爬行離開現場。有人把我扶起，我雙眼再次打開時，看到一名與我年紀相約的男醫護，不知道他現在身在何處。
二樓牆上有一副仿鈔票繪圖，銀碼是「689/7200000」，人像變成狼頭（象徵花名「狼振英」的梁振英）——刻畫狼毛的筆觸細緻，當時的畫家究竟在想什麼？在地下有一幅黑色水筆畫作，繪一男一女，雨天中有太陽和彩虹，「哥哥姐姐加油！」，畫上稚嫩署名「四歲半SP」。我不由在心裏和SP對話起來：今天的你應該已經十四歲半，很抱歉這個城市暫時未必如你所願，有些哥哥姐姐倦了，有的離開了，但仍然有很多哥哥姐姐在努力加油，也希望你將來可以成為一個自己心中所想的大人。
我也不免想和本文的讀者詢問：十年寒暑，大家過得怎樣？
也許有一天，我們能跨過種種媒介記錄、歷史執念和未來幻想，再次在一個時空看到彼此，擁抱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