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冬升谈香港电影：时势使然，香港电影的面子与里子

人活一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

虽然王家卫电影是这样说的，但尔冬升例外。时势使然，面子与里子，今日的尔冬升，两者皆是。

时势愈见败坏的这几年，尔冬升一直是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主席。疫情停办那年，他一个人对著镜头读毕整份得奖名单。2023今届金像奖《给十九岁的我》在争议之中获颁最佳电影，惹来满城风雨，尔冬升硬食挨骂，亦势所难免。业界门面以外，尔冬升已退居幕后监制多年，说白一点，就是替刚入行的新 导演埋班/召募团队、揾/找金主。

尔冬升呷著咖啡，说起自己当年有份推动的“首部剧情电影计划”，从首届得奖作《一念无明》到后来的《手卷烟》《沦落人》，以至去年的《灯火阑珊》《流水落花》，几乎每一部都上到金像奖红地毯。“早期不是很多人认同首部剧情片，但你看现在，香港电影最大的投资者，可能就是电影发展基金和古生（古天乐）。”

这个食字梗/谐音梗，尔冬升近期在每个访问都说一遍，但又好像不写不行：“拍电影最重要是有‘故仔’，不是那个‘故仔’，是这个‘古仔’。”因为我们见面的会议室一旁，刚好就放了古天乐的人形纸板。

“除了娱乐之外，是否可以留一个空间给创作人，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有价值的事。其实很多电影人都关注社会，他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就想将它拍出来。希望投资方都要支持。”

电影不只用来逃避现实

尔冬升今年监制的两部电影《年少日记》和《白日之下》，前者正是“首部剧情”的得奖作，后者则是古天乐旗下的天下一电影出品。尽管两片映期相近，但不怕竞争，反而在上映前夕，双双揽下台湾金马多项提名。

尔冬升带著卓亦谦和简君晋，两个同样挨了十年终于拥有自己作品的香港新导演，分别交出了题材相对沉重的写实作品，一部是关于香港学童自杀；另一部则围绕香港残疾院舍的虐待事件。

尔冬升苦笑：“它们这类题材，一般公司并不是很容易开到戏，我自己经历过，当年我拍《癫佬正传》，同一年我大佬（大哥姜大卫）也拍了部《听不到的说话》，一部是关于精神有问题，另一部是讲聋哑人士。”

“起步时基本上都会拍低预算的电影，但低预算你就拍不到警匪片，只可以拍剧情片了。”

《年少日记》和《白日之下》都不是那种令人赏心悦目，放松一下的电影。作为两片监制，尔冬升坦言：“会找我帮忙的新导演都很多呀，他们本质上跟以前那一代没分别，当然是对电影有热情才会做下去，但也准备了会有冷水泼下来。”他想了一下，接著说：

“不过我自己的想法是有转变。以前做监制会involve比较多，而且那个年代的电影业仍然非常商业，有公司找你做监制，其实是要你揹飞（担保）。现在可能自己成熟了，经验又多了，我反而会给空间，首部剧情（指《年少日记》）的空间甚至更大，阿简（简君晋）这部《白日之下》会紧张一些，始终是古生投资。”

尔冬升形容，拍摄过程尽量不干涉，但前期制作会参与得比较多，“他们三个（简君晋与两名编剧李卓风、唐翠萍）构思剧本时，我会从旁给一些意见。其实反反复复，剧本上用了很多时间，在最后一稿，即是古生同意开拍之前，都被很多电影公司拒绝过，公司名我在这里就不说啦。过程是很漫长，拖了很久。”尔冬升欲言又止，简洁一句：“但我觉得这些没所谓，人家有权拒绝的。”

虽然说题材不够商业轻盈，是会令片商却步，但尔冬升觉得都是其次，反而跟今日时势有很大关系：“我想全球都是这样，当你在歌舞升平的年代，你可以拍多些写实的社会题材，因为一般市民会关心，他们自己没什么忧虑，就会花多些时间关注社会问题。但如果社会经济不好，很老实说，我们每个人身边的朋友、家人都可能是这样，大家自顾不暇，焦点就不会放在其他人身上。”

