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前浪——繁盛抗争中，铺展的学运组织与青年行动者网络

【编者按】2014年3月18日晚间，一群不满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以30秒通过“两岸服贸协议”的学生及公民团体，冲进立法院瘫痪议事，并展开为期24日的公民运动，台湾社会也因著这种全面性的运动受到剧烈摇晃，那股盘据街道对峙的余热，依旧弥漫至今。

一念之变，十年之途，当年的运动者如今有著截然不同的际遇，各自走出不同的人生，台湾政治版块在太阳花学运后亦面临重组洗牌，公民社会随之兴起、茁壮与健步迈前，持续在后太阳花时代吹拂台湾社会。如果记忆有期，十年之后，你还记得哪些？如果记忆无法抹消，参与者又如何与其相伴？端传媒将自3月13日起，刊载太阳花学运十周年系列文章及特制页面，向著记忆的碎片发出回声。

2014年3月21日清晨，阳光正探出头，街头上人们有的仍在睡梦中，有的面容已挂上兴奋与期待，向日葵一朵一朵被运往现场。

圈住立法院的青岛东路、济南路与镇江街上集结了各方人马，为数不少是过去在各社运场合已彼此熟识、共同组织行动的年轻面孔。

周香羽步出立法院前门，与群众相反方向，她准备离开了。318学运（即太阳花学运，为保留受访者原话，本文多采318用词）在几天前倏地爆发，一段时间后，周香羽才发现，与伙伴努力推动许久的学生权利运动因此被忽视。温和明亮的光线洒落，周香羽穿越人群，遇见高中同学时她告诉对方：“这里已经没有我们的事了。”

2012年9月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大游行，振声高中三年级的周香羽第一次上街。当年18岁的她在这个场合认识了许多社运团体，也与原先就活跃于社运圈的网友碰了面。这次碰头，开展了周香羽参与各式议题、和不同学生组织一起行动的路途，而“乌鸦邦中学校园民主促进会”是她耕耘最久，也是至今仍没有放手的组织。

2008年11月6日，台北，警察在圆山饭店前站岗，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ARATS) 主席陈云林访台，示威者在外抗议。摄：Pichi Chuang/Reuters/达志影像

开枝散叶的乌鸦邦成员

“乌鸦邦中学校园民主促进会”前身为“乌鸦邦”，成立于2007年。创始成员刘仲书回忆，最初是一群高中生们喜欢聚集在“台湾深蓝学生联合论坛”的人文版和哲学版讨论议题，因而建立了网路上的社群。当年高三的刘仲书也是常客之一，他曾因向教育部反映学校违法将第八节辅导课（注1）拿来上正式课程而被教务主任约谈，开启他对学权议题方面的热忱。

在深蓝论坛游走以前，刘仲书也会在网路论坛“奇摩家族”的各个“家族”参与各式讨论。“我很常去‘政治家族’里回应别人的意见，也得到很多互动。”刘仲书就这样在各网路社群里待著，直到2008年9月，乌鸦邦才从云端走入实体生活。

“当时（乌鸦邦）创始人之一的江奕翰进到辅大异议性社团黑水沟社后，发现应该采取更多实体的社会行动去主张自己的观点。”刘仲书说，他们开始安排讲座、读书会，比较大型的活动包括举办高中和大学生的寒暑假营队，“虽然没有登记，但已经有点社团化，像在培力的感觉。”

“乌鸦邦”也在多次转型下，更名为“乌鸦邦中学校园民主促进会”，确立深化校园民主的行动方向。隔年，澎湖马公高中绣学号事件（注2）成为乌鸦邦第一个实体抗争行动。

在此之后，刘仲书带著这些行动经验，与同是乌鸦邦成员的伙伴，一起创立了亚洲大学的异议性社团“不学无术丈量室”，并在当年大学学费调涨与校园服务时数等议题上，以“文化干扰”的方式，将亚洲大学建筑的图像做设计裁剪，以破坏既有美感的宣传吸引学生关注。

