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歷史學家 Kazin：換上了賀錦麗，民主黨的問題就消失了嗎？

在擾攘數周，並且黨內高層連番「逼宮」之後，拜登終於在7月21日宣布不接受黨內提名，並且支持其副手賀錦麗（Kamala Harris）成為民主黨提名人，參與今屆美國大選。

賀錦麗接手之後，選戰主軸明顯改變，不再圍繞著拜登是否適任。初步跡象也顯示，因為賀錦麗有望衝高非裔、拉丁裔以及年輕人的選票，民主黨在陽光帶（Sun Belt）的喬治亞、內華達和亞利桑那州都重新有了勝算，甚至有機會翻轉北卡羅萊納州。比起拜登必須將鏽帶（Rust Belt）的威州、賓州、密西根州三個州全部贏下，賀錦麗面前有著更多條可能取勝的路徑。

但整體而言，這場選戰對民主黨仍是極大的挑戰，近期即使是對賀錦麗最有利的民調，也都只顯示她在部分關鍵州和特朗普打平。然而，這並非因為特朗普多受歡迎：從特朗普卸任至今三年半的期間，他的支持率一直都在4成上下徘徊，反對的比率更是穩定過半。事實上，特朗普在任總統的四年期間，也都一直有半數選民對他表示反對。換言之，特朗普雖然極擅長激發核心支持者的熱情，但也極不擅長扭轉反對者的反感。問題從來都不是特朗普多強，而是在許多關鍵的區域、在關鍵的選民群體之間，民主黨的候選人表現得都比特朗普更弱。

為何如此？難道這一切都只是拜登老態龍鍾、口齒不清惹的禍？還是因為民主黨面臨某些更為根本的挑戰，問題在於「連話都說不清楚」的拜登無力面對這些挑戰？在7月第二週，北約峰會在華府舉行，當時的拜登仍想藉著這個機會扭轉頹勢，證明自己還有作戰能力；同一時間，在同座城市距離白宮2英里的一間咖啡廳，《端傳媒》專訪了喬治城大學的歷史教授Michael Kazin，請他從「如果在其他時代，拜登領導的民主黨還會選得如此辛苦嗎？」出發，剖析民主黨此刻面臨的挑戰究竟有怎樣的歷史成因。而在拜登宣布退選、確定由賀錦麗接替之後，《端傳媒》也邀請了 Kazin 評估賀錦麗的選情。

現年76歲的Kazin對於民主黨和美國左翼有深入研究，兩年前出版的著作《What It Took to Win》探討民主黨史上的勝敗關鍵，尤其聚焦於民主黨如何創造一種「道德資本主義」－－推動一種將企業家自由和工人﹑消費者福利結合起來的制度，並進一步說服大眾自己代表的是「一般勞工」、「普通人」的利益，藉此穩定贏得多數選民的支持。在1830年代，這指的是團結南北白人，對抗金權力量；在1930年代的新政時期，這指的是以政府的就業與福利政策為基礎，建立跨種族的聯盟，含括了黑人左翼運動者到白人至上主義者。但 Kazin 也指出，在1970年代後，即使是受歡迎如奧巴馬和克林頓，都沒法再統整出一個強大的，有過半數支持的選民群體。

對此，最明顯、人們最常提及的原因，當然是黑人民權運動挑戰南方的種族隔離體制，而由於民主黨較為支持民權運動，南方白人不再把民主黨視為「我們的政黨」。但Kazin也同樣強調，工會組織在70年代之後衰微，也讓民主黨失去了和基層工人的聯繫；加上越戰的嚴重政治紛擾，以及卡特政府的薪資停滯、物價飆漲，以及整體的政治失敗，又讓民主黨失去了最後的挽救機會，難以說服白人工人階級選民「我們的政策也是為你們的利益著想，不是只為了黑人與精英而存在」，終於讓新政以來的民主黨選民聯盟一去不復返。

在2017年出版的《The Populist Persuasion: An American History》中，Kazin 指出，自美國立國以來，美國人就是用「民眾」與「精英」的對立來理解政治，「中產納稅人」（middle-class taxpayers）是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在爭奪的主要選民群體。先前提到的「對抗金權」以及新政時期的「照顧廣泛勞動者」都是經典案例，而反蓄奴的過程中，北方白人選民有不少人想的其實也不是種族平等，而是「對抗南方奴隸主金權勢力」。因此，在特朗普崛起之後，Kazin 曾發了一篇題為「舊怨新瓶」（Old Whine, New Bottle）的評論，就指出民粹主義只是美國人要求他們的政治精英踐行機會平等與民主的理想，而不是只在選舉期間侃侃而談；特朗普種族主義﹑國族主義的語言，只是抓住這種情緒的其中一條路徑，在美國歷史上，不同立場的人其實也都曾用不同的方式做到這點。

