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歷史學家Belew：從越戰到特朗普時代，美國白人極右翼六十年

11月8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宣布在大選中勝出。

大選前兩天，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副教授Kathleen Belew接受了《端傳媒》的採訪。在一切尚未有結論的選前，她向記者表示了對美國社會的擔憂。在她看來，大選後的美國缺少明確的緩和衝突、通向和解的途徑。

近年來，美國極右翼政治變得更為可見。從2017年夏洛茨維爾 「團結右翼」（Unite the Right） 集會上汽車撞入示威者人群，到2018年11人死亡的匹茲堡「生命之樹」猶太教堂槍擊案，再到2019年導致23喪生的埃爾帕索市槍擊案（El Paso shooting），乃至大選前針對密歇根州長格蕾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的未遂綁架密謀……Belew認為，來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言論是這些行為的推動因素之一。

9月，在大選辯論中，特朗普面對煽動右翼暴力的指控，曾指示右翼準軍事組織「驕傲男孩」（Proud Boys） 「退後，待命」（「Stand Down, Stand By」）。這句話可以被解讀為讓他們停手，也可以理解讓他們「準備好」行動。Belew指出不論如何解讀這句話，這些人已經被動員起來，而「當前的經濟問題、地方反口罩團體、爭取種族正義的抗議和對它們的反應也推動着這些極端行為」。

的確，在特朗普時代，極右翼組織的可見度越來越高，也更加活躍，「核武旅」（Atomwaffen Division）、布加洛運動（Boogaloo Movement）、驕傲男孩……但若是拜登上任，這些組織會否就此消沉？「這就像開賽車，時速70英里的車，你可以剎停。但如果已經開到110英里呢？剎停的時候就不可能不遇到問題。」Belew對此毫不樂觀。

Belew在2018年出版著作《把戰爭帶回家：白人權力至上運動與準軍事組織的美國》（Bring the War Home: The White Power Movement and Paramilitary America）中指出，不應將各類極右翼團體視作互相獨立的組織，來自極右翼的極端政治行為也並非「孤狼」攻擊。相反，她回溯歷史，將這一切視為一整個社會運動——白人權力至上運動（White Power Movement）的一部分。而這又要追溯到越南戰爭。美國撤出越南數年後，一種「士兵被美國政府背叛」的敘事逐漸紮根，對政府的失望撮合了三K黨人、新納粹主義者、光頭黨等原本分散的團體，形成了一場「反政府」革命運動。1992年的紅寶石山脊事件（Ruby Ridge）、1993年的韋科慘案（Waco Siege） 等一連串事件，將該運動推向了其最為暴力的節點 —— 1995年致168人死亡、680人受傷的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

在超過60年的極右翼發展史中，女性出乎意料地佔據了重要地位。Belew探討了白人女性在極右翼運動中的角色。儘管白人權力至上運動有極強的厭女情節，但白人女性在其中居功至偉：她們不認為自己是活動家，但她們開辦報紙、幫助極右翼成員逃離追捕、調和不同組織之間的關係、設計白人權力至上主義的課程提綱……沒有她們，這場運動就不會發展到今天的規模。

以下是《端傳媒》和Kathleen Belew的訪談：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我們從大選說起。這次選舉，你是否擔心之後會出現更多暴力行為？

Kathleen Belew：許多因素導致美國右翼準軍事民兵活動不斷增加。其中部分因素與特朗普總統的言論有關。比如，他在大選辯論中呼籲「驕傲男孩」們 「退後，待命」。另一部分則是一些其他因素如對地方口罩政策的反對、經濟局勢的緊張、爭取種族正義的抗議和對它們的反應。

被這些因素推向激進行為的人，早已是白人權力至上運動的一部分，並已抱有其意識形態。而有些人懷有的則更多是一種不指向任何群體的無政府情緒。換句話說，一部分人是受政治觀念驅使的，而另一部分人則是想不受限制地散播暴力。我們觀察到「布加洛運動」、「驕傲男孩」這樣的組織和一些激進右翼團體正結合這兩種受眾，以提升他們的招募能力並增強他們的暴力。

