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錦麗與特朗普，誰能爭取到搖擺選民？專訪歷史學家 Tim Shenk

在今次美國大選中，誰才是真正能左右大局的關鍵選民？

專研美國政黨史的歷史學家 Timothy Shenk 認為，一群「燒光一切中間派」（burn-it-down moderates），自60年代起就是美國政黨輪替的推動者。他們在各種議題上的直覺並不會一面倒地傾向其中一邊，雖然未必是批判各種社會不平等的進步派先鋒，但即使在種族、性別、家庭等社會價值議題上，也不像一些評論人所想像的那麼保守。他們面對政治時最強烈的感受就是認為自己該做的都做了，卻沒有得到應得的回報，認為這個體制已經失靈，體制內的菁英聽不到普通人的聲音，更看不見普通人的需求，所以不如「燒光一切」。

早在1968年，這些人就是幫助共和黨尼克遜入主白宮的重要選民。當時，民主黨內較為敏銳的策士就已指出，這群選民認為民主黨菁英在關鍵議題（特別是治安方面）與自己脫節，但在種族等問題上的立場其實並未完全倒向右翼，而在就業、醫療保險等生計議題上甚至仍較靠近民主黨。他們主張，民主黨依然有機會贏回這群選民，其中的關鍵正在於要謹慎處理文化議題，才能發揮自己在經濟政策方面的強項。

而到了2008年、2012年，也是這樣的「燒光一切中間派」曾支持奧巴馬上位，但到了2016年卻改投特朗普。他們並非真正的「特朗普粉」，甚至對他的一些言行也有意見，但真正的投票理由也正是「我八年前有投票給說要改變的那個人，結果也是沒變，這次我要投另一邊，看看會不會不一樣」。

而「拜下賀上」後，賀錦麗要如何爭取這群「燒光一切中間派」，成為接下來的一大觀察重點。尤其，近來越來越多黑人、拉丁裔等民主黨的傳統選民也加入「燒光一切中間派」的行列，更是原先拜登的民調為何疲軟不振的主因，才導致他在北卡、喬治亞、內華達、亞利桑那等少數族裔較多的州竟也顯得徹底無望。現在，許多選民對賀錦麗仍不熟悉，她能否成功在大眾面前好好「定義」自己，把自己定位成站在「正常人」這一邊，而非特朗普陣營口中的「極左舊金山自由派」，將是選戰的關鍵。

Shenk任教於喬治華盛頓大學歷史系，上一本書《Realigners》的主題分析政黨分歧的「戰線」從何而來。在書中，他帶領讀者從多位美國政治史關鍵人物的眼睛看世界，看見他們所經歷、參與甚至主導的選民板塊重組，諸如20世紀初社會學家﹑民權運動家杜波依斯（W.E.B. Du Bois）如何思考黑人選民該何去何從，以及70年代起反女權主義者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又如何利用草根組織和媒體的力量，確立了「反菁英」、家庭價值、國族主義在共和黨內的地位，乃至21世紀的奧巴馬如何嘗試超越美國的文化對立，但最終依然失敗，只得回過頭來順應政治極化的既有趨勢。

7月中，《端傳媒》先到華府專訪了Shenk。在專訪中，他具體描繪美國搖擺選民的樣貌，進一步呈現兩黨在經濟和文化上為何都常與這群人脫節。但在此同時，左派和右派過去都有政治人物能「贏下」這群選民，對此，Shenk也分析他們各自用了什麼樣的策略，與後人的理解有何重要出入，以及這些歷史案例又能帶來怎樣的啟示，如何幫助我們更理解今次選戰中雙方的抉擇。

以下是《端傳媒》和Timothy Shenk的訪談。

端：端傳媒

Shenk：Timothy Shenk

賀錦麗能爭取「燒光一切中間派」嗎？

端：面對即將到來的選舉，各方評論者都會嘗試界定哪一群選民最能左右選情。你會怎麼理解這群關鍵選民的特色？

Shenk：我將這群選民稱為「『燒光一切』中間派」（burn-it-down moderates）。

他們對政治的看法有一些特點：在經濟跟社會文化議題上，他們從兩個政黨那裏都能聽見一些自己同意的主張，也都聽到一些自己不同意的說法。在此同時，政治學家也會說他們是「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的選民。也就是說，他們認為這個體系並沒做到該做的事，認為自己的聲音沒被「體制」聽見。

