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之后，我的人生仿佛裂解成了before和after，我过往拥有的能力被剥夺，我不再外向、喜欢交友，不知道该如何与旁人互动，更失去了对公共事务的热爱。”一袭黑衣包裹著身形削瘦的L，她在公开撰文揭露自己遭遇驻台外交官性侵未遂后，对端传媒如是说道。
那件事发生在2022年，刚结束旅欧生活的L，满腔热血地回到台湾，正准备贡献所学于外交领域。任谁也没想到，在L身心留下严重创伤的对象，竟是这个她亟欲发挥的职场。
今年5月底，MeToo运动开始在台湾发酵。L回忆，当时她每天看到许多文章、接收到许多讯息，对于还走在复原路上的她，内心难免带来许多冲击。除了对受害者感到难过心疼外，L遭遇性暴力那天的回忆，如洪水猛兽般不停地浮现。
“去年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了回答内心深处的叩问，L决定透过书写帮助自己思考。6月10日，L在社群网路上贴出文章，这篇她花了好几天书写下的文字。“有几天我状况好，就可以多写一点；也有几天，光是写一两句就无法再继续。”
就在那个周末，L感觉自己的情绪已经累积到了临界点，“今天我要把我的故事拿回来。”凭借著一股冲动，L将文章贴出，迎接她的不是如释重负，而是对于网路世界未知恶意的害怕。于是，L关闭了网路，开始无法自主地哭泣长达两小时。
L在文中回忆，她在去年9月时，遭时任波兰驻台办事处副处长李波（Bartosz Ryś）酒后性侵未遂，引发创伤症候群。即使她向法院提出告诉，却因“案发时已年满27岁，教育程度为研究所以上，曾于国内就读知名大学社会系，且曾旅居德国四年，案发时系在职场工作中，依其学经历及社会历练，在遭遇不服己意，强令屈从之涉及性自主之事，甚且就可能涉及对自己性侵害之违法事件之发生，自应有一般健全通常人之认知及反应⋯⋯”为由不起诉。
文中，她提到自己事发后隔天“竟然先道歉”，也因为这个道歉，让L在司法程序中，面对警察、律师、检察官、社工、精神科医师、精神鉴定师、咨商师提问，“永远回答不了这题。没做错事的人，为什么先道歉？”L写下：“到头来我连说不要都很礼貌。到头来我比谁都会忍耐。假装正常，假装没事，切著盘里的炒蛋香肠。内心对这个世界的信任ㄧ块一块崩解。”
整晚都未曾阖眼的L，才想到星期一上班得先请假。传讯息给主管后，L很快地收到主管来电关心。“当时我在电话中一直哭、一直道歉，还问了很多笨问题，像是我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外交关系？”事后L不禁回想，在那个极度受伤和恐惧的当下，包含自己在内的性暴力幸存者，依然贴心地想著要顾全大局、不要造成身边的人负担，“这个社会到底是如何把女性规训成这样？”
性暴力后，PTSD才正开始
“我很常把衣服穿反、记忆力变得很糟、睡前要检查数次有没有锁门、异性好朋友站得离自己近一些，她的内心却只想尖叫。”
MeToo运动在台湾持续延烧至今，来自不同领域的受害者，就和L一样，先后撰文揭开过往所遭遇的性暴力。从目前多数MeToo受害者自述可以清楚看见，即使事隔多年，性暴力所带来的创伤，仿佛从事件发生的那一刻起就如影相随、挥之不去。
受害者选择在此时此刻公开指控，背后的理由有许多：对某些人而言，希望诉求迟来的正义，有的人基于不愿让更多人无辜受害，有些则是负面压力的释放。但伴随而来的冷言冷语、加害者的司法施压，都极有可能让受害者再次陷入恐惧和自我否定的情绪中。
诉说本身并不容易，更何况是采取公开形式。
在L遭遇性侵未遂后，即使是身边最要好的朋友，她仍难以启齿诉说这段经历。“我的文章一出来，吓到很多朋友，让他们替我担心，我真的很不好意思，舍不得他们难过，也很珍惜他们对我的关心。”
除了身边亲友，L的文章也让她收到海量国内外性暴力幸存者的讯息。这些陌生讯息让L慢慢理解到，MeToo运动比她原先想的更有意义，“我的文字让她们有了出口”。透过集体书写与共感创伤经验，发现自己并非只身一人。
L提及，在她遭遇性暴力事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白天记忆力消退、晚上睡不好，“我感觉自己像是猎物，身体随时保持高度警觉，对于声音特别敏感。”甚至某次，L在公司闻到清洁剂的味道，让她联想到加害者身上的古龙水，忍不住跑到厕所呕吐。
