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行納粹禮的中國遊客，極權家族相似下的政治正確

8月5日，兩名中國遊客在德國柏林的國會大廈門前，行納粹舉手禮拍照，巡邏保安發現並報警。兩人被警方拘留後，各自繳納500歐元保釋金後離開。但相關後續事項並未就此結束，根據德國刑法規定，傳播或在公開場合使用違憲組織標誌，可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款。兩名中國遊客雖然暫時脱身（保釋金性質並非罰款結案），但仍然要面臨德國司法當局的追訴。

消息傳回中國，引發了輿論轟動。一方面，多數聲音都對當事人持批評態度，其中不乏「腦殘」的嘲笑聲音；另一方面，這一事件也讓中國讀者意識到，事關「政治正確」時，一個自由國家的強力機關同樣可能毫不含糊地「來真的」，哪怕面對遠隔千山萬水的外國遊客。

這兩名中國遊客究竟出於何種動機，在德國國會大廈門口做出行納粹禮的蠢事？除非當事人開口甚至心理學家介入分析，外界恐怕永遠難以確切知道。不過多數評論認為，他們不太可能真的有挑釁或者致敬的動機，很可能只是覺得好玩，根本沒有料到會帶來如此嚴重的後果。考慮到這是兩名中年男性（分別為36歲和49歲），或許雄性扮酷情結更加可以理解。當然，也有社交網絡上趨於極端的聲音認為，這體現了歐洲「白左」的神經過敏，兩人只不過倒霉撞到槍口上而已。

這一事件及其爭議，再次凸顯中國社會對「政治正確」的不同態度，而從更為縱深的角度來說，它也以一種隱秘方式，展現出納粹德國和當下中國兩種體制之間的微妙聯繫。這已經遠遠超出了兩個「倒霉蛋」所能承受之重。他們不僅是向自己的無知致敬，同時也在不經意間，向兩種體制之間的親緣性致敬。

歐美與中國「政治正確」之別

事件發生後，很多評論自然而然地將其放在「政治正確」的框架下評判。例如學者吳強指出，在一個嚴格禁止納粹的國家行納粹禮，不僅僅是對常識的無知，也相當於是一種對政治正確的嘲笑。他認為，這種行為在本質上也可能成為法西斯主義的一部分。

「政治正確」這一概念本身有其歷史流變，今天歐美社會中所謂的「政治正確」，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指社會和文化議題，是「社會道義」正確，而不限於「政治」正確。學者劉瑜曾經不無戲謔地把美國的「政治正確」歸納為「四項基本原則」——不能冒犯少數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戀（如今更周延的說法或許是LGBT）、不能冒犯不同信仰／政見群體。可見，除最後一項部分內容外，其他基本都集中在社會議題。即便考慮到近幾十年來環保、氣候等議題加入，整個話題域更加豐富多元，但「去政治化」或者「泛政治化」趨勢始終同樣明顯。

弔詭的是，「政治正確」這一術語，起源的確是政治性的，而且恰恰和納粹德國有關。

根據美國記者Philip Bump的考證，「政治正確」這一術語在大眾傳媒中最初使用，來自《紐約時報》1934年的一篇文章，題為「第三帝國統治下個人自由的消失」（Personal liberty vanishes in Reich）。文章描述了納粹德國如何以公民義務來取代權利，將工作、娛樂、學習、言論和財產都置於極權政府監控之下，尤其是通過戈培爾的操弄，當局控制各種資訊渠道。記者必須獲得許可才能上崗，而這種許可只頒發給那些「政治上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的純種雅利安人（Aryan）。即便如此，這些記者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遭遇清洗。

相比今天歐美社會側重社會議題的「政治正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正確」卻是在相當程度上返璞歸真，是名副其實、極為剛性的「政治」正確，正牌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共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概莫能外，而近期作為衍生版本的「七不講」（即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共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則以更加粗暴的方式彰顯了這一點。

因此，如果可以用「政治正確」來審視「中國遊客在德國行納粹禮」這一事件的話，它至少提供了一個契機，促使人們追問——誰之政治？哪一種正確？

以上述歐美「政治正確」的四項主要議題來說，近十年來，中國社會中的女性和LGBT權利話語的確有明顯進展，至少在公共空間中的辯護聲音愈來愈顯著且自信，而少數族裔的平權保護則陷入悖論，一端是大一統帝國式的「民族安定團結」治理術，傾向於針對少數民族給予政策優待；另一端則是民間社會幾乎隨處可見、不加掩飾的歧視言論，尤其針對維、回兩族為甚。至於不同信仰／政見群體的權利，可以說始終是當局合法性的焦慮和禁忌所在。尤其近五年以來，空間愈發逼仄。