回到特朗普在第一次總統辯論上的言論。即使我們對他關於「驕傲男孩」的言論採取最寬鬆的解釋，也就是說假設「驕傲男孩」這個名字是被硬塞給他的，並且他是口誤將「停下」（Stand down） 說成了「待命」（Stand by），我們仍然要知道，白人權力至上運動是一個從1980年代初就開始組織準軍事暴力的運動。他們懂什麼是「待命」。我認為現在這些人已經被鼓動起來了，事態已是覆水難收。

我擔心這些人不會接受拜登是通過公平的選舉而獲勝的，我擔心他們會發動武裝反抗。這樣的反抗可能是民兵和準軍事化團體的大規模遊行，但更可能是無領袖抵抗（Leaderless Resistance） 以及單元式襲擊（Cell-style attack）。白人至上運動從1980年代初開始就採取無領袖抵抗策略。它與單元式恐怖襲擊非常相似。其目標是造成大規模平民傷亡，和襲擊基礎設施、高價值目標。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就是1995年的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這在當時是美國本土最大的國內恐怖主義襲擊。

選前我假設，如果是特朗普勝利，可能導致兩種結果：一是激進右派逐漸成為總統或共和黨的法外打手。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專制政權可以被視作歷史先例。另一種這些群體對特朗普獲勝不滿。我認為這是最危險的，因為當這些群體認為自己沒有明確的政治參與路徑時，就是他們發動最暴力行動的時候。上一次白人至上運動變得暴力的時候並不是在左派政府時期，而是在1980年代初的列根（雷根）總統時期。他們認為列根所謂的折中路線與他們所希望看到的路線偏差太多。這些運動的成員希望看到奴隸制的回歸、重建合法的種族隔離，等等。他們認為列根的折中路線代表着主流政治沒有辦法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並因此轉向了更加暴力的行動。

從越南到俄克拉荷馬：白人權力至上運動史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樹大根深的社會運動，僅靠一次選舉無法解決這一問題。

端：你2018年出版的《把戰爭帶回家》將越戰作為白人權力至上運動的起源。越戰是如何開啟這一運動的？為什麼越戰對白人權力至上運動的成員們如此重要？

Kathleen Belew：越戰在美國歷史文化中佔有着奇特的地位，它被當做是一場失敗的戰爭。這種失敗戰爭的敘事真正出現，不是在戰爭結束時，而是在1980年代。這種敘述描述了美國政府背叛了他們的戰士。而這種背叛敘事讓三K黨人，新納粹，光頭黨，以及後來的民兵和其他人，能夠排除彼此矛盾團結在一起。某種程度上，越戰成為了一種共同語言，這些人通過談論越戰表達對政府的失望，並最終發起一場反政府的革命運動。

越戰也重塑了美國文化。因為戰時美國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出現了強烈的準軍事主義。所謂準軍事主義，是指軍隊的着裝、武器、物品、語言等出現在軍隊以外的地方。我們看到在白人權力至上運動中，人們不再穿白色長袍和兜帽（注：三K黨人的常用着裝），而是穿上迷彩服。我們看到他們拿着了越戰中的武器。我們看到他們以越南戰爭的模式建立和運行民兵訓練營。我們也看到他們選擇攻擊的目標愈發受越戰敘事影響。所以越南戰爭確實塑造了很多後來發生的事情。

就比如說，即使是蒂莫西·麥克維（注：Timothy McVeigh，俄克拉荷馬市爆炸案的策劃者），儘管他是之後海灣戰爭的老兵，但仍然認為越南是他所做的事情的主要象徵性原因之一。越戰的敘事對他有着深刻的影響。

