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完整性平教育的一代：台灣大學生怎樣應對性騷擾？

【編者按】5月21日，台灣大學經濟系學會會長選舉公告公布，其中一組候選人因其提交的政見條條帶著歧視，引起與論譁然。網路世代年輕人以極端言論博取眼球，不算什麼大事，然而，這組參選學生自治組織幹部的學生，之所以會踩到輿論巔峰，是因為這已是台灣在一個月內，第三起菁英學生以歧視言論作為活動宣傳的事件。

相較於台中一中與台大言論月風波是針對原住民族群加分制度的攻擊，這組候選人的政見是針對性別、族群、階級、身分的「無差別掃射」。其惡意，激怒更多人，紛紛提到以美國頂尖大學的標準，這些學生應該被撤銷學籍。目前該組學生已送性平會調查。

在上一篇報導，我們提到了性平三法與校園性平機制建置的脈絡及其不足，彰顯學生與被行為人以行動推動性別友善環境以及法制建立的勇氣，這篇則聚焦在性平三法即將滿20年的今天，這些已接受過完整性平教育的世代，所面對的性平環境為何，他們對於性平機制是否有足夠的認知，是否能思考自己該採取什麼樣的防備武器，以保護自己？

端傳媒透過三位分別遭受言語性騷擾、肢體性騷擾與性侵害之當事人自述，呈現這個世代學生的思考與行動。

清華大學四年級學生Lunn（化名）曾在一次活動中，關心一位腿部不適的男同學。這位男同學在活動空檔一邊道謝，一邊將手放在她的腿上，毫無離開的意思。她眼睛看向四方，始終無人伸出援手。她感覺，旁人的眼神似乎下意識避開，裝作沒事發生。

「我是不是太敏感了？」

「當下沒有反抗，是不是我也有問題？」

Lunn最後什麼都沒有說，但記憶裡的拷問未停。

經過教育部統計，2022年各級學校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通報件數統計超過萬件，其中大專院校比例最少，不論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約佔一成，且性騷擾申報案件數量逐年增加——但像Lunn這類這些「不知所措」，而未申報的案例，自然不算在內。

校園性騷擾的程度與樣態不一，從言語性騷擾、肢體性騷擾到性侵害與性霸凌，面對這些傷害，當事人的做法也各不相同：有人困惑隱忍、有人沉默後訴諸性平程序，也有人採司法告訴。

在台灣，性平三法（編按：係指《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自21世紀初開始施行，至今已有20年。換句話說，如今這一代台灣大學生，正是活在性平教育法實施的時代，也是受到完整性平教育的一代。然而，從校園歧視性言論，至校園裡倍數增加的性平申訴案量，乃至學生在性別互動上「不舒服」的感受，一方面顯示了性平教育與法制或仍有不足之處，但另一方面，也同時證明相較過去，當代青年更能夠意識到性平問題，更願意說出來，甚至有所行動。

清華大學性別平等委員會副主委林文蘭表示，這與校園性平宣導密度有關，當校方越積極進行性平教育宣導，學生的性別敏感度就會提高，也越會傾向相信性平機制，申報數也越多。

端傳媒嘗試透過三位大學生的自述，呈現校園裡「生對生」的性別歧視與騷擾如何發生。受到性騷擾的時候，這些年輕學子是否知道如何反應？能否找到性平申訴管道，而她們又是如何面對、思考這段經驗？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決定行動？

個案一：C同學，言語性騷擾，無申訴

「我不需要他的道歉，也不想要。但如果他未曾覺得這樣講話是有問題的，又該如何讓他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呢？」

我的不舒服是真實的，只是我不確定，這樣的經驗算不算是性騷擾？但是，不論性騷擾的定義是什麼，都不影響我的感受，我確實感到噁心。

這個人是同校學長。我們透過朋友介紹認識，也曾一起看電影吃飯。他不是壞人，儘管他明顯對我保有好感，但我並沒有交往的意思，只能逐漸拉開距離。

鄭家純主持事件

最後一次見面，我們聊到了鄭家純在主持尾牙遭到性騷擾的話題，他說：「當下不舒服就要反應啊，事後才來指控的話，不就隨便都可以喊性騷擾嗎？」

我一時不知道如何反駁他，不料，不久之後，被性騷擾的是我，而我依然無法應對。

那時，我要去商店購物，他也隨之而來。看到我買了生理用品，他還高興地說，這是第一次跟女生一起買衛生棉，又因為我拿的是衛生棉條，引他好奇發問：「為什麼要用衛生棉條啊？」

