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齣「獻禮片」的誕生和流通

按有中國特色的影視劇分類法，《覺醒年代》屬於呈現國家意識形態的「獻禮片」。這種片承擔黨國意識形態的任務，是「革命歷史題材」和「主旋律」作品的最高規格，因此獲得官方和商業資本的高度重視。

作為建黨百年「獻禮片」的《覺醒年代》，就充分發揮官方和商業資本結合的力量。該作品早於2014年首先由安徽省委宣傳部報請立項，其後正式落實由北京市委宣傳部、安徽省委宣傳部、北京市廣電局和安徽廣電局聯合攝制，背後還有行業龍頭的民營影視公司（如優酷），集結電視劇行業的資金和人才。在這樣的製作單位和資源下，《覺醒年代》的劇本由官學黨史專家、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花六年時間撰寫，場景佈置不惜工本，造就《覺醒年代》成為資金雄厚、劇本紮實、「道服化」（道具、服飾、化妝）用心的精品影視劇。劇集製作完成後，該劇同時在電視台和互聯網平台放映，首先在中央電視總台綜合頻道黃金時間和優酷、愛奇藝等一線網路平臺同步首播，隨後在北京衛視和安徽衛視完成二輪播出，使電視劇播放渠道廣泛，始終保持熱度和覆蓋面。

在官方和資本的「一次創作」後，網民和博客的「二次創作」同樣重要，繼續將《覺醒年代》的熱度推高。電視劇播放後，網絡視頻博主自發製作熱血短視頻及片段，很多網友亦以流行梗飯圈縮寫「yyds」、「絕絕子」、「安利」討論劇集，更將大量劇中人物台詞製作成趣味表情包、壁紙和漫畫，將這套正劇融合到青年人的網絡文化中，達到幽默化、娛樂化的傳播效果。正是在這個基礎，《覺醒年代》穿上互聯網文化的外衣獲得廣泛傳播。

因此，《覺醒年代》的誕生和走紅是官商民三方合力的表現，當中既有國家資本主導，也有民間自發性，構成主旋律電視劇走紅的基本特徵。

知識份子敘事

當然，單憑資金、資源和發行渠道，不足以解釋劇集的成功，我們還是要回到《覺醒年代》的劇本：究竟《覺醒年代》講述的是怎樣的故事？他的敘述和表現手法有何突破？

簡言之，《覺醒年代》採用新的革命歷史題材敘事模式：知識份子敘事，呈現1915-1921年間，中國的男性激進文人怎樣在歷經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後，逐漸從一介書生轉化為革命同志，從辦雜誌思想啟蒙走向組織政黨直接行動，進而完成自身組織化、激進化、理論化的轉變。當中，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是電視劇的主角，而革命青年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陳喬年則是電視劇的輔線。

以五四運動為界，電視劇前面近半的篇幅講述陳獨秀從日本回國，聚集李大釗、胡適、魯迅同仁編辦《新青年》雜誌，並逐漸圍繞在蔡元培擔任校長的北京大學。電視劇描述他們致力於思想啟蒙，打起新文化的旗幟對抗辜鴻銘、林紓為代表的舊學，尋求救國之路。

五四運動爆發後，《覺醒年代》的節奏明顯加快，更加激昂，而戲劇矛盾亦從新舊文化論戰，轉為新文化文人、學生運動和北洋政府國家機器的角力。當中，文人陣營內部亦充滿矛盾，比如陳獨秀、李大釗信奉的馬克思主義和胡適信奉的自由主義針鋒相對，最終三人從相識、相知走向分手；而陳獨秀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信奉的無政府主義亦始終和馬克思主義競逐，但最終被共產主義征服、收編。在這部電視劇中，戲劇的高潮落位於陳獨秀和李大釗在逃離北京前往天津途中，兩人相約建黨，確立共產主義信仰。其後，組黨運動在全國各地萌爆發，推動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登上歷史舞台。