端：像三K黨、新納粹主義者這些團體，在以前更加針對少數族裔、反對三K黨的組織、共產黨組織等。他們是怎麼樣將矛頭轉向美國政府的？

Kathleen Belew：這個重要轉變發生在1983年。我們可能可以將其追溯到一場會議。由於這個會議中沒有FBI線人或是歷史學家，這些內容不一定完全準確。這場會是1983年的「雅利安民族世界大會」（Aryan Nations World Congress），白人至上運動的重要峰會。曾參與那次會議的一些成員之後在法庭上作證，稱他們在那次會議上決定向政府宣戰，並採用「無大台」的抵抗策略。從他們之後的行動可以看出，在這次會議之後，這一運動的組織方式就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他們改變了目標，開始了更密集的群體間的合作和溝通，開始分配資源給全國各地的白人權力團體，並將矛頭指向共同的目標，包括基礎設施如天然氣管道和水源、人員目標如聯邦政府僱員和法官、文化目標如記者、教授、製作多元文化電視節目的人等。他們不喜歡諾曼·李爾（注：美國著名電視出品人）和羅斯柴爾德家族。

我們能夠得知這些策略部分緣於他們建立的自由網（Liberty Net），這是一種原始的互聯網電腦留言板，是這個運動的交流工具。我們知道，一個叫做 「秩序」（The Order） 的白人權力至上組織從百貨公司、五金店、銀行押送車偷取了數百萬美元。然後它的成員走遍了全國各地，將這些錢分發給不同的團體，並指示他們購買電腦。然後另一個活動家又沿着同樣的路，到處教大家如何上網。自由網十分有趣，因為它不僅包括意識形態內容和暗殺名單，還包括個人廣告。它就像是一種原始社交網絡，記錄了這一社會運動是如何通過社交網絡進行組織的。而那是1983、84年。

重要的是，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樹大根深的社會運動，僅靠一次選舉無法解決這一問題。

端：在向聯邦政府宣戰之後，白人權力至上運動是如何發展出民兵運動的？

Kathleen Belew：如果我們把白人至上運動組織和民兵組織看成一個有重疊圈的維恩圖，那麼在1990年代初，民兵組織是最外面的大圈。

我想澄清一下民兵組織（Militia）的概念，在美國有很多誤解。我在這裏說的只是非法或在法律範圍外的民兵組織。合法的民兵組織是在憲法中定義的民兵。但這些合法的民兵組織在1903年後就被併入了國民警衞隊。現在不存在合法的私人民兵組織。

在1990年代初民兵運動的大圈子裏，有一個較小的圈子是白人權力至上運動。它幾乎佔滿了民兵組織大圈子，但它比民兵組織範圍稍小一些。在民兵組織中存在不是白人權力至上運動成員的人，一些民兵組織對種族主義不感興趣，他們真正關注的議題只是對政府的反對和對持槍權的保障。但白人權力至上運動在1990年代利用了對聯邦政府的失望情緒，這種情緒來自於像紅寶石山脊事件和韋科慘案這樣的事件。同時他們也擔心所謂的新世界秩序，即認為美國是一個超級國家，必須受到人民的制約。而他們正在通過儲備武器和訓練軍隊來回應這一點。這在很多地方都是非法的——當時是，現在也是。

在1990年代初發生的事情是，白人權力至上活動家們能夠利用人們對政治活動的興趣，招募一批人加入他們。民兵運動的另一個複雜之處是所有這些團體都會互相接觸。所以民兵組織與白人權力至上人士會有很多交集。布加洛運動這樣的組織就是一個例子。布加洛運動中的一些人是長期的白人權力活動家，他們正在尋求為種族戰爭創造機會。但有些人投身其中只是因為他們是一些沮喪的無政府主義者，對製造內亂感興趣。是的，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對暴力內亂感興趣。

「無大台」運動，與白人至上的文本紐帶

他們把這描述為一隻螞蟻試圖暗殺一頭大象。而它所闡述的是一種游擊戰的計劃，最終引發大國之間的互相核武攻擊，以消滅當時的世界權力結構體系。

端：美國政府似乎並沒有阻止這樣的運動興起。

Kathleen Belew：這場運動採用的是無領袖的策略。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團體在1960年代被政府卧底滲透了。所以他們轉向了「無大台」的模式。這一策略讓政府很難在法庭上起訴這些活動分子。但實際上更大的戰略影響是，這使得美國人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社會運動。直到幾年前，甚至到現在，大多數關於極右翼的新聞都是「獨狼」故事，或者描述為幾個壞人為非作歹。沒有人把它當作一個連貫的故事來書寫。即使是現在，雖然人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熟悉這一議題，人們還是了解不足——你可能可以一方面讀到關於布加洛運動的文章，另一方面從沒聽說過同樣意識形態下的其他團體。