「比較不會悶熱不舒服。」

他的回應讓我想立刻離開現場：「如果棉條沒有放對位置，那走路一直摩擦的話，就會很爽囉？」

就算這是一個玩笑話，但那個當下，我極度不適，只覺自己被侵犯了：所以他是好奇我私密處的身體感嗎？怎麼有辦法講出這種「玩笑」？

「並不會，會很不舒服。」

戴著口罩的我一點都不想假裝迎合，上樓繼續採買生活用品，但他仍然繼續著自己的「玩笑」：「欸！那如果男生下面跟棉條一樣長的話，女生就不會破處囉？」

我再無法忍受這樣的言論，卻也沒有嚴厲制止，只能暗示他這個話題不受歡迎：「我不知道，不要問我這種問題。」

而他似乎沒發現不當，繼續自以為幽默的笑說：「不是啊你想想，很有道理吧？那不然你去問別人，再來告訴我。」

當下我只想趕快離開這個人，切斷與他的往來。而後，他意識到我明顯的抽離、並為此感到難過，也在事發一個多月後私訊想和我「講開」──只是在他的認知裡，只存在著我的「突然不理」，對於自己的言語冒犯，絲毫不覺。

我擔心自己的反應會不會是一種「小題大作」？但我又要怎麼跟他坦白這些對話，讓我完全不想與他往來？

基於對他的認識，我明白他認為我們是可以「開玩笑」的交情（即便我覺得再好的朋友都不該這樣開玩笑），他或許不認為那些話有什麼錯。

但正是因為這種玩笑式的騷擾情境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接觸到的，也是很難指認或直接提出控訴的。基於與當事人的交情、事發情境，以及對話語的認知，有太多考量點讓騷擾被包裝在玩笑的外殼中，「無惡意」的侵犯到他人。

即使事後，朋友建議我直接通報性平會處理，我也無意指控他是性騷擾。我知道他沒有惡意，而我也自始至終都沒有跟他表明自己的不舒服。

我不需要他的道歉，也不想要。但如果他未曾覺得這樣講話是有問題的，又該如何讓他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呢？

這樣的經驗一度讓我拒絕跟異性有過多的交流，因為我不知道對方什麼時候會突然冒出一句讓人無法招架的，無惡意的玩笑。

我想，最可怕的，恐怕是對自己的言行毫不自知。

個案二：王聖華，肢體性騷擾，向性平會提出申訴

「『為什麼不反抗』、『為什麼不早點說』、『你又沒有證據，是不是在血口噴人』，受害者永遠都在沙盤推演可能受到的攻擊，而因此卻步太多、太多次了。」

「書院」是清大的特色之一，各系所的學生一起居住在同一宿舍空間，經常舉辦講座、各類活動，鼓勵所有同學多加互動；空間上則是以樓層區分性別，男性不可進入女性樓層，唯獨公共空間無分性別的。在清大主打「跨領域」的目標下，書院的成立可說是這項政策的具體呈現，然而，在這樣美好的願景之下，卻藏著晦暗的性平事件。

像是在日常互動中，學長或男性同學時常亂開性相關的玩笑，在場的學妹們只能默默隱忍。我清楚記得，有人在群組內傳訊息問大家是否要去夜唱，一名男同學卻是回覆：「有妹嗎？」

這些話語讓我不適。當時我才剛上大學，還一度懷疑是不是因為自己剛從女校畢業，又讀人文社會學系，對於社會意識敏銳，才會感到如此不舒服？或許，其他女同學並不覺得那是冒犯，而是我太過敏感？於是只能想辦法忽略這些不適，繼續住在書院──直到我被肢體性騷擾的那一天。

那天是2020年6月4日，星期四，我穿著長度快要及膝的新竹女中體育褲，下樓到公共空間準備領取宿舍發放的食糧。正準備要加入隊伍時，前面兩位正在聊天的男同學突然分開，其中一位離開隊伍，我雖一度困惑，還是不疑有他，入列排隊。此時，那位剛剛離開的男同學竟又回到隊伍，把我夾在他們兩人中間。

這兩位男同學一前一後包夾我，不斷聊天，且越靠越近──我發覺自己的屁股、大腿不斷被輕微地觸碰。當下我嚇壞了，不斷想著「我要離開」、「我要請他停止」，但又害怕這是誤會一場：「說不定他是不小心的？」「如果我誤會他了，那要怎麼辦？」