2008年12月7日，示威者在台北举行集会，要求政府修改有关集会和游行的现行法律。摄：Pichi Chuang/Reuters/达志影像

与刘仲书一样，乌鸦邦第一代成员们升学后分散到台湾各个县市，并加入各大学的异议性社团，如辅大黑水沟社、东海人间工作坊，间接促成后来多个社运中，北中南部学生的串连。“乌鸦邦分布很广，但不会把主体性带到其他异议性社团。”刘仲书说，实际上大家与各自学校社团的关系还是相对紧密。

虽然分头努力，乌鸦邦成员们仍一起发行《校园民主行动手册》，为想在校园内推动学权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方向指引。“我们的论述包括行动前要做什么样的心理建设、法律上如何保障你的权利。”刘仲书表示，手册将校园民主分成三部分，学生、老师与学校行政人员，“这三部分在校园民主里应该是均衡平等甚至互相制衡，这样的论述方向，跟当时将主体放在学生上的学权团体稍微有差异。”

身为后进的乌鸦邦成员，周香羽说，乌鸦邦一直维持去中心的组织样态，没有社长或负责人，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们想要避免‘无架构的暴政’，就是谁走了、谁加入然后留下来，运作方式是很顺利、自然而然的。”

第一代乌鸦邦成员开枝散叶，积极经营各自网络、深化行动的同时，社会上的各式议题逐步浮上台面，抗争也卷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2012年3月28日，台北士林王家拆迁前一晚，当时就读于台大社会所的张胜涵与朋友们和教授吃完热炒，正要走回研究室念书。路上先前即在关注此事的伙伴打来电话，急迫表示王家要被拆了，希望他们帮忙守屋。张胜涵一伙人包括教授在内，没有任何犹豫地赶到现场，在凌晨进到其中一间房子参与挡拆。那个晚上，张胜涵目睹工程人员直接以斧头砍向玻璃：“砍下去的时候玻璃全部飞出去，斧头一直砍、玻璃就一直飞。”他躲在桌子底下，被抓上警备车时，已经是隔天早上了。

“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这一辈，很多人在高中时一起参加过人文营，后来部分人考进台大或北部大学。”张胜涵认为，他的人际网络基本上是从高中带入大学继续扩张。他说，那几年台大社团种类很多元，学生会比较积极去参与校园与社会议题的运作。当时校内讨论多聚焦校园民主和学生权利，张胜涵加入的台大异议性社团浊水溪社，则专注于研究台湾文史与政治经济问题。

抗争高潮的其中一个起点，始于2008年11月的野草莓学运。

彼时已是浊水溪社一员的张胜涵，还未有太多抗议经验。浊水溪社学长姐们不满陈云林来台，在中正纪年堂广场发起静坐抗议后，张胜涵加入行动，支援到场的各路人马，并遇见了六年后成为318学运领袖，当年还是建中生的陈为廷。张胜涵笑著回忆：“陈为廷自己跑来我们的抗议，大家都呛他怎么不回去念书？他说不行，我也要来参加。”

从台大政治系再到台大社会所，一路上张胜涵不断拓展自己的社运人脉。“那时候在校园内发起行动，随便一号召都会有一两百个学生响应。”张胜涵回忆，在当时形成的一股氛围下，在抗争现场遇到认识的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无论是士林王家挡拆，或与台大有关的绍兴社区反迫迁运动，声援各处的同时，他与各校伙伴们的关系也不断深化稳固。

张胜涵眼中的那几年，台湾社会与当时执政的马英九政府关系恶劣，从2011年反国光石化运动到2012年再启的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和各地反迫迁运动，大大小小的抗争随时都在发生。而2013年反核游行成功召唤20万人上街，更是他始料未及的事。

回到校园内，张胜涵与社会系朋友运用系上的制度和资源，支援投入社运的学生。他们改造系学会办公室，欢迎学生社运团体来陈情、开会。张胜涵表示，虽然是自发性打造的空间，也没有正式登记成立协会，但确实在当年成为一个聚集资源与人才的基地。

“跨域对话，在地行动”

2008年，就读高一的张仁玮恰巧路过野草莓运动在中正纪念堂广场的静坐。他对聚集的年轻面孔感到疑惑，没有停留便离开了。当时张仁玮常到处走走看看，参与过一些乌鸦邦的活动，了解反国光石化运动、“高科技冷血青年”劳权等议题；他也因接触台大大新社，成为2011年台大校庆时，在校内拉布条声援绍兴社区的反迫迁行动者之一。

