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來飄去，我們就這麼飄來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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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底由學生衝進公民廣場而爆發的雨傘運動，數以萬計的人留守街頭，餐風露宿。當時六十二歲的楊寶熙，白髮蒼蒼，與友人共置帳篷，經常到場。只不過，她的角色不再是當年的國粹派先鋒。沒有了浩浩蕩蕩言辭與領導，換過來的是平靜參與及觀察。
在她溫柔平和的面容上，我們無法得知她曾經是中大學生會及學聯會長，曾經也有過激昂的學生運動歲月。我們在中大一個咖啡室，一個七十年代尚不存在的建築物裏，追憶彷彿不存在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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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火苗
七十年代是個暴風的年代，而我們把之稱為火紅。
那時電視未曾普及，年輕一代的想像空間都從文字中得到滿足，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刊物在這個時代誕生。這裏頭有各種各樣的思想，有擁抱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青年文學》、柔性的年青報紙《青年樂園》、無政府主義較強的《70年代》雙周刊、談民主自由的《中國學生周報》、探論回歸議題的親中雜誌《盤古》等。當年被稱為國粹派的楊寶熙，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成長過來。
楊寶熙愛讀《中國學生周報》。早在1970年，《中國學生周報》就做過一個叫「個人？香港？中國？世界？香港華籍青年何去何從？」的專題。這個問題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是最敏感的政治議題。
因為嚮往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傾向，楊寶熙就曾被經歷過抗日戰爭的爸爸批評她認為外國的月亮特別圓，不懂中國。
「我是聽美國反戰歌曲長大的，中學時期的幾年時間是越戰年代；中國則是剛開始文革，因此感覺較亂，不會認為有值得投入的地方。」
她中學時期思想萌芽之時，也不至於完全抗拒中國。比如爸爸每星期訂來的《大公報》，她也會看當中的副刊；又會看《人民畫報》，一本當時反映大陸社會的報刊；甚至隨父親去看革命樣板戲。
這是她第一次感思想的碰撞。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碰撞而生的知性火花，溫柔而又明亮，打開了她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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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政府」
1969年，香港珠海學院的學生不滿校方打壓言論，在校外的一份青年刊物《大學生活》投稿揭露及批評校方不合理措施。珠海校方在8月22日以「他們不適合在本校就讀」為由，開除十二名學生。這後來引起全港大專院校過二百名學生到珠海學院靜坐抗議。
被停學的學生吳仲賢認為傳媒對學潮的報導負面，歪曲事實，決定創辦《70年代》雙周刊，推動社會抗爭。這本雜誌的立場激進，主張無政府主義，追求革命。
他們着力揭露香港社會在殖民政府下的陰暗面，引介世界各地學生運動理論，鼓勵文藝創作，也活躍於直接行動。因此七十年代初期一連串的抗爭裏，包括中文運動、保衛釣魚台運動，盲人運動，反貪污捉葛柏運動都有《70年代》成員的積極參與及發起。
楊寶熙中七時在街上看到《70年代》，那期正在談有關孟加拉水災的事，辦籌款。她戰戰兢兢的在班上籌款，籌了些錢後就拿到他們的會址去。
今天的莫昭如專注文藝創作，而屬香港托派的吳仲賢則在94年因病逝世，但在當年的《70年代》中，二人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據莫所憶述，《70年代》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幾乎任何人，讀者也好，示威時認識的朋友也好，只要對這刊物有興趣的都可以參與，很快就可以融入組織，成為刊物的一分子。
所以楊寶熙此次一去，就成為了《70年代》一員。
「莫昭如與吳仲賢是我的啟蒙導師。」
「我為什麼會參與《70年代》，為什會對社會不滿，就係因為看到底下階層，看到不公平不公義。」
「早期的《70年代》無政府主義思維較重，這對中學生來說也是『好中』（很有共鳴），反叛嘛，對現狀不滿嘛，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思潮裏。」
