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胡清心：香港，我和你，在最美好的時間點相遇

2008年夏，北京奧運。

我仍記得那個盛夏的夜晚，在上海人民廣場，大屏幕上正直播奧運開幕儀式，當劉歡與 Sarah Brightman 手牽手，站在飛升的地球上唱着《我和你》的時候，廣場上的人們仰着頭張着嘴，傾聽着那虛無縹緲的歌聲。我站在人群中，那一刻，從來未曾感到自己離世界如此接近，又似乎如此遙遠。我如是，中國亦如是。

數日之後，我乘坐火車從上海抵達深圳，跨過羅湖海關，開始在香港的求學生涯。這只不過是一年的碩士課程，我尚未設想任何長遠的計劃，卻是不由自主地被捲入這座城市的漩渦之中。回想那年盛夏還懵懂無知的我，絕料想不到自己竟有朝一日會成為香港人，也絕料想不到與這座城市的際會將徹底改變我的人生道路。

我一直想回溯這過去九年的故事，每一個印刻在我生命中的節點，我是如何變成一個香港人的。

曾經，「他者」是冒險，是避風港

總覺得自己是特別幸運的，在一個最好的時間與最好的地點，與香港相遇。2008年，中國與香港的蜜月期雖已過，但大國崛起的神話仍閃耀着光芒，陸港矛盾也尚未萌芽。那時我倒是從未羞於承認自己來自大陸，一來語言不通，也沒法掩飾；二來大陸人的身份似乎沒有想像中那樣受到歧視。學校的工作人員是和善耐心的，街市小販、超市收銀員都努力用普通話與我們溝通，而這個身份更讓我收穫了比一般新生更周到的照顧與關懷。

來香港之前，我對港台文化並不了解，也不甚感興趣，只是為了學習粵語，煲了三個月的 TVB 劇集，因此我對香港的認識幾乎完全空白。但也正是因為徹底空白，讓我對這座城市的情感是幾乎中立的，因為不了解，也就談不上喜歡或者討厭。在「大陸人」成為一個複雜而特殊的身份標籤之前，我並不感到身為「大陸人」有什麼獨特的負擔，和任何其他國家城市來到此處的人一樣，我們首先是這座城市的寄居者，是一個「他者」。好多人喜歡問我，從大陸來香港會不會不適應。我總感到這很難回答，作為初來乍到的「他者」，怎麼可能自來熟？總是需要時間去適應一個陌生的文化和環境，可這種適應過程，才是正常的自然過程啊。

唯一不適應的，大概只有熱帶城市潮濕炎熱的氣候。走在崇基校園小橋流水的石板路上，那緊貼着皮膚幾乎讓每個毛孔窒息的潮濕感，還有熱帶植物在盛夏散發出的濃郁的香氣，是刻在我記憶中最早的印象。那香氣是有色彩的，是明光鋥亮的綠色，如今每每進入夏天，只要一聞見那綠色的味道，我總會立刻感受到第一年那充滿新鮮和好奇的心跳，想起我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接近這座城市，去學習在這裏生活的那份幸福。自然地，我不斷地觀察這座城市的表象，努力學習它的語言，揣摩並跟上它擺動的節奏。這正是「他者」的身份令人激動而有趣部分。

「他者」的身份更曾是一個避風港，讓我可以躲在它背後，盡情接受着港人對外來者的善意和熱情，而在冒犯失禮的時候接受他們的寬容。那時候，做「他者」不必然是件壞事，只要扮演好那個乖巧的、勤奮的、生疏的、需要被照顧的「他者」形象，人類普適的同情心自然便會流露。

我無法想像現在來港就讀的陸生是否還能保持我當年的心境，對他們而言，來到香港並非探索自己人生一段未知的旅程，接觸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而是進入一場硝煙彌漫的戰場的最前線。他們尚未親身感知陸港文化與認知上的差異，便已經被媒體的妖魔化嚇到了，牆內牆外信息的差異和故意誇大的誤解更讓他們是穿着盔甲前來。而身穿厚重的盔甲，又如何能毫無負擔地大口呼吸呢？

何為一國，何為兩制？

最初的大半年，我對自己無比自豪，我並不感到在香港的生活與中國大陸有什麼天差地別，而就算文化衝擊確實存在，但只要有足夠的普世的關愛、寬容、開放與同理心，就完全不會構成問題。但有兩個細節給我帶來不同的衝擊。

就像大多普通的內地生一樣，週末我常常會跨越羅湖邊境，去深圳採購廉價的日用品和食材。而當我第一次由香港踏足深圳的時候，卻讓我着實震撼。只是隔着窄窄一條深圳河，另一邊就像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總感覺，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分別必然首先受到地域影響，那麼自然同在熱帶的深圳和香港氣質上更為相近，可事實上是，深圳和在緯度上與其有十萬八千里之遠的任何一座中國城市肌理相同，卻與香港毫無共通之處。無論是街道標識、 人行道與機動車道、路邊小販的叫賣與店舖的招牌、交通狀況，甚至連街上行人的樣貌……總體而言和國內的一線城市並無分別，我可以嫻熟地以在大陸生活二十多年的經驗自如穿梭其間。

