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邢福增：中梵協議「袋住先」？解讀中梵關係正常化的虛與實

2018年9月22日，梵蒂岡外交部副部長安東內伊．卡米萊利（Mgr Antoine Camilleri）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超，在北京就中國天主教主教任命問題簽署臨時協議。中梵關係在一片爭議聲中，進入了新的階段。儘管協議不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梵蒂岡建立邦交，但也象徵著雙方關係邁出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對於中梵協議，樂觀者相信不僅有助雙方建立更密切關係，更對中國天主教會以至中國宗教自由的狀況，起到積極作用。悲觀者則擔心教廷為了爭取簽署協議，而作出沒有底線的讓步，甘願進入「鳥籠」之中。那麼，我們該如何評估這次主教任命協議的意義？本文嘗試將中梵協議置於中共對天主教的管理體制，中梵關係的糾結及歷史脈絡，以至教廷與兩岸的三角關係之中，在虛實之間，透視出協議帶來的改變及其真正含義。

中梵官方正面回應

根據梵蒂岡新聞室（Vatican News），有關協議「是一個循序漸進和相互靠近的成果，是經過漫長過程的慎重商討後簽署的」，此舉「能為在中國的天主教生活、中國人民的福祉及世界和平做出積極的貢獻」。新聞室主任伯克（Greg Burke）表示：協議的結果，是「讓信友們擁有與羅馬共融、同時也受中國當局承認的主教」。

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arolin）更稱許，中梵協議的目標在「牧靈」，就是「幫助地方教會，使他們享有更大自由、自治和組織的條件，使他們能夠獻身於宣講福音的使命、為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作出貢獻」。他又高度肯定中梵協議在實現「共融」方面的成果：

幾十年後，今天，中國的全體主教第一次與羅馬主教共融了。教宗方濟各和他的幾位前任一樣，特別關注中國人民、特別照顧中國人民。需要合一、需要信任和新的推動力、需要有好的牧人、被伯多祿繼承人和他們國家的合法民事當局承認的好牧人。協議正是向著這一方向的：[是一個工具，我們希望藉助這一工具在所有人的合作下能助幫助這一進程。]

至於在中國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只發表了簡短的聲明，表示「中梵雙方將繼續保持溝通，推動雙方關係改善進程繼續向前發展」。而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即愛國會及主教團）發言人則對協議表示「衷心擁護」，一方面重申：「中國天主教會深愛自己的祖國。我們將堅持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堅持中國化方向，堅持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道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努力。」；另一方面，則肯定「中國天主教會同世界各國天主教會同屬一個信仰，我們願意在獨立自主、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基礎上，開展同各國天主教會的友好往來、增進了解和理解。」

教廷的讓步：接納中國「非法」主教與教區

一如早前天主教耶穌會的《美國》（America）雜誌指出，中梵雙方沒有公開協議內容。但文章卻透露：日後中國的主教會由教宗作最後任命，而候選主教會按中國既有程序產生：經「民主選舉」選出，交中國天主教主教團通過。最後循外交途徑交梵蒂岡，教宗具有否決權。

此外，教廷消息證實，七位過去未獲教宗承認，經中國「自選自聖」產生的「官方」主教（即「非法主教」），在表達與教宗修和的願望後，獲得教宗「重新接納到教會的完全共融中」（七人簡介請參照註1）。據教廷新聞室指出，「教宗方濟各希望藉所做的決定能開啟一個新的歷程，從而克服過去的創傷，實現中國信友的完全共融。」

另一個與協議相關的消息，是教宗在中國成立承德教區，屬北京的省屬教區。承德教區大部分的地域原屬於1883年成立的東蒙古宗座代牧區，1946年由教宗庇護十二世將它提升為熱河／錦州教區。新設的承德教區位於河北省境內。它的地域範圍與目前承德市的行政管轄範圍相同。對此，熱河／錦州教區和赤峰教區的教會邊界得以變更，它們的一部分區域現在被劃分到新的承德教區內。

中共建國後，原先隸屬於熱河／錦州教區的承德在1955年熱河省撤銷後，被中國官方劃歸承德教區，但此舉未獲教廷承認。2010年，郭金才經「自選自聖」為承德教區首任主教，也沒有得到教宗認可。當時教廷新聞處更強烈譴責有關行為，並按教會法典施予「絕罰」處分。隨著這次中梵協議，郭金才主教獲教宗赦免，教廷也改而承認承德教區的合法性。

