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行纳粹礼的中国游客，极权家族相似下的政治正确

8月5日，两名中国游客在德国柏林的国会大厦门前，行纳粹举手礼拍照，巡逻保安发现并报警。两人被警方拘留后，各自缴纳500欧元保释金后离开。但相关后续事项并未就此结束，根据德国刑法规定，传播或在公开场合使用违宪组织标志，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款。两名中国游客虽然暂时脱身（保释金性质并非罚款结案），但仍然要面临德国司法当局的追诉。

消息传回中国，引发了舆论轰动。一方面，多数声音都对当事人持批评态度，其中不乏“脑残”的嘲笑声音；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让中国读者意识到，事关“政治正确”时，一个自由国家的强力机关同样可能毫不含糊地“来真的”，哪怕面对远隔千山万水的外国游客。

这两名中国游客究竟出于何种动机，在德国国会大厦门口做出行纳粹礼的蠢事？除非当事人开口甚至心理学家介入分析，外界恐怕永远难以确切知道。不过多数评论认为，他们不太可能真的有挑衅或者致敬的动机，很可能只是觉得好玩，根本没有料到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考虑到这是两名中年男性（分别为36岁和49岁），或许雄性扮酷情结更加可以理解。当然，也有社交网络上趋于极端的声音认为，这体现了欧洲“白左”的神经过敏，两人只不过倒霉撞到枪口上而已。

这一事件及其争议，再次凸显中国社会对“政治正确”的不同态度，而从更为纵深的角度来说，它也以一种隐秘方式，展现出纳粹德国和当下中国两种体制之间的微妙联系。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两个“倒霉蛋”所能承受之重。他们不仅是向自己的无知致敬，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向两种体制之间的亲缘性致敬。

欧美与中国“政治正确”之别

事件发生后，很多评论自然而然地将其放在“政治正确”的框架下评判。例如学者吴强指出，在一个严格禁止纳粹的国家行纳粹礼，不仅仅是对常识的无知，也相当于是一种对政治正确的嘲笑。他认为，这种行为在本质上也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一部分。

“政治正确”这一概念本身有其历史流变，今天欧美社会中所谓的“政治正确”，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指社会和文化议题，是“社会道义”正确，而不限于“政治”正确。学者刘瑜曾经不无戏谑地把美国的“政治正确”归纳为“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如今更周延的说法或许是LGBT）、不能冒犯不同信仰／政见群体。可见，除最后一项部分内容外，其他基本都集中在社会议题。即便考虑到近几十年来环保、气候等议题加入，整个话题域更加丰富多元，但“去政治化”或者“泛政治化”趋势始终同样明显。

吊诡的是，“政治正确”这一术语，起源的确是政治性的，而且恰恰和纳粹德国有关。

根据美国记者Philip Bump的考证，“政治正确”这一术语在大众传媒中最初使用，来自《纽约时报》1934年的一篇文章，题为“第三帝国统治下个人自由的消失”（Personal liberty vanishes in Reich）。文章描述了纳粹德国如何以公民义务来取代权利，将工作、娱乐、学习、言论和财产都置于极权政府监控之下，尤其是通过戈培尔的操弄，当局控制各种信息渠道。记者必须获得许可才能上岗，而这种许可只颁发给那些“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纯种雅利安人（Aryan）。即便如此，这些记者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遭遇清洗。

相比今天欧美社会侧重社会议题的“政治正确”，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却是在相当程度上返璞归真，是名副其实、极为刚性的“政治”正确，正牌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共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概莫能外，而近期作为衍生版本的“七不讲”（即不能讲普适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则以更加粗暴的方式彰显了这一点。

因此，如果可以用“政治正确”来审视“中国游客在德国行纳粹礼”这一事件的话，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人们追问——谁之政治？哪一种正确？

以上述欧美“政治正确”的四项主要议题来说，近十年来，中国社会中的女性和LGBT权利话语的确有明显进展，至少在公共空间中的辩护声音愈来愈显著且自信，而少数族裔的平权保护则陷入悖论，一端是大一统帝国式的“民族安定团结”治理术，倾向于针对少数民族给予政策优待；另一端则是民间社会几乎随处可见、不加掩饰的歧视言论，尤其针对维、回两族为甚。至于不同信仰／政见群体的权利，可以说始终是当局合法性的焦虑和禁忌所在。尤其近五年以来，空间愈发逼仄。