這是我第一次直觀地明白了何為一國，在中央集權大一統的秩序之下，竟可以將地理的自然分布與地域之間的文化差異幾近抹殺，統統都打造成一個模樣。北方城市與南方城市、沿海城市與內陸城市、平原城市與高原城市……國家教育我們為中國的地大物博、文化源遠流長與豐富而自豪，確實無論是祖源、語言還是風俗之多樣性，一直是國人津津樂道的。然而，卻少有人意識到，這些多樣性在黨國深入基層的控制與集體主義思想這個大背景下，就像蛋糕上的裱花，主菜旁的配菜，不過是用來裝點門面的細枝末節。只有經過比較，我才體會到，當你踏入大多數中國城市，首先感到的並不是本地的文化特色，而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無處不在。而同樣，我也感受到了何為兩制，僅僅是一條深圳河，就將同處一個氣候帶的地區分隔成天差地別的兩個世界。不僅是城市景觀，還有社會民生、日常生活的細節，甚至連儀態都很難想像，他們本是同一個族群，甚至還可能有些沾親帶故，卻難以看出相似之處。正是從深圳與香港的距離，讓我逐漸明白所謂兩制之間的距離，絕非政制層面而言，是經由漫長的歷史變遷，已經浸染至日常生活的肌理。有人說，香港人一定要區分香港與廣東，分明是優越感作祟，可事實上它們真的毫不相似，而我也意識到，要真正融入香港的距離，比我想像中遙遠太多。

另一個細節，則讓我尷尬。無論多麼和善的港人，只要聽說我來自大陸，便充滿同情地問起關於中國大學的政治教育、新生入學必經的軍訓，又或者是基督徒是否可以公開信教等等關於中國人權狀況的問題。每當此時，我總感到很難向他們解釋，08年之前二十多年的生活經驗讓我知道，當年的中國大多數人既不是盲目擁護政權的順民，也不是激進流血的革命者。儘管無論是小到日常生活層面，還是大到國家政策層面，他們都不會公然表達自己的意見，可他們一直在以另類的方式讓自己能繼續平淡如水的日常生活的同時，在某種程度上還能保持獨立的自我，對政權進行有限度的對抗。可有時候我費盡口舌，卻發現對方還是在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中，根本理解不了我所想要表達的意思。確實，沒有經歷過六十來年的政治運動的人，自然是不需要這種生存的智慧。

而讓我和很多一樣初到香港的陸生更為憤憤不平的是，僅僅因為中國的政治教育和軍訓制度，不少港人就認為我們都是被洗腦的，慣於服從，並沒有自由叛逆的靈魂。這種評價比諷刺大陸人沒有素質、物質虛榮等等還要難聽。生活在獨裁制度底下，政權的觸角和控制深入到方方面面，要一個剛剛成年的學生反抗談何容易，但這就不代表我們在靈魂和思想上，比民主制度之下生活的香港人低劣。所以，當我們看到本地學生參與 O-Camp（迎新營）、舍堂活動時那瘋狂投入到似乎沒有自我的樣子，必然忍不住暗自偷笑。比如中文大學的 dem beat（打拍子叫口號），和我們軍訓時整齊劃一地喊口號，有什麼分別呢？在我或很多陸生看來，這些舍堂文化又何嘗不是一種類似「軍訓」的規訓文化？

我能夠理解，初成年的大學生總是需要一種儀式，讓他們能在一個同質性的群體中找到歸屬感、共同的記憶和經歷，越是無意義無目的性的行為，越是能培養出這種兄弟情誼。在獨裁統治的國家，正是透過無意義的操兵和軍事化的馴化，來建立無條件順從上級的集體文化。而舍堂文化呢？雖然是民主政體之下的大學舍堂發生，但本質上來說，經歷者也正是透過一系列瘋狂不合理的活動，以順從學長學姐來建立自己的集體文化。我可以理解，這是身為社會人不可避免的年少無知，只不過不幸的是，我投胎在中國，而他們投胎在香港。可是要知道，就算被「洗腦」教育了十幾年，我們還是會反感軍訓，或者想出各種辦法溜號，或者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與教官抗爭。我們會笑那些把烈日下無謂揮灑的汗水當做美好記憶的人是斯德哥爾摩症患者，可是，為什麼在那時的香港學生中卻不常聽到有人會批判或反思舍堂文化的意義呢？我不禁質疑，民主自由世界走出來的人，是否就有資格去批判一個從獨裁專制世界走出來的人，不夠他們思想獨立和自由？不，我發現我無法用民主對獨裁這把準繩，去判斷香港和大陸的不同。是的，這兩個世界大相徑庭到有時根本溝通無力，但我根本找不到頭緒，去解讀這背後的原因。

當我愈接近這座城市，我卻感到它愈發撲朔迷離而陌生。而隨着時光流逝，我漸漸厭倦了扮演乖巧而無知的「他者」的角色，我想以真實的自我去面對這座城市，在我和這座城市出現矛盾的時候，我不再迴避；在我不認同的地方，我大膽表露；在它不喜歡我的地方，我也不再怯生生地搬出新人的羞怯，我期望衝突能帶來火花，可以讓我把它看透，但我卻看不透。於是，當我有限的觀察與經驗無法給我答案的時候，如同許多內地生一樣，在一年學習之後的第一個暑假，我拿起了能找到的一切有關香港的文學作品，只希望在其中能瞥見這座城市的真貌……

隨着時光流逝，我漸漸厭倦了扮演乖巧而無知的「他者」的角色，我想以真實的自我去面對這座城市，在我和這座城市出現矛盾的時候，我不再迴避；在我不認同的地方，我大膽表露；在它不喜歡我的地方，我也不再怯生生地搬出新人的羞怯，我期望衝突能帶來火花，可以讓我把它看透，但我卻看不透……

（待續）

（胡清心，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選人，一個生於上海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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