這也不是新的現象。最遲從1930年代的大蕭條開始，美國政治就多次出現所謂的民粹反撲（backlash），會有政治領袖宣稱自己能代表一般人民，挺身對抗失靈的體制，目標就是要號召這群「燒光一切中間派」。而到了1960年代，共和黨內也明確出現了民粹右翼，之後也一直和親商右翼展開交纏拉鋸。過去多數時候，親商保守派在黨內仍能佔有主導地位，而現在民粹右翼甩開了親商右翼，正式主導黨的路線。

每當民粹右翼興起時，真正決定美國政治版圖的問題就是：這波右翼的民粹運動究竟是否真的能成功號召「燒光一切中間派」，進而取得多數、贏得勝利？還是，民主黨是否反而有機會爭取到這些選民，進而建立進步派的多數？又或者會是第三種可能：既然黑人和拉丁裔選民向來有高比率支持民主黨，所以如果他們在關鍵選區內的人數增加，民主黨是否仍有可能被他們解救，因此逃過一劫？

端：這樣聽來，在「爭取黑人、拉丁裔選民回流」這方面，賀錦麗的出線可能很有幫助？

Shenk：賀錦麗出線讓民主黨不用繼續受困於拜登是否適任的問題。而在賀錦麗出線之後，民調上也已經能看到不少黑人、拉丁裔和年輕選民選民回籠。

早在1960年代，民主黨就已開始流失白人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的傳統選票，這點已經是長期趨勢。而2024年選戰真正的新發展，出現在黑人和拉丁裔選民的身上。這四年以來，越來越多的黑人和拉丁裔加入「燒光一切中間派」的行列。在這些選民眼中，近年來物價飆漲帶來的難關，更加凸顯拜登這位老白人不懂他們面對的問題。當然，他們當中多數人還是不會轉頭就戴起「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紅帽子，但只要他們當中有過人不出門投票或是投給第三黨候選人，就足以讓特朗普進入白宮。

從要拿到270張選舉人團票的角度來說，正是因為拜登流失太多黑人和少數族裔支持，所以原先必須回頭贏下中西部的威州、賓州、密歇根州才能勝選，缺一不可。而要贏下這三州，民主黨就必須衝出白人工人階級、尤其較為高齡選民的選票。

但現在，因為賀錦麗能找回年輕、非裔、拉丁裔的選民，這讓她在喬治亞、內華達、亞利桑那州重新有了勝算，甚至有機會挑戰北卡。這四個州是拜登原先已經幾乎無望的地方，比起拜登，賀錦麗眼前有更多條可以通往勝利的路徑，在爭取「燒光一切中間派」的同時，至少仍能保有黑人和拉丁裔選民的關鍵支援。

端：賀錦麗既然已經讓黑人、拉丁裔選票回籠，最後這段時間的策略目標，應該要放在說服「燒光一切中間派」之上嗎？

Shenk：對賀錦麗陣營而言，有兩種不同的策略選擇。

第一種選擇是要著重於發揮自己在性別、種族議題上的既有賣點，強力推送反特朗普的訊息。這會接近重組2016年希拉莉的選民群體，但以更有效的方式攻擊特朗普，強化捍衛民主的訊息，並強調捍衛墮胎權，繼續擴張這個反特朗普選民群體。

而這也是民主黨、賀錦麗最為熟悉的策略。他們也很可能評估，認為賀錦麗是黑人和南亞裔女性，而且是舊金山出身的自由派，要爭取白人工人階級實在不是她的長處；何況選戰不到一百天，要分心「補強」反而會顧此失彼。

另一個可能的做法則是要擬定另外的策略，強力爭取這群工人階級選民，這群「燒光一切中間派」，其中包含白人，這次也求其包含黑人和拉丁裔。而賀錦麗陣營現在也正在嘗試這麼做，包含特別找了一群「正常（normie）白男」頻頻上電視，強調特朗普的共和黨為什麼不代表「我們」，嘗試拆解右翼的文化戰爭語彙。

這種作法也有機會奏效，首要原因是絕大多數選民都還不真的認識賀錦麗，她因此也有重新定義自己的機會。

更何況，如果她自己不嘗試，共和黨仍會反過來定義她。從目前特朗普陣營的發言來看，他們的定位策略也很清楚：她就是一個舊金山來的極端左翼，所有你們覺得很瘋的立場，什麼開放邊境、廢除警察，這些通通是她的立場──喔對了，你們在拜登時期遇到所有討厭的事情，包含通貨膨脹，她也通通有份，尤其邊境議題更是由她「主導」。不論賀錦麗要不要採取主動，「如何定義賀錦麗」本來都就會是一條戰線。