我一邊思考該如何反應，一邊下意識的閃躲，而那隻手則繼續摸近我的臀部。

書院的廚房空間不大，隊伍也不長，當我還在思考該採取什麼行動時，已經輪到我領食糧了。我在桌前略微彎腰前傾，以便簽名領取，但可能是臀部隨著我的動作自然向後，又或是線條變得明顯之類的，後面的同學更是變本加厲摸碰我的身體。

我不得不倉皇而逃。

回房後，我打開聊天視窗，想要對朋友哭訴，但打了又刪、刪了又打，始終無法開口，只好點開清大與書院的網站，試圖在網站中搜尋「被性騷擾了應該怎麼辦」的資訊。但怎麼也找不到，我唯一想到的辦法就是盡快退出書院。

至今仍然記得，當夜，我躺在床上拿著手機，看見女性受侵害的事件遭到輿論注意。於是，我發了一則公開的限時動態，嘗試找到有受過性騷擾經驗的人，好讓我能夠求得幫助、找出應對方式。但可能當時訊息不清不楚，而未能得到回覆；只好在摯友群發了一則限時動態，黑底，灰色小字寫著「半夜覺得自己要吐了」。

之後，我就再也沒有提起這件事。它變成我心中的一片陰影，一直在某些細微的方面影響著我。此後三年，我只踏入書院一次；聽見有人說他多麼喜歡書院時，我總是在心裡質疑「怎麼會有人喜歡書院」；我甚至去選修性別相關課程，嘗試了解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當時的我絕對受到了傷害；但是，後來我才發現，其實這三年來的每一天，我仍是持續受到傷害。就連「至今沒有公開說出這件事」，都讓我責怪自己：沒說出這件事，是否可能讓更多學妹受害？我是不是放任他們繼續做這樣的事？如果我不說出來，他們就會繼續讓自己的嘴吐出羞辱的話語、向他人的屁股伸出手，而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對。我感到人生被裹上了一層陰影。

在書院的臉書社團公開說出當時的經驗、呼籲書院更重視性平問題，這件事一直排在我的畢業清單裡。但想到可能會收到的留言（例如：@XXX 為什麼要偷摸別人屁股），我就不斷拖延這件事。

「戰力很強」、「敢於說真話」與「講話很嗆」，這是許多高中、大學朋友對我的評價。擁有訴說的能力、空間，甚至知道身邊有許多可以接住自己的人，我還是卻步了。

「為什麼不反抗」、「為什麼不早點說」、「你又沒有證據，是不是在血口噴人」，受害者永遠都在沙盤推演可能受到的攻擊，而因此卻步太多、太多次了。現在，我們了解，永遠不會有準備好的一天，只會有憤怒無法抑制的一天，對我來說，那就是台大經濟系事件持續延燒，越來越多人站出來譴責頂大男性的那一天。

5月21日的半夜，我發了一篇性騷擾經驗的公開揭露文，此後陸續收到其他受害同學的聯繫。當我們聚在一起、互相分享經驗，才發現，我們都不打算讓這件事就這樣算了。有一位同學說，我們好像一座座孤島，明明大家都感到痛苦，卻從沒有機會團結起來，一起為自己發聲。

誰才是應該為這件事負責的人？誰才是應該要離開書院、離開清大的人？無庸置疑，一定是加害者。但是，被迫離開、持續痛苦、走不出來的人卻總是我們。我無法想像，有多少人因為害怕再度看到加害者、對這個環境失去信任，而選擇放棄自己應得的權利與機會？甚至，那些幽微而細碎，充斥在整座校園的厭女氣氛，都成為我們一再渴望離開的原因。

受害同學說：「我可以自己面對，但無法看到別人受害。」考上清大、收到新生包的那天，我看到載物書院的招生，就決定一定要投。用盡全力寫完入院申請，抱持著期待的心情加入書院，面對到的卻是這樣的苦難。一想到即將入學的新生，抱持著期待與希望來到這裡，卻需要承擔這些或許無知，或許飽含惡意與輕蔑的傷害，我們就無法保持安靜、無法把這件事放回心底。

只要制度、社會，乃至於受害者自身，都把事件視為個案，無法理解到這是結構性問題，那就永遠無法真正改變。依然會有人受害，帶著困惑、痛苦與屈辱離開那裡，被迫選擇放棄。所以必須要有人站出來，產生改變。我們之所以集結、之所以討論、之所以決定採取行動，都不是為了討回公道，而是為了其他潛在受害者，為了一切不再重演。