好不容易，透过各种心理咨商管道寻求支援，L开始觉得自己有能力跟创伤共存。但当文章贴出去后，她形容，仿佛一座看似装载澄澈清水的水族箱被剧烈摇晃，沉积在水底的泥沙再度浮上表面。
这段日子以来，L感觉自己的心理状态有点退回事发不久后，也或许因为承受巨大的压力，让她反复生病，“有时候觉得好好的可以出门见见朋友，更多时候又只希望能够独处，或是抛下一切，跑到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L的诊断书上，明白写著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四个英文字缩写，涵盖了她在文中提及的各种反应：很常把衣服穿反、记忆力变得很糟、睡前要检查数次有没有锁门、对声音极度敏感、异性好朋友站得离自己近一些，她的内心却只想尖叫。
像L这样的案例，曾协助无数性暴力受害者的精神科医师杨聪财并不感陌生。他说明，性暴力受害者在事发一个月内，会出现急性压力障碍。由于性暴力事件并非受害者自愿，导致他们产生惊恐、愤怒、焦虑不安的情绪。情节严重者甚至会进入解离状态，这些都是身体自我防卫机制，显现受害者不愿再接受到和性暴力有关的讯息。
杨聪财指出，假如性暴力受害者在这一个月内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与协助，就会演变成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情绪容易陷入忧郁，对未来产生无助感，白天容易疲倦不安、注意力不集中，夜晚则经常出现睡眠障碍；有些受害者甚至会出现强迫症行为，像是不断洗刷或擦拭受加害者碰触的肢体部位，甚至为了避免回想事发经过，透过暴饮暴食、酗酒或不当用药等行为自我伤害。
由于性暴力加害者经常是生活中熟识的亲友或职场上的同事，杨聪财提醒，这也让受害者在事发后容出现关系障碍，对于周遭的人容易产生不信任，甚至将自我封闭，减少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如果发现经常吃不好、睡不饱，这些都是警讯，”他强调，当负面情绪持续出现时，千万不要沉默以对，应尽可能向外求助。
杨聪财从精神医学的角度分析，任何形式的暴力对待，都会在受害者身心留下阴影，让血清素、多巴胺、肾上腺素分泌不稳定。他说，初期会以相关药物协助受害者稳定情绪，减轻焦虑和帮助睡眠。而在心理方面，杨聪财说，目前处理性暴力事件常见的作法是认知行为治疗，告诉当事人不要过度自责，觉得自己在事发当下没有适当防卫。
除了医疗专业人员的介入以外，实务上也会邀请受害者身边亲友加入治疗行列，透过周遭亲友的倾听与陪伴，让受害者知道，并非身边所有的人都会对自己造成伤害。杨聪财说，也可以借由组织支持团体，分享彼此类似的受创经验、面对的方式和复原经验，“当受害者在黑暗中看见前方有光，便会觉得自己并非孤单一人。”
此外，由于性暴力涉及肢体接触、亲密互动与人际关系，临床心理师黄惠萱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线索，让受害者容易勾起受伤回忆，让性暴力受害者创伤经验重现机率很高。
“就像是镁光灯直接打在大脑上。”黄惠萱说，性暴力受害者经常会在认知想法上出现许多扭曲，如自我批评、容易产生罪恶感、社交上也经常出现焦虑跟退缩，或是在创伤经验重现时，脑子一片空白无法正常思考。她提醒，性暴力受害者遭遇到的，可能是长时间的职场性骚、亲密关系里的约会强暴，在暴力程度跟事发情况不同下，更容易出现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在医师贝塞尔‧范德寇（Bessel van der Kolk）出版的《心灵的伤，身体会记住》（ The Body Keeps the Score）一书中，归纳出疗愈的四阶段；而在第一阶段，便是先找到能让自己镇定与专注的方式。
黄惠萱解释，受到创伤当下，受害者容易钻牛角尖、不断反刍创伤经历，并对过去和未来产生担忧，第一阶段便需要先把自己拉回“当下”，“不需要为了已经发生的事感到自责懊悔，也不必担心未来尚未发生的事。”
黄惠萱说，在这个时候，她会带领患者透过放松疗法，以肌肉、呼吸等练习让身心渐渐镇定，让生理回到可以正常吃、正常睡，脑袋才有冷静办法思考，以接受其他后续的治疗。
当受害者找到能让自己放松的方式，第二阶段黄惠萱会带领受害者在创伤经验被勾起时，练习使用这些技巧。她形容，这样的过程，就像是先在安全的泳池里学游泳，而当发生溺水时，便会知道如何自救。