協議改變了甚麼？

雖然是次中梵協議並沒有處理一會一團的地位，但這些獲教宗接納的主教，均在其中擔當要職，是否也代表教廷間接地認可了一會一團？這相信在下一輪的中梵對話中，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儘管中梵雙方均宣稱此乃「臨時協議」，但協議確實改變了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間的關係，解決了雙方在主教任命問題上長期的爭議。

回顧中共建國後，教廷雖堅持反共立場，但卻一直尋求與中共政權溝通及建立關係。而中共在反對梵蒂岡與中國天主教間的「政治聯繫」的同時，又容許中國天主教會與教廷間維持「純宗教」的關係。因此，1949至1955年間，教廷仍在中國任命了18位中國籍主教。不過，中共在天主教會內推動的愛國運動，卻受到教廷方面的堅持抵制，結果大部分中國籍主教及神父拒絕參加愛國運動。經過多年的鬥爭，中共最終於1957年成立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後易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作為黨領導天主教的愛國組織。由於教廷拒絕承認由愛國會選舉產生的主教，中國在1958年起正式進行「自選自聖」，中共與梵蒂岡的關係，由是公開破裂。

儘管面對巨大的政治打壓甚至被捕，仍有不少神職人員不願參加愛國會，並且與梵蒂岡維持密切關係。愛國會及自選自聖主教是中梵關係破裂的導火線，也開啟了中國天主教會的「裂教」局面，呈現官方愛國教會與地下教會的對立。自1958年至2000年間，中國天主教已經自選自聖了179位主教。2000年以降，中國又產生了十多位自選自聖主教（其中有3人在事前或事後獲教宗接受）(註1)。

然而，隨著中梵雙方透過積極對話，部分中國官方任命主教，也向教廷方面提出申請。據統計，中國110多名主教中，其中70人獲北京及梵蒂岡雙重承認，而不獲北京承認（由教宗秘密任命）的地下主教，則有約30人。按中梵協議，北京與梵蒂岡同意將過去雙方非形式的默契，透過協議變為正式程序，並公開確立教宗對主教的最後任命權。此舉可說是北京作出的最大「讓步」。

此外，7位自選自聖產生的「非法」主教，也獲得教宗寬免，實現了「中國的全體主教第一次與羅馬主教共融」。事實上，不僅是7位非法主教的「合法化」，連帶過去不獲教廷承認的「承德教區」，也從非法轉為合法。值得留意的是，中國天主教不少教區仍沿襲1949年前的跨行政區域界線，此舉顯然有違中共在宗教管理上的「屬地管理」（即以行政屬地黨委領導宗教團體及場所）原則。是次承德教區的範圍與承德市的行政管轄範圍相同，事實上也是教廷認可教區按行政區重劃開創先河，進一步強化了中共對天主教教區的屬地管理。

再者，7位獲教宗接納的主教，大多同時身兼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主教團的要職。「一會一團」一直被教廷視為不符天主教法典的組織，在本篤十六世的〈中國牧函〉中，明確指出「某些由國家建立的、與教會體制無關的機構，淩駕於主教之上領導教會團體的生活，是不符合教會道理的。」而「上述機構所宣稱的宗旨，落實『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教原則』，與教會道理是無法調和的。」雖然是次中梵協議並沒有處理一會一團的地位，但這些獲教宗接納的主教，均在其中擔當要職，是否也代表教廷間接地認可了一會一團？這相信在下一輪的中梵對話中，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主教任命權不在教廷手上

北京政府容許教宗對中國主教有最後任命權，表面上是終結了奉行多年極具爭議的「自選自聖」安排。然而，儘管教宗擁有最後任命及否決權，但主教人選仍是按一會一團的民主選舉產生，並未因中梵協議而有絲毫改變。