而在2011年出版的《American Dreamers》則討論美國左翼對美國帶來的長期影響，他在書中提醒讀者，若要評估左翼的成敗，需要注意的不只是選舉結果，更要看到左翼如何影響文化，如何迫使美國社會正視如蓄奴、種族隔離、性別壓迫等問題，進而讓原先激進的主張（如廢奴）成為美國社會內部的「常識」。同時，這些運動若要成功，常需要用「實現個人自由」的語彙來表達他們的訴求，並且善用宗教或愛國主義的語彙，而非對宗教組織和國族主義抱持敵意，但這又未必完全符合運動者的理想。

保守派的主要刊物 National Review 稱讚 Kazin 本人雖然屬於左翼，但對於來自右翼的批評和質疑也處理得相當公允，是幫助理解美國左翼長期以來各種成敗的重要著作。這樣的研究經歷，已足以讓他成為分析民主黨此刻機會與困局的絕佳人選。

何況，除了政治菁英之外，Kazin也研究基層勞工組織的歷史，1987年的成名作《Barons of Labor》研究的正是20世紀初期起工會組織的興衰──而他在專訪中也指出，工會衰落其實是民主黨此刻困局的重要長期歷史成因。至於1995年的《The Populist Persuasion》，則是研究美國建國以來橫跨意識形態光譜的各種「民粹主義」，分析不同版本之間的關聯，更是命中了2、30年後討論美國政局時人人強調的關鍵詞。

以下是《端傳媒》和Michael Kazin的訪談。

端：端傳媒
Kazin：Michael Kazin

換上了賀錦麗，就能解決民主黨的「溝通問題」嗎？

端：雖說撤換拜登的最大原因是拜登個人的年紀和健康狀況，但從更中長期的角度出發，歷史可以怎樣幫助我們更理解民主黨面對的困境？比如說，在任何其他時代，拜登的「溝通能力」問題，例如他的老態，他時而口齒不清﹑辯論能力不濟，都會是那麼嚴重的選舉問題嗎？

Kazin：拜登所面對的主要質疑，首先還是在於他個人、在於人們不確定他是否仍真的「在狀況內」。這些年來，我在不同場合遇過他很多次，他本來就不是一個特別厲害的演說家，但過去的他從來不會這樣口齒不清，而且還忘東忘西。我對他也是有點同情的，畢竟我今年也76歲了，也經常會忘記一些事情，但我畢竟不是美國總統（笑）。

但如果進一步追問：拜登的情況為何引發這麼多顧慮？民主黨現在需要什麼樣的人，才能夠把訊息傳達出去？這確實反映了民主黨好一段時間以來的問題，最遲在奧巴馬時期就已經很明顯。

民主黨現在仰賴的選民基礎，我會稱為「上下聯合」（top-down coalition），或者也可以說是「啞鈴聯合」（dumbbell coalition）。

啞鈴是兩端很重、中間很細，而民主黨現在的選民基礎也是大幅仰賴社會的上下階層。啞鈴的一端是專業白領階層（但也不是最有錢的富豪，而是受過大學教育的專業工作者），另一端則是多數居於都市的貧窮選民，有較高比率是少數族裔或晚近移民。至於美國社會的「中間」階層，尤其是白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則是民主黨70年代以來的弱項，在近十年又格外明顯。

而在我2022年的書《What It Took to Win》裡，我主張這些年來民主黨的勝敗關鍵，在於是否能夠成功提倡某種「道德資本主義」的視野，進而號召更多選民。這種視野也被一些人稱為「經濟民粹主義」，是要在市場經濟的框架之下，仍能同步提升勞工和消費者的生活品質。

而針對這點來說，拜登的一些政策，特別是育兒相關的政策其實相當受歡迎，民調上一直都是如此。但問題在於，拜登的老化讓他更難跟大眾溝通，所以也始終無法以這些熱門的政策為基礎，說服中間這群人他有更好的經濟政策，確實是照顧他們的利益，因而值得他們的支持；相反地，由於他的溝通能力疲弱，甚至還進一步讓不少支持者、特別是「上層」的支持者感受不到被鼓舞、被號召，正是他的困境所在。

端：現在拜登下來了，他的副手賀錦麗將會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她的機會和限制又在哪裡？