他忽然提起，刚刚这一届金像奖，许冠文说过，“‘很多事情我看新闻都看到，不需要用电影拍多次给我看’。前阵子都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一定要拍这些关于社会议题的作品，要那么沉重呢？但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电影只是商业和票房方面考虑，其实不需要有金像奖，你让观众去选最受欢迎电影，让戏院商会颁奖给全年票房冠军就可以，根本用不著金像奖。”然后他说：“我知道，有娱乐性，票房好，大家皆大欢喜。”

“电影固然可以让人逃避现实。”尔冬升感慨道：“但除了娱乐之外，是否可以留一个空间给创作人，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有价值的事，我觉得其实很多电影人都关注社会，他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就想将它拍出来。前年开始突然有很多写实题材，应该加分给他们，希望投资方都要支持。”

“这么多年来，我每次重看《癫佬正传》都认为自己那时并不是很懂做判断，为商业效果制造了一些很血腥的场面，相对来说，我破坏了很多社工一直以来的努力，那部戏有些反效果，令很多社区更害怕（精神病患者）。”

从《癫佬正传》到《白日之下》

比起《年少日记》，尔冬升显然对《白日之下》特别著紧，除了是要跟投资方（即是古生）有所交代，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三十多年前，尔冬升执导《癫佬正传》，拍当时没人敢碰的精神病患问题，赢了社会回响，但他心里有数，始终觉得有些遗憾。

“这么多年来，我每次重看《癫佬正传》都认为自己那时候并不是很懂做判断，因为拍了那部戏，在里面为商业效果制造了一些很血腥的场面，其实相对来说，我是破坏了很多社工一直以来的努力，那部戏都有一些反效果，令到很多社区屋邨都更害怕（精神病患者）。”

尔冬升重提旧事，缓缓道：“是否完全改变到社会呢？我自己觉得，今日投放给精神病人的资源会比较多，可能好了一点，但有时，突然有一些暴力事件发生（指今年六月轰动香港的荷里活广场斩人案），它突然又会推翻市民的观感。”

前车可鉴，难怪他再三叮嘱《白日之下》有某几幕的处理不能轻率。“譬如他们看到天台（长者全裸出镜）那一幕，我和阿简商量了很久。”作为整部电影最震撼观众情绪的一场戏，但同时不想哗众取宠，流于视觉冲击，尔冬升指大家拍得特别小心，而且要兼顾演员的个人感受。

“我自己拍过的电影都有裸体，像《色情男女》就在开镜之前几个月要开始筹划，尤其是东方人社会比较困难，有些演员可以正面裸露，有些只可以背面，或是各种要求，如何拍摄以及最终剪出来的版本，都要谨慎。”

尔冬升转而提起：“但我始终都觉得，将一些社会问题拍成电影，是想有一个良好的愿望，或者令以后的人，看到这些不公义的事，他们会发声。”他接著说：“香港虽然是几（颇为）进步，譬如你看到虐儿，甚至虐待动物，其实香港人是会很勇于制止，会去报警，香港从来不是一个那么冷漠的社会，但我知道，在这部戏（《白日之下》）所说的那件真实事件里，原来很多人是经常看到，他们为什么不说、不出声？我反而觉得很奇怪。在街上见到有家长打小孩、踢一只狗，香港人都会喝止，但可能要经过很久才会成为习惯。”

“香港从来不是一个那么冷漠的社会。”

并非想从尔冬升身上偷多一句sound bite，但真的很想知道，他何来信心拍一部改变香港的电影？譬如《白日之下》改编的新闻事件确实轰动一时，让人对残疾院舍的营运方式有所警惕，新闻是历史的初稿，电影呢？