我們仍然習慣把這場運動拆成一個個片段理解。我們的報導通常把新西蘭基督城槍擊案說成是仇視伊斯蘭教的暴力行為，把埃爾帕索槍擊案說成是反拉丁裔的暴力，把查爾斯頓槍擊案說成是反黑人的暴力，把匹茲堡的「生命之樹」槍擊案說成是反猶太暴力。我不是說他們不屬於這些類型的暴力行為，但它們也都是白人權力至上運動的一部分，是由共享同一種意識形態、同一套符號、同一套修辭和某種口號的人施行的。而且他們常常在網上相互聯繫。那些大規模傷亡事件的襲擊者屬於這個運動，如「守誓者」（Oath Keepers）、「驕傲男孩」（Proud Boys）、「百分之三」（Three Percenters）、布加洛運動這樣的團體也屬於這個運動，像「原子旅」（Atomwaffen）、「基地」（Base）和「歐洲身份」（Identity Europa）這樣的準軍事阻止也屬於這個運動，都是同一場激進運動的一部分。

我們知道這一點的部分原因是，在這一運動的早期，人員、團體、領袖、口號和符號的不同，實際上並不重要。積極分子們以相當快的速度在這些團體之間移動。一個團體被起訴被關閉，他們就搬到另一個團體中；也可以是是你和這個團體的領袖打了一架，所以離開了那個團體；還可以是你搬家換了份工作，而這個鎮上沒有三K黨的分會，所以你加入了一個光頭黨團體。在這一運動的早期，這些團體之間人員的循環流動非常顯著。我認為今天的情況也可能是這樣的。

端：也就是說，諸多另類右翼或團體實際上應該被視作一個社會運動，而且他們擁有統一的意識形態？

Kathleen Belew：我不確定我是否會說他們擁有統一的意識形態。民兵團體有時會比較難分類，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他們是右翼激進主義者。當然，在任何社會運動中，每個人的行動都有自己的原因、自己的規則。但有一些共同的紐帶和意識形態將這些人聯繫在一起。

端：你能和我們說說這些紐帶嗎？比如他們都有什麼共同閲讀的重要文獻？

Kathleen Belew：在運動早期最重要的文獻是《特納日記》（The Turner Diaries），這是一部反烏托邦式的小說，講述的是建立一個全白人的國家、全白人的世界。這是一本非常暴力的書。閲讀它的人很快就會發現，它在這一運動中的重要性並不取決於它的敘事質量，而是因為它回答了這個運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願景問題。那就是，一個小小的邊緣運動怎麼可能希望推翻當時世界歷史上最厲害的超級國家。在書中，他們把這描述為一隻螞蟻試圖暗殺一頭大象。而它所闡述的是一種游擊戰的計劃，最終引發大國之間的互相核武攻擊，以消滅當時的世界權力結構體系。而這本書的結尾非常暴力，包括了在美國境內對有色人種使用原子武器，然後用生物和化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殺死在非洲和亞洲的所有人。這本書可以說是非常殘酷。

這本小說的另一個重要性來自於其本身的歷史。在合訂本出版之前，它是在1970年代末的新納粹出版物上連載的。這本書在這一運動中大量流行——在愛達荷州The Order組織的宿舍裏 存放着15本《特納日記》。在北卡羅來納州的白人愛國者黨（White Patriot Party） 會議上，他們把書免費發給新兵。蒂莫西·麥克維（Timothy McVeigh） 帶着這本書在槍展賣給其他人。在爆炸案發生時，他的車裏還有這本書的複印件。

這本書很重要，也是因為它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它填補了這個想像中的漏洞，給這些無領袖無大台的抵抗單元提供了一種路線圖。他們想組織各種獨自進行的恐怖活動，就需要建立同一套文化目標的東西來協調所有人。《特納日記》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白。