隔年9月，就读中正历史系大一的张仁玮在反媒体垄断游行现场，认识了中正异议性社团牧夫们社。“现在回想起来，我会参与运动应该有受到乌鸦邦启发。”回到校园，张仁玮与牧夫们社开始在校门口发放报名表，与愿意一起从嘉义北上声援的同学在凌晨集合，搭车到台北参加这场拒绝旺中集团并购中嘉案的静坐抗议。

而反媒体垄断运动的催生，则和张胜涵与伙伴们有关。

2012年7月，陈为廷为反媒体垄断一事向时任教育部长蒋伟宁呛声，在网路引发论战。为了支持陈为廷，加上同样反对中资垄断媒体，张胜涵与后来成为318领袖的林飞帆很快发起成立“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简称青盟），号召学生在中天电视门口抗议。“那时候陈为廷念清大人社系，浊水溪社的学姊也到清大念社会所，就在校园内带起了一个小小的抗议风潮。”在组织串连运动的过程中，张胜涵认识更多清大伙伴，与来自各校传播学系学生所组成的“传播学生斗阵”（简称传学斗）。

张胜涵后来在笔记中写道，与传学斗相比，青盟其实是“杂牌军式仓促形成的松散联盟”，实际投入的人手有限，成员缺乏信任累积与共事经验。在对组织发展方向存在歧异的情况下，开会时常出现不愉快。“从发起行动到上街游行的一个月，我确实停下手边的一切，专心投入反媒体垄断运动的初期经营，”张胜涵写道，“我得到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关于组织经营与网路宣传方面。”接著他便淡出青盟了。

同样参与过野草莓运动，尔后成立清大异议性社团“基进笔记”，在反服贸运动中组织“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简称黑岛青）的魏扬表示，2009年马公高中事件与2011年万能科大邱智彦事件（注3），皆有出现跨越南北的学生团体声援、串连，并进而组成了大学生权益调查小组促进会，调查各地大学的学生状况。

2012年11月27日，台北，年轻示威者在反媒体垄断运动与警察发生冲突。摄：Wally Santana/AP/达志影像

“2011年反国光石化运动时候成立的‘国光石化学生联盟’，会到全台大学的巡回演讲、跟社团合作，2012、2013每年也至少有一到两场的全国性学生异议性社团交流。”318运动后投入研究青年社运行动者社群网络的魏扬表示，那段时间脸书在台湾开始普及，学生们便创建了异议性社团的交流平台，在上面张贴各式活动讯息。

“除了在野草莓现场感受到共同性的连带感，在抗争现场遇到其他社团的人，也会有机会了解他们在做的行动。”魏扬发现，大家似乎都做类似的事情，能透过一起举办交流活动，进而展开合作：“整个认识论、合作的方法一直有在变化，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倒没有说什么突然间的恍然大悟。”

当时张仁玮已经转学到中山大学，加入异议性社团放狗社。他参加过的全台性异议性社团联合交流，是前乌鸦邦成员加入东海人间工作坊后所促成的，当年活动手册“跨域对话，在地行动”是标题，也是合作目标。

张仁玮回忆，大型社团交流后大家会想要共事，却接著发现一起行动其实存在难度。“各自学校面临的状况不同，比较明显的串连是在‘反教育商品化’上，因为当时调整学费的政策，各学校都会多少受影响。”张仁玮指出，与“中国因素”较为相关的抗争，如反服贸运动，多数社团处于观望状态，当年放狗社里，只有他到北部参与反服贸行动与黑岛青的工作坊，其他伙伴则留在高雄，以举办校内讲座的方式支持议题。

相较反服贸，放狗社社员更愿意离开学校声援反迫迁运动。张仁玮认为，那段时期台湾农村阵线成功将议题设定在土地运动，并确立了以访调和工作坊的形式深入当地，“这些土地运动的方法与策略，影响我与同辈甚多。”

台湾社会遍地烽火的这段时期，即将高中毕业的周相羽同样迎来连串的风风雨雨。

318的“板机”