她表示，动物在面对威胁出现当下，脑中会出现“战逃反应（Fight-or-flight response）”，例如MeToo受害者在看到网友留言攻击、或加害者提告威胁，可能第一时间会心跳加速、全身紧绷，“这时要记得告诉自己当下是安全的，透过想法的改变来稳定情绪。”
而在第三阶段，受害者可以开始练习把专注力集中在当下，阻挡有害身心的有毒关系（toxic relationship）、辨别哪些是扭曲的信念，同时与身边的人重新建立能够尊重彼此界线的关系。
最后一个阶段，黄惠萱强调，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要不要诉说自己曾遭遇性暴力的秘密，说与不说“没有对错”。她也提醒，当事人不需要对自己保密，“当自己都不敢直视创伤，就会失去疗愈过程的主控权。”
亲友的陪伴，助受害者走过创伤复原
当友人听到厕所清洁剂让L联想起加害者的香水时，忍不住吐槽：“那他品味一定很差”。她问及自己：“也许这是当时的我最需要的吧？”
在疗愈的过程中，与其独自面对，黄惠萱和杨聪财不约而同认为，人类作为群居动物，身边亲友的陪伴，在创伤复原过程中，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
受访那天，L提到，不久前一位德国朋友到台湾找她，这趟旅行在L遭到性暴力前早已安排。L原本打算按照原定计划，白天工作空档陪伴友人走访旅游景点，晚上则让对方借宿台北租屋处。后来是贴心的友人主动察觉L的心理状态，临时又订了旅馆，让L能够多一点时间独处。
这样的体贴以外，无害的玩笑，也让L得到些许慰藉。
L回忆，事发后，不知所措的自己，难以向身边的人启齿与求助。直到后来，她才跟身边最信任的朋友约在包厢，吞吞吐吐地道出事发经过。L还记得，当友人听到厕所清洁剂让她联想起加害者的香水时，忍不住吐槽：“那他品味一定很差”。她问及自己：“也许这是当时的我最需要的吧？”
临场心理学家苏珊・席尔克（Susan Silk）曾提出“同心圆理论”（Ring Theory）。2013年，她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刊出〈怎样才不会说错话〉（How not to say the wrong thing）一文，分享她在罹癌后所观察到的现象，例如当人遭遇重大危难后，身边的人却经常忽略他们的感受，甚至说出令人难受的话；而画出同心圆，则让自己知道可以向谁求助。
据此，黄惠萱分享到，当暴力事件发生后，我们可以先画下一个圈圈，在里面写下受负面事件影响最深的核心人物名称（如MeToo事件受害人），接著在核心圈圈外围画一个更大的圈，写出哪些人受到的影响次大（可能是MeToo受害人伴侣或家人），然后持续画出一个个更大的圆圈，根据人们和这次危机的关系紧密程度，依序填入他们的名字。
在同心圆里头，无论你身处于哪一层圈圈中，都要记得“向内圈提供安慰，向外圈寻求安慰”原则，安慰那些和不幸事件关系更密切、受到影响比你更深的人，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向距离悲剧较远的人寻求支持。
在寻求支持上，杨聪财则建议，许多时候受害者需要的是倾听与同理，身边亲友尽可能不要说“不要想太多、事情总会过去”这类的话，而是竭尽所能地让对方诉苦、并适时表达同理心。如果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也可以邀请受害者到户外走走，或是与对方一起从事感兴趣的活动，借此转移注意力，帮助受害者走出悲伤情绪。
不过，杨聪财也提醒，创伤后的心理重建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中间有时会进二退一，让受害者心理难免会产生阻抗期，进而不愿持续就医。如果身边亲友此时可以持续给予关心、透过提醒与鼓励，能够帮助受害者接受完整治疗，避免创伤慢性化。
停止“完美被害人”的标准
“你们告诉我们捍卫身体自主权是我们的权益，但为何事件发生时，受害者却难以透过体制管道伸张正义？”
受到这一波Metoo运动影响，台湾多个性别倡议相关团体，连日电话与求助讯息接不完。刚结束上个会议，赶在下一场会议的空档，励馨基金会执行长王玥好得空接受端传媒的访问。
王玥好指出，台湾以“性平三法”作为涵盖职场、校园与日常生活的保护网，但性骚扰事件态样多元，如公司办活动，员工可能被志工或外包厂商性骚扰、学校老师则可能在下班后做出逾矩言行，当主管机关没有统一窗口，受害者在求助时便容易感觉被政府踢皮球。