拉長時段來看，面對左右之間的極化趨勢，賀錦麗面對的選擇等於是：究竟要順應這個趨勢，利用自己的優勢，在今次選舉爭取最大選票？還是要嘗試逆轉這個局勢，企圖重新界定民主黨代表什麼，建立一個更持久的選民聯盟？

「怎麼兩邊都沒人關心我所在乎的事？」

端：回到「燒光一切中間派」，你提到經濟跟文化兩個面向，這兩條軸線雖然很多人都會使用，但你的分析似乎跟許多流行的說法有所不同。經濟上，一些人認為民主黨是為了贏取財團的支持，自己「忘本」、「出賣靈魂」，所以才流失工人階級的支持，這種說法在你看來似乎不準確？

Shenk：是的。一個我覺得很有說服力的解釋是這樣的：民主黨幾位勝選的政治人物，一開始在選舉時都會強調經濟民生議題，採取較為進步、或者說較為民粹的立場，主張代表「一般民眾」的利益。至於在文化議題上，候選人則普遍會訴諸比較有共識的立場、迴避一些爭議，而這也確實是爭取「燒光一切中間派」的合理策略。（按：所謂的「文化議題」在不同時代有不同重點，比如移民、治安、種族、宗教都是幾度出現的主題，另外也常包含所謂的「家庭價值」議題，比如墮胎權、女權主義、同性戀者權益等。）

然而一旦當選，他們立刻發現短期內要實現經濟的競選承諾太過困難，反倒是社會文化議題的戰爭卻有機會「先贏下來」。這些政治人物有些也真心在乎這些議題，加上基本盤和金主也都非常在乎，所以執政的方針就成了「在經濟上盡力而為，優先拚文化進步」。

奧巴馬其實就是採取這樣的模式。我們現在對奧巴馬的記憶是進步派代表，但那是他第二任期的執政方式，不是他2008年、2012年的選舉方式，更不是他早期在自己的著作裡描劃的政治策略。當時，奧巴馬甚至樂觀以為他的當選代表的是新世代崛起，美國終於可以超越文化戰爭，不用一直「夢迴60年代的學生宿舍」。所以他在2004年的那場著名演講上，才會說「沒有紅色的美國，沒有藍色的美國」，就是希望在文化價值上找到一個人們普遍能接受的共識，讓爭執休止，人們可以專注處理經濟民生的議題。

但接下來的十年告訴我們，事情不是這樣（苦笑）。從我們進步派的觀點來講，我們確實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但從「燒光一切中間派」的角度思考，他們等於完全沒得到自己所在乎的東西。不過，幾次換上右翼執政，他們也沒有得到好的回報。所以，他們明明是關鍵選民群體，卻要一直想著：「怎麼兩邊都沒人關心我在乎的事？」

端：不過，拜登已經改變了過去的經濟政策，積極用國家力量投資各項基礎建設、製造業、綠色能源與高科技業等等，但「燒光一切中間派」似乎也不買帳？

Shenk：沒錯，但如果選民個人的工作沒有直接受惠於這些投資計畫，也依然未必會買單。對抗氣候變遷非常重要，但綠色能源投資的好處也都是長期才會浮現（按：除了環境之外，還包含電價可能更為低廉）。拜登政府能立即指出的成果有限，推行這樣的政策，本來就認同進步理念的選民或許會讚賞你認真思考國家長期發展，但你所要爭取的那群搖擺選民就是另一回事了，他們還是會先問：「我有過得比四年前更好嗎？」

而在這方面，通膨就是致命傷。這也不是只有拜登，許多國家不分左右的執政都面對相同問題：物價上漲比失業率上升更嚴重。即使失業率竄升9%，苦果還可能只是特定幾群人直接承擔，但物價如果上漲9%，卻是全民都會很有感覺。

但是，拜登政府的問題還不止於此。在我看來，拜登政府確實嘗試從歷史當中學到教訓，但卻搞錯教訓了。他可能真心相信前面說的那種「民主黨背叛工人階級，所以才失去支持」的敘事，認為只要把經濟問題搞定，文化議題就不那麼重要，我們就能建立抵禦特朗普的堡壘。但面對拜登的作法，很多「燒光一切中間派」只會聳肩表示無所謂，甚至可能還更具敵意。這是因為，許多搖擺選民既不認為他搞定了經濟問題，又在文化上無法說服他們。

