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對美國政治有稍稍多一些關注的人，對鄉村選民很容易有一種相當強烈的印象：貧困、無望而憤怒的白人，同時在價值觀、在宗教觀上又格外保守。在普遍的印象中，這些人因為全球化而面臨產業外移，在蕭條與衰退中感到被菁英、特別是自由派菁英背叛，因此才逐漸流向共和黨，促成在全美國鄉村區域都平均以動輒7成以上的選票支持特朗普，從南方到新英格蘭、從中西部到西部平原無非如此。
特朗普今次競選搭檔凡斯（J.D. Vance）的成名作《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正描繪了這樣的圖像：在礦坑與工廠陸續關閉之下，阿帕拉契地區的人們改以毒品為寄託。當時的凡斯在書中強調的，是他認為這些人從此養成怨天尤人、自我放棄的心理結構，從此深陷於根深柢固的文化之中，遂不能如後來到耶魯就讀的他一般自立自強。而從政之後，他的說法則有所調整，更著重菁英們的脫節與背叛，並主張特朗普和他真正「懂」得這群人，會代表這些人捍衛「真正的美國」。
而這也不是新的看法。早在2008年、在特朗普還根本稱不上政治人物的時候，奧巴馬在民主黨初選期間最嚴重的一次失言，就是宣稱賓州乃至中西部的鄉村小鎮選民因為工作流失、經濟衰退，所以開始感到「怨恨」（bitter），所以「他們抓緊（cling onto）槍枝，或者抓緊宗教，又或者對長得不像他們的人反感，抓緊反移民、反貿易的情緒，藉以解釋他們的挫折感」。
當時，這樣的言論立刻遭到對手反擊，包含初選對手希拉里立刻指控這顯現出奧巴馬的「菁英主義」和「與民眾脫節」，甚至在造勢場合發放「我並不怨恨」（I’m not bitter）的貼紙。但姑且不論選舉操作，單就實質內容來說，這種「因為衰退，所以憤怒，進而轉向右翼」的論點，確實已經常是這些年來主流討論的出發點。
而在自由派的圈子內，一本曾引發許多討論的作品是同樣在2016年問世的，由知名社會學家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撰寫的《家鄉裡的異鄉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Hochschild 也同樣從破敗的鄉村景象出發，主張這些選民之所以在奧巴馬時期支持極右翼的茶黨，並不只是一些自由派想像的「被騙」或「被種族主義蒙蔽」，而是在窮困之中養成了一種世界觀：一種認為自己努力「排隊」往前進，卻被一大群其他人「插隊」的世界觀，藉以理解自己為何遭逢困頓。
這本書談的現象雖然是茶黨，但因為特朗普當選之後，許多人急切尋找一個解釋，這本書恰好立刻能夠填補這樣的空缺；《家鄉裡的異鄉人》與《絕望者之歌》都成為了引導2016年以後討論鄉村選民的主流出發點。
但是，這樣的說法真的準確嗎？在科爾比學院（Colby College）研究鄉村政治的兩位政治學家 Nicholas F. Jacobs 和 Daniel M. Shea 在他們合著的《The Rural Voter: The Politics of Place and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一書當中提出許多相反的證據，認為這種衰退與憤怒的解釋其實太過薄弱：全美國太多人都在經濟變遷下感到焦慮和憤懣，根本不只限於鄉村。要理解鄉村選民的集體轉向，需要分析的是鄉村民眾彼此之間為何產生了「命運共同體」的意識，而且認為民主黨站在這個共同體的對立面。
面對經濟困境的，並不只有鄉村選民