2013年5月，由振声高中地下异议性社团他方社与青盟共同举办，关于反媒体垄断的讲座遭校方无预警打断，在场学生被驱离。身为他方社社员的周香羽，已在前一年因声援校内学权事件被校方特别关注。一个多星期后，她发行实体《烢报》，并同步在脸书揭露高层的粗暴作为、过去的行政疏失与其和学生间的冲突。

6月3日，第二号《烢报》出刊。被叫到学务处的“小房间”前，周香羽已经交代伙伴发放报纸。“你们是不是在找我啊。”周相羽“自首”时一派轻松，教官则对她和另两个朋友展开一连串质问。没多久另一名教官冲进来，愤怒地拿著已经发放出去的刊物大喊，周香羽和伙伴忍不住偷笑。“我们之前在粉专上面说教官不让学生吃东西、上厕所，”周香羽回忆：“教官就逼我把干面吃掉，还逼吃素的同学吃肉粽。”

父亲一直是周香羽的最强后盾。被校方训问的那天，父亲气到冲去学校和主任理论。当时周香羽已跑遍多处社运场合，从乐生保留运动、航空城访调队到华光社区反迫迁，她参加多个组织与大学异议性社团的活动，支持国民党的父亲虽时常与她立场相左，却总是愿意聆听并试著理解女儿的行动。“我爸就是一个无脑挺我的一个人，”周香羽的语气坚定：“因为比起爱国民党，他更爱我。”

6月6日，四幅白布自振声高中教学建筑七楼垂降，上头红色字样斗大：“民主已死、威权仍在、校园解严、履行承诺”。那些布条是周香羽和伙伴在父亲办公室完成的。怕年轻人饿著，周香羽的父亲还帮忙买了炸鸡以表支持。种种发生在身上的权益损害，让周香羽更积极推动《学生权利保障法》立法，并与乌鸦邦成员、人本教育基金会和台少盟一起投入运动。

2013年，抗争风气未减，挫败与无力感却逐渐弥漫。张胜涵在3月因研究论文而参与筹备乐生运动的重返凯道大游行。他在过程中学到不同组织的做事方法，也更了解大型游行如何生成。然而接下来的五个月，华光社区历经三次强拆，八月台湾农村阵线号召的“818拆政府”占领内政部行动，仍然无法阻挡大埔张药房屋毁人散的悲剧。

“我感觉自己卷入了某种社运消耗战，抗争行动的频仍、强度与规模的抬升，似乎是建立在对运动者身心的无穷消耗中，”挫败、消耗与慌乱一波一波袭向张胜涵，“我试著面对这样的自己，因为这世界需要我们赶快变强。”他不断反思，向伙伴提出制作“社运操作手册”的想法，并与朋友们搜集中英文献、来回讨论，在不断休息、赶论文、参与社运、再休息的循环中，好不容易于318前两天，完成手册初稿。

“抗争高潮大概落在2013年，但一切其实没有换回太多具体的改进。”魏扬坦白，318之前，反复动员上街已经使部分人显露疲态，尤其南部社团在支援北部行动时，需要花上更多成本。社运的低迷氛围持续著，他致力推行的反服贸运动，每个场次也一直只有一、两百人到场。年底，一场车祸迫使魏扬暂时休养，林飞帆也回头埋首论文，黑岛青群龙无首，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积极运作。

2014年初，黑岛青内部希望借由举办营队与访调工作吸引新血加入，专门深耕服贸议题与组织的后续经营。同一时间，张胜涵举办了大型异议性社团的交流营队“庶人之乱”。然而魏扬表示，过去跨校组织的经营非常困难，加上多数人身兼多职，开会常因此需要延后。“跨校合作是出了名的没效率。但就一直在这样的状态，拖拖拖，拖到了318这个成功，”，魏扬强调：“打括号的成功。”

3月17日，周香羽和朋友步出电影院，正想著当时热映的电影《KANO》其实不怎么样。突然间朋友看著手机惊呼，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以30秒宣布《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审查通过。18日晚间，不满这一行为的学生与公民团体集结在立法院外举行抗议晚会。晚上九点，原先静坐的人群在魏扬、陈为廷和林飞帆带领下冲入立法院，随后更突破单薄的警力占领议场。

