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已經走到了這般地步：如果再不採取行動，它將被迫要麼犧牲福利國家，要麼犧牲生態環境，要麼犧牲其和平與自由。 」9月9日，發表在《經濟學人》雜誌的文章中，歐洲央行前行長、義大利前總理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發出這樣震耳欲聾的的警告。
同日，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在一眾歐盟要員和媒體記者面前，德拉吉介紹了由他領導的團隊題為《歐洲競爭力的未來》的報告。 這份報告受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委託，經過長達一年的研究和撰寫，被視為具有未來五年中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乃至全歐盟經濟政策「綱領」的地位。
報告總結了歐洲經濟長期增長乏力的主要原因，包括創新不足、技術落後，缺乏共同的減碳和經濟競爭力策略，以及在經濟安全和能源獨立方面的極度脆弱——後者以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歐洲能源大幅上漲最為顯眼。 報告進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議，從統一歐洲資本市場、協調和放鬆過度政府監管，到對科學研究、綠色產業、國防工業的集體投資，乃至潛在的歐洲共同財政政策，可謂無所不包。
如筆者在評論歐洲議會選舉的文章中所述，剛剛選舉產生的新一屆歐洲議會的政黨版圖已然預示，與上一個任期內產業監管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歐洲綠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佔據了決策者絕大部分注意力不同，如何重建和強化歐洲經濟競爭力的議程將登上歐盟政治舞臺的中心。 在馮德萊恩剛剛公佈的新一屆歐委會委員提名名單上，我們也看到了「有益競爭力的轉型」、「繁榮與產業戰略」、「儲蓄與投資聯盟」等等最新熱詞出現在了一眾提名委員的頭銜中。
然而，正如德拉吉的警告所提示，經濟問題受到更多關注，並不只是由歐洲內部政治力量對比而得出的簡單推論。 相反，歐洲的經濟停滯，已然釀成了一場動搖其生存根基的危機（existential crisis）。 如法國總統馬克龍於今年4月在巴黎索邦大學發表的歐洲政策演講中所說：「我們的歐洲並非永生不滅：她可能會死亡。 」
為什麼在德拉吉和眾多歐洲政治精英看來，我們再也不能僅僅把增長乏力視為一種歐洲特色的不便（inconvenience）來忍受，而必須把它當作一場災難（calamity）來全力應對？ 在日益動蕩不寧的今日世界，歐洲又應如何重振其經濟？
世紀競賽與生存危機
史家托尼·朱特在其巨著《戰後歐洲史》的末章寫道，後冷戰時代世紀之交的歐洲是如此的紛繁複雜，以至於難以辨認出一個清晰的集體經驗之輪廓。 然而，我們依然能夠依稀描繪出「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歐洲」：「歐洲」這個詞在人們心中喚起的想像，是眼花繚亂的藝術和文化生活，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高程度的富足、和平與安全，是高稅收、高福利經濟模式所保障的社會平等與政治穩定。 歐洲是一個理念，它標示著繁榮、和平與人性至上的價值觀，以及三者之間完美的平衡。
然而，正如歷史上總是發生的那樣，集體身份總是在面臨外部威脅時最為清晰。 如果說在托尼·朱特的年代，「何謂歐洲？ 」更多是一種願景式的發問; 那麼在2024年的今天，當烏克蘭戰爭的戰火仍在艱難延燒，美國大選的前景依然紛亂不清，中國的經濟困局和地緣野心發出不詳的信號，在接踵而至的國際性災變面前，「歐洲何以自保（self-preservation）？ 」則成了一個具有實感甚至痛感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面前，歐洲在本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競賽中的落伍及其嚴重後果，才真正顯現出來。