中梵雙方均著眼於協議帶來的所謂重大改變。但這些所謂「改變」在某程度上，卻可視為對不合理現狀的鞏固與合理化。

正如前述，現階段中梵協議沒有改變1957年以來黨國建立的管控天主教體制（一會一團），反倒默許了「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及「民主辦教」的原則。北京政府容許教宗對中國主教有最後任命權，表面上是終結了奉行多年極具爭議的「自選自聖」安排。然而，儘管教宗擁有最後任命及否決權，但主教人選仍是按一會一團的民主選舉產生，並未因中梵協議而有絲毫改變。熟悉中國國情者均知道，中國政府對宗教團體的領袖人的任命，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主教的候選名單，須獲中央及各級統戰部及宗教事務官員的同意。質言之，呈交至教廷的主教名單，事實上必須經過中共的政治篩選。為了獲得最後任命權（守尾門），教宗卻需要放棄主動任命主教的權利。

按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在2016年指出，天主教的重點工作是「堅持我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深入推進民主辦教，積極穩妥開展自選自聖主教，發展壯大愛國力量，牢牢掌握中國天主教的領導權。」這充分說明，中梵協議也不能改變黨對中國天主教領導權的「牢牢掌握」，而主教人選更是黨國重視的「愛國力量」中不可或缺的。

早於2015年5月，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指出，必須要努力培養更多「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起作用」的宗教界人士。(註2)如果將習近平提出的標準套用在主教人選上，「宗教造詣」及「品德」相信是教廷所重視的，但中共肯定會緊守「政治上靠得住」，「關鍵時起作用」的「又紅又專」（或「先『紅』後『專』」）原則。質言之，中梵協議容許教宗任命主教，只是一個「形式」的改變，本質上並沒有改變黨對天主教愛國人士的掌握，及其牢牢掌握天主教會的領導權。所以，協議對主教人選的安排，其實不是中國放棄「自選自聖」，反過來是教廷的「默許」與「配合」，再為「自選自聖」進行最後的「祝聖」。

中共對「地下教會」立場不變

要妥善解決這問題，既涉及教廷對「一會一團」的合法性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梵蒂岡能否在日後的談判中改變中共對宗教事務的加強管控。近年中國宗教自由空間愈益收窄，要中共作出涉及管理宗教體制的讓步與改變，相信並不樂觀。

另一個中梵協議沒有改變的，是「地下教會」的「非法」性質。習近平對中國宗教工作，提出了「保護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極端、抵禦滲透、打擊犯罪」的原則(註3)。按此原則，中梵協議只是將原來教廷視為非法的轉為合法，卻並沒有將中共視作非法的變為合法。

近日河北省石家莊藁城區發出〈關於依法治理天主教地下勢力的通告〉，提出「對天主教地下神職人員堅決進行就地教育轉化，對地下勢力組織開展的非法宗教活動進行堅決打擊」。具體而言，要求天主教活動場所「接受天主教愛國組織的領導」，「由合法神甫主持，不接受非法神甫傳教」，除合法教堂外，其他場所「堅決依法查封和取締」，並且「對進行違法活動的地下勢力、非法神甫」，「堅決制些其非法活動，依法予以嚴肅處理」(註4)。這充分反映出中共仍然沒有改變對地下教會的立場。

是次協議，並未涉及30位不獲北京承認的地下主教。這些地下主教一直向教廷效忠，拒絕接受一會一團的正統性，一旦教廷要求他們加入一會一團，相信會引起極大的爭議。是次協議對這些長期向教宗效忠，並為信仰付上政治代價者，確不公平。問題是，如果地下主教、神父及地下教會繼續維持這種「地下」狀態，既無法見容於中共的宗教管理體制，也跟梵蒂岡高調地提出的「共融」精神不符。要妥善解決這問題，既涉及教廷對一會一團的合法性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梵蒂岡能否在日後的談判中改變中共對宗教事務（包括團體、場所、活動、人事）的加強管控。諸近年中國宗教自由空間愈益收窄，要中共作出涉及管理宗教體制的讓步與改變，相信並不樂觀。

「袋住」之後，中梵建交箭在弦上？

中（共）梵關係一直都受兩岸關係的牽制，中國選擇在此時與教廷簽署協議，完全是為了向台灣執政民進黨施壓。

中梵雙方均強調，是次協議只是關係正常化的第一步，日後仍會進行更多的對話。雖然台灣方面表示協議沒有影響台梵邦交，但外界仍密切關注，梵蒂岡何時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