更有甚者，针对社会道义正确标准的辩论，发酵到一定程度后，往往会被政府视为政治威胁，权力直接入场干预叫停。最典型的就是近年来女权运动一度有“逸出轨道”的趋势，结果引发强力压制，女权活动人士被认为是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的威胁，相关讨论无法深入下去，结果话题只能徘徊在“直男癌”、“直女癌”的低层次叫骂之上，始终无法建构出一套有效的道义共识。

显而易见，在同一个术语之下，当下的中国和欧美的语境极为不同。没有任何一个概念可以泛化而不被滥用，“政治正确”也不例外。在欧美社会中，社会和文化领域过分讲求“政治正确”隐然造成不少问题，尤其是在需要一定容错空间的领域——例如学术研究和思想辩论中，少数群体过分敏感的政治正确意识，导致很多辩论无法充分展开，从而间接损害言论自由。而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僵化，也导致草根民众的反弹。特朗普（川普）的上台，至少就情绪层面来说，与他强势的“反政治正确”姿态不无关系。而这种姿态，又在美国本土和太平洋彼岸得到不少欢呼，甚至被视为拯救西方的英明举措。在一部分群体中，“反政治正确”俨然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

而对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恐怕并不是太多的“社会道义”正确抑制自由的问题，而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压抑自由的问题。在当下中国，当社会道义与政治二者发生交叉与冲突时，后者往往能够轻易占得上风，亦因此，担忧太多的西式“政治正确”是否会危害自由，几乎可以断定是个虚假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毋宁说是如何让社会道义从政治手中获得自主。

极权体制的家族相似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曾经提出“家族相似”的概念，用来反对传统逻辑的抽象本质。通常而言，“家族相似”用来描述多个对象之间的重叠共性，并不一定存在所有对象必备的共同特征。但如果我们不囿于严格的哲学定义，不妨借用这一概念，用来审视纳粹德国与当下中国两种体制之间的共性。

以“政治正确”为线索来看，前述美国记者Philip Bump在考察这一概念的纳粹德国渊源后，也指出它曾经在同等意义上用于苏维埃体制。和欧美后来的社会／文化转向相比，前二者都是高度政治化的，而中国今天的状态与此一脉相承。换言之，纳粹德国、苏维埃联盟和共产中国构成一种“家族相似”。从另一个角度或许不难理解：既然在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体制下，社会都被政治所僭越，因此“政治正确”也就始终囿于其原教旨的政治意义，无法演化成为社会道义概念。

而作为这种原教旨“政治正确”的极端版本，可以凸显出纳粹德国与当下中国“家族相似”的一个显著例子，便是这两个体制各自炮制了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迫害至死的事件。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仅有的两次“狱中获奖”──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和刘晓波，就发生在这两种极权体制之下（昂山素季获奖时处于软禁状态，和正式逮捕下狱不同）。这唯二事例，可以说在某种绝对意义上，标识出两国之间的共性。

对80年前的历史先例略作回顾：奥西茨基1933年入狱，193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他次年5月因为肺结核而入院治疗，随后11月被纳粹释放，并在住处接受了诺奖委员会的正式颁奖。又过一年半，奥西茨基因肺结核而去世。换言之，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身陷囹圄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西茨基生前至少领到了这份殊荣。他生命中最后两年，虽然依然受到纳粹监控，却是在监狱之外度过的。

而在奥西茨基之后，刘晓波成为史上第二位系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后者丧失自由的程度——监视居住、劳动教养和正式入狱──相比起奥西茨基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晓波虽然有长期肝病史，且到2017年6月初已经病情恶化，但官方仍然秘而不宣，直到6月底才正式承认。从保外就医到7月13日病逝，刘晓波仅在外短暂存活一个多月时间，至死也没有机会领受诺贝尔和平奖。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作为历史上仅有的两次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系狱的制造者，两个体制都有反法治、反人权、反文明的共性，而刘晓波遭遇的国家暴力可谓变本加厉。这其中固然有东西方各自国情的差异，同样也有新老极权体制下统治术精于演进、更趋严酷的差异。