更有甚者，針對社會道義正確標準的辯論，發酵到一定程度後，往往會被政府視為政治威脅，權力直接入場干預叫停。最典型的就是近年來女權運動一度有「逸出軌道」的趨勢，結果引發強力壓制，女權活動人士被認為是對社會穩定和政治合法性的威脅，相關討論無法深入下去，結果話題只能徘徊在「直男癌」、「直女癌」的低層次叫罵之上，始終無法建構出一套有效的道義共識。

顯而易見，在同一個術語之下，當下的中國和歐美的語境極為不同。沒有任何一個概念可以泛化而不被濫用，「政治正確」也不例外。在歐美社會中，社會和文化領域過分講求「政治正確」隱然造成不少問題，尤其是在需要一定容錯空間的領域——例如學術研究和思想辯論中，少數群體過分敏感的政治正確意識，導致很多辯論無法充分展開，從而間接損害言論自由。而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僵化，也導致草根民眾的反彈。特朗普（川普）的上台，至少就情緒層面來說，與他強勢的「反政治正確」姿態不無關係。而這種姿態，又在美國本土和太平洋彼岸得到不少歡呼，甚至被視為拯救西方的英明舉措。在一部分群體中，「反政治正確」儼然成為一種新的政治正確。

而對中國來說，真正的問題恐怕並不是太多的「社會道義」正確抑制自由的問題，而是中國特色的「政治」正確壓抑自由的問題。在當下中國，當社會道義與政治二者發生交叉與衝突時，後者往往能夠輕易佔得上風，亦因此，擔憂太多的西式「政治正確」是否會危害自由，幾乎可以斷定是個虛假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毋寧說是如何讓社會道義從政治手中獲得自主。

極權體制的家族相似

哲學家維根斯坦（Wittgenstein）曾經提出「家族相似」的概念，用來反對傳統邏輯的抽象本質。通常而言，「家族相似」用來描述多個對象之間的重疊共性，並不一定存在所有對象必備的共同特徵。但如果我們不囿於嚴格的哲學定義，不妨借用這一概念，用來審視納粹德國與當下中國兩種體制之間的共性。

以「政治正確」為線索來看，前述美國記者Philip Bump在考察這一概念的納粹德國淵源後，也指出它曾經在同等意義上用於蘇維埃體制。和歐美後來的社會／文化轉向相比，前二者都是高度政治化的，而中國今天的狀態與此一脈相承。換言之，納粹德國、蘇維埃聯盟和共產中國構成一種「家族相似」。從另一個角度或許不難理解：既然在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體制下，社會都被政治所僭越，因此「政治正確」也就始終囿於其原教旨的政治意義，無法演化成為社會道義概念。

而作為這種原教旨「政治正確」的極端版本，可以凸顯出納粹德國與當下中國「家族相似」的一個顯著例子，便是這兩個體制各自炮製了將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迫害至死的事件。諾貝爾和平獎歷史上僅有的兩次「獄中獲獎」──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和劉曉波，就發生在這兩種極權體制之下（昂山素姬（翁山蘇姬）獲獎時處於軟禁狀態，和正式逮捕下獄不同）。這唯二事例，可以說在某種絕對意義上，標識出兩國之間的共性。

對80年前的歷史先例略作回顧：奧西茨基1933年入獄，193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他次年5月因為肺結核而入院治療，隨後11月被納粹釋放，並在住處接受了諾獎委員會的正式頒獎。又過一年半，奧西茨基因肺結核而去世。換言之，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位身陷囹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西茨基生前至少領到了這份殊榮。他生命中最後兩年，雖然依然受到納粹監控，卻是在監獄之外度過的。

而在奧西茨基之後，劉曉波成為史上第二位繫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後者喪失自由的程度——監視居住、勞動教養和正式入獄——相比起奧西茨基有過之而無不及。劉曉波雖然有長期肝病史，且到2017年6月初已經病情惡化，但官方仍然秘而不宣，直到6月底才正式承認。從保外就醫到7月13日病逝，劉曉波僅在外短暫存活一個多月時間，至死也沒有機會領受諾貝爾和平獎。

兩相比較不難發現，作為歷史上僅有的兩次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繫獄的製造者，兩個體制都有反法治、反人權、反文明的共性，而劉曉波遭遇的國家暴力可謂變本加厲。這其中固然有東西方各自國情的差異，同樣也有新老極權體制下統治術精於演進、更趨嚴酷的差異。