其中，《性别工作平等法》将职场性骚扰的调查与申诉机制归诸于雇主，但在许多时候，当雇主本身就是性骚扰事件的行为人，就会导致球员兼裁判的疑虑（编按：新版性平三法修法通过，被害人可直接向主管机关提起外部申诉）。站在雇主立场，王玥好认为，并非所有职场负责人，都有足够的性别意识与相关处置经验，即使雇主有心想要保护受害者，也容易因为专业知识与经验的不足，让受害者在过程中受到二次伤害。
根据励馨基金会的性别暴力调查结果，有高达七成民众在遭遇职场性骚扰时选择不申诉，这样的数字并不让人感觉意外。“职场性骚扰涉及权势问题，被害人光是要鼓起勇气申诉就很不容易，当制度与保障不健全，被害人最后就只能碰运气。”王玥好感叹。
观察这一波台湾的MeToo运动，王玥好认为，这反映出过去20年来，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与性平意识逐渐深耕，让许多年轻世代勇于挺身而出，替自己所经历的不当对待发声。他们的行动仿佛在对握有权力的大人们说：你们告诉我们捍卫身体自主权是我们的权益，但为何事件发生时，受害者却难以透过体制管道伸张正义？
王玥好观察，过去在欧美许多挺身而出的受害者是名人，本身拥有一定程度的话语权；在台湾，则看见许多素人受害者勇敢发声，社会应该要给予肯定，停止用“完美被害人”标准来检讨当事人“你为什么不？”或是“你应该”，而是从中检讨现行制度的缺失，理解对被害者而言，当时选择不说，只是不得已情况下的有限选择而已。
过去，因为保护制度的失灵，让许多受害者尝试求助却得不到适当的回应。王玥好认为，在台湾社会“不要破坏人际关系和谐”情况下，受害者往往只能选择离开，或是保持距离。
在励馨基金会针对性暴力受害者提供的创伤治疗中，王玥好发现，很多时候受害者一开始诉说的，都是对于家人、主管等理应作为保护者的不满，可见第一时间应该要提供保护的人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对受害者造成更大的伤害。
“对于被害人而言，安全感的建立绝对是优先的工作，”王玥好表示，除了制度上透过修法以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外，一旦受害者的家庭或职场上无法发挥保护功能，可以透过朋友、社团建立起支持系统，让被害人找到安全感与归属感，陪伴他们一起走在疗愈这条漫漫长路上。
“即便破碎，但我没有一刻感到羞耻”
“打从性暴力发生的那一刻起，过去的L已经消失，虽然和新的自己还不熟，一切都还在适应中。”
文章发出至今，L收到了许多支持与关心，她依然不时感到“抱歉”：对丢出文章后吓到朋友感到抱歉，遭受性暴力后需要请假对主管感到抱歉，担忧影响台湾外交关系，她同样无法避免地觉得抱歉。
L告诉我，这个“抱歉”，是因为舍不得、也是珍惜别人对自己的好意跟关心，才有的。
咨商师提醒她，她很重视人与人间的关系，即便在公事上，也经常以他人立场、以大局著想，把自己放到很后面。“不过我不会对被告、和被告身边的人感到抱歉。” L说。
L说，很难过这件事情发生在很多幸存者的身上，很难过让大家担心，也对于每天都要面对自己人生的断裂感到非常痛苦，但她选择告诉自己，打从性暴力发生的那一刻起，过去的L已经消失，虽然和新的自己还不熟，一切都还在适应中，但内心坚定微小声音明确告诉她：我已经拿回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拿走。虽然身心状况时好时坏，但想要持续往前的信念是不变的。
也因此，L提醒性暴力幸存者身边的亲友，要接受性暴力幸存者很有可能变成个性截然不同的全新样貌；无论是亲友、同事或是伴侣，都需要重新打造新的相处模式，给关系多一点同理和弹性，理解当事人遭遇创伤后，会出现身心变化的不可控。
访谈尾声，L聊起她接下来的旅行安排，脸上出现一抹难得的微笑。现阶段的她，仍走在自我重建路上，情绪依然会忽然低落或瞬间超载。但不同的是，L不再认为诉说自己的故事，有愧于台湾的外交乃至于任何人。
“我可能很破碎吧，但我从来没有一刻是感到羞耻的。”此时此刻的她，眼神闪耀著坚定的光芒，像是树木历经一场寒冬后，枝头即将绽放出新芽。
不必感到有愧于台湾的外交，即便有错，也是加害者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