Kazin：大部分的美國選民其實還不了解賀錦麗是怎樣的人，只會認為她是來自舊金山的自由派，知道她在墮胎權和種族平等議題上有強烈的立場。她當然必須繼續討論性別和種族議題，畢竟這就是她的形象所繫，也是能用以號召年輕選民的強項，但她面對白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則會遭遇相當的困難。
尤其對於其中目前並不支持民主黨、甚至開始對民主黨有些反感的選民，賀錦麗陣營仍需要回應他們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焦慮，否則仍很可能敗選。進一步來說，這類選民普遍已經強烈認定民主黨代表女性主義議題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而問題在於，絕大部分的白人工人階級選民並不認為自己太過父權，也不認為自己是種族主義者，而民主黨候選人哪怕只是稍稍讓他們覺得自己被指控了，就會引發災難。

民主黨為何難以與中間階層對話？

端：那麼，民主黨對於中間階層這樣缺乏說服力的情況，又有什麼長期的原因呢？換個方式來說，過去小羅斯福新政（New Deal）就能同時聯合黑人和白人的工業勞工，甚至60年代詹森（Lyndon B. Johnson；另譯約翰遜）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希望推進種族平等的同時，雖然已經受到一些白人強烈質疑是獨厚黑人，但也仍有一群白人勞工願意相信這些政策也對他們有利，為什麼他們就能做到？

Kazin：在你提到的這兩個時代，民主黨仰賴的不只是總統出面說服大眾，更是倚靠工人階級的組織來傳播這些主張，將這個視野和理念傳達出去。當年工會的組織仍然強健，有些甚至是跨越種族的（按：1935年的產業工會聯合會［CIO］是最早跨族裔的大型產業工會），許多中間階層因此可以從身邊信任的夥伴那裡聽到民主黨這樣的訊息。

但現在呢？由於70年代起工會等組織衰弱（按：主因是共和黨主導的多項法案打擊工會，加上新的政治氛圍下，大企業也利用更多既有的法規工具打壓工會活動；在這個背景下，工會更無力因應產業變遷，所以無法有效因應經濟型態的變化，難以組織新興的非製造業勞工），許多工人階級選民能夠透過大眾媒體聽到特朗普的論點，特別是聽見他把民生困難和民主黨政策（特別是移民問題）互相連結；過去，他們會參與勞工組織，組織內可能會有一些他們信任的人，這些人會提供相反的論點，現在卻已經不再有這些他們信任的、親民主黨的聲音。當然，現在還有部分的人有參與一些特定的社群組織，但是組織的情形和過去的高峰不可同日而語。

隨著這樣的發展，在這些白人工人階級眼中，民主黨也越來越容易被認定為是服務那群專業白領階層的政黨，進一步被貼上「進步派」、「自由派」的標籤，並且和「不是服務他們的利益，不共享我們的價值」畫上等號。

事到如今，民主黨已經缺乏這樣的組織力量，而拜登的溝通能力又疲弱，雖然也有其他民主黨的領導人嘗試代勞，但對於很多民眾而言，只有來自總統的訊息才比較有被聽見的機會。不是來自總統本人，人們就是聽不到。

也就是說，民主黨現在需要的，不是更搶眼的廣告，或者更能瘋傳的迷因，而是要思考如何建立信任。

端：從經濟數據看來，拜登帶領下的疫後復甦有相當成效。疫情期間的經濟衰退、工作機會流失都發生在特朗普任內的2020年上半年，之後就已經恢復成長。例如，失業率在2020年4月達到15%的高峰，拜登接手時仍超過6%，但近兩年半以來都穩定維持在4%的歷史低檔，製造業的工作機會增加尤其快速，拜登政府主張這得歸功於他們大膽的投資計劃。而在2021年、也就是拜登上任第一年，美國的經濟成長率已高達6%。去年美國的經濟成長率是七大工業國中最高。物價方面，烏俄戰爭後雖然有一波物價飆漲的危機，通膨率於2022年年中達到9%高峰，但到了2023年，通膨率就已經回到3%，而這一年半以來，中、低薪勞工的薪資成長速度其實也都比物價更快。

從這些數據看來，拜登帶領下的疫後復甦有相當成效，許多中下階層勞工的生活確實有改善。可不可以請你多說一點，在工會組織衰落之外，還有沒有哪些其他因素導致人們不願買帳？

Kazin：民主政治的核心是說服人們「我們真的會幫助你，而且真的能幫到你」，而從2008年金融海嘯到前些年的疫情，人們對政治人物的信任又持續降低。自此之後，人們對政治的感知方式發生改變，而這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疫情期間實際上的生活經驗，比如工作一團混亂的同時，又搞不定該怎麼托育小孩，加強了人們對政治人物失職失能的感受。