歐洲的增長遲緩眾所周知，但其程度卻往往被低估。 實際上，從幾乎每一個指標來看，美國經濟的強勁表現都令歐洲黯然失色。 中國的經濟騰飛和甚囂塵上的「西方衰落」論調，常致使人們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幾十年來，美國GDP總量佔世界GDP的比例幾乎絲毫未變，西方經濟總量佔比下降的現象主要源自歐洲和日本的衰落。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歐洲的人均收入水準已下降到比美國低約三分之一。 美國的人均收入超過歐盟所有主要經濟體，且未來數年內這一差距只會進一步擴大。 如果專門考慮人均工資，經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美國的人均年工資接近8萬美元，德國只有約6萬美元，英國和法國則不到5.5萬美元。
增長並不是帳面上的數字遊戲。 事實上，歐洲人收入水平的相對落後已直接反映在肉眼可見的實際生活水準上。 按照美國勞工統計局的調查數據，美國家庭凈資產的中位數為19.3萬美元，用於經常交易的銀行支票/儲蓄帳戶的餘額中位數約為8000美元，54%的成年人聲稱擁有可支付3個月開支的現金儲蓄; 同樣程度的財務餘裕對於歐洲多數國家和多數人是難以想像的。 美國人平均將收入的6.7%用於購買日用食品，屬全世界最低; 即使把包含餐廳消費在內的所有食品支出都考慮進來，美國人的食品支出依然位列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最低，僅占家庭收入的14.7%。 在住房方面，住宅面積中位數最低的美國州份（紐約州，1490平方英尺）仍然高於最高的歐洲國家（丹麥，1475平方英尺）。
而就面對危機衝擊的韌性而言，事實證明，美國經濟的抵禦能力更強，反彈速度更快。 到今年第一季度，美國GDP比疫情前增長了8.7%，歐元區只增長了3.4%，英國增長了1.7%。歐洲民衆的財務能力和消費行為從危機中恢復的程度也遠為遜色：在歐元區，人們的儲蓄仍佔其收入的14%以上，遠高於歷史平均水準; 美國消費者卻幾乎花光了在疫情期間累積起來的多餘儲蓄，使他們的儲蓄減少至不到收入5%的水準。
一種常見的反駁是，歐洲固然不如美國富裕，但卻以犧牲增長為代價換取了更好的社會福利、更平等的財富分配和更高的「生活品質」。 然而，這一說法只在有限的程度上有效。 以常常被引為證據的醫療與醫保問題為例：美國的人均預期壽命遠低於歐洲，但這並非緣於其運轉不良的醫療市場，而是由於槍支暴力、毒品濫用和道路交通事故導致了過多中青年人士過早死亡。 美國人高昂的醫療開支主要源自美國社會的富裕，而與此相稱，美國人所獲醫療服務的品質也更高：例如，儘管癌症篩查的普及度遠高於法國，美國人的癌症存活率仍然更高。 美國經濟「臭名昭著」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也在近十年來隨著強勁的經濟增長、尤其是創歷史紀錄的低失業率而逐漸縮小，因為相比社會中其他群體，窮人和少數族裔的工資收入增幅更大，其開辦新企業數量的增速也更高。
實際上，增長不足已經開始在根本上動搖歐洲式勞工保障與社會福利國家的根基。 隨著人口結構老化、人口總量停滯甚至下降，各國社保與福利體系的財政收入基礎正在迅速侵蝕。 馬克龍政府2023年強行推動的養老金改革，或許是歐洲各國類似改革中引發政治反彈最為強烈的，但遠遠不是最激進的，也絕不會是最後一次。
更嚴重的是，惡化的地緣政治形勢面前，增長和競爭力不足已經威脅到歐洲的安全。 歐洲有著全世界最開放的經濟，貿易佔GDP比例高達50%，對外國原材料、能源和製成品的依賴度也最高，其中對俄羅斯化石能源的依賴造成的經濟後果最為顯著。科技實力的孱弱，令「技術主權」無從談起。歐盟為兌現應對氣候變化承諾而大力推進的「歐洲綠色新政」，如果不伴以歐洲自己的低碳產業革命，只會加深對進口中國製成品的依賴。27個歐盟成員國中，只有10個國防開支佔GDP比例達到了北約要求的2%——與俄羅斯發生直接武裝衝突的風險意味著這個數位也很快將不堪敷用。
一個停滯的歐洲，將既無法為焦慮不安的民眾提供改善生活水準的希望，又無法承擔福利國家的高昂成本，更無法在家門口的戰爭面前保衛其獨立與自由。 歐洲身份蘊含的所有理念，都可能在這場生存危機的重壓之下轟然崩塌。
停滯的癥結：「創造性破壞」缺位
把歐洲經濟增長的乏力說成是為了福利而故意做出的權衡，而非最近巨集觀政策的失誤，從而為其開脫，是一種膚淺而懶惰的論調。 誠然，歐洲人可能的確有著更重視業餘閑暇和生活穩定的文化偏好，這不可避免地壓低了勞動參與率、就業率和勞動時間。 與歐洲相比，美國人口更年輕、增長更快、工作時間更長。 但同樣的理由，並不能解釋為何美國每人每工作一小時的產出也更高。
