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厭共」時代，非本質化地理解中共，可以是一項政治行動

（陳楚楚，中國政治觀察者）

近年來，「黨史」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能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這一年黨史的學習、宣傳和講述貫穿全年。年初2月，習近平召開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啟動中共執政後第二次以黨史為主題的全黨學習活動；年末11月，習近平在六中全會頒布中共黨史上的第三份「歷史決議」，定調「黨的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

如果生活在中國大陸，近年的黨史教育真的是鋪天蓋地，不但有大規模的教育運動，還有細水長流的經常性教育——黨的歷史，「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

在英語世界，中共建黨百年同樣是重要的議題。如何敘說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故事，成為近年中文、英文兩個世界共同參與又各自表述的主題。當中，2021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著名中國研究學者齊慕實（Timothy Cheek）、余凱思（Klaus Mühlhahn）和方德萬（Hans van de Ven）等人合編的《中國共產黨：十個人的一個世紀》（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entury in Ten Lives）相當引人矚目。這本書另闢新徑，並非要生產一個宏大敘述，而是從1921年成立開始，每十年選一個代表性人物，從十個人物、十個故事、十個片段，講述當今世界上最強大政黨的複雜身世。書中的人物絕大多數並非官方黨史故事的寵兒，而是一些人生和中共緊密相連，但往往不被官方黨史重點提及的人物。他們是馬林、王明、王實味、上官雲珠、王光美、貢薩羅（Gonzalo）、趙紫陽、王元化、江澤民和郭美美。

講述這些女人和男人、外國人和中國人、黨外人士和黨內人士的故事，我們將看到：中共百年是紛雜、多義和充滿張力的，而習近平代表的只是中共的一個面向。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entury in Ten Lives（《中國共產黨：十個人的一個世紀》）

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Timothy Cheek, Hans Van de Ven, Klaus Mühlhahn

出版日期：2021年6月

國際共產主義者馬林為中共留下的兩項遺產

馬林來華不但著重「建黨」，更在意「聯合」和「統戰」，尋找中國資產階級民主力量共同作戰。一大會議後，馬林南下到達桂林會見孫中山，考察國民黨的政治主張，逐漸認定中國國民黨就是合適的同盟。他提倡直接讓共產黨加入國民黨。

今日中國的公共記憶中，中國共產黨早期活動以《覺醒年代》為代表，主角是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這些男性文人，他們歷經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後，逐漸確立共產主義的信仰，從一介書生轉化為革命同志，從辦雜誌思想啟蒙走向組織政黨直接行動。這樣的故事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本土起源，始終將中國知識分子的自主奮鬥放在敘事核心，而淡化俄共和共產國際的影響。但從國際共產主義者的視角出發，我們對那段歷史將有新的感知。

這本書首先要講述的就是一位國際共產主義者來華工作的故事，他名叫斯內夫利特·安德萊（Henricus Sneevliet），化名馬林，1883年出生於荷蘭的鹿特丹。早年，他熱衷於參加工人運動，1913年他赴荷屬東印度（現印尼），積極參加當地反抗荷蘭殖民當局的活動，為印尼共產黨的創立奠定基礎。因為這些豐富的政治運動經驗，馬林被列寧看中，在1921年被派去中國開展工作，成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上海的密使之一。儘管馬林來華只有兩年多，但他為中共早期的活動留下深刻的個人印記。

從莫斯科而來，馬林表面的身份是記者，實際的工作則是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展開。這個時期，中國內外受困，一方面辛亥革命後國內軍閥割據，另一方面中國在國際上處處受列強擠壓——雖是一戰的戰勝國，但卻在「山東問題」上受到不公對待。與西方和日本不同，此時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為中國提供一種西方資本主義以外的救亡方案，逐漸吸引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

儘管如此，當1921年馬林來華時，他的任務是異常艱難的。無論是推動共產主義運動，還是組織一個紀律嚴明、高度統一的列寧式政黨，都需要一個本地化的過程。而馬林既不諳中文，又不熟悉中國局勢，更困難的是，馬林還要在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和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間斡旋——在這些政治勢力內部，又各有各的路線和政策分歧，背後牽涉的是黨派自身利益、中國往何處去、蘇俄外交利益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向等大問題。

馬林來華的第一個任務是開會。和另一個共產國際代表尼科爾斯（Nikolsky）一起，他督促上海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1920年下半年，中國社會主義份子已經在蘇聯密使的指導下成立，但此後一度受挫，直到馬林和尼科爾斯訪華再度活躍起來。像很多人知道的一樣，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過程十分驚險，會議於7月在上海租界秘密舉行，但中途被警察打斷，移師浙江嘉興遊船。因此，兩位外國人缺席了大會的下半部分，很大程度影響大會最終文件的訂立，亦為後來的分歧埋下伏筆。