現在市面上又出現了一些新的小說，比如《SIEGE》和《聖徒營》，這兩部小說都更偏向於反伊斯蘭暴力。但我不認為《特納日記》已經不重要了，它仍然是這場運動的核心文化支柱之一。

白人民族主義與「白人種族滅絕」

白人民族主義不是關於美國的，它是關於雅利安民族的，他們的願景是一個跨國的白人國家。

端：白人至上主義者常常提到 「白人種族屠殺」（white genocide） 和 「雅利安民族」（Aryan nation） 這樣的口號。你能向我們解釋一下這些口號背後的意味嗎？

Kathleen Belew：在美國，我們會將很多議題當做常見的保守派議題，比如說反移民、墮胎、LGBT平權、女權主義和種族融合等問題。對於這些議題，很多保守派都有一套常見的話術。

白人權力至上運動的成員面臨的是同一套議題。但對他們而言，對這些議題的關注受一種更大的、啟示錄式的恐懼驅使。換句話說，他們認為移民是一個問題，因為他們擔心高生育率移民的人數的增加和白人出生率的降低。他們認為墮胎是個問題，因為他們擔心有多少白人嬰兒因此不會出生。他們認為跨種族婚姻是一個問題，因為它會消除「純粹白種」的嬰兒。他們所有的擔憂都是關於種族繁衍。至於他們對「雅利安民族」的解讀，在美國有一個常見的誤解：當人們聽到白人民族主義（White Nationalism）時，他們不一定會認為這是負面的。有些人認為這只是過於熱切的愛國主義，或者有點過於美國化之類。但實際上，白人民族主義不是關於美國的，它是關於雅利安民族的。白人民族主義中。民族的概念是一個跨越國境的白種人國家。它從根本上是反民主的，因為它要麼是要阻止其他人被算作國家的一部分，只有白人被劃定為國民，要麼就是明目張膽地要推翻美國。這種意識形態從根本上就伴隨革命和暴力。

在80年代，有一個東西叫西北前線（Northwest Imperative），當時白人權力至上運動的活動家搬到美國西北部、臨近太平洋地區訓練，在那裏發展。他們說為了獲得勝利，不僅僅需要戰鬥，還需要彼此之間的愛。他們的想法是搬到這個人口稀少的地區，生一大堆白種人的孩子，直到他們能把這裏作為白人的家園進行軍事防禦。在實際執行中，這一計劃遇到了各種問題，原因有很多。一個是有很多其他人群已經生活在那裏，包括美國原住民。在那裏的拉美裔農場工人也不斷移民。因為加拿大在旁邊，這也可以算作是一個跨國的計劃。他們當時確實在努力讓大量的忠實擁躉搬遷到西北、太平洋地區。

我不知道今天我們是否看到了這一意識形態的結果。但如果我們檢視大型槍擊案的槍手的宣言，無論是在基督城、埃爾帕索，還是在挪威，對出生率、對白人婦女生育的關注出現了一遍又一遍。所以這種敘事，絕對還是驅動這個運動的核心議題。

端：是不是可以說，美國的白人權力至上運動與歐洲的類似組織有着緊密連接？

Kathleen Belew：它是跨國的。所以他們對一個跨國的白人國家感興趣。這個國家叫CAUSE，代表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南非、歐洲。是他們眼中白人還能生活的、可挽救的地方。所以他們的願景是一個跨國的白人國家，橫跨所有這些地方，或者位於其中一個地方。

美國的白人權力運動也是一場跨國運動。所謂跨國，我指的是受到外來思想的影響，比如英國的以色列主義（British Israelism，認為盎格魯-撒克遜人是神選者），在40年代初通過加拿大傳入，然後在美國成為一種神學潮流。它的思想也向外流動。我們能看到美國白人權力至上運動的言論和材料會外流到其他地方。就比如說像「14字宣言」這樣的口號。它與確保白種人不會消失的議程有關。像「14字宣言」這樣的東西，是由美國的白人權力至上運動者寫的，但它出現在所有的地方，包括在基督城槍擊的宣言中。