「好中」，就像很多東西都是忽然而至，別無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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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國粹紅」
遠不只此。楊寶熙進入了中文大學，因為讀書的關係，慢慢淡出了《70年代》，先後當過中大學生報的編輯，中大社工隊，後來七五年當上中大學生會第一屆女會長，成為火紅一員。
火紅年代，對今天的學運朋友來說，是抗爭轟轟烈烈的意思；對於楊寶熙，是確確實實的赤紅，來自北方的紅。
「七四年已經開始有人找我參選學生會了。那時我會問為什麼要找我？因為我從不覺得自己有能力當會長，當所謂的領袖。」
在今天的中文大學裏，參選學生會是公開招募，同學自行組成內閣，沒有什麼「找人」的概念。
「真是有人專門來找我。」
「那個人是幾屆前的老鬼（舊生），還未畢業但在唸碩士。因為大家都有參與學生活動的關係我已經認識他。他跟我說：來年學生會，不如出來選啦。」
對自己能力成疑的楊寶熙追問原因，老鬼這樣說：「兩點。一，因為你是女同學，可以奪得女同學的選票；二，你形象較溫和，因為已經有些國粹派被人認出來，如果這群人出來參選勝算較低。」
所謂國粹派，泛指當年大專學界裏的親中分子。
「其實當時也知道他與上面（中共）有聯絡。」楊寶熙坦言。「他並非前學生會成員，卻來找你選學生會，其實很有問題。老實說，我的內閣成員也是他找回來，參選政綱也非出自我手。」
雖然如此，楊寶熙還是參選，而且當選了。
而相對於國粹派，是社會派。國粹派因為要跟隨北京的外交政策，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不支持挑戰殖民地政府。而社會派則參與社會抗爭，並認為資本主義殖民地不公義比比皆是，如果是支持社會主義的祖國大陸，更沒理由反對在香港進行反殖民抗爭。
當時在中大裏的國粹派與社會派時有衝突，包括撕對方活動的海報，事前破壞布置之類。
火紅漸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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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曳的火紅
中大學生會卸任後，楊寶熙就當上了學聯會長。當年的學聯，是行會長制，設中央幹事會，權力遠高於院校學生會，而且當年的學聯也是「一片紅」。
「今次參選學聯是自己所想？」我問。「當然是別人叫啦！」「也是那個老鬼？」「是，哈哈。」在她看來，順理成章。
在楊寶熙當上學聯會長的那年，被稱為國粹派的巔峰時期，他們幾乎控制了整個大專界的學生會。
但火紅得旺，就有殆盡之時。
1976年北京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第一次搖動了如日中天的「認識祖國」之勢。認識祖國在當時的大專學生來說，大約就是辦「中國周」展覽，北上中國探訪團等等的活動。七十年代裏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冒起，引來一股中國民族情緒，因此這類活動十分受歡迎。
1976年4月5日在北京，過百萬群眾聚集於天安門廣場悼念已故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其後中共中央政治局認為紀念活動背後是鄧小平所操縱，於是定性運動為「反革命」，撤銷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的職位，出動一萬多民兵、公安和衛戍部隊，以木棒暴力驅散了在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群眾。
76年4月下旬，學聯第十九屆代表會第一次常務會議召開。港大代表團成員麥宗民提出「譴責中共中央違憲」的議案，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撤銷鄧小平職務的舉動有違憲法所列明的「國務院總理、副總理之任免權在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抗議其越權及違憲。
在楊寶熙等國粹派主導的學聯裏，此議案在會上受到激烈批評。與會代表及列席同學達700多人，辯論十多個小時後議案率被否決。旋即，楊寶熙在會上動議早已準備好的「反撃右傾翻案風」決議案，譴責天安門群眾是反華反共勢力，支持中共鎮壓：
「天安門事件及鄧小平之翻案全是違反全國人民包括香港大多數居民及學生的根本利益的。」
如此立場，如此文風；舊日之事，今日不可追。
「我們自願成為一隻棋子。」楊寶熙直認不諱。
「比如說四人幫批鄧（小平）時，我們也在批鄧。其實現在回想會覺得荒謬，居然為『反右傾翻案風』激辯幾十小時，但當時又覺得好理所當然。某一派鬥一派，為什麼會去到學聯大會討論呢？哈哈。」
雖然楊寶熙道來輕鬆，但當年的她卻要面對更大的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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