端：那要怎麼說服他們呢？先從經濟談起，對這群選民而言，怎樣才算「搞定」經濟？

Shenk：我認為民主黨若要成功，重點在於強調自己能如何為非大學畢業生改善生活。過去二、三十年來，擁抱新自由主義是中間偏左政黨的最大錯誤。而當時，克林頓等人抱持的思維認為「全球化勢不可擋」，所以政府補貼製造業只是延緩死期而已。在這樣的想像之下，他們提出的方案因此是要讓美國轉型成一個高技能的經濟體。這個邏輯等於是：大家來念大學！甚至會變成：大家都來學寫程式！

當然，我自己在大學教書，我很肯定大學教育的價值，但現實是，即使在這個世代，沒念大學的年輕人還是比有念的來得更多（按：近年美國18-24歲大學就學率約在4成上下）。如果你的經濟方針聽起來還是以大學畢業生為主，顯然還是會與多數人的生活脫節。

更切合需求的經濟政策，則必須要讓他們也能有提供安定的工作機會，要有真的能協助倒他們的社會安全網。大學很好，但大學不是一切的答案。

同時，如果要能傳遞這個訊息，可能也需要多一點不一樣的候選人，不能讓人覺得「又是哈佛或者耶魯出產的」。代表性還是重要的，要讓人覺得「原來你們當中也有像我們一樣的人」。

白人工人階級真有那麼保守？

端：在文化價值上呢？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這種社會價值衝突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產物，讓政治不再只是經濟上的左右之爭，但你的看法似乎很不一樣？

Shenk：一些人以為這是新的現象，但文化戰爭甚至不是60年代才開始的：美國從建國以來，多數時候的政治衝突都同時沿著宗教、族群、種族等種種文化因素展開，經濟一直都是眾多軸線之一而已。

1880年代時，共和黨攻擊民主黨的主軸是3個R，「萊姆酒，羅馬，叛亂」（Rum, Roman, Rebellion），說民主黨代表的是飲酒（相對於禁酒），是天主教徒（相對於多數的新教徒），是叛離的南方邦聯。而1970年代共和黨攻擊民主黨的主軸則是三個A，「毒品，大赦，墮胎」（Acid, Amnesty, Abortion；大赦指的是讓非法入境移民就地合法）。所以，美國政治一直都有文化戰爭，只是不同時期的情形不同而已。

端：不過，為什麼每次只要打起文化戰爭，贏的彷彿都是右翼？或者這其實是個誤會？

Shenk：從60年代開始，政治圈的預設一直都是文化價值衝突不利於民主黨，90年代民主黨主導選戰的中間派幕僚尤其常這樣想。但是，光看奧巴馬這個中間名（middle name）是「Hussein」（註：阿拉伯文常見名字）的人可以兩次當選總統，就知道這件事情並非鐵板一塊。

比如，列根確實是右翼，但他為什麼可以成功呢？在保守派基層的記憶中，他們支持的是極其保守的列根，強調家庭價值，答允要推動憲法增補條文全面禁止墮胎。但其實，搖擺選民支持的列根並不是這樣的：列根對他們的號召力，來自於當時經濟欣欣向榮。相反地，列根其實知道推動墮胎禁令這些事情只會掉票，民調清楚顯示民眾並不支持。換言之，保守派很愛列根，但保守派愛列根的原因，並不等同於列根當選的原因。

在早期對其他保守派人士的演說中，列根說明，重點不是去把選民變成保守派，而是去找到那些過去民主黨的選民，訴諸他們的政治直覺中較為保守的那一塊，說服他們「你一直都是保守派，只是你還沒發現而已」。正是因為他在這方面的成功，讓他甚至不需要提出一個民粹的經濟方向，就能夠爭取到夠多工人階級選民的支持。

反過來說，最近期的例子就是即使在較為鄉村、近幾十年來都支持共和黨的州，一旦捍衛墮胎權成為議題，民主黨得票就能大舉提高。奧巴馬當年一定想不到，我們近來最接近他夢想中「沒有紅色的美國，沒有藍色的美國」的時候，竟然是因為墮胎這樣的爭議議題。

端：相比列根，特朗普就沒有這麼懂得「藏」，他在文化議題上的立場非常明顯。他又是怎麼贏的呢？

Shenk：只要看民調就知道，特朗普其實很不受歡迎（按：從2016年迄今，長期以來都有過半民眾不滿意特朗普）。

在2016年他之所以能夠當選，問題是當時的希拉莉比特朗普還更不受歡迎。而且即使如此，希拉莉的普選票也還是贏了特朗普，只是這些「燒光一切中間派」更集中在幾個搖擺州，最終才使得希拉莉落敗。