「想到他們可能連這件事都忘了，快快樂樂的讀書或工作，我就覺得，他們到底憑什麼？到底，憑什麼，這些人可以繼續這樣傷害別人？」

在這群集結起來的受害者之中，我一直覺得自己是最適合站出來，向大眾傳遞想法的人。因為在我的案子絕對找不到加害者，所以不會被質疑公開揭露的企圖心，也不需要擔憂被加害者的親友團挾怨報復；並且，受害情境相對單純，可說是所謂的「完美受害者」，因此不會被惡意攻擊「你是不是在勾引人家」、「穿這麼露，活該」；最後，我僅是遭受性騷擾而非性侵害，不須考量「貞潔受損」的道德評斷。因此，我決定要站出來。

如何讓大家匿名投稿、相互串聯、具體時程應該怎麼安排、如何趁熱打鐵，都在一個晚上快速決定。結果，連hashtag都想好了，一切卻因為我而臨時喊停。

就在我們決定採取行動的那一天，有一名自稱是清大畢業生的男性來加我好友，並且在貼文留下牛頭不對馬嘴的留言，且惡意揣測女性揭露受害經驗的原因。來不及截圖，我便衝動之下刪除留言，之後這位男性來私訊我，他說：「我覺得妳長得漂亮，所以想認識妳⋯⋯（略）⋯⋯目前覺得妳的個性很沒禮貌，讓人不太喜歡，所以不想認識妳了。」

我的長相並不是主流審美觀下的「漂亮」，他到底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加我好友？是因為他看到我那篇公開貼文嗎？是因為他覺得被性騷擾的女生，就值得遭到他更多騷擾嗎？他輕率的一則留言、一則訊息，輕易澆熄了我站出來、現身訴說的衝動。想到這只是開端，如果我們真的發起串聯，身為站在風口浪尖的人，勢必要承擔更多更多的惡意，我就忍不住想要放棄。

那天晚上11點，我們開啟通話，我哭著向大家道歉，我不知道自己的身心狀況是否允許、是否有能力獨自承擔那麼多無知與惡意。我說：「我一直以為這件事已經過去了，但至今才發現，在揭露這件事之後，我每一天、每一天都在哭。」

不管是揭露還是隱瞞，為什麼不管選擇哪一條路，我們都勢必會受到傷害？為什麼受到傷害的不是加害者？想到他們可能連這件事都忘了，快快樂樂的讀書或工作，我就覺得，他們到底憑什麼？到底，憑什麼，這些人可以繼續這樣傷害別人？

擔任性平會副主委的林文蘭老師向我承諾，一定會介入書院，至少要確保書院有足夠的性平宣講，讓他們知道「這是不對的」。另一位在書院受害的同學與書院導師約了一個時間，集結三位書院導師與兩位受害同學一起討論可能的改變方式。我得說，在我至今的經驗裡，清大的師長都以開放的態度，支持我們的想法與行動，或許雙方的想法並不完全重合，但我依然十分感謝他們。

與老師們談論這件事時，我們不斷提到「風氣」。我們只是想好好讀書，為什麼需要犧牲這麼多、容忍這麼多？為什麼我們要一輩子帶著這個瘡疤？一切都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件事沒什麼」。這樣的整體風氣，讓他們相信自己就算開玩笑羞辱女性，也不會有人對他破口大罵；就算他性騷擾別人，也不會失去學習資源、失去人脈與信任；就算他性侵別人，也不會被退學。當社會產生「性騷擾、性侵害零容忍」的共識，才能遏止這些事情再度發生。

但是，改變一間學校的風氣是何其困難的一件事？做為一間理工大學，男女比非常懸殊，再加上近年日益嚴重的厭女風氣，實在很難想像清大要如何走向性別平等，打造讓女性能安全生活、求學的環境。我與其他受害同學們，也都不知道這樣的行動到底會不會有用、不知道究竟怎麼做才是對的。我們只能相信自己、相信彼此、互相支持，繼續相信這裡有可能改變、相信這個社會有可能改變。最重要的是，要在照顧好自己的前提下，試圖採取行動。

與書院導師談完的晚上，媽媽來接我回家。我說：「就是要踩著前人的屍體才能往前、才能改變。我們再也不想要有學妹被這樣對待了。」媽媽回我：「我知道，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女兒成為那具屍體。」我得不斷眨眼，才能不讓淚水落下。