毋庸置疑，中（共）梵關係一直都受兩岸關係的牽制。過去傳出關於中梵建交的消息，都是在民進黨執政的時代（陳水扁及蔡英文）；相反，在國民黨馬英九總統任期，兩岸在「外交」上休戰，也未見中梵談判有重大的進展。自2016年5月蔡英文就任以來，由於不接受「九二共識」，故在短短兩年間便有五個邦交國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眾所週知，中梵關係的主要障礙，並非梵蒂岡與台灣的關係，因為梵蒂岡已經隨時預備跟中華民國政府斷交。隨著中梵協議，梵蒂岡似乎確是中共「囊中之物」。

是次中梵在爭議聲中達成協議，對中共而言，絕對是外交及內政上的勝利。外交方面，雖然中梵暫不是正式建交，但對台灣而言，已是重大的打擊，中華民國失去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似乎只是時間問題。至於內政方面，長期以來未能根本解決的天主教地下教會，隨著中梵關係步向正常化，也出現了重要的轉機。

不過，踏出關係正常化的第一步後，仍有許多複雜問題有待解決。中梵何時建交，仍取決於以下各種因素的互動：首先，對中共而言，事實上並非如許多人想像中期望實現與梵蒂岡建交，因為中梵建交涉及了更多複雜問題，例如，是否容許建交後各修會恢復在中國的公開活動？建交後教宗一旦訪華，勢必推動中國的天主教熱，這又是否中共所樂見？當然，這也涉及中梵在往後的談判中，教廷是否會在一會一團問題上，作出更大的讓步？

教廷國務卿期望中梵協議能幫助中國地方教會，可「享有更大自由、自治和組織的條件，使他們能夠獻身於宣講福音的使命、為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作出貢獻」。事實上，這種樂觀的期許，似乎只是用來掩飾「袋住先」的想法，即現階段簽訂一個不理想的協議（not a good agreement），總比沒有協議為佳。協議的內容，充分反映出教廷為以「共融」為名來合理化中梵的不對等協議，根本完全無視黨國控制宗教的政治現實。

中梵在接續的談判中，勢將觸及比主教任命更為棘手的問題：天主教愛國會作為協助政府執行宗教政策的宗教團體的地位與角色，是否維持不變？共融後的中國教會，如何處理與各級統戰部與宗教管理部門的關係？天主教會的神職人員如何一方面面對政府強化的愛國主義教育及教義中國化主張，並另一方面自由地宣講天主教教理與社會訓導？還有自建國後涉及天主教的各起反革命集團案，及以各種罪名被囚的地下教會神職人員等「冤案」能否「平反」？這些問題，既涉及歷史真相的還原，也關係到教會與黨國體制及愛國宗教組織間的各種人事與權力關係。教廷是堅持原則，據理力爭，還是為了實現「共融」而再作更多讓步？

不過，正如前述，中國選擇在此時與教廷簽署協議，完全是為了向台灣執政民進黨施壓。可以預見，中共在觀望2020年台灣的總統大選，會否出現第四次政黨輪替。如果國民黨能夠再次執政，兩岸再回到「九二共識」的框架，那麼，梵蒂岡希望與中國建交的想法，勢將會因兩岸關係和解而擱置。當然，如果2020年民進黨繼續執政，那麼，中梵建交的步伐，便再回到談判台上雙方的博弈，屆時便端視教廷為了「建交」而願意作多大的讓步了。

（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註1：這七人是：郭金才（承德教區，主教團秘書長，愛國會副主席，2010年11月授職）、黃炳章（汕頭教區，愛國會副主席，2011年7月授職）、雷世銀（樂山教區，全國政協、2011年6月授職）、劉新紅（安徽教區，2006年5月）、馬英林（昆明教區，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主席、愛國會副主席，2006年4月授職）、嶽福生（黑龍江教區，愛國會副主席，2012年7月授職）、詹思祿（福寧教區，愛國會副主席，2000年1月授職）。另有一位塗世華（漢陽教區，1959年授職）雖於2017年1月4日去世，也獲教宗接納。

註2：參見林瑞琪《21世紀中國教會：悲歡離合》（香港：聖神研究中心，2017），頁29至32、68至82。

註3：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出版社，2017），頁165。

註4：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頁164。

註5：參見《石家莊市藁城區梅花鎮人民政府，石家莊市藁城區梅花派出所關於依法治理天主教地下勢力的通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