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厌共”时代，非本质化地理解中共，可以是一项政治行动

（陈楚楚，中国政治观察者）

近年来，“党史”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能见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年党史的学习、宣传和讲述贯穿全年。年初2月，习近平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启动中共执政后第二次以党史为主题的全党学习活动；年末11月，习近平在六中全会颁布中共党史上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定调“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如果生活在中国大陆，近年的党史教育真的是铺天盖地，不但有大规模的教育运动，还有细水长流的经常性教育——党的历史，“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

在英语世界，中共建党百年同样是重要的议题。如何叙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故事，成为近年中文、英文两个世界共同参与又各自表述的主题。当中，202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中国研究学者齐慕实（Timothy Cheek）、余凯思（Klaus Mühlhahn）和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等人合编的《中国共产党：十个人的一个世纪》（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entury in Ten Lives）相当引人瞩目。这本书另辟新径，并非要生产一个宏大叙述，而是从1921年成立开始，每十年选一个代表性人物，从十个人物、十个故事、十个片段，讲述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政党的复杂身世。书中的人物绝大多数并非官方党史故事的宠儿，而是一些人生和中共紧密相连，但往往不被官方党史重点提及的人物。他们是马林、王明、王实味、上官云珠、王光美、贡萨罗（Gonzalo）、赵紫阳、王元化、江泽民和郭美美。

讲述这些女人和男人、外国人和中国人、党外人士和党内人士的故事，我们将看到：中共百年是纷杂、多义和充满张力的，而习近平代表的只是中共的一个面向。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entury in Ten Lives（《中国共产党：十个人的一个世纪》）

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Timothy Cheek, Hans Van de Ven, Klaus Mühlhahn

出版日期：2021年6月

国际共产主义者马林为中共留下的两项遗产

马林来华不但著重“建党”，更在意“联合”和“统战”，寻找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共同作战。一大会议后，马林南下到达桂林会见孙中山，考察国民党的政治主张，逐渐认定中国国民党就是合适的同盟。他提倡直接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今日中国的公共记忆中，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以《觉醒年代》为代表，主角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这些男性文人，他们历经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逐渐确立共产主义的信仰，从一介书生转化为革命同志，从办杂志思想启蒙走向组织政党直接行动。这样的故事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本土起源，始终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主奋斗放在叙事核心，而淡化俄共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但从国际共产主义者的视角出发，我们对那段历史将有新的感知。

这本书首先要讲述的就是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者来华工作的故事，他名叫斯内夫利特·安德莱（Henricus Sneevliet），化名马林，1883年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早年，他热衷于参加工人运动，1913年他赴荷属东印度（现印尼），积极参加当地反抗荷兰殖民当局的活动，为印尼共产党的创立奠定基础。因为这些丰富的政治运动经验，马林被列宁看中，在1921年被派去中国开展工作，成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上海的密使之一。尽管马林来华只有两年多，但他为中共早期的活动留下深刻的个人印记。

从莫斯科而来，马林表面的身份是记者，实际的工作则是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展开。这个时期，中国内外受困，一方面辛亥革命后国内军阀割据，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处处受列强挤压——虽是一战的战胜国，但却在“山东问题”上受到不公对待。与西方和日本不同，此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为中国提供一种西方资本主义以外的救亡方案，逐渐吸引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

尽管如此，当1921年马林来华时，他的任务是异常艰难的。无论是推动共产主义运动，还是组织一个纪律严明、高度统一的列宁式政党，都需要一个本地化的过程。而马林既不谙中文，又不熟悉中国局势，更困难的是，马林还要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间斡旋——在这些政治势力内部，又各有各的路线和政策分歧，背后牵涉的是党派自身利益、中国往何处去、苏俄外交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等大问题。

马林来华的第一个任务是开会。和另一个共产国际代表尼科尔斯（Nikolsky）一起，他督促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20年下半年，中国社会主义份子已经在苏联密使的指导下成立，但此后一度受挫，直到马林和尼科尔斯访华再度活跃起来。像很多人知道的一样，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过程十分惊险，会议于7月在上海租界秘密举行，但中途被警察打断，移师浙江嘉兴游船。因此，两位外国人缺席了大会的下半部分，很大程度影响大会最终文件的订立，亦为后来的分歧埋下伏笔。