在「一大」通過的綱領和決議，「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對現有各政黨，應采取獨立、攻擊、排他的態度」。這樣的表述與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共產黨相似，充分展現了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純粹、激進而孤立的特質，但馬林構想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並非如此，主要依賴的政治力量甚至不是中國共產黨。在1920年7月，馬林曾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這次大會通過《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要旨是在「落後國家」推動革命，共產黨必須首先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同盟，加入民族解放運動的共同鬥爭的方針。也就是說，資本家不是中國的首要敵人，推翻帝國主義和實行民族革命才是中國革命的當前目標。正因如此，馬林來華不但著重「建黨」，更在意「聯合」和「統戰」，尋找中國資產階級民主力量共同作戰。一大會議後，馬林南下到達桂林會見孫中山，考察國民黨的政治主張，逐漸認定中國國民黨就是合適的同盟。

當時香港海員大罷工到達高潮，而馬林正在廣州親歷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由此斷定工運「是中國青年工人運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儘管這次工運的兩大領袖都不是國民黨員，但他們和國民黨、孫中山關係密切，馬林對此倍生好感。比起只有53名黨員、未曾發起大型工運的中國共產黨，馬林認為中國國民黨的實力更加強大，於是確立國民黨就是一個值得長期合作的同盟，並設法說服上海的中共中央和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接受「國共合作」。相當大膽的是，馬林提倡的「國共合作」不止是兩黨的「黨外合作」，而是直接讓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模式。

然而，這樣的主張無論在中共內部，還是國民黨和俄共內部都有張力。國民黨原本反對，但共產國際的經費令孫中山回心轉意。而在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內部，陳獨秀在一封寫給共產國際的使者的信中羅列六大反對理由，試圖影響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定。這些理由包括國共兩黨「革命之宗旨及其所據之基礎不同」、「國民黨聯美、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在廣東以外之各省人民視之，國民黨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等。不過，陳獨秀的意見並未受到重視，相反馬林的看法取得上風。在1922年的7月，馬林回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會議，指出「缺乏現代工人階級、未分化的農民和低效的共產黨組織令他對中國運動的前途悲觀」，言下之意是中國共產黨缺乏獨立力量，必須和國民黨合作。為回應共產黨和資產階級政黨合作的批評，馬林又論述國民黨並非單一的資產階級政黨，而是由知識份子、華僑、士兵和工人四大派別組成——這種靈活的結構正正為共產黨納入國民黨提供可能，進而推動國民黨向「左」發展。

儘管馬林的看法成功說服共產國際，但當他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回到中國，共產黨內的抵制和反對並沒有減少。1922年8月底的中共第一次特別會議，以及其後在1923年6月舉行的中共「三大」，兩次會上馬林都提出國共「黨內合作」的必要性，表示國民革命是中心議題，共產黨必須加入國民黨積極工作，惟都遭到黨內同志的異議。毛澤東後來的政敵張國燾是當中最激烈的一位，直斥國共黨內合作的作法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他質疑國民黨的能力和理念，更為提倡勞工運動和「為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準備基礎」。這樣的意見在共產國際也有回音，張國燾其時已經和馬林之外的共產國際成員建立直接的溝通渠道，更曾遠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大會。最後，馬林還是取得上風，在兩次爭論中，他訴諸共產國際的權威和黨的組織紀律來壓制黨內的意見分歧。對他而言，如何執行出國共「黨內合作」才是真問題，而不是原則和路線的討論。此後幾年，由馬林推動的國共「黨內合作」得以實施，只是執行這項政策的共產國際代表由荷蘭裔的馬林換成俄羅斯人鮑羅廷。1923年10月，馬林離開中國繼續革命工作，到1942年因組織反抗納粹運動被德軍殺害。1927年，馬林奠定的的國共合作告終，蔣介石將共產黨清除出黨，大量共產黨員被殺。

馬林為中共帶來的兩大遺產影響至今。一是馬林帶來的「黨性」使中共由「知識份子小團體」轉化成紀律嚴明、高度統一的列寧式政黨，二是「統一戰線」始終是中共向黨外人士施展影響力的法寶，這兩項特質令中共在1949年奪得全國政權，並深刻地形塑一百年來的中共和中國。

