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十九歲的我》獲獎漠視了什麼？香港電影金像獎41屆以來的最大輿情割裂

新一代已然拼出另一副香港圖像，然而眷戀舊日色彩的仍為數不少。這何嘗不就是香港刻下的另一個縮影？

昨夜的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並沒有像之前預期，有一種呈現香港電影新世代爆破而出、並獲大程度獎項認可的結果。甚至乎，對獲眾多提名，也可能是去年表現最佳、由新導演執導的劇情片如《正義迴廊》（16項提名僅得最佳新導演及最佳剪接兩獎）和《窄路微塵》（ 10項提名僅得最佳原創電影音樂一獎），竟然是去到近乎忽略的地步。

綜觀主要大獎得獎名單，只能理解為是再一次對傳統電影工業意識的嘉許（這當然和評審構成有關），甚至更像是給予長年獎項缺失的勞動者的好結果。這說法並無不敬成份，因為的確是這樣，大獎得獎者中，是在業界多年的韋家輝（作為導演）及鄭秀文的首個個人重要獎項。

在理解工業行情的角度而言，算是本屆大贏家（《神探大戰》獲得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男演員、最佳攝影）的韋家輝，在《神探大戰》的主題、隱喻到場面把控上，確是成熟圓渾，難得是也算一定程度上回應近年的香港社會情緒；但就整體去年多路挺進的香港後浪潮新一代作品的現象而言，這個結果卻肯定是一個落後的取態，完全跟不上時代的脈搏。新一代已然拼出另一副香港圖像，然而眷戀舊日色彩的仍為數不少。這何嘗不就是香港刻下的另一個縮影？

二十五、六年前的名單

今次對已成風潮的新一浪「四字導演」作品的忽視，卻已變成對一整個新時代的認知落差。

香港電影金像獎四十一屆以來，從結果看來，從沒有過像這屆的輿情割裂。 2015年的最佳電影《十年》引起的爭議止於個別作品，而今次對已成風潮的新一浪「四字導演」（因巧合地這批作品都以四個字作名片，如《窄路微塵》、《白日青春》、《流水落花》、《正義迴廊》、《燈火闌珊》等）作品的忽視，卻已變成對一整個新時代的認知落差。

當中，最重要的獎項最佳電影頒與《給十九歲的我》，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男演員《神探大戰》，如果再加上較為眾望所歸的鄭秀文《流水落花》得最佳女演員，第一個發現，就是說這個名單的確就是二十五、六年前的名單不為過！1997年，35歲的韋家輝以《一個字頭的誕生》打出响亮一槍（主角也是劉青雲）。1998年47歲的張婉婷交出《玻璃之城》。獲獎辭惹來更多爭議的聯合導演郭偉倫也執導了首部片《垃圾年頭》。

25歲前後的鄭秀文，從96年至98年陸續以《百分百感覺》至《行運一條龍》奠定她輕喜劇天后的地位。那是一個可能性看來也極多源的日子，後來惘然而至的陰影像沒有被提早察覺。無論是《一個字頭的誕生》的另走偏鋒過火凌厲，《玻璃之城》的徹底懷舊，漫畫感與喜劇感豐富的偶像劇純娛樂都能在那段時間找到恰當的位置與生存空間。看來沒有太多人會過早憂慮到香港電影的生死存亡。

熟人系統？與兩個笑話

「序有應得」卻無意道破這屆結局的本質：明顯的論資排輩，一天未輪到你，就是因為長幼有序。

但事實上也得承認，必須把獎項背景和作品成績分得清楚，避免過多的瞞蔽或誤讀。於制度及業內的基礎上，一個由業界人士參與票選，造成偏向既有人脈的得獎結果，差不多是每一個熟人系統的共通點。香港電影金像獎沒有離開這先天設定的局限，但也擁有它個別特色，就是它既有古老傳統的一面，但有時又有擁抱時代的一面，獎項的結果，往往是徘徊兩者之間，看當年是哪一方的取向佔更大影响力。

這古老傳統，由獲得終身成就獎，91歲的胡楓那最後點精金句說出了重點：序有應得（這個引發現場最大反應笑聲的笑話，是因為在廣東話發音中，「罪」與「序」同），像用一個表面上是隨意的香港叫「食字」的諧音笑話，無意道破這屆結局的本質：明顯的論資排輩，一天未輪到你，就是因為長幼有序。那成績表更是用實証說明了這個「序」是如何堅固，像在說，韋家輝和鄭秀文，都等了這個獎四分一世紀！