在“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这样的表述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共产党相似，充分展现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纯粹、激进而孤立的特质，但马林构想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并非如此，主要依赖的政治力量甚至不是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7月，马林曾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这次大会通过《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要旨是在“落后国家”推动革命，共产党必须首先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同盟，加入民族解放运动的共同斗争的方针。也就是说，资本家不是中国的首要敌人，推翻帝国主义和实行民族革命才是中国革命的当前目标。正因如此，马林来华不但著重“建党”，更在意“联合”和“统战”，寻找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共同作战。一大会议后，马林南下到达桂林会见孙中山，考察国民党的政治主张，逐渐认定中国国民党就是合适的同盟。

当时香港海员大罢工到达高潮，而马林正在广州亲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由此断定工运“是中国青年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尽管这次工运的两大领袖都不是国民党员，但他们和国民党、孙中山关系密切，马林对此倍生好感。比起只有53名党员、未曾发起大型工运的中国共产党，马林认为中国国民党的实力更加强大，于是确立国民党就是一个值得长期合作的同盟，并设法说服上海的中共中央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接受“国共合作”。相当大胆的是，马林提倡的“国共合作”不止是两党的“党外合作”，而是直接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模式。

然而，这样的主张无论在中共内部，还是国民党和俄共内部都有张力。国民党原本反对，但共产国际的经费令孙中山回心转意。而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内部，陈独秀在一封写给共产国际的使者的信中罗列六大反对理由，试图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这些理由包括国共两党“革命之宗旨及其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等。不过，陈独秀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相反马林的看法取得上风。在1922年的7月，马林回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指出“缺乏现代工人阶级、未分化的农民和低效的共产党组织令他对中国运动的前途悲观”，言下之意是中国共产党缺乏独立力量，必须和国民党合作。为回应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批评，马林又论述国民党并非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由知识份子、华侨、士兵和工人四大派别组成——这种灵活的结构正正为共产党纳入国民党提供可能，进而推动国民党向“左”发展。

尽管马林的看法成功说服共产国际，但当他带著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中国，共产党内的抵制和反对并没有减少。1922年8月底的中共第一次特别会议，以及其后在1923年6月举行的中共“三大”，两次会上马林都提出国共“党内合作”的必要性，表示国民革命是中心议题，共产党必须加入国民党积极工作，惟都遭到党内同志的异议。毛泽东后来的政敌张国焘是当中最激烈的一位，直斥国共党内合作的作法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他质疑国民党的能力和理念，更为提倡劳工运动和“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这样的意见在共产国际也有回音，张国焘其时已经和马林之外的共产国际成员建立直接的沟通渠道，更曾远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大会。最后，马林还是取得上风，在两次争论中，他诉诸共产国际的权威和党的组织纪律来压制党内的意见分歧。对他而言，如何执行出国共“党内合作”才是真问题，而不是原则和路线的讨论。此后几年，由马林推动的国共“党内合作”得以实施，只是执行这项政策的共产国际代表由荷兰裔的马林换成俄罗斯人鲍罗廷。1923年10月，马林离开中国继续革命工作，到1942年因组织反抗纳粹运动被德军杀害。1927年，马林奠定的的国共合作告终，蒋介石将共产党清除出党，大量共产党员被杀。

马林为中共带来的两大遗产影响至今。一是马林带来的“党性”使中共由“知识份子小团体”转化成纪律严明、高度统一的列宁式政党，二是“统一战线”始终是中共向党外人士施展影响力的法宝，这两项特质令中共在1949年夺得全国政权，并深刻地形塑一百年来的中共和中国。