尔冬升答得直白：“电影人的能力有限，像韩国那样可以用电影改变法例（最近期例子是《无声呐喊／熔炉》），放诸全球都极少数。”他想了片刻，续说：“以前有位前辈跟我说，电影不是这么伟大的事，你改变不了世界，最多只是提出问题，它唯一有作用的时候，就是被观众看到，然后在某一刻有所启发，我觉得那已经是好的电影。”

“但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最后结论都是要交给观众。”尔冬升微微一笑。

“如今内地拍那么多古装片、那么多动作片、警匪片，但我敢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香港的动作指导训练出来的。”

片商对新导演没信心

综观近年的香港电影，尤其是纯本地创作，普遍都跟《年少日记》和《白日之下》一样选择走写实路线，故事主题亦比较灰沉忧伤。常有人说，因为这年代的电影工作者，人文关怀比较多，尔冬升却喝著咖啡泼冷水，是经验和资金比较少。

“我们的主流工业，因为投资方需要内地市场，已经全面转移上去，如今内地拍那么多古装片、那么多动作片、警匪片，但我敢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香港的动作指导训练出来的。而其实拍这些动作片，本身要有一定掌控现场的能力。”

“香港的年轻导演其实未有机会接触这些，或者机会很少，所以他一定会去选一些自己身边最熟悉的题材，拍摄成本亦相对低，是各种原因令到他们这样拍。他可能都想拍大制作的电影，但不是那么容易得到投资方信任。”他说。

在这一方面，无论顺流逆流，如今仍然能够一年开几部戏的邱礼涛，可能是业界翘楚？尔冬升也不否认：“我就认识了邱礼涛很多年，他是摄影师出身，他的执行能力，首先令人相信。其实荷里活（好莱坞）的大部份导演都是不搞剧本，最主要看执行能力，即是对预算的掌控能力。邱礼涛有他的强项。有时投资方要开部所谓大片，都要考虑你会否拍到超支，不知怎样收科（收场）。”

“香港的年轻导演、编剧、演员，做电影的方式很有香港精神，他们每一个在现场都知道这一部戏要些什么，令我觉得回复以前，甚至是比我们以前那一代更好。”

“作为投资方的监制，不只看票房，往往都会衡量一个导演的综合能力、潜力等等，所以他们要在前面的阶段不断证实自己的能力。所以起步时基本上都会拍低预算的电影，但低预算你就拍不到警匪片，只可以拍剧情片了。大概是这个原因。”

不过，尔冬升认为，今日香港年轻导演的处境，算是有坏亦有好：“香港市场细（小），要说制作费、天数，比起大陆一定不够他们多，人家动辄都是几百人的大班底，但就很难要求所有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可能纯粹跟著阿头来开工而已。这一方面，香港的年轻导演、编剧、演员还有其他，他们做电影的方式很有香港精神，他们每一个在现场都知道这一部戏要些什么，令我觉得回复以前，甚至是比我们以前那一代更好。”

可惜的是，许多年轻导演随著“首部剧情”的得奖作一鸣惊人之后，却无以为继。翻查纪录，历届得奖者之中，至今只有李卓斌（2018《G杀》，2020《堕落花》）和黄绮琳（2019《金都》、2023《填词L》）拥有第二部电影作品，后者还是自资拍摄。

尔冬升一语道破：“投资方对他们未有足够信心，就算是‘首部剧情’专业组，资金去到800万港币，作为新导演要找电影公司开一部800万制作费的作品，都有点困难。以我所知，他们基本上都是限制在500万就封蚀本门，拍完之后可能内地都不上，直接卖给爱奇艺、腾讯那些。其实最关键的一件事，是你要写到一个人家没办法拒绝你的剧本，那你才有机会。”

“就好像《白日之下》这部戏，被人拒绝的时候，是有些打击，但有时摊下来想得客观一点，可能有些新的东西。投资方不是蠢，不至于连剧本是好是差都看不出，只是会优先评估风险。如果你的剧本好，你就就容易吸引到好演员，所以我并不觉得⋯⋯”说著，尔冬升忽然打住，笑道：“哎都不是，我电脑入面都有很多剧本拍不到。”