頒獎禮另外一個最受歡迎的笑話出自吳鎮宇，當以香港演員的接拍機會來發揮，他提及「青黃不接」的問題，說的是或者當劉青雲和黃秋生都不接戲，新演員才更有機會。在這個香港人普遍稱為「爛gag」（冷笑話）的笑話中，卻包含了「序有應得」思維的另一面。是否必須通過上一代的讓位、被淘汰，才得以備出後浪向上的空間？不景氣是否因為沒有高質的在接班？

是否必須通過上一代的讓位、被淘汰，才得以備出後浪向上的空間？不景氣是否因為沒有高質的在接班？

代際之爭=奪權？

這無傷大雅的笑話當然令人捧腹，但背後的代際之爭的隱憂不容誤讀，決不能把它定位為一種世代的奪權，反而更多應是傳承和另闢蹊徑。因為代際之爭這好可能會給到一種兩代勢成水火的老屎忽（老屁股）與新世代的角力印象，最差結局是被看作一種奪權及鬥爭，造成一種既有權力的危機感從而生出的戒心，封閉了本該更為開放的大門。

反過來，它最大程度的積極意義，則是合該給到公眾，無論是業界資深專業人士，抑或觀眾，直接認知到新世代的來臨，以至自有一套的新玩法，放諸電影主題、手法、卡士甚至到宣發都截然一新。而去年這批新導演的作品，正正就以作品說明了這大轉向。

代際之爭的最差結局是被看作一種奪權及鬥爭，造成一種既有權力的危機感從而生出的戒心，封閉了本該更為開放的大門。

也正是在這背景下，我們才更明瞭這獎項名單的缺失。對比新世代後浪潮導演及演員去年的蓄勢既發，今次單看獎單，成績並不突出。以最受關注的演出或編導獎項而言，和後浪潮有關的只有《流水落花》（還得是鄭秀文的原因）。《正義迴廊》和《窄路微塵》也只能獲得個別技術獎項和《白日青春》得最佳新演員獎，至於新導演獎固然只能給新導演不能算是大收成。

《給十九歲的我》得獎：1+0.5

最佳影片頒給《給十九歲的我》，更是說明這古有穩建的投票取向，看來是完全忽視了該片後來引發的沸騰輿論，背後是對製作過程公義的漠視。

最佳影片頒給《給十九歲的我》，更是說明這古有穩建的投票取向，看來是完全忽視了該片後來引發的沸騰輿論，背後是對製作過程公義的漠視。這部鬧出香港電影界近年最大風波的作品，短期內可能都不會再公映，使它諷刺地成為一部沒法被看到的最佳電影。評委經社會輿論反响仍作出這投票取向，其實大可視為是對傳統具地位製作人的關係，也有一種表態成份。

但其實，說電影金像獎的取向保守偏熟人政治，也不盡準確。不看遠的，就是在2015年也曾頒過給極具爭議的多演合集作品《十年》—— 這部今時今日看來可能也難以拍出的作品。所以，得了解到，此獎的獲獎密碼，其實是游走於起碼兩個不同意識取向，有時，是工業意識主導；有時則是時代意識主導。

兩種意識長期搖擺，就看當年的選擇傾向哪邊。工業意識，表現於對相對老資歷者的認可，對製作難度的重視，甚至是那較為「古老」即傳統的港片特質的珍視等。

過往，如《英雄本色》那種極大公認性的，正是1＋1即兩種主導的結合，因此也無爭議。至於《十年》，則可理解為時代意識的產物。同樣，《給十九歲的我》及《神探大戰》此番得獎，也是極大可能是歸因於今年投票人的工業意識略高，除了上述對熟人經驗者的認可，也是對老方法的依仗。

這由《神探大戰》編劇提及的「飛紙仔」現場落實拍攝台詞（近乎被神話化了的香港電影陋習，也是結果出來後社交媒體上評擊的其中一個焦點），到《給十九歲的我》那種「拍了再算」的心態是出自同一思維（再遠則是張婉婷曾提及的各種拍攝時遇困難懂「執生」的習慣）。

最佳電影《給十九歲的我》同樣在社交平台上被鬧（罵）得最烈，但如果以上述投票取態來分析，即發現它實則合乎了1＋0.5的特質，即它既是工業意識取態下的所好，也有一半是涉及時代精神的加分（此片有它拍攝過程的倫理爭議，但也具時代精神的記錄）。當然，作品的拍攝過程倫理爭議令它在業界外的認受性大打折扣，可影片本身的時代記錄印記仍舊是留給香港值得一記的一頁，尤其是當更多其他有關過去幾年香港社會冲擊的記錄片不能在香港公映及大範圍討論。