这本书回顾马林和中共的故事，不但告诉我们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者如何影响中共，也令我们看到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弱小和艰难，因此中共既要依赖俄共，也要依附国民党，陷入各种矛盾和张力之中。在今日的中国，大概没有太多人听过马林的故事，但马林为中共带来的两大遗产影响至今。一是马林带来的“党性”使中共由“知识份子小团体”转化成纪律严明、高度统一的列宁式政党，二是“统一战线”始终是中共向党外人士施展影响力的法宝，这两项特质令中共在1949年夺得全国政权，并深刻地形塑一百年来的中共和中国。至今，马林带来的组织纪律和战略手段仍植根在今日的中国共产党，当中失落的是他心心念念的国际共产主义理想。

被党反噬的“第一夫人”王光美

如果说马林的故事补足了官方党史缺乏的国际主义面向，那么书中讲述的王光美故事则触及另一些纬度：“女性参政”和“革命吞噬它的儿女”。

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王光美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但她的经历远远比这个标签复杂。出身在1921年的北平，王光美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在解放前又受过长时间的资产阶级教育”的大小姐，她的父亲王治昌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商科，任职于北洋政府要职，母亲董洁如则毕业于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接受进步思想。童年受居里夫人的启发，王光美立志成为科学家，后来她毕业于辅仁大学，获物理学学士与硕士学位，是中国首位原子物理女硕士毕业生。当她获得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录取，她却没有负笈美国，而是投入共产党的工作，自此改变她的一生。

王光美最早在共产党的工作是翻译。在1946年春，她受中共北平地下党邀请，负责在国民政府、中共和美国政府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做英语翻译。停火的尝试后来失败，同年六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王光美离开北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从城市“白区”来到农村“根据地”，王光美的人生经历很大变化。在感情生活上，她于舞会认识了大23岁的刘少奇，两年后成为他第六任妻子和个人秘书；在政治上则被派去担任晋绥土改工作团的田亩登记员，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血腥的土改，但接触到党的纪律和真实的政治运动。

但王光美真正在党内登台亮相，还要到1959年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对外，她频频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和刘少奇出访外国；对内，她首先在“三年大饥荒”后的1961年，陪同刘少奇到刘的家乡湖南调查农村情况，其后更在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夫人参政”之姿走上前台，一手开创“桃园经验”推广全国。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的是在“大跃进”（1958-1960）遭到重大挫折的背景下，中共从挽救危机的“经济调整”转为“重提阶级斗争”方针，因此发起一场针对农村干部、旨在“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这次运动的理论依据是，毛泽东认为大跃进的失败不是政策问题，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阶级敌人，又认定“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手里”，他们损公肥私、腐败滥权，因此需要派遣高级别的工作组整治——一种中共常规的运动治理模式——调查地方的权力滥用，整肃基层党组织。

刘少奇正是这场运动的总指挥，但65岁的国家主席没亲自下场，而是派妻子王光美下基层发动运动。起初王光美并不情愿，她要照顾四个孩子和身体不好的丈夫，后来刘少奇一再坚持，王光美才下定决心。从1963年11月开始到1964年4月的五个月时间，王光美化名董朴，作为工作组副组长到河北北戴河附近的唐山区桃园大队蹲点。来到桃园，王光美一边接触基层干部，一边访贫问苦，又和贫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基层干部为求自保唱对台、群众不敢说真话，皆妨碍她寻找阶级敌人、放手发动群众。

王光美最终找到突破——寻找体制外力量和诉诸暴力是两大关键。然而，无论王光美有多能谈“掌握火候”和“阶级斗争”，她和刘少奇毕竟不是掌握火候和识别阶级敌人的最高权威。当伟大领袖对“革命”和“阶级敌人”的看法改变，在两年后发动翻天覆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王光美和刘少奇两人就被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发扬光大的工作组斗争方式亦连带受到严重批判。

但王光美最终找到突破——寻找体制外力量和诉诸暴力是两大关键。前者指的是“扎根串连”，即工作组摆脱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影响，直接寻找体制外的“根子”（指工作队依赖的对象），并将他们联合起来成为阶级队伍，发动他们大揭阶级敌人恶行。暴力则源自王光美在刘少奇学到教诲：基层干部告总是试图向工作组隐瞒事实，为求了解真相，有必要组织群众批斗大会，而不是简单召集小组讨论或听取官员的报告。在桃园，工作组就屡屡召开批斗大会，并对官员采用了残酷的“燕飞”公众逼供。