這本書回顧馬林和中共的故事，不但告訴我們這位國際共產主義者如何影響中共，也令我們看到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弱小和艱難，因此中共既要依賴俄共，也要依附國民黨，陷入各種矛盾和張力之中。在今日的中國，大概沒有太多人聽過馬林的故事，但馬林為中共帶來的兩大遺產影響至今。一是馬林帶來的「黨性」使中共由「知識份子小團體」轉化成紀律嚴明、高度統一的列寧式政黨，二是「統一戰線」始終是中共向黨外人士施展影響力的法寶，這兩項特質令中共在1949年奪得全國政權，並深刻地形塑一百年來的中共和中國。至今，馬林帶來的組織紀律和戰略手段仍植根在今日的中國共產黨，當中失落的是他心心念念的國際共產主義理想。

被黨反噬的「第一夫人」王光美

如果說馬林的故事補足了官方黨史缺乏的國際主義面向，那麼書中講述的王光美故事則觸及另一些緯度：「女性參政」和「革命吞噬它的兒女」。

作為中國的「第一夫人」，王光美為人熟知的身份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但她的經歷遠遠比這個標籤複雜。出身在1921年的北平，王光美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在解放前又受過長時間的資產階級教育」的大小姐，她的父親王治昌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商科，任職於北洋政府要職，母親董潔如則畢業於北洋女子師範學校，接受進步思想。童年受居里夫人的啟發，王光美立志成為科學家，後來她畢業於輔仁大學，獲物理學學士與碩士學位，是中國首位原子物理女碩士畢業生。當她獲得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博士錄取，她卻沒有負笈美國，而是投入共產黨的工作，自此改變她的一生。

王光美最早在共產黨的工作是翻譯。在1946年春，她受中共北平地下黨邀請，負責在國民政府、中共和美國政府代表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做英語翻譯。停火的嘗試後來失敗，同年六月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王光美離開北平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從城市「白區」來到農村「根據地」，王光美的人生經歷很大變化。在感情生活上，她於舞會認識了大23歲的劉少奇，兩年後成為他第六任妻子和個人秘書；在政治上則被派去擔任晉綏土改工作團的田畝登記員，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血腥的土改，但接觸到黨的紀律和真實的政治運動。

但王光美真正在黨內登台亮相，還要到1959年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之後。對外，她頻頻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和劉少奇出訪外國；對內，她首先在「三年大饑荒」後的1961年，陪同劉少奇到劉的家鄉湖南調查農村情況，其後更在1963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夫人參政」之姿走上前台，一手開創「桃園經驗」推廣全國。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指的是在「大躍進」（1958-1960）遭到重大挫折的背景下，中共從挽救危機的「經濟調整」轉為「重提階級鬥爭」方針，因此發起一場針對農村幹部、旨在「反修防修」的政治運動。這次運動的理論依據是，毛澤東認為大躍進的失敗不是政策問題，而是農村基層黨組織存在階級敵人，又認定「三分之一的生產隊掌握在敵人及其同盟者手裏」，他們損公肥私、腐敗濫權，因此需要派遣高級別的工作組整治——一種中共常規的運動治理模式——調查地方的權力濫用，整肅基層黨組織。

劉少奇正是這場運動的總指揮，但65歲的國家主席沒親自下場，而是派妻子王光美下基層發動運動。起初王光美並不情願，她要照顧四個孩子和身體不好的丈夫，後來劉少奇一再堅持，王光美才下定決心。從1963年11月開始到1964年4月的五個月時間，王光美化名董朴，作為工作組副組長到河北北戴河附近的唐山區桃園大隊蹲點。來到桃園，王光美一邊接觸基層幹部，一邊訪貧問苦，又和貧農同吃、同住、同勞動。由於基層幹部為求自保唱對台、群眾不敢說真話，皆妨礙她尋找階級敵人、放手發動群眾。

王光美最終找到突破——尋找體制外力量和訴諸暴力是兩大關鍵。然而，無論王光美有多能談「掌握火候」和「階級鬥爭」，她和劉少奇畢竟不是掌握火候和識別階級敵人的最高權威。當偉大領袖對「革命」和「階級敵人」的看法改變，在兩年後發動翻天覆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王光美和劉少奇兩人就被打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發揚光大的工作組鬥爭方式亦連帶受到嚴重批判。