《特納日記》（The Turner Diaries）也到處都是，在南非的書店裏就能找到它。也有白人權力至上運動的僱傭兵去了中美洲和羅德西亞（津巴布韋）。像雅利安國家（Aryan Nations） 這樣的美國白人權力至上團體，通過郵件列表向世界各地的人發送宣傳材料。還有像世界造物主教會（World Church of the Creator） 在世界各地都有分部。在1990年代的澳大利亞，從美國購買白人權力至上運動的材料是相當容易的。互聯網的出現也促進了這些材料的流動。

白人極右翼中的女性

整個新右派——現在我說的不是白人權力至上運動，而是整個新右派——是由一大群女性的草根行動所推動的。

端：回到你的研究，你對白人女性在白人權力至上運動中扮演的角色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人們一般會以為白人權力至上運動常常附帶強烈的厭女情節。

Kathleen Belew：這是我的研究中我最喜歡的部分之一。我原以為我會寫一本關於準軍事化主義和男性氣概的書，而這些文獻檔案中出現的女性令人驚訝。

首先，如果不認真對待女性的角色，你就無法將所有不同的白人權力至上團體和成員聯繫起來。在白人權力至上運動中，女性扮演着「白人種族繁衍者」的象徵性角色，也扮演着鞏固人際關係的戰術性角色。比如說一個團體領袖的女兒通過嫁給另一個團體的領袖來使兩個團體結盟，或者兩個兄弟嫁給了兩個姐妹後開始建立自己的團體，等等。

另一方面則是這些女性本身作為白人權力至上運動活動家。美國的歷史學家錯過了整個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90年代初的保守主義運動，主要原因就是我們沒有注意到保守主義女性。事實證明，整個新右派——現在我說的不是白人權力至上運動，而是整個新右派——是由一大群女性的草根行動所推動的。她們會告訴你，她們不是任何運動的積極分子，也不持有政治立場，她們只是家庭主婦。但她們實際上就是在開展着一場運動。

所以，在新右派的邊緣，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這些白人權力至上運動內的女性身上。她們反對女權主義，她們不想被當做女權主義意義下的積極分子，他們不認為自己是政治人物，但他們做了很多政治活動。她們開辦報紙、幫助極右翼成員逃離追捕、調和不同組織之間的關係、設計白人權力至上主義的課程提綱，對孩子進行白人權力至上的教育。她們製作了白人權力旅遊地圖，所以你可以去參觀這些右翼男人在與國家對抗中死去的地方。這些女性承擔了各種各樣的工作。這是一個幾乎不為人知的故事，但它十分重要，因為是女性將所有這些群體連接在一起。而且這是能理解白人權力至上運動如何發展成90年代初的民兵運動的唯一方法。人們一直以來沒有很好地理解這一發展。1980年代白人權力至上運動的所有錢、槍、勢頭、組織工作在1990年代都匯入了民兵組織。民兵組織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但因為我們沒有關注女性，它常被當作一個完全不同的運動。

特朗普時代的白人權力至上運動

歷史學家們打趣說我們現在的情況像是所有歷史事件正同時發生。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時刻。

端：在特朗普政府下。出現了許多來自白人權力至上運動的暴力行為。比如你所說的埃爾帕索、「生命之樹」槍擊事件以及夏洛茨維爾事件。白人權力至上運動在特朗普任下又有怎樣的變遷？尤其是他們的意識形態本來是反政府態，但現在看來他們在政府中有了盟友。

Kathleen Belew：這是越戰結束以來美國政治的奇怪特徵。有一位歷史學家將這段時間描述為 「斷裂時代」（Age of Fracture）。這指的是在越戰後，人們可以非常反對政府，但同時十分親近軍隊。這種特徵的一個例子是列根總統，他在演講中說「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手段，政府恰恰是問題本身」。他是以政府首腦的身份說出這句話的。這體現了一種在言語上的斷裂，以至於今天你可以看到一些人非常反對政府，至少是反對聯邦政府，但他們非常堅定地支持特朗普。這種修辭上的不協調我認為在美國政治中非常典型。