正是在上述操作下，运动徐徐展开，整顿当地不符社会主义的风气。首先是干部“洗澡”，交代自己的问题，退赔从群众多吃多占、贪污盗窃而来的粮食和物资，其后就轮到“群众洗澡”，互相检讨揭发，交出私占的公家物品。最后，运动进一步升级，桃园的领导层被打成“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有85%的干部受到群众批斗，而潜藏在群众的漏划地主、富农亦被重新“发现”，在批判会上受到严酷的“对敌斗争”。

总结这段经验，王光美在全国多个地方发表讲话，并在毛泽东同意、刘少奇修订的情况下写成《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印发全国，正式在男人当道的中共政治场域树立自己的位置。这篇长达六万字的报告实际上是王光美社教运动的行动指南，用以指导工作组如何上纲上线、挑动干群矛盾和群众矛盾，从而发动“一场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尖锐、更复杂、更艰巨的阶级斗争”。当中，报告的一大要点是“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王光美指出群众运动开始时不能强调“实事求是”，因为这样“就是不叫群众说话”，因此最重要是首先放手发动群众，直到有过激情绪才重提“实事求是”；这个过程“没有仪表量度”，要“根据各种迹象、各方面的人各种动态来学会判断，到了什么火候，该强调什么，这就是领导群众运动的艺术，是过硬功夫”。

然而，无论王光美有多能谈“掌握火候”和“阶级斗争”，她和刘少奇毕竟不是掌握火候和识别阶级敌人的最高权威。当伟大领袖对“革命”和“阶级敌人”的看法改变，在两年后发动翻天覆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王光美和刘少奇两人就被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发扬光大的工作组斗争方式亦连带受到严重批判。

在1966年5月文革初期，毛泽东暂居南方，而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及负责文革运动。此时清华大学的学生与老师、校领导之间爆发大规模的辩论和贴大字报运动，中共中央遂派出５２８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领导运动。在不清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时，王光美化身工作组的组员，一方面指导工作组残酷整肃清华大学各级干部，接管大学领导权，另一方面打压校内激进学生，阻止他们按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发动运动。

然而，这次剧本不一样，因为这次工作组才是斗争的目标。在桃园，革命的正确剧本是工作组绕开地方党委发动群众；而在早期文革，运动的正确剧本则是绕开工作组直接发动群众。在7月下旬，毛泽东狠批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称“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在毛泽东看来，革命并非由工作组代办，而是要天下大乱，放任激进学生暴力冲击党政机关。这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逐渐公开反目，而被工作组压制的清华大学激进红卫兵则急著揪出王光美报复。

1967年的1月，身居中南海的王光美和刘少奇接到两通紧急电话，称她的儿子刘平平遭受车祸，需要她签字才能做手术。当王光美和刘少奇来到医院，她们发现上了红卫兵的当，王光美旋即被押到清华大学批斗。在这次批斗中，老练的王光美勉强顶住了红卫兵的审问，称“这些问题我只和毛泽东和党中央谈论。我不能泄漏国家机密”，使批斗大会无法斗下去。三个月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江青帮忙和红卫兵做足功课的情况下，王光美第二次的批斗大会才势大力沉。1967年4月10日清晨，北京城万人空巷，造反派红卫兵召集三十万人聚集清华大学主楼前的广场，人群中不但包括热烈的革命群众，还包括专门从桃园过来的代表。在台上，王光美被强行穿上旗袍，戴上草帽和乒乒球组成的项链，极尽羞辱之能事，成为文革初期最野蛮的政治画面之一。

批斗过后，王光美被控在军事调处执行部担任美国特务，成为秦城监狱的阶下囚。到1972年，她才在狱中知道，自己的丈夫在五年前被迫害致死。1978年，在12年牢狱、毛泽东逝世两年后，王光美终于获释。在余下的三十年人生里，王光美致力于恢复丈夫的名誉和慈善工作，并在1995年成出任“幸福工程项目主任”，救助贫穷的母亲和家庭。