但王光美最終找到突破——尋找體制外力量和訴諸暴力是兩大關鍵。前者指的是「紮根串連」，即工作組擺脫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影響，直接尋找體制外的「根子」（指工作隊依賴的對象），並將他們聯合起來成為階級隊伍，發動他們大揭階級敵人惡行。暴力則源自王光美在劉少奇學到教誨：基層幹部告總是試圖向工作組隱瞞事實，為求了解真相，有必要組織群眾批鬥大會，而不是簡單召集小組討論或聽取官員的報告。在桃園，工作組就屢屢召開批鬥大會，並對官員採用了殘酷的「燕飛」公眾逼供。

正是在上述操作下，運動徐徐展開，整頓當地不符社會主義的風氣。首先是幹部「洗澡」，交代自己的問題，退賠從群眾多吃多佔、貪污盜竊而來的糧食和物資，其後就輪到「群眾洗澡」，互相檢討揭發，交出私佔的公家物品。最後，運動進一步升級，桃園的領導層被打成「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有85%的幹部受到群眾批鬥，而潛藏在群眾的漏劃地主、富農亦被重新「發現」，在批判會上受到嚴酷的「對敵鬥爭」。

總結這段經驗，王光美在全國多個地方發表講話，並在毛澤東同意、劉少奇修訂的情況下寫成《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印發全國，正式在男人當道的中共政治場域樹立自己的位置。這篇長達六萬字的報告實際上是王光美社教運動的行動指南，用以指導工作組如何上綱上線、挑動幹群矛盾和群眾矛盾，從而發動「一場比土地改革運動更尖銳、更複雜、更艱巨的階級鬥爭」。當中，報告的一大要點是「掌握群眾運動的火候」，王光美指出群眾運動開始時不能強調「實事求是」，因為這樣「就是不叫群眾說話」，因此最重要是首先放手發動群眾，直到有過激情緒才重提「實事求是」；這個過程「沒有儀表量度」，要「根據各種跡象、各方面的人各種動態來學會判斷，到了什麼火候，該強調什麼，這就是領導群眾運動的藝術，是過硬功夫」。

然而，無論王光美有多能談「掌握火候」和「階級鬥爭」，她和劉少奇畢竟不是掌握火候和識別階級敵人的最高權威。當偉大領袖對「革命」和「階級敵人」的看法改變，在兩年後發動翻天覆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王光美和劉少奇兩人就被打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發揚光大的工作組鬥爭方式亦連帶受到嚴重批判。

在1966年5月文革初期，毛澤東暫居南方，而劉少奇、鄧小平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及負責文革運動。此時清華大學的學生與老師、校領導之間爆發大規模的辯論和貼大字報運動，中共中央遂派出５２８人組成的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領導運動。在不清楚毛澤東的真實意圖時，王光美化身工作組的組員，一方面指導工作組殘酷整肅清華大學各級幹部，接管大學領導權，另一方面打壓校內激進學生，阻止他們按自己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發動運動。

然而，這次劇本不一樣，因為這次工作組才是鬥爭的目標。在桃園，革命的正確劇本是工作組繞開地方黨委發動群眾；而在早期文革，運動的正確劇本則是繞開工作組直接發動群眾。在7月下旬，毛澤東狠批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稱「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在毛澤東看來，革命並非由工作組代辦，而是要天下大亂，放任激進學生暴力衝擊黨政機關。這時候，毛澤東和劉少奇逐漸公開反目，而被工作組壓制的清華大學激進紅衛兵則急著揪出王光美報復。

1967年的1月，身居中南海的王光美和劉少奇接到兩通緊急電話，稱她的兒子劉平平遭受車禍，需要她簽字才能做手術。當王光美和劉少奇來到醫院，她們發現上了紅衛兵的當，王光美旋即被押到清華大學批鬥。在這次批鬥中，老練的王光美勉強頂住了紅衛兵的審問，稱「這些問題我只和毛澤東和黨中央談論。我不能洩漏國家機密」，使批鬥大會無法鬥下去。三個月後，在毛澤東和周恩來同意、江青幫忙和紅衛兵做足功課的情況下，王光美第二次的批鬥大會才勢大力沉。1967年4月10日清晨，北京城萬人空巷，造反派紅衛兵召集三十萬人聚集清華大學主樓前的廣場，人群中不但包括熱烈的革命群眾，還包括專門從桃園過來的代表。在台上，王光美被強行穿上旗袍，戴上草帽和乒乒球組成的項鍊，極盡羞辱之能事，成為文革初期最野蠻的政治畫面之一。

批鬥過後，王光美被控在軍事調處執行部擔任美國特務，成為秦城監獄的階下囚。到1972年，她才在獄中知道，自己的丈夫在五年前被迫害致死。1978年，在12年牢獄、毛澤東逝世兩年後，王光美終於獲釋。在餘下的三十年人生裡，王光美致力於恢復丈夫的名譽和慈善工作，並在1995年成出任「幸福工程項目主任」，救助貧窮的母親和家庭。