周香羽对服贸议题其实没有太大关注，但凌晨电话那头朋友的“我们冲进去了！妳要不要来？”，仍让她跳上计程车到了现场。“当天警察是最多的，我整个人被挤在空中，我是悬空的，没有办法离开。”混乱中周香羽被肘击、掐住脖子，警察撞到她的嘴巴，却反控周香羽咬人。多年后，周香羽仍记得那位警察的编号（注4）。

周香羽负伤在议场内待了两天，身心俱疲之下回到学校休息，3月21日才又重返青岛东路。然而，现场太多“加油”、将运动塑造成“健康正向”的风气，让她开始感到不适。当“这是和平、理性抗争的胜利！我们这是阳光、健康的运动对不对！”的口号一出，群众欢欣鼓舞，周香羽霎时间感觉被剥离。于是她离开现场。

“我觉得运动没有什么阳光不阳光、健康不健康，我是一个不阳光也不健康的人，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在这里？”让周香羽心里更不舒服的，是这场运动使她与朋友致力推行的学生权利运动被忽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反服贸议题，周香羽自此对318学运留下非常深的不谅解。

接下来几天，马政府消极回应运动诉求，抗议群众占领行政院，进而爆发运动期间规模最大的警民流血冲突。在总统仍然拒绝退回《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下，学生与公民团体号召群众身著黑衣集结凯达格兰大道，反服贸游行队伍行成黑色潮水，自权力场域蔓延。

占领行动持续至4月，中南部学生组织已多次从台中、高雄等地包游览车，到北部现场声援。他们在不断重复的模式中察觉运动进入停滞期，便和议场内的决策圈讨论该如何推进。张仁玮表示，最初是这些中南部大学组成的团体，以“民主黑潮”为行动命名，在北中南各地分头集结民众，进行扫街游行与宣讲。民主黑潮也在运动退场后，成为跨校组织“民主黑潮学生联盟”，宣布回游在地，持续扎根议题。

然而后来，张仁玮是如此描述318运动：“先前互信合作的基础，累积到318成为板机般的机制，然后‘砰’一声，组织、运动、民意都往不可控的方向爆发了。”

2014年3月30日，太阳花学运期间，超过20万示威者在台北举行集会。摄：Lam Yik Fei/Getty Images

遗忘不是我们的专长

“过去大家彼此信任促成了这个大集结，但就是一次兑现。318之后，要再重复这次的操作难度非常高。”魏扬表示，反服贸运动与318学运，其实是两场不一样的运动。他在自己的硕论中厘清了其中差异并指出：“过去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模式，在318学运时候造成了某些决策上的歧异与隔阂，甚至一些信任问题就这样爆发出来。”

回溯2008年到2014年间风起云涌的抗争，魏扬认为，确实是因为许多学校社团与NGOs 在不同议题里，反复相互动员、声援彼此，“它累积了这个社群里很多的能量与合作默契，遍地开花的运动得以促成，组织层面占了很大因素。”魏扬回忆，当年的氛围让他有一种强烈感受：“那时候常动不动想说来写什么世代纲领啊、要处理的几大问题啊。可能就是处于一种急切，想要帮我们这个世代去做定调，希望有一些大叙事的心态。”

好长阵子，他的情绪一直处在被高度动员的状态，常常有很多会议要开、很多地方要去，但当时还年轻，倒也不会感到疲惫。事过境迁，魏扬给出答案前思索著：“就是一种时代感吗，你会觉得是这个世代的使命感。”

《白海豚之歌》让曾身处反国光石化运动现场的张仁玮印象深刻。当时不太会说台语的张仁玮，边听歌边查著歌词，那是第一次，他切身感觉自己在深入了解一个议题的始末。

周香羽则说，对学权的追求，源自不希望自己高中历经的事件再次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她从书包里拿出保存完好的乌鸦邦手册，即使社群专页已多年没有再更新，周香羽仍坚持未来某一天，会有机会再推展心系的行动。

在振声天桥上拍照时，周香羽告诉记者，她的照片被贴在警卫室里，不知道撤掉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