民族主义合法性的副产品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知识界频繁谈及“后极权主义”，并以此作为当下时代的定位，所谓“革命的发条已经松动”，暗含着对更大的社会自由空间的期待。但从近五年的发展看来，这种期待或许失于过分乐观，不但社会空间被逐渐收紧，权力趋于集中，而且意识形态更有向旧式极权主义复归的趋势。

虽然路是老的，鞋却是新的。在经历了最初的狐疑和恐惧之后，极权体制已经逐渐学会反过来熟稔地利用资本和技术，来营造为自身续命的氛围。当传统的意识形态灌输逐渐失灵、经济治理绩效又面临不确定前景时，民族主义越发显示其作为政权合法性支柱的地位。其中扬国威、壮军威成为主要手段之一，“五年三阅兵”前所未有地体现了这一点。近期大热的《战狼2》，便是这种民族主义鸡血的最新一款注射剂。虽然专业影评人对其中粗糙之处不屑一顾，它作为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冠军，亦明显有行政指令加持的因素，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显示出“犯中华者，虽远必诛”的虚骄恃气已经超出网络论坛，在全民心态中塑造出一种新的国家崇拜。

而在“壮我军威”的同时，当局却很难遏止底层的野蛮生长形态。在军事发烧友群体中，不乏二战时期德军的崇拜者，这种崇拜顺理成章地延伸到纳粹体制，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契合，造就了人数未必很多、心态却极为扭曲的“黄纳”（黄皮肤纳粹）群体。此外，诸如针对外国的“屠美灭日”、针对穆斯林的“灭绝绿教”、针对台港疆藏的“人滚地留”等充斥暴戾气息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民族主义合法性诉求的必然副产品。而对于自身合法性没有直接危害的言论，即便是与普适价值背道而驰，体制也往往采取放任自由态度。正是出于这种放任，纳粹礼这种被全世界视为大逆不道的举动，在中国游客眼中丧失了敏感性，反而成为一种臆想中的德国独特风情。

凡此种种，或许是隐藏在“中国游客行纳粹礼”事件之下的深层逻辑。表面上看，这种举动是对“政治正确”冷感的体现，而深层来看，则是重建合法性过程中情非得已的附带产物。

中国禁止纳粹言行的矛盾

此次“纳粹礼”事件之后，坊间评论往往轻易得出一个结论：应当加强对纳粹言行的禁止、反思和清算，但对于权力来说，这隐藏着一个理论上的陷阱──是否存在为人类文明所公认的普适价值？禁止纳粹言行，是否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种普适价值？

此外，如果深入剖析纳粹思潮与体制，恐怕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对当下体制的联想。而如果出于对合法性的忧虑，将此类反思强行打断在某一个节点，那么显而易见地在逻辑上无法自洽。正如有网民不无讽刺地指出，早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出于猎奇或哗众取宠的亲纳粹文字、图片、影像往往在中文互联网上畅通无阻，而关于德国反纳粹立法的相关严肃内容，却因为“政治敏感”原因而遭受审查。

时至今日，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断言仍然有振聋发聩的功效──“共产主义是戴着人面的法西斯”。当官方媒体公开喊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它同纳粹体制的亲缘关系已经呼之欲出。这种底层代码的相似性，也注定了要在当下中国清理纳粹言行的困难：表面上看，“黄纳”等各种怪异之相属于“疾在腠理”，一纸禁令就可以万事大吉；但实质上却是“疾在骨髓”，极难清除。即便没有举手礼，那种一切向元首看齐的臣仆心态、对不符合“政治正确”的异端的残酷迫害、对少数族裔和周边国家动辄“教训”、“人滚地留”、“虽远必诛”的心态，依然同纳粹别无二致。

最后，或许有必要重复强调的一点是，这两名中国游客不应该为本文提到的全部逻辑负责，作为个体，这无疑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但以他们为标本，这一事件可以展示出更加宏大的社会图景。当他们嬉笑着高举右手拍照时，肯定不会想到会为此和德国警察打交道，也同样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当代“复杂中国”的倒霉代言人。

在时代暗流汹涌时，他们只是水面上浪花激起的泡沫。而当泡沫消散之后，可以预期，各种变相的“举手礼”未来在中国恐怕仍将层出不穷。

（雷隆，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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