兩位作者提出的挑戰，可以從這個問題開始理解：如果關鍵真的是全球化下的經濟困境，那怎麼會只有鄉村經歷這麼巨大的政黨板塊位移？
畢竟，全美國都經歷了類似的經濟困境，並不只是鄉村獨有，都市、郊區的人們也都受到巨大的衝擊，在經濟上也都有不安的理由。他們用更精細的、更小的地理單位區分都市與鄉村，重新整理官方統計數據，發現近15年來，都市和鄉村的失業率幾乎完全同進退，都從2000年前後約4%的水平逐步上升，在20年間漸趨嚴重，也在相同的時間最高達到10%。而問卷調查也顯示，經濟拮据（回答自己的經濟狀況「無法支付約400美元的緊急支出」）的人口比率，在都市跟鄉村也幾乎完全相同。固然，鄉村選民「家庭年收入低於5萬美元」和「對未來經濟狀況悲觀」的比率略高於都市，但每一年的差距最多只有1、2成，也不足以解釋民主黨在鄉村的得票率為什麼會動輒低上4、5成，甚至更多。
事實上，鄉村貧窮雖然是嚴重的問題，但近年來情況其實正在改善，反倒是都市貧窮才在逐漸惡化。不論是以年收入低於5萬美金（經濟不寬裕）為標準，還是以「收入低於貧窮線」為標準，鄉村貧窮近十餘年來情形並未變得更嚴重，反而是都市中這類家庭的佔比才節節攀升。之所以如此，主因是在教育擴張之下，鄉村民眾有越來越多人能夠投入薪資不低的工作。總而言之，所謂近十幾二十年來美國的經濟困境，都是由都市和鄉村所共享，並非僅僅集中於鄉村。
當然，鄉村經濟有專屬鄉村經濟的難關，比如基礎建設不足是一項經常被提到的問題。但若要用經濟衰退解釋鄉村選民的轉向，像奧巴馬或凡斯一樣宣稱鄉村的人是因為經濟衰敗而深受挫折，馬上必須面臨的挑戰是：那麼，都市的選民明明面臨同樣的衰退，怎麼沒有跟著轉向？
「同仇敵愾」的鄉村選民
兩位研究者認為，真正的答案在於鄉村選民產生了某種「命運共同體」的意識，一齊「同仇敵愾」，甚至就連鄉村內的有錢人也都共享這樣的情感。相反地，都市、郊區的居民就較少認為自己的命運和同一都市的民眾互相連結，因此更不會因此產生團結對外的意識。
他們還發現，無分城鄉，美國本來就是一個怨氣很重的國家。為了細緻理解鄉村選民的情況，兩位作者自己設計、執行調查全國性問卷，並且光是鄉村受訪者就特別招募了上萬名之多。根據他們的調查顯示，雖然鄉村地區有超過6成的人認為自己的地區近年來沒有得到應得的資源，但都市地區抱持這樣看法的選民其實也同樣超過6成，比率相當接近。而在郊區，抱持這個看法也已突破5成，換言之這種認為政府對自家有所虧欠的看法，已經是全美國跨地區的主流觀點。同理，雖然鄉村地區有高達8成的選民認為「政府花太多錢解救大都市，而沒有花足夠的錢在我所處的社群」，但其實都市地區也已有過半的選民認為政府花太多錢拯救鄉村，忽略了都市人的需求。
換言之，整個美國都充斥著不被重視的情緒，無分都市鄉村。這也對應到更整體而言美國選民對於體制的不信任。正如歷史家學 Tim Shenk 在端傳媒的專訪中，也提到超過半世紀以來，美國有大批關鍵選民的特色，就是認為體制失靈、無法照顧「像自己這樣」的普通人。這份調查更顯示，這樣的怨氣還擴及到對「地區」的看法，人們普遍認為自己所在的地區被忽視、被掠奪。
城鄉之間的差別並不在於誰有這樣的怨氣，而在於這樣的怨氣的背後，人們是否同時感覺和自己的鄰居命運相連。他們發現：都市人被掠奪的意識主要源於自己個人過得怎麼樣，但鄉村人被掠奪的意識，卻源於他們想的是「這裡的所有人」或「我們鄉下人」過得怎麼樣。
換言之，都市的情況相對直觀，人們的個人經濟狀況越不安穩，就越會感覺「自己所在的地區」被掠奪。但在鄉村，個人經濟的安穩程度，與被掠奪的意識竟然並無關連。按照他們的統計分析，在鄉村當中，只要一個人認為自己的區域跟五年前相比沒有進步，而在這個地方工作再辛苦也不一定能過得好，自己的鄰居（甚至自己鄰居的下一代）再怎麼努力也沒有用，即使他的個人經濟狀況其實很安穩，還是同樣容易認為「我們鄉下人」被政府帶頭掠奪。