民族主義合法性的副產品

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知識界頻繁談及「後極權主義」，並以此作為當下時代的定位，所謂「革命的發條已經鬆動」，暗含着對更大的社會自由空間的期待。但從近五年的發展看來，這種期待或許失於過分樂觀，不但社會空間被逐漸收緊，權力趨於集中，而且意識形態更有向舊式極權主義復歸的趨勢。

雖然路是老的，鞋卻是新的。在經歷了最初的狐疑和恐懼之後，極權體制已經逐漸學會反過來熟稔地利用資本和技術，來營造為自身續命的氛圍。當傳統的意識形態灌輸逐漸失靈、經濟治理績效又面臨不確定前景時，民族主義越發顯示其作為政權合法性支柱的地位。其中揚國威、壯軍威成為主要手段之一，「五年三閲兵」前所未有地體現了這一點。近期大熱的《戰狼2》，便是這種民族主義雞血的最新一款注射劑。雖然專業影評人對其中粗糙之處不屑一顧，它作為國產電影的票房紀錄冠軍，亦明顯有行政指令加持的因素，但它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顯示出「犯中華者，雖遠必誅」的虛驕恃氣已經超出網絡論壇，在全民心態中塑造出一種新的國家崇拜。

而在「壯我軍威」的同時，當局卻很難遏止底層的野蠻生長形態。在軍事發燒友群體中，不乏二戰時期德軍的崇拜者，這種崇拜順理成章地延伸到納粹體制，並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相契合，造就了人數未必很多、心態卻極為扭曲的「黃納」（黃皮膚納粹）群體。此外，諸如針對外國的「屠美滅日」、針對穆斯林的「滅絕綠教」、針對台港疆藏的「人滾地留」等充斥暴戾氣息的言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民族主義合法性訴求的必然副產品。而對於自身合法性沒有直接危害的言論，即便是與普世價值背道而馳，體制也往往採取放任自由態度。正是出於這種放任，納粹禮這種被全世界視為大逆不道的舉動，在中國遊客眼中喪失了敏感性，反而成為一種臆想中的德國獨特風情。

凡此種種，或許是隱藏在「中國遊客行納粹禮」事件之下的深層邏輯。表面上看，這種舉動是對「政治正確」冷感的體現，而深層來看，則是重建合法性過程中情非得已的附帶產物。

中國禁止納粹言行的矛盾

此次「納粹禮」事件之後，坊間評論往往輕易得出一個結論：應當加強對納粹言行的禁止、反思和清算，但對於權力來說，這隱藏着一個理論上的陷阱——是否存在為人類文明所公認的普世價值？禁止納粹言行，是否從一個側面證實了這種普世價值？

此外，如果深入剖析納粹思潮與體制，恐怕將不可避免地引發對當下體制的聯想。而如果出於對合法性的憂慮，將此類反思強行打斷在某一個節點，那麼顯而易見地在邏輯上無法自洽。正如有網民不無諷刺地指出，早在這一事件發生之前，出於獵奇或譁眾取寵的親納粹文字、圖片、影像往往在中文互聯網上暢通無阻，而關於德國反納粹立法的相關嚴肅內容，卻因為「政治敏感」原因而遭受審查。

時至今日，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斷言仍然有振聾發聵的功效──「共產主義是戴着人面的法西斯」。當官方媒體公開喊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它同納粹體制的親緣關係已經呼之欲出。這種底層代碼的相似性，也註定了要在當下中國清理納粹言行的困難：表面上看，「黃納」等各種怪異之相屬於「疾在腠理」，一紙禁令就可以萬事大吉；但實質上卻是「疾在骨髓」，極難清除。即便沒有舉手禮，那種一切向元首看齊的臣僕心態、對不符合「政治正確」的異端的殘酷迫害、對少數族裔和周邊國家動輒「教訓」、「人滾地留」、「雖遠必誅」的心態，依然同納粹別無二致。

最後，或許有必要重複強調的一點是，這兩名中國遊客不應該為本文提到的全部邏輯負責，作為個體，這無疑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但以他們為標本，這一事件可以展示出更加宏大的社會圖景。當他們嬉笑着高舉右手拍照時，肯定不會想到會為此和德國警察打交道，也同樣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當代「複雜中國」的倒霉代言人。

在時代暗流洶湧時，他們只是水面上浪花激起的泡沫。而當泡沫消散之後，可以預期，各種變相的「舉手禮」未來在中國恐怕仍將層出不窮。

（雷隆，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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