不過我想補充的是，白人權力至上運動也是一個非常機會主義的運動。在當下，我們很難知道現在支持特朗普的白人權力至上組織究竟是想讓他成為總統並通過政治手段產生改變，還是隻是因為特朗普對這些組織抱有的相對綏靖的態度，而這些組織要利用這個機會達到自己的目的。我的意思是，特朗普在白人權力至上組織中可能並不深得人心，對於特朗普的支持可能只是投機。而這個運動在歷史上一直是一種十分投機的社會運動，它希望利用機會，但對參與主流政治非常猶豫。當我在進行研究的時候，主流政治的大門對這些活動家還沒有打開，他們真的覺得除了革命性的暴力，沒有其他的辦法。在今天的世界裏，我不確定情況是否還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得到了不僅是特朗普，還有其他右派人士的接納。並且在世界各國中有類似的運動已經獲得政治權力。所以參與主流政治對於這類組織的吸引力比之前更強。作為一名歷史學家，現在去判斷他們是否會參與主流政治還言之過早。

端：2017年夏洛茨維爾市「團結右翼」的集會，對這些團體產生了什麼影響？似乎從那時開始人們注意到了他們的存在。

Kathleen Belew：我認為「團結右翼」集會十分重要。我不確定當前我們能夠明晰地判斷它重要的地方。我常提醒人們一點，那就是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不能直接觀察到一個運動當今的情勢。可能在一件事情發生10年20年後，我才能夠得到我在我的書中所使用的檔案材料。在當下，我們要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根據歷史背景以及我們對這些群體的歷史和意識形態的了解，對它可能的運作方式做出有根據的猜測。

我看到有些人認為當有這些極右翼找到通往主流政治的道路時，會緩和自己的意識形態並追求走向主流政治。我不認為這會是普遍現象。而且我認為這是一個相當混亂的過程。我們現在的情況已經大大脱離歷史提供的參考系了。在美國，最近很多記者在採訪歷史學家的時候都想知道 「這是不是像1968年的運動一樣？」「這是不是像經濟衰退一樣？」「這會不會導致經濟大蕭條？」「這是不是像1918年的大流感一樣？」……在Twitter上的歷史學家們最近都在打趣這一現象，說我們現在的情況像是所有這些事情正同時發生。我們面臨着很多未知，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時刻。

我希望強調最後一點歷史背景：如果我們考慮美國的私警（vigilante） 團體，能最好預測他們暴力程度上升的因素是戰爭。戰爭能比貧窮、移民、民粹主義或民權的大規模進步更好地預測暴力的加劇。在預測三K黨的暴力程度時，所有的其他因素都沒有戰爭重要。事實證明，這種影響不僅僅是關於退伍軍人或現役軍人，而是影響到了整個美國社會。換句話說，這裏的每個人在戰後都會更加暴力。而我們現在就生活在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長期戰爭中。我的本科生甚至不記得任何我們不在阿富汗打仗的時候。如果你在街上讓一個人列出當今最大的危機，戰爭甚至不會出現在前十。它在這次選舉週期中也沒有被提上議程。但緩慢燃燒的戰爭後遺症會繼續影響這個社會。我認為我們會看到持續的暴力，我只是不知道這種暴力是會達到一個峰值，還是會以較低的程度持續存在。

但現在也有讓人樂觀的事情。哪怕是在特朗普的領導下，在過去幾年中，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地認真對待白人至上主義的問題。他們剛剛發表了一個威脅評估，提到白人至上極端主義是美國現在最大的恐怖威脅，比特朗普所說的「Antifa和左派」還要嚴重，甚至比激進伊斯蘭恐怖主義還要嚴重。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思想轉變。我們應該讓這些機構正常地完成他們的使命。另一方面，對於一個有着根深蒂固的種族暴力和種族不平等歷史的國家，我們從來沒有一個全國性的過程來讓我們學會對待這段歷史。因此，我認為像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這樣的機構，在不久的將來會非常重要。它不僅可以讓我們了解這些運動塑造我們歷史的許多方式，還可以讓我們思考如何將人們團結在一起，思考我們國家未來對於種族、暴力、政治進程和禮節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