王光美的故事无疑令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吊诡和反讽的面向。出生在民国菁英家庭，王光美的学识和能力获得中共的青睐，成为革命热血份子，但革命吞噬她的儿女，在革命顶峰时王光美沦为受害者。

王光美的故事无疑令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吊诡和反讽的面向。出生在民国菁英家庭，王光美的学识和能力获得中共的青睐，成为革命热血份子，但革命吞噬她的儿女，在革命顶峰时王光美沦为受害者。接受新式教育，王光美加入中共是党内性别平等的表现，但中共又是一个大男人当道的大家长政党，王光美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依靠的不是中共开放的男女平等参政机会，反而是妻凭夫贵，作为刘少奇“第一夫人”身份才能展开。被中共的理想主义吸引，王光美致力打造的是一个消灭特权和阶级的平等社会，但最后王光美又成为新的特权阶层，平反后刘少奇家族成为中国最显赫的红色家族之一，坐拥大量权力和财富——王光美晚年推动的慈善工作，正是为这个红色家族添加与之匹配的慈善色彩。王光美的一生，就是百年中共特质的一种反映。

中共是复杂的，然后呢？

过去十年，中国发生巨变，伴随著严格的社会和舆论控制，中国共产党重新树立“硬威权”和“强人政治”的范式。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百年中共的底色。但是，中共百年也始终潜藏著一种自由、宽容和人道的传统。这本书还提到的王实味和赵紫阳等人的故事，则提醒了人们这一面向。

自由和宽容一度是中共比国民党优胜之处。在抗战战时首都延安，中共以开明的形象吸引了很多知识份子前往，作家和翻译家王实味就是其中一员。当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王实味以为中共可以直面党内的错误。《野百合花》是王实味的名篇，他以反讽的笔触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表达了青年知识分子理想破灭的沮丧和失望，随即引起轰动和唤起更多文章的发表。最终，毛泽东发起运动批斗王实味，将他打成“反党五人集团”。1947年7月1日，王实味被处死。

王实味无疑代表一种中共知识份子的传统，他们认同中国需要共产党进行改革，但他们同时认为共产党应该权利分立，容纳人民和知识份子的批评声音。他们是异见者，但反对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也不必然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们是对这个党和这种意识形态所建立的这套制度及其问题，并不愿意接受。

自由和宽容一度是中共比国民党优胜之处。王实味无疑代表一种中共知识份子的传统，他们认同中国需要共产党进行改革，但他们同时认为共产党应该权利分立，容纳人民和知识份子的批评声音。他们是异见者，但反对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也不必然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整体而言，这本小书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去中心”历史书写，打开了我们理解党史的视野。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下，中共百年不是官方的“救世”和“复兴”叙事，也不是一连串的历史错误和灾难故事。相反，中共历史是复杂多元的，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条路，而是有很多偶然性和可能性。

如果吹毛求疵的话，这本书所选的人物还是太过“正路”，主要集中在政治人物和知识份子的故事，而缺乏工人、农民、商人、专业人士、少数民族和中共交集的故事。补足她们的故事，一定能令我们对中共百年的理解更加丰富。

值得指出的是，就是这样一本党史历史书，也并非单纯的人物故事结集。这本书的学者呈现一个复杂的中共，表达的政治意涵是：在“厌共”和对立的时代，不要“本质化”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不要绝对地封锁中国的交往，而要看到中共历史的的复杂性和可能性，继而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不难看出，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行动，当中反映了一批欧美中国研究学者就中国问题的知识立场和政治取态。他们承认中共/中国异于西方的复杂历史经验和成就，希望中国会变好，认同西方要和中国保持交往，但反对中共的威权政策。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中共的百年历史呢？这个问题重要吗？理解之后又怎么样？这些问题注定难有简单的答案，端看我们是谁，所在的位置是什么，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中共和中国的道德和知识立场是什么。

理解之后又怎么样？这些问题注定难有简单的答案，端看我们是谁，所在的位置是什么，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中共和中国的道德和知识立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