為何如此？兩位研究者認為，原因之一可能是都市、郊區居住型態和鄉村不同。都市、郊區的貧富隔離較為明顯，但在鄉村地區，整個城鎮的小孩可能都要在同一個地方等同一班公車，家長一齊去同一間學校開家長會。而美國鄉村常見的景象正是貧富混居，一幢幾代傳承下來、至今漂亮整潔的維多利亞式建築，旁邊卻緊鄰著一間破敗的房子，門口停著即將報廢的舊車──而這兩戶人家在冬天時還是會合作一齊鏟雪。兩位作者同樣整理了統計數據，發現雖然都市當中兒童貧窮的情況其實比較嚴重，但在都市當中，一個經濟寬裕的家庭和窮孩子住在同一個社區的機率很低，在鄉村中卻非常高。能夠頻繁在日常生活當中感受到他人生活艱苦，是鄉村共同意識的重要基礎。
這種「共同意識」並不是只有鄉村選民這一個版本。黑人社群也長期抱持著這樣的意識，認為在其他黑人身上發生的事情與自己切身相關，能感受到其他黑人姊妹兄弟過得很苦，是這樣的集體感引導選民思考怎樣的政治人物站在自己這邊。而在特朗普當選和 MeToo 運動之後，年輕世代女性之間這種休戚與共的感受也已相當成形，29歲以下的女性中有高達67%認同「發生在美國其他女性身上的事，也將影響我的生命」，這也使得這個世代的女性更為投入政治，尤其有許多認為反墮胎的保守派是站在「我們女性」的對立面，因而投入自由派政治。在政治上，人們會認為誰是「自己人」一直都很難說，人們可以用各種不同方式理解自己與誰命運相關，關鍵可能是種族、可能是性別與世代，而也有可能是居住的地區。
選民群體成形的關鍵從來都不只是所謂客觀的利益，而更是「我認為自己跟誰共享利益」。換句話說，絕望者之歌的重點其實並不只是絕望──因為全美國其實有太多人感到絕望，或至少是感到焦慮與怨憤──而是人們認為「誰和我一起絕望」。
敵人為何是民主黨？答案真的不是價值觀分歧
可是，一群選民想要團結對外是一回事，從選舉的角度而言，更重要的問題是：當鄉村選民本於團結意識想要一致對外的時候，他們的「團結」為何是在共和黨、是在特朗普的旗幟之下，而他們的「外」又為何是民主黨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溯現時鄉村共同意識的起源。畢竟，同仇敵愾的意識也可能讓選民倒向其他黨派，甚至未必會形諸於對特定政黨的支持。舉例而言，早在19世紀晚期就已經有一波又一波起源於鄉村的運動，卻都無法形成當代共和黨在鄉村這樣的「紅色浪潮」。包含1867年成立的格蘭奇運動（The National Grange of the Order of Patrons of Husbandry）就是起源於鄉村，關注農民議題，當年在威斯康辛州也曾幫助改革派當選州長，但後來卻不再有政黨政治上的影響力，目前是以無黨派倡議組織的方式運作。1870年代前後的綠背黨（Greenback Party）是代表農民利益反壟斷，1890年代美國人民黨（People’s Party，常被稱為 Populist Party）更是從農村出發的第三黨，提出集體協商、鐵路管制等左翼政策，一度在總統選舉中贏下四個西方州，但也迅速沒落。
當今共和黨的這個版本為何不一樣？許多人以為，現時的鄉村共同意識，就是以種族、排外、右翼價值為主要元素，所以人們才倒向共和黨。根本上，他們認為鄉村選民這麼支持共和黨，就是受到這些「過時」價值的驅使。
問題在於，各種右翼價值雖然存在於鄉村地區，但在郊區甚至都市也都同樣持續存在。根據《The Rural Voter》兩位作者所執行的問卷調查，都市、郊區和鄉村的白人支持特定種族主義論述的比率相近，比如都有約4成認為「拉丁裔有加入黑幫的傾向」；但反過來說，雖然都市白人有7成認為移民讓美國變得更好，但在鄉村也有將近6成，差距並不算大。以性別來說，在都市、郊區和鄉村，都有幾乎相同比率的男性認同「過去媽媽不去工作時，家庭比較強健」這樣的傳統說法（超過6成），而都市男性認為「女人太容易被冒犯」的比率甚至還高過鄉村男性。