失败乃成功之母，尔冬升叹道：“都有拿过剧本给内地的大公司老板看，但他们有他们开戏的方针，你没得生气，不能勉强。”

当然，尔冬升都有不少成功例子，而且比起其他北上的香港电影人去得更北。去年上映的《海的尽头是草原》改编自内蒙古的历史事件，题材所限，一般香港观众都可能没看过，却为尔冬升赢了上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华语电影。

金像奖确实是小圈子选举

“所以，这些事情是我们控制不到，也不是我们去考虑的问题。”

自 2015 年起就是金像奖董事局主席的尔冬升，毫无疑问，是在一个风高浪急的时代接下火棒。

以前说起金像奖，通常都在娱乐版，见的都是红地毯上那些衣香鬓影。但过去几年，明星穿得性不性感、华不华丽，都不再是金像奖的焦点。因为金像奖几乎年年都上头条新闻。像今年《给十九岁的我》除名风波，像前几年《少年的你》横扫八奖又惹争议，当然，还有《十年》。最佳电影这个奖，是尔冬升第一年做主席亲手颁出。

金像奖仿佛有时为民请命，有时与民粹作对。或许，像尔冬升刚才提到的愿景，香港观众看香港电影，有时真的看得很重，看的不是娱乐性，也不是票房，甚至不是关心哪些作品得奖，而是哪些作品想看都看不到，没机会取得提名资格。金像奖的门槛，对某些电影作品来说，是高墙。

还犹豫著如何提问比较得体，但尔冬升忽然说起：“我昨天看新闻，原来在阿塞拜疆不知哪里有个影展，我以前都未听过。都是看 BBC 才知。”

尔冬升大脚解围，突然踢了去阿塞拜疆。但他没有乱作故仔/故事，翻查资料，他说的是 2013 筹办至今的巴库国际电影节，目前正在举行，“我看那些片段，有很多很特别的画面，来自几十个国家，亦有不同民族。但你在那个影展，这一年就看不到以色列的片了吧。”

“所以，这些事情是我们控制不到，也不是我们去考虑的问题。”他说得言简意赅，有点深奥。唯有似懂非懂的换个话题，谈金像奖的投票制度。香港没民主选举，再多痴心错付，金像奖也不会是。

“它就是一个小圈子选举，是一个行业奖。全部都是行家去选，鼓励去年做得出色的同业。”尔冬升想了一想，接著又说：“但老实说，每年都有旧人过身，有新人入行，如果不断更替选民，而且选民基数够大，都有充分的代表性。现在我们大约有 2000 个选民，投票分两轮，我自己不知何时卸任，但我会尽量希望将基数做大，不久可能会有新的后期制作属会加入，选民就多了。”

既然说要扩大基数，大胆提问，有没有想过扩大到不止是电影圈的投票？例如全民投票？尔冬升落闸：“我想暂时不会，它发展了四十多年，是慢慢演变出来的，很难重新建立一个新制度。可能出面会有人觉得，得奖的戏都很大路，其实不是，香港的戏，有些比较冷门的都会得奖。而且第二轮专业投票的时候，那些老板、戏院代表都没得投票，所以含金量相对高一点。至于个别的戏，以我的立场，我就不去想了。”

尔冬升最后答道：“很难让全部人都满意，但我们至少在制度上公平，因为你不可以去买票，但你可以去拉票，那是制度容许的。有人选的东西又怎会完全公平，奥运会都不可能所有项目是公平的，所以我觉得现时的制度，它可以再微调，但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坦白说，把金像奖这个“小圈子”选举和奥运会扯上关系，著实有点耐人寻味。直至翻查历届奥运会有何不公平争议，才豁然开朗，原来出现得最多是 DQ（撤销资格）事件，想到DQ四处出现的今日香港，似乎有所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