投票人落後於形勢

這屆疫後甚至是香港劫後重啟，理應更備受注目的金像獎，確實存有極大的遺憾不足。就是對於2022年作為香港電影再啟航的分水嶺一年，它沒有至少用獎項來記錄這轉折並寫進歷史。

不過，這屆疫後甚至是香港劫後重啟，理應更備受注目的金像獎，不能否認是它確實存有極大的遺憾不足。就是對於2022年作為香港電影再啟航的分水嶺一年，它沒有足夠反映，或至少是用獎項來記錄這轉折並寫進歷史。當然，在幾個最受關注獎項提名中，如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新導演都有佔比，但綜觀結果，這些具豐富時代意義及香港電影轉型定義的作品，在得獎成績上是近乎空手而回。

這現象令人最為担憂的，並非替新導演們不值，他們也申明，是自己另創定義的時代，不需傳統獎項的「認可」。但反向思考，以這結果而言，卻反映出工業內的專業人士，同時作為投票人，他們對社會變化的敏感度嚴重不足，落後於形勢，並可說與更新一代的影迷脫節，這將大大影响他們日後對製作及口味的掌握。

輕微的安慰是，金像獎協會會長爾冬陞強調作為一個獨立運作的團隊，他們沒法干預選出的結果，仍然顯示一種選舉體制及運作，由既定規則去決定的中肯，而不輕易因不同的輿論及壓力而隨便修改規則或濫用特權。這在香港新常態中已是磊落真誠担當。

由此引伸下去，真正值得担心的，除了是上述的投票成員組成的眼光和價值取向之外，這個本身已不太大型的選票庫，它的成份組成在未來日子會否容易被改變？透過協會投票成份的改變換血，從而導致某程度上的投票意識操控？

金像獎協會會是下一個目標？

金像獎協會，見於其既有的知名度及歷史，會否成為下一個需要被盯緊的組織，以確保結果的「血統」沒「差錯」？

再說白一些，在全面接管的新常態下，透過選舉可投票者成份的改變，新政策正在通過加添投票額或冲淡原有成份的方式，以達致最終的對投票結果的保護，務求所謂民主投票結果是在既有框框下不越雷池。這從香港議會選舉，到政府文藝界團體的換屆中已充份體現。

金像獎協會，見於其既有的知名度及歷史，會否成為下一個需要被盯緊的組織，以確保結果的「血統」沒「差錯」？這在目前沒有明顯跡象，可卻是日後須要關注的課題，若真出現此情況，將大大損毀香港電影金像獎已飽受挑戰的信譽。而保持一定程度的封閉性，換一個角度，又成為了避免它因被過度滲透而被操控的無奈之選。

整個頒獎禮台上得獎發言中，新一代創作人都表現得克制，可能因為容許他們高呼得獎感言的機會並不多。當中，憑《窄路微塵》得最佳原創音樂的黃衍仁還是隱約說出重要的一段，他說若有機會繼續參與金像獎，會一直穿當晚同一套衣服，「直到我們可以喺香港嘅戲院，睇晒林森拍嘅電影嗰一日。（直到我們可以在香港戲院，看到全部林森拍的電影的那一天）」林森合導，以反修例運動作故事背景的《少年》並沒有機會在香港公映，也更令人聯想到，今天的香港電影及金像獎，實在是遺忘了另一些香港故事。

「直到我們可以喺香港嘅戲院，睇晒林森拍嘅電影嗰一日。（直到我們可以在香港戲院，看到全部林森拍的電影的那一天）」

再一次強調，代際討論不是世代之爭。當新導演們討論對老規則，或頒獎禮後可理解為「序有應得」的不屑之時，並不排除大家的共同參與，拍戲，看戲，講戲，拿獎，不論長幼。今屆這批新導演的作品可能沒有在得獎名單中有太多留下，但毫無疑問，香港已然看見。

一個領獎後的細節或者說明了這種疫後重逢的意義。正在拍翁子光新片的劉青雲感嘆說，當晚碰到許多之前不認識的新導演、新演員，他應該和自己同輩的導演一樣，樂意明年繼續和大家競逐，無須等到「青黃不接」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