我清楚知道我一生都不可能忘記被性騷擾這件事。但是，我很高興自己在畢業前有機會開始處理這件事，讓心中化膿腐爛的傷口重見天日，相信終有一天，它會留疤，它會痊癒。

那些曾經開過性玩笑的男性同學，我寧願相信你無惡意攻擊他人，在強調男子氣概的環境中，你也身不由己。但是，我希望你能夠意識到，這些無心的玩笑確實會造成傷害。旁觀者們，你要知道，只要你出聲袒護他們，就等於二次傷害無辜的受害者；同時，也讓加害者知道這件事是不痛不癢、可被饒恕的，那麼，類似的傷害就會不斷發生。至於當初加害於我的那兩位男同學，你們或許已經把這件事拋在腦後，快快樂樂地讀書、工作。不用擔心你們的生活被破壞，因為我無意開啟注定沒有結果的調查。但是，我衷心祈求你們某一天會真心感到後悔與羞愧。

個案三：L同學，性侵害，司法告訴

「我整個人就像被火吻過的皮膚，就算長出了新皮，也不再是過去完整的自己。在被性侵的當下，我這個人就已經破碎了，而我只能讓破碎的自己，長出新的模樣。」

對我來說，過去不曾過去，而且可能永遠過不去。

當我嘗試向他人解釋自己過往那段「空白的日子」，才發現當傷痛大到一個極致時，就算是時間也無法拯救誰。傷痛鋪天蓋地地存在著，成為了生活的一部分，跟隨日常生活切實地存在著。

就在我遭到性侵之後。

加害者是我在升上大學後首先認識的男性之一。

因為住宿地緣靠近的關係，我們這群人經常聚在交誼廳，嘻嘻哈哈地用漫談與模糊的自我意識聚會，一切的一切就如同普通的大學生活一般，毫無破綻。

他對我很好。在我被期末報告淹沒，難以參加聚會時，他會為我送上消夜；在分工討論團體事務時，也會跟我一組。我們不曾私下相約吃飯、看電影，但旁人會隱微地將我們兩人圈在一起。

我們兩個並不是一對，而那些繪聲繪影的惡意傳言，總令我錯愕不已。事後回想，這樣的不成熟或許是孕育罪惡的養分，而大學校園內對於性別的戲謔與輕浮，至今仍令我心寒。

我的疑慮，因他想要追求另個女孩而消散。當他提出需要我的建議時，我立刻爽快答應，卻沒有想到之後會受到「侵犯」。

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統計，性侵害中，加害人有七成比率為熟人，具朋友身分者占8%，同學身分佔11%，近六成發生地點為私人場所，其中四成四比率係在被害人、加害人或其他親友住所發生。

統計是統計，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性侵害」會發生在我身上──兩天一夜團體出遊的凌晨，已經快要破曉的天空，被壓在地上的我卻覺得，永遠都不會天明了。

原先在眾人面前總是能言善道、敢於表達自己意見的我，絕不會想到在侵害發生的當下居然是失語、無能地捲曲，像是一只破敗的布娃娃。事後求助於心理諮商，才明白那是「性侵引發的癱瘓（rape induced paralysis）」。

最大的疼痛早已過了，但我卻不只一次在搓澡時大力泛紅地壓迫自己的身體，痛苦地想著：「為什麼不大喊？為什麼要順從⋯⋯？」

我失去正常行走的能力，走在路上若被人從後背輕拍，會認為是加害人的追擊而轉身對對方大吼；晚上入眠前總是反覆地確認是否已鎖好門，甚至焦慮到把室友誤鎖門外。

事發之後，我陷入睡眠障礙，即使睡去，也反覆被相同情況的夢境吞噬折磨；我連帶厭惡起這處令我身陷不義的校園，甚至產生想要拋棄一切、拋棄學生身份而休學。

我只覺得好累，好疲憊。身心俱疲的我，在苦痛中掙扎，原本以為法律可以幫助我，但司法官卻在我面前以一種扭曲的善意詢問：「是否要協助安排進行精神鑑定？我們有專業的精神鑑定專家與心理醫生⋯⋯。」

快要溺斃的我，卻在某天，突生振作之意。我想要帶著傷痛活下去，我知道不管我如何隱藏，如何過著日常，有些事情就是不會放過我自己。我整個人就像被火吻過的皮膚，就算長出了新皮，也不再是過去完整的自己。在被性侵的當下，我這個人就已經破碎了，而我只能讓破碎的自己，長出新的模樣。