在30年代大蕭條時期，小羅斯福可以說是躲過一劫，因為他是在大蕭條已經持續三年之後才上任，所以選民普遍不會把民生問題怪罪到他頭上，反而願意肯定他帶領復甦有功。一般而言，在美國政治史上，執政黨在期中選舉通常注定失去席次，然而在1934年的期中選舉中，即使大蕭條依然持續，但小羅斯福帶領下的民主黨卻能夠在參眾兩院都斬獲更多議席，正是此一現象的結果。當然，2022年拜登帶領的民主黨在期中選舉也表現不差，外界預期的「紅色浪潮」並未發生，但這主要是因為墮胎權議題成為選戰重點，與經濟的關係不大。

誰是民眾，誰是精英？

端：剛才你提到從2008年開始，人們對政治人物的信任持續降低。這種對政府失去信任的現象，對兩黨的影響是一樣的嗎？共和黨受傷的幅度，為什麼似乎遠小於民主黨？

Kazin：當然，確實有許多民眾對兩黨都不信任，認為兩黨政治人物都不值得信任──假使民眾對主流政治人物的信任程度再高一些，川普在2015、16年也未必能夠拿下共和黨的提名權。

然而民主黨確實受傷更深，而這則是基於美國政治的一項特點：民主黨更會被認為是代表「政府」的政黨，而共和黨則不然。在威爾遜和小羅斯福這兩位總統之後，民主黨更常被認為代表政府；但至少同樣重要的是，相較於歐洲的右翼經常是起源於捍衛體制、捍衛階序關係，戰後的美國右翼卻有強大的反體制、反精英色彩。麥卡就錫是最好的早期案例，當年他主張有一群菁英要出賣國家，而這群菁英被說成是共產黨的「同路人」（fellow travelers），並用「自由派」的標籤標舉出他們和一般美國大眾抱持的價值觀不同。相較之下，保守派就以「捍衛一般美國大眾的價值觀」自我標榜，是戰後至今美國政治的特色。

而到了今日，特朗普更是了解自己的潛在支持者們也深深不信任體制，但相較於早期美國右翼會認為商業是美國價值的重要組成元素，特朗普則明確把一些富商也劃入敵對菁英的那一邊，在第一次選舉時就有「抽乾沼澤」（drain the swamp）這樣的口號，指的就是要對抗華府政商菁英之間的合謀。

端：這種一般民眾與精英的對立，經常被認為是所謂民粹主義的核心，而你剛才提到，美國民主黨成功的關鍵，其實也經常在於提出「道德資本主義」或者「經濟民粹主義」的視野，那麼，民主黨歷來的版本和共和黨、特朗普有怎樣的差異？

Kazin：我常用的形容是，民粹的語彙並不專情（笑）。這種語彙並不專屬於任何意識形態，重點就是在於要能夠界定出精英是誰，一般人又是誰。特朗普的界定方式是其中一種，兼融了宗教式以及反政府的內涵，也取得相當的成功，對於福音教派白人的核心受眾而言尤其如此。

那民主黨呢？在過去成功的論述中，倒未必是攻擊整個商業界，而是將生產者和所謂的食利者區分開來。在美國文化中一直有一種認知，認為「真正的美國人」是捲起袖子著手生產的人，不管產出的東西是什麼，這些就是「一般人」；相對地，套用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曾任美國最高法院法官）一百年前著名的書籍標題《Other People’s Money and How the Bankers Use It》，與生產者對立的精英正是那些「用別人的錢賺錢」的人。

在目前的民主黨中，如華倫（Elizabeth Warren，麻州參議員，被認為是進步派代表之一）提出要開徵財富稅，就是往這個方向前進。不過這條路線遇到了兩種困難，一方面，這對許多選民來說比較遙遠，未必能直接共感，另一方面，這樣的政策當然也會被民主黨大金主們反對，而美國選舉又出了名的花錢，讓大金主們有了更強的影響力。值得補充的是，民主黨過去曾經不那麼仰賴資本家捐獻，1936年大選時民主黨最大的金主其實是工會（按：指的是美國礦工聯合會［United Mine Workers］），但這當然已經是過去式了。

另外，俄亥俄州的參議員布朗（Sherrod Brown）是我心目中闡揚這種生產者精神做得最好的政治人物。他除了提及民生，還會特別強調「勞動的尊嚴」，是他這套論述的特色。而在上次的選舉中，雖然特朗普於2016年在俄亥俄州獲勝（按：差距約8%），但布朗卻在2018年能夠以約7%的差距擊敗共和黨的對手。今年，特朗普料應也能輕鬆拿下俄亥俄州，但如果布朗依然能夠成功連任，有望讓這條路線在民主黨內更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