而且，在2016年選舉時，特朗普其實在很多經濟跟文化議題上都宣稱自己是中間派。比如他宣示不會破壞社會安全體系；比如他雖然跟隨共和黨，宣示要廢止奧巴馬推動的健康保險政策，但說法是要用更划算的方案取代；又比如，2004年布殊選舉時的共和黨政綱，還在談要推動墮胎禁令，在2016年也隻字未提。甚至，特朗普在2016年共和黨大會上的演說，甚至說要「盡全力保護LGBT的公民」，這個畫面一直停留在我腦袋裡，因為居然能聽到特朗普說L─G─B─T─（大笑）。特朗普上次贏得選舉的時候，也不是現在看到的那麼右翼。

相對地，希拉莉採取的策略是要選民站在多元進步的這一邊，說特朗普並不能代表美國。單就我個人的政治立場來說，我當然同意這個說法，但從搖擺選民的角度來講，這完全是無效的訊息。

端：今次選舉呢？在移民這些重要議題上，現在的「燒光一切中間派」又有什麼特色？

Shenk：在文化上，這群選民的根本特色仍是懷疑菁英。他們可以說有某種「階級意識」，但卻是一種很特定版本的階級意識，認為整個體系的遊戲規則都對自己這樣的普通人不利。當然，他們確實也對一些文化變遷感到焦慮。

假使我們受制於兩黨競爭的角度，各種社會議題很容易顯得非左即右，非進步即保守，尤其在此時此刻更是如此。但是，這群搖擺選民的直覺經常卻是「都要」：比如，他們直觀認為性少數也該活得安全、該獲得基本的尊重，但在更進一步的面向上則該讓多數人有發言權。

在邊境問題上更是如此：民調顯示多數選民既希望確保邊境安全，但也並不希望拆散家庭，更會認為如果一個人從小在美國長大，既然都已經過那麼久了，也不應該遣返他。這些都和特朗普、和共和黨右翼所推動的政策並不相同。

端：所以我們不應該把白人工人階級真的想得那麼保守。

Shenk：是的，回過頭來說，進步派有不少問題，其實反而是源於低估了自家人這些年來的斬獲。

2024年，我們已經走到美國政治文化史上最為進步的時刻了。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才會看到進步派的 John Fetterman 拿著彩虹旗跑來跑去，處處聲援同志權益，氣壞共和黨人，最終也能夠順利在賓州（按：搖擺州）當選參議員──當然，他近期在加沙議題上的取態讓他失去許多進步派基層的支持，但這已是後話。

在這樣最為進步的時刻，民主黨左派能不能找到一個有說服力的答案，至少能夠拉攏那些可以接受彩虹旗的中間派選民，我認為是未來政治的關鍵。當然，我們仍會想要推動一些更進一步的價值變遷，是這些中間派選民未必會同意的，但這不應該成為和這群選民結盟的阻礙。

很多人、特別如果是知識圈出身的人，很容易把文化價值的交鋒看成某種精神性的鬥爭，認為自己是在一片黑暗中堅守著那一寸微光，但現實不是這樣的。

與民眾脫節的政黨

端：中間派這樣「都要」、「也不真的那麼右翼」的取態是新的發展嗎？或者其實也是長期的現象？

Shenk：早在1960年代，就已有聰明的觀察家看出這樣的趨勢。有一本現在很多人已經忘記的書，叫做《真正的多數》（The Real Majority），分析1968年共和黨候選人尼克遜（Richard Nixon）為何能夠勝利。在這本書裡，作者們就已經主張：民主黨本來就不用擔心流失一個白人至上的3K黨成員，他們已經不是你的選民。流失了就流失，反正共和黨橫掃南方各州，他們仍然未必能夠拿到足夠的選舉人團票。

相反地，他們認為民主黨真的需要思考的，是在俄亥俄州道頓市裡一位機械工的妻子，年紀可能是47歲。她過去長期都投民主黨，以那時的情境來說，在種族等議題上的直覺甚至有時還比較偏向進步派，但絕對不會跑去參加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按：當時的主流描述中，參與者的形象是嗑藥、披頭散髮的嬉皮）。能不能跟這群人對話才是真正的關鍵。