王光美的故事無疑令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弔詭和反諷的面向。出生在民國菁英家庭，王光美的學識和能力獲得中共的青睞，成為革命熱血份子，但革命吞噬她的兒女，在革命頂峰時王光美淪為受害者。

王光美的故事無疑令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弔詭和反諷的面向。出生在民國菁英家庭，王光美的學識和能力獲得中共的青睞，成為革命熱血份子，但革命吞噬她的兒女，在革命頂峰時王光美淪為受害者。接受新式教育，王光美加入中共是黨內性別平等的表現，但中共又是一個大男人當道的大家長政黨，王光美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依靠的不是中共開放的男女平等參政機會，反而是妻憑夫貴，作為劉少奇「第一夫人」身份才能展開。被中共的理想主義吸引，王光美致力打造的是一個消滅特權和階級的平等社會，但最後王光美又成為新的特權階層，平反後劉少奇家族成為中國最顯赫的紅色家族之一，坐擁大量權力和財富——王光美晚年推動的慈善工作，正是為這個紅色家族添加與之匹配的慈善色彩。王光美的一生，就是百年中共特質的一種反映。

中共是複雜的，然後呢？

過去十年，中國發生巨變，伴隨著嚴格的社會和輿論控制，中國共產黨重新樹立「硬威權」和「強人政治」的範式。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百年中共的底色。但是，中共百年也始終潛藏著一種自由、寬容和人道的傳統。這本書還提到的王實味和趙紫陽等人的故事，則提醒了人們這一面向。

自由和寬容一度是中共比國民黨優勝之處。在抗戰戰時首都延安，中共以開明的形象吸引了很多知識份子前往，作家和翻譯家王實味就是其中一員。當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王實味以為中共可以直面黨內的錯誤。《野百合花》是王實味的名篇，他以反諷的筆觸批評延安的等級制度和官僚制度，表達了青年知識分子理想破滅的沮喪和失望，隨即引起轟動和喚起更多文章的發表。最終，毛澤東發起運動批鬥王實味，將他打成「反黨五人集團」。1947年7月1日，王實味被處死。

王實味無疑代表一種中共知識份子的傳統，他們認同中國需要共產黨進行改革，但他們同時認為共產黨應該權利分立，容納人民和知識份子的批評聲音。他們是異見者，但反對的不是中國共產黨這個黨，也不必然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他們是對這個黨和這種意識形態所建立的這套制度及其問題，並不願意接受。

自由和寬容一度是中共比國民黨優勝之處。王實味無疑代表一種中共知識份子的傳統，他們認同中國需要共產黨進行改革，但他們同時認為共產黨應該權利分立，容納人民和知識份子的批評聲音。他們是異見者，但反對的不是中國共產黨這個黨，也不必然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

整體而言，這本小書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去中心」歷史書寫，打開了我們理解黨史的視野。在這樣的歷史敘述下，中共百年不是官方的「救世」和「復興」敘事，也不是一連串的歷史錯誤和災難故事。相反，中共歷史是複雜多元的，不是一個故事，不是一條路，而是有很多偶然性和可能性。

如果吹毛求疵的話，這本書所選的人物還是太過「正路」，主要集中在政治人物和知識份子的故事，而缺乏工人、農民、商人、專業人士、少數民族和中共交集的故事。補足她們的故事，一定能令我們對中共百年的理解更加豐富。

值得指出的是，就是這樣一本黨史歷史書，也並非單純的人物故事結集。這本書的學者呈現一個複雜的中共，表達的政治意涵是：在「厭共」和對立的時代，不要「本質化」地理解中國共產黨，不要絕對地封鎖中國的交往，而要看到中共歷史的的複雜性和可能性，繼而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不難看出，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政治行動，當中反映了一批歐美中國研究學者就中國問題的知識立場和政治取態。他們承認中共/中國異於西方的複雜歷史經驗和成就，希望中國會變好，認同西方要和中國保持交往，但反對中共的威權政策。

那麼，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中共的百年歷史呢？這個問題重要嗎？理解之後又怎麼樣？這些問題注定難有簡單的答案，端看我們是誰，所在的位置是什麼，還有最重要的是：我們對中共和中國的道德和知識立場是什麼。

理解之後又怎麼樣？這些問題注定難有簡單的答案，端看我們是誰，所在的位置是什麼，還有最重要的是：我們對中共和中國的道德和知識立場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