換言之，所謂「鄉村落後」的印象，根本只是都市傳說。建立在這種印象上對投票意向的猜測，基本上也全都是錯的：跟經濟焦慮一樣，鄉村不是沒有嚴重的種族問題、性別問題，但都市、郊區的問題並不會比較小，城鄉之間的價值差距並不真的這麼大。
至於有些人以為特朗普的政治風格更符合鄉村民眾、特別是低教育白人男性的喜好，更是建立在這種印象上的巨大誤會。《The Rural Voter》兩位作者的問卷調查同樣顯示，只有極少數最活躍於網路上、最愛發表意見的鄉村選民（約佔整體的7.6%）才符合這樣的刻板印象。這一小群鄉村選民當中有過半數認為政治人物辱罵對手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剩下的絕大多數選民中，認為可以辱罵對手的比率只有1成而已。同理，在這群極少數最活躍於網路上的鄉村選民中，每3個就有2個認為美國的種族問題根本就非常罕見，但在其餘的絕大多數鄉村選民中這麼想的比率則是3分之1，足足差了將近一倍。要說特朗普的作風特別符合鄉村選民的胃口，這個解釋也根本說不通。
列根的論述策略：號召鄉村人民對抗傲慢大政府
要找出關鍵的原因，必須先找出轉變發生的時間點。而從政黨支持的角度來說，真正的分水嶺發生在1980年代之後。一直到1976年，民主黨的候選人、出身喬治亞州鄉村的卡特的表現依然能在鄉村地區與共和黨打成平盤。而更往前追溯，1968年民主黨雖然慘敗，但在密西根、明尼蘇達等的的鄉村郡也依然取得過半選票。反過來說，在1972年共和黨尼克遜的競選策略中，強調的其實也不是催出鄉村選票，而是要透過對種族、治安、文化的論述吸引郊區選民──種族主義論述在鄉村確實有說服力，但在郊區甚至都市也有，當年如此，現今亦然。
是在列根主政下，共和黨才找到了和鄉村選民溝通的新方式，將鄉村選民視為一個群體，無分南北東西，共同代表「真正的美國」。這套論述誇耀鄉村選民辛勤工作的價值，進而宣稱鄉村民眾不斷對抗的，其實就是一直介入又一直搞砸的傲慢大政府。在這套論述下，不斷擴張聯邦政府的民主黨就是農村的敵人，共和黨才是真正懂得鄉村人民的政黨。
這並不是他選前才福至心靈般想出的主意，早在60年代出道時，他就已成為第一批將鄉村生活連結到「真實美國」、進而連結到小政府與保守價值的政治人物。在他1964年的成名演說「抉擇時刻」（A Time for Choosing）當中，列根對於「大政府」的批判就是用農業管制作為一個主要案例，宣稱每30座農場就會對應到1個在聯邦農業部的官僚。他先是訴諸恐怖，宣稱民主黨政府「已經要求要有權把農民抓去關，只要農民沒有按照聯邦政府要求的方式記帳」。接著，他語帶諷刺地說，「每一個負責任的農民和農業組織都已多次請求政府，要讓農村經濟自由，但『農民哪了解他們自己的利益呢？』，於是，小麥農民投票否決一個小麥計畫，政府卻還是通過了那項計畫，現在麵包價格上漲了，農民獲得的小麥價格反而降低了。」在列根角逐大位之前，他早已準備好一套將鄉村說成「真正的美國」、「勤奮負責」的說詞，用來對抗大政府。
這樣的論述在競選期間也逐漸發酵，一個指標性的案例是關於環境保育。在卡特政府任內，聯邦政府在新法律的授權之下，開始對聯邦所有佔地五千英畝以上的土地展開調查，以決定要將哪些土地列為自然生態與文化歷史保護地，卻引起了政治風暴，許多長年在這些土地上種田、畜牧、挖礦、伐木或者居住的居民擔心權益受損，展開抗爭。而正要角逐總統大位的列根也不放過機會，立即宣示「也把我算做造反者之一吧」，自己站到鄉村這一邊，號召抵抗他所一直厭惡的那個大政府，當選後也兌現承諾，大幅延緩相關土地調查的進行。鄉村選民支持的不只是列根個人而已，而是跟隨列根調整了看待政治問題的方式：我們是辛勤工作的美國人，對抗的是傲慢的大政府聯邦官員。