政治學家 Walter D. Burnham 在1968年早已示警，警告文化議題上持續極化會帶來的政治後果：這必然會製造出一大群中間階層，每當他們向上看，就會認為在上位的菁英份子看不起自己，而且都只是嘴上說得好聽，但該承擔的責任都沒承擔；而每當他們往下看，又認為那一群底層的人根本只是依賴政府福利過活。

去聽那些投給特朗普的前民主黨選民怎麼說，就跟Burnham說的完全相符──是認為這個體制有問題，導致自己該盡的責任都盡了，卻完全沒得到應有的回報。

端：既然這是一個長期的現象，共和黨、民主黨怎麼會好像都搞錯了呢？近期有什麼變化導致脫節更為嚴重？

我即將出版的下一本書是關於為政黨出謀劃策的那群人，而在研究的過程中，讓我感受最深的事情，是政黨的基層、高層和金主們都經常都會著眼於某些特定的議題，其實和多數選民關注的議題是脫節的。政治菁英對政治的想像就是跟一般選民不一樣，比如會更在乎一些長期的原則，在政治理念上所投注的心思也遠遠超過一般選民。

同時，在美國政治史上，這也有長期的原因：19世紀以降的地方型政黨組織，被比喻為「政黨機器」（party machine），雖然有非常多弊病（按：是一種酬庸政治，機器的負責人會與當地不同社群的領導人從事利益交換），但也比較紮根於當地社群的需求。但50年代開始，這些機器逐漸被淘汰，但當時的重點仍是組織（註：如商會﹑工會）。但到了現在，共和黨已經是 Fox News （按：親右翼電視台）的政黨，民主黨則成了MSNBC（按：親自由派電視台）的政黨。

所以我們也看到，特朗普會打電話到他最愛的 Fox News 政論節目，現在連拜登都會打電話到他最愛的MSNBC政論節目。這在在讓我們看到，政治圈內人們的想法和誘因結構，真的太容易跟一般民眾、跟你所想要爭取的選民脫節。

至於特朗普的競選搭檔凡斯（J.D. Vance）更是一個太沉迷網路的候選人。當你整個人活在網路上時，你對搖擺選民的樣貌就會有錯誤的理解，會用自己的世界觀、以某種很「知性活動」的方式去設想搖擺選民在乎什麼。所以，當他說什麼民主黨都是一群「單身養貓女」（childless cat lady），或者說沒生小孩的人要多繳稅補貼有生小孩的人，他以為自己這樣只是在激怒自由派，卻觸怒了更多人，而且讓他顯得很「weird」（奇怪）──民主黨最近在推這個形容詞，看起來是滿有成效的。

端：你在訪問之初指出，賀錦麗可以選擇重新介定民主黨代表甚麼，建立一個更持久的選民聯盟。但人們可能會問，奧巴馬無法成功改變的潮流，賀錦麗又怎麼可能成功呢？

Shenk：這確實很困難。其實，民主黨之所以一直不採行這樣的策略，除了主流政治人物時常和選民脫節之外，另一個主因是他們更常著眼於短期的壓力，認為要改變局勢太困難了，不如順著現在的潮流，建立反特朗普的聯盟。

畢竟，這在2018年、2020年的大選都能奏效，就連2022年也可以說是因此只有小輸。既然有可能會贏，幹嘛冒著會輸的風險，去嘗試改造政治的版圖？看看2022年，郊區這麼多選民流向民主黨，難道要先叫他們別來嗎？反而要去從特朗普手上搶回選民？

不過，賀錦麗也有獨特的機會。一方面，因為她不是一輩子都在華府打滾的老將拜登，而特朗普也已經主導政壇將近十年。在這樣的條件下，她反而更有機會把自己定位成一個挑戰者、一個「局外人」，把特朗普定位成現有體制的一部分，藉此說服那群「燒光一切中間派」，那一大群認為現有政治體制運作失靈的人。

另一方面，身為一個歷史學家，我也會忍不住想：當年只有反共形象鮮明的尼克遜，才有本錢當第一個訪問中國的總統。同理，賀錦麗會不會反而有獨特的優勢，是「排解」文化戰爭的最好人選呢？

畢竟，在特朗普的威脅之下，民主黨支持者已經快速團結在賀錦麗身後，而廣義的自由派選民又對於選出第一位女性總統、而且是黑人／南亞裔女性總統相當熱情，這也給了賀錦麗更寬廣的運作空間，可以去界定自己代表什麼、民主黨又代表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