如此知識份子為核心的主旋律故事並不常見，卻達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成功。過去，主旋律電視劇集中描寫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農村階級鬥爭這些「槍桿子出政權」的故事，而比較缺乏知識份子敘事，因為知識份子敘事在政治和商業層面都並不討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共需要突出自己的政黨屬性代表工農兵群眾，而不是知識菁英建黨。就算近幾十年的意識形態已經鬆綁，或許由於知識份子的敘事較難把握（尤其是涉及個別知識份子的評價），並且文戲缺乏軍事片的動作場面和勝利感，因此並不受到導演和宣傳部門的青睞。這次《覺醒年代》以文人為主，罕有呈現新文化文人群像，不但高度還原了民初文人圈子的生活和論爭，還鮮活地塑造出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等人的形象，實為一大突破。

正因如此，這部電視劇大幅呈現過往電視劇少有的文鬥、演說和政治辯論，屢屢大段大段、原汁原味地表述當時的重要文獻，如陳獨秀的《敬告青年》、李大釗《青春》、《庶民的勝利》、魯迅的《狂人日記》。正如網民指出，這些文章令他們感受到，「第一次發現文人吵架也這麼好看」，「高中課本上學的文字不再是文字，而是真正化為真實的事件。」而頗為難得的是，這些文章在劇中不是蜻蜓點水的口號，而是真的令人體認到這些男性文人的人格、文采和思考光芒。

在這個意義上，這部電視頗有返璞歸真的意味，戲中不依賴「流量明星」和類型片（諜戰片、軍事片）的操作，而是以劇本、人物塑造和歷史質感取勝。當中饒有興味的是，《覺醒年代》的知識份子敘事吸納了「民國範兒」的大眾想像，重塑民眾對民國的理解。大約在2010年代（正值辛亥革命100年），中國大陸民眾對「中華民國」有憧憬與想像，覺得中華民國代表一種優雅高貴的人文氣息（此所謂「範兒」），是一個大師輩出、思想開放的年代，當中隱含一種「今不如昔」、批判中共體制的取態。

到了《覺醒年代》，該劇採用知識份子敘事，已轉化了過去「民國熱」的氣質和內核。同樣是講述民國，《覺醒年代》同樣表現民國時代知識份子的思想光芒和日常情趣，但集中表現建立中共的五四知識份子就是「民國範兒」的化身。換言之，《覺醒年代》表現的「民國範兒」和中共自我形象的關係不是斷裂和對立，而是繼承和兼容。由此，電視劇表現的「民國範兒」已經由批判體制變成認同體制。

為愛國心注入理想主義和歷史質感的雞血

在《覺醒年代》開播之前，沒有多少人想到這樣的知識份子正劇會征服年輕人的心。然而，正是知識份子的敘事，才將主旋律的故事升維到「艱辛探索」、「理論選擇」、「道路選擇」的高度，為當下的愛國心注入理想主義和歷史質感的雞血。正如知乎的答主指出，「劇中的人正是那個年代的年輕人，我們真的看到了那個年代的年輕人為了自己的理想甘願拋灑出滿腔熱血。共情的力量真的很偉大。」

在《覺醒年代》中，陳獨秀和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被捧紅，成為「感動中國」式的人物。陳延年和陳喬年是那個年代的「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最流行和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思潮之一），也是最早一批的共產黨員，在1927年國共分裂後被國民黨所殺。電視劇塑造他們為堅毅不屈，心繫家國的知識青年，他們過著清教徒式的生活，追求心中的理想，努力實踐無政府主義思潮提倡的「工讀互助社」。當中一幕，他們滿身傷痕，戴著沉重鐐銬赴死的場面成為「高能淚點」，召喚出觀眾的愛國情感，更促使他們在戲外發起行動。在今年7月1日上海的陳延年、陳喬年烈士墓前，擺滿鮮花和追思信件；在7月4日的安徽延喬路，有4000多市民在這個紀念兩人的路牌下插國旗、擺鮮花和卡片，其中一塊寄語牌寫著「敬愛的延年、喬年先生：請您放心！您們披荊斬棘換來的幸福，我們必將誓死守護！」，成為罕見的由電視劇推動的烈士紀念活動。