四十年後，這個論述依然管用嗎？
在90年代之後，列根在共和黨內的後繼者也延續這樣的論述。誠然，普遍流傳的說法並沒有錯，許多鄉村選民說起為何不能諒解民主黨，都經常會提起克林頓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但至少同樣重要的是，克林頓任內對於來福槍的管制、為了動物保育而推行的禁伐令等等，衝擊了許多人的生活，而面對這樣的衝擊，共和黨不只是個別訴諸擁槍權等等論述而已，更是將這些議題打包起來，控訴民主黨是與鄉村為敵的，是大都市菁英挾著大政府的力量，推展一項又一項極端而傲慢的作為。在此之後，從槍枝管制到環境保育，甚至是奧巴馬政府推行的醫療保險政策（ACA，常被稱為Obamacare），種種民主黨的政策也都常被用這樣的角度理解。
這是列根送給共和黨人非常重要的一項禮物：不是鄉村選民會有怨氣、會認為菁英無視自己的利益，住在都市和郊區的美國人也經常抱持這樣的論點。但在列根開發出的這套論述之下，共和黨能夠說服鄉村選民把民主黨歸在傲慢大政府那一邊，進而連接小政府的政治主張，才是鄉村選民特別排斥民主黨的歷史成因。
這也是《絕望者之歌》這類說法所沒能搞清楚的：絕望只是一個心理狀態而已，在政治上，更重要的問題是絕望者們怎麼理解自己的絕望。鄉村的人們覺得彼此修戚與共，是「一起絕望」的命運共同體，而且將民主黨所代表的「傲慢大政府」理解成他們絕望的原因，才是主導投票意向的關鍵所在。
從這個背景來看，今次選舉當中，民主黨的副總統候選人、出身鄉村的明尼蘇達州州長沃爾茲（Tim Walz）的論述就相當有趣，可以說是掌握到了這項重點。他在競選演說和影片中再三重複同一句話：我出身的地方，我們的原則就是「管好你自己的事」（mind your own damn business）。這同樣是譴責傲慢的人想要運用政府的力量「伸手」管太多，但沃爾茲將這個論述翻轉過來，指陳傲慢、管太多的其實是共和黨人，要介入人們的醫療決定（特別是墮胎權和人工生殖）、介入老師們可以教什麼又不能教什麼（特別是關於性別和種族）。傲慢的「政府介入」不是來自在乎環境保育的自由派，而是來自處處掀起文化戰爭的右派。
這樣的做法，可以說是掌握到了列根論述的精髓。當年，在解釋自己的選舉策略時，列根有一個經典而且貼切的說法：他的做法不是要「說服」人們成為保守派，而是讓人們「發現自己本來就是保守派」。而列根所帶動的鄉村選民大幅轉向，正是這套策略最好的驗證：人們並沒有認為自己是在接受一套新的價值，而是在列根與後續共和黨人的引導之下，認為「這本來就是我們的價值」，所以用「反對都會菁英傲慢大政府」的整體框架，理解他們所面臨的各種困難。
現在，民主黨的沃爾茲想要反轉這個劇本，他要做的不是說服選民一套新的價值，而是邀請選民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理解自己本來就有的價值觀。雖然這種作法絕不可能立刻奏效，但在陷入拉鋸的今次選舉當中。相反地，若能在鄉村地區讓更多選民「發現自己其實一直是自由派／不是保守派」，縮小民主黨落敗的幅度，對賀錦麗和他自己的選情而言，就已經會是天大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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