我開始研究如何才能真正地保護自己。我知道性侵害很容易因為缺乏證據而不被起訴，也知道性侵害難以被定罪，機率是百分之十四。這意味著，沒有人能夠認可你的痛苦，而沒有罪罰更是性侵害案件中的常態。因此，受害者只能選擇隱微而避談。

沒有懷孕、沒有驗傷單，我明顯地成為了一個不適格的強暴／性侵害倖存者。

曾經在家中遭遇陌生人性侵的美國知名人類學家溫格勒（Cathy Winkler）在描述自身受暴過程的文章〈強暴是社會性謀殺〉中寫下，「唯有讓他得逞，我才能逃脫，不然只有死路一條。」

然而我始終沒有逃出來。

我在司法上的切身之痛，讓我成為一隻撲火的蛾，想要更靠近火源——「從哪裡開始灼燒，就從那裡開始。」我開始策劃、近似於密謀，想要危險地靠近這個病態的司法體系，成為其中一員，嘗試稍微鬆動這個體制。我確實成功了，案發兩年後，我成了法律的學徒。

「我想要成為律師。」這句話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最接近禱詞的信念。

後記

「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最極致的惡意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即便知道自己的一時取樂是其他人如影隨形的夢靨，但依然有人覺得沒差，甚至為此沾沾自喜。」

5月21日，台灣大學經濟系系學會長選舉政見發布，其中一組候選人所列的競選政見因為充斥歧視言論，被貼上網路後，引發熱議。

這些引發爭議的政見，略述如下：LGPTQ與狗不得在會辦中打傳說對決，A罩杯以下女生國防必修兩學分、加設刷卡權限，BMI20以上禁止搭電梯⋯⋯其嘲弄的範圍，從性別、族群、身材、貧富階級、成績表現等項目，每一條都帶有十足的惡意。

而這並非單一事件，自5月起，從菁英高中園遊會的文宣到台灣大學言論月的活動，都有歧視性言論出現，彷若一場串謀，沒有間隙地一棒接著一棒傳遞，直到台大經濟系系學會的政見風波，掀起輿論的高潮。只是，這些情緒與反應都落限在網路上：儘管赤裸裸的歧視反覆發生、受到關注，卻無法在現實世界得到進一步的處理。

即使知道網路世代的年輕人其吸引眼球的方式就是故意且惡意，作為成人的我們，大多無計可施，深怕自己變成年輕時自己也討厭的愛說教的大人。但這樣的「傷害」明明白白的存在，實在無法裝作視而不見，於是，我向自己的學生發了訊息，請他們分享自己的感受或觀點。

我想，比起社會人士，大學生更適合評論自己所在的群體。不料，我收到的回應既多且長，有的表露難受，有的充滿痛苦，遠遠超過我原本預期的「歧視」與評論。學生們掀揭的「傷口」，讓我發現自己無意踩進一個黑洞裡，竟有些不知所措。

有學生提到校園裡發生的針孔偷拍事件，讓她們多害怕，但看到當事人與男同學毫無悔意且不在意地回應這些討論，阻絕女同學的發言，也令她們絕望心寒。女學生不懂，為什麼這些讀到頂尖大學的男學生，可以這樣子傷害他人？也有人分享自己的男性好友處在這種「好學生」群體裡，被迫參與他們的歧視與霸凌，那種既是加害者也是被害者的痛苦。

「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最極致的惡意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即便知道自己的一時取樂是其他人如影隨形的夢靨，但依然有人覺得沒差，甚至為此沾沾自喜。」一個才大學一年級的同學，早慧地跟我說：這類事件的共通性，並不在於受害群體為弱勢或加害群體是頂大學生，而是「傷害別人的人始終覺得無所謂」，而真正把這當成一回事的，只有被傷害的人。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四年級學生王聖華更是積極回應我的學生之一，而她的揭露，已經超越「性別歧視」，甚至到了「肢體性騷擾」的程度。她讓我看了當日寫在社群網站上的貼文，告訴我她的痛苦，也坦言收到很多私訊，甚至跟我分享她接下來的行動與計畫。

前述三篇自述，都是在網路上看到王聖華的自我揭露後，向她分享自己的經驗，並願意與她一起承擔痛苦、共同行動的大專院校學生。

當時，民進黨前黨工揭露性騷擾而生的MeToo運動，還未到來，王聖華與這些女同學們便已決定進行自己的MeToo：除了公開揭露外，她也會在校內發動倡議行動，此外，找性平會申訴，