除此以外，陳獨秀和李大釗的建黨時刻同樣是高能淚點：在1920年臘月二十三，李大釗送陳獨秀出京。途中，他們在海河大堤上看到的成千上萬風餐露宿的窮困百姓，兩人悲從中來，嚎啕大哭。在這樣的情境下，他們痛定思痛，決定建立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和「一個用馬克思的學說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一個可以把中國引進光明，讓中國人都過上好日子的無產階級政黨。」於是，他們接連宣誓建黨：「為了讓他們不再流離失所；為了讓中國的老百姓過上富裕幸福的生活；為了讓窮人不再受欺負，人人都能當家作主；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為了中華民富國強；為了民族再造復興；我願意奮鬥終生！我願意奮鬥終生！」

這個場景是這齣影視劇的高潮所在，深刻地打動了這個時代青年人的內心。過去十年，中國民族主義和愛國情感佔據很多青年人的內心，他們對中國充滿自信和自豪感。在這種情感前提下，電視劇呈現的陳李兩人「以天下為己任」、「為人民謀幸福」和「建立用馬克思的學說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的信念，與時下年輕一輩的愛國心產生共振，不但為高漲的民族自信注入理想主義和歷史質感，還將他們自身的愛國情感強化和昇華。觀眾體認到，原來我們「民族自信」的背後，是有「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做支撐；原來我們革命先烈走過這樣艱辛的道路，有這麼高尚的理想和艱辛的歷程。由此，這齣電視劇引發「憶苦思甜」的文本接受效果：當觀眾在濾鏡下回溯早年知識份子創黨的艱苦歷程，很「自然」就聯想到今日中國的來之不易，發出「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覺醒年代》有續集嗎？有！續集就是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的感慨。

在這個意義上，《覺醒年代》有效地使很多觀眾認同共產黨是有理想、有歷史基礎的政黨，進而召喚他們對當下政權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支持。

被平反的、被淡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覺醒年代》作為知識份子民族主義敘事，在舊有的黨史框架中既有突破，亦有繼承，從而符合當下政權的意識形態和自我形象要求。前者表現在踩進黨史歷史問題「半禁區」，為陳獨秀「平反」，後者則表現為繼續淡化蘇俄在中共創立的角色。

從中國的影視歷史來看，《覺醒年代》可能是首次有主旋律電視劇以陳獨秀為主角，並給予相當正面的刻畫。陳獨秀是誰？他是中共主要創始人及初期領袖，在1927年國共分裂被指為投降主義者，拒絕執行共產國際、斯大林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導致中共受到嚴重挫敗。後期，陳獨秀被驅逐出黨，因為他和其他托派份子組織了中共至今為止的唯一黨內反對黨。簡言之，陳獨秀是一個有歷史錯誤的領袖，所以在正統的黨史書寫中一度被戴上包括「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反革命」、「漢奸」在內的十宗罪名。而根據正統的黨史書寫，毛澤東「偉光正」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批判陳獨秀為代表的「錯誤路線」。因此，陳獨秀並不以正面的主人公形象出現在主旋律影視上，直至《覺醒年代》。

在《覺醒年代》中，陳獨秀和李大釗並列兩大主角，是領導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共建黨的居功至偉的歷史人物，形象相當正面。這個舉動，當然不是編劇和導演自作主張，而是他們見機行事，順應最高領袖對歷史問題的最新取態。在《覺醒年代》之前，習近平曾經多次在講話中肯定陳獨秀在建黨的貢獻。2019年，中共黨史權威亦撰文《紀念陳獨秀誕辰一百四十週年》，為其戴上「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傳播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五頂「紅帽子」。