在許多經濟學家看來，歐洲增長不足的主要癥結正是勞動生產率（labour productivity）的低迷。 過去二十年裡，美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是歐元區和英國的兩倍多。 官方數據顯示，美國非農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自2019年以來增長了6%以上，遠遠超過了同期增長約1%的歐元區和英國。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估算顯示，如果歐洲最大的五個經濟體——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在1997年至2022年間的生產率增長率與美國相當，那麼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其人均GDP將比如今的實際水準高出近1.3萬美元。 反過來看，由於歐洲的人口幾乎無法挽回地走向減少和老化，如果歐盟只是保持 2015 年以來勞動生產率的平均增長率，也僅夠勉強做到在2050年左右保持GDP總量不變。
勞動生產率之外，其他解釋認為，2008年以來歐洲國家相比美國採取了更嚴苛的財政緊縮（austerity）政策，而疫情期間歐洲國家的經濟救濟措施亦不如美國慷慨，這些都限制了歐洲經濟在需求端得到的財政刺激，也導致公共投資不足。 此外，2022年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歐洲承受了更大程度的能源供給衝擊（supply shock），而美國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享有令人豔羨的能源獨立。
不過，疫情以來，歐元區財政紀律的韁繩已悄然鬆動。 而如果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的趨勢無可逆轉，移民政治的燙手山芋意味著大規模引入移民幾無可能，歐洲的收入水準也遠不足以如美國一樣吸引來自外國的年輕工作力和高技術人才，人口趨勢對中期增長的貢獻可能微乎其微，這將使得歐洲經濟更加依賴於勞動生產率提高。 因此，歐洲必須縮小在技術革命與創業環境上與美國的鴻溝。
這一差距可謂驚人。 根據巴伐利亞經濟協會（Association of the Bavarian Economy）的統計，本世紀初至今，歐盟在先進數位技術領域的世界級專利數量僅有約1萬份，而中國接近3萬份，美國則近5萬份。 包括雲計算和軟體應用在內的數位技術並非沒有在歐洲各國傳播，但成功有效利用這些技術知識的的企業數量太少、規模太小，受到更嚴格的監管限制。 歐洲在很大程度上錯過了互聯網引領的數位革命及其帶來的生產率提升。
從更廣義的創業數據來看，2023年美國申請成立新公司的人數達到創歷史紀錄的550萬人，月均申請量比疫情前十年的平均值高出80%，而在歐洲這一數字增幅僅為20%。 歐盟最大的25家公司中80%成立於1950年前，創立年份的中位數是1913年，而美國的同樣數字分別是是36%和1963年。 歐洲急需重振被熊彼特稱為資本主義「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精神。
德拉吉的報告認同許多研究者的結論，認為造成歐美之間這一鴻溝的主要是兩個原因：過度嚴苛的監管法規造成了沉重的行政與合規成本，風險厭惡、高度碎片化的資本市場限制了私人投資規模和企業融資能力。 而二者在現實中常常是互相關聯的：例如，法國將近一半企業的經營受到了過度政府監管即所謂「繁文縟節」（red tape）的制約，每年對法國GDP造成高達4%的損失，其中2.7%是由於嚴苛監管導致的企業投資不足。
悖論的是，旨在設定市場經營和競爭公平規則的政府監管，在現實中往往成為了傷害中小企業而非大公司的罪魁禍首。 個中緣由在於，具有先發優勢的大型企業在佔據一定的市場地位後，往往有足夠能力承擔監管立法帶來的合規成本，而創業者卻遭遇了更高的市場准入門檻，既有大型企業的地位因而得到鞏固。 同樣，在資本市場上，既有的成熟企業有資產抵押和收入還本付息，因此很容易獲得銀行貸款融資; 而既無資產又無收入、前景不明朗的年輕企業則更依賴於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基金的支援，而後者在一個旨在以嚴苛監管防範金融風險的環境中很難壯大。
結果是，歐洲企業四分之三的融資來自銀行，而在美國只有四分之一。 根據畢馬威（KPMG）的一項研究，2023年美國公司從風投基金得到的融資是歐洲公司的3倍，而過去三年，美國風投基金的融資額幾乎是歐洲的5倍。 在整體投資水準上，美國的投資自2019年底以來增長了8%以上，今年年初仍在强劲增长，而欧元区的投资仍然比2019年底的水平低4%。 按照德拉吉報告的估計，投資占歐洲經濟的比例必須增加約5個百分點，才能達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水準，而1948年至1951年間馬歇爾計劃提供的額外投資每年約佔GDP的1-2%。 換言之，歐洲經濟需要的額外投資不但必須媲美，而且必須超過馬歇爾計劃的規模。