「好多人問我，你膽子太大了，你敢寫陳獨秀。我為什麼不敢寫陳獨秀，你看看黨史，你看看總書記的講話，都說他是大大的好人啊。」在談到覺醒年代的陳獨秀形象時，《覺醒年代》編劇、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龍平平就這樣解釋。由此可見，今日主旋律影視作品在歷史問題和人物評價的突破，勢必需要最高領袖的支持。這些突破不必然是「實事求是、歷史胸襟」的反映，而是「歷史服務政治、維護政權合法性」的結果。在《覺醒年代》這個案例，「洗白」陳獨秀可以連帶重述一整代知識份子的「尋路」故事，更順滑地講述共產黨的初心和「救世」故事，進而打通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共建黨三件大事的脈絡，將創黨描述成「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與解封陳獨秀歷史角色相對，《覺醒年代》仍難以「實事求是」講述蘇俄在中共創立的角色， 和很多黨史教科書和電視劇一樣刻意淡化了俄共和中共的關係。這是因為，政權仍需要維持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源於自主奮鬥的形象。在《覺醒年代》中，俄國密使不是沒有出場，但他們並非被塑造成帶著資金和資源的領導者，而是和中國早期社會主義者平起平坐的合作夥伴。更關鍵的是，電視劇突出早在俄國密使來中國籌備建黨前，陳獨秀和李大釗已就建黨達成共識，即戲劇的高潮「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也就是說，共產國際在劇中被描述成支持和幫助的角色，而不是主導建黨的角色。

然而，這恐怕並非歷史的全部。根據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細緻的考證研究，「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說法流傳於中共的黨史研究部門，但當中並沒有足夠的史料支撐。現存有關說法的史料基礎是高一涵在1927年和的回憶文字，然而據考證當時他身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陳獨秀和李大釗逃離北京一事。因此，「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說法未必成立。相反，俄共和共產國際的接觸才是建黨歷程的決定性因素，但這在電視劇語焉不詳。由此，電視劇強調中國男性知識份子才是建黨主角，確立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性質。

結語：當《覺醒年代》輸出香港

總括來說，《覺醒年代》在中國的輿論場大獲全勝，其基礎是國家和資本的強力支撐，其突破則是採用知識份子敘事，一方面將創黨故事升維至「理論選擇」、「道路選擇」的高度，另一方面使青年觀眾體認到課本中革命前輩的艱辛，為他們本以高漲的民族自信注入理想主義和歷史質感。而在互聯網的環境中，博主和網民又創意地「二次創作」，以網絡流行語言和影像翻譯和轉化這套黨史正劇，進一步提升電視劇的熱度和話題性，使觀看和討論《覺醒年代》成為大型的愛國情感展演和「民族主義事件」。

然而，這樣的一齣黨史正劇或許注定只能在牆內和簡體圈火熱，難以將這種愛國情緒和民族自信擴散出去。近來，《覺醒年代》輸出香港，已在本地電視台足本播出，希望令彼時經歷政治風波的港人「對我們民族復興的歷程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認識」（梁振英）。姑勿論實質有多少人觀看，但這部講述「革命」歷程的電視劇在「革命被打壓」的香港播放，很多觀眾感受到的恐怕是一種強烈的諷刺感。

在中國的語境，「告別革命」正在告別，革命的話語已然強勢回歸並化成「民族自信」的一部分，但「革命」在香港卻等同「顛覆國家政權」和違反國安法。當越來越多港人像戲中的民國知識份子那樣坐「政治牢」，香港的觀眾看到陳獨秀說「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看到李大釗說「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竟戰不勝真理。什麽監獄什麽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要主流的香港觀眾透過觀影召喚出對黨國的認同和愛國熱情，這是可能的嗎？

參考資料：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瞿艷丹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增訂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

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

董牧孜， 《回歸革命史觀——《覺醒年代》的史觀轉向》，《文化纵横》， 2021(06)

蟻坊軟體，〈 《覺醒年代》大數據解析：文化覺醒力量如何激蕩輿論場？〉，2021

王桂環，〈用藝術精品宣傳研究黨史的一次嘗試 ——訪 《覺醒年代》 編劇龍平平〉，《北京黨史》，2021（3）

龍平平，〈我為什麼要寫《覺醒年代》〉，《中國民族博覽》，2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