歐洲的新自由主義「帝國時刻」？
與馬歇爾計劃的對照頗為引人遐想。 如果說馬歇爾時代的美國，其時憑藉睥睨天下的工業、經濟和人口力量，足以以一己之力引領戰後西歐的經濟重建，搭起戰後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支柱之一，如今的美國既不再有如此能力，也早已喪失獨力保衛和重建歐洲的政治意志。 相反，後冷戰承平日久的年代隨著烏克蘭戰爭的爆發走向終結，美國的向亞太地區的「戰略轉移」卻迫使著歐洲一步步承擔起自衛的責任。 在這個歷史節點上，歐洲需要一部新的馬歇爾計劃，卻毫無選擇，不可能從外界得到，而只能「向內求」。
然而，今天的歐洲究竟還有能力從內部釋放出如此巨大的經濟潛力嗎？ 在德拉吉、馮德萊恩和馬克龍等歐洲一體化事業的堅定擁護者看來，答案正是在歐盟的理念之內：歐洲經濟的潛力源自它的巨大規模，必須通過更深度的向上整合、跨國協調和聯合投資來實現。 歐洲經濟的問題不是一體化太多，而是不夠; 歐洲需要重新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帝國」：對內以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實現深度統合，對外運用由此創造的工業、技術和軍事實力，捍衛歐洲的獨立和安全。
思想史學者 Quinn Slobodian 在他的精彩著作《全球主義者：帝國的終結與新自由主義的誕生》（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中指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早期創想者多來自一戰前後見證了奧匈帝國崩潰的德語知識界， 而他們在兩戰之間和戰後孜孜不倦推動歐洲聯合事業的努力，相當程度上正是對這原初集體記憶的回應：重建一個和平的多民族帝國依然是可能的，它在疆界之內以法律和自由經濟聯合各國，而在疆界之外勇敢地保衛其利益與價值。 這一版本的新自由主義並非如後來批評者所描繪的那樣，抹殺政治國家的「內外之別」，以一種幼稚的普世主義架空自由民主的政治價值，乃至犧牲掉國內的「社會紐帶」、拋棄掉「全球化的輸家」; 相反，它的理想毋寧說是在全新的國際現實面前，努力把「政治」的場域上移到歐洲層級。
換言之，時代巨變之下，時代精神（Zeitgeist）也隨之悄然改變。 而德拉吉報告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一轉變：其中不乏真正的「好歐洲人」的主張，諸如建立統一的歐洲科研投資機構，也有大幅放鬆政府監管，推進歐洲資本市場一體化和「歐洲銀行業聯盟」（European banking union）等等政策建議。 但與此同時，一種明顯著眼於國際局勢、幾乎基於純粹現實主義假設的權力政治（Realpolitik）視角也無處不在：報告背離歐洲內部市場競爭政策的傳統基調，建議歐盟委員會允許更多的歐洲企業併購，以創造足以與中美龍頭企業競爭的「歐洲冠軍」（European champions）; 歐盟需要有限地突破財政紀律和國際貿易規則的禁忌，拿出協調統一的「大規模產業政策」亦即巨額的公共資金補貼，用於支持新興產業的投資和發展; 成員國需要敢於放下國防工業領域跨國合作的忌憚，允許更多的跨國併購、推動更統一的軍工產品標準化、簽署更多的歐洲聯合裝備採購合同。 其中的每一項政策，都意味著成員國需要向歐盟讓渡更多主權，以求在整個大陸範圍內降低交易成本，撬動規模經濟的槓桿。
總之，歐洲經濟的問題對策，早已不再是選擇「左派」還是「右派」，而是——選擇更多歐洲，還是更少歐洲？ 在德拉吉和他的支援者心中，後者無異於自殺。 在報告發佈會上所作的演講中，德拉吉總結道：「歐洲（各國）面臨著三種選擇：要麼陷入癱瘓，要麼退出歐盟，要麼走向整合。 脫歐已經有人試過了，結果令人大失所望。 在我們滑向與日俱增的焦慮與不安全之際，癱瘓狀態也難以為繼。 更大程度的整合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所在。 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明白，當前的挑戰遠遠超出了（任何單個）國家經濟的範圍。 相對於所面臨挑戰的規模而言，我們這些國家的規模從未顯得如此之小和不足。 …… 歐洲再也不能僅僅為了維持共識而拖延行動了。 」
然而，正如《經濟學人》的評析所雲：「德拉吉先生說得沒錯。 現在，他面臨著比分析這些問題更難的工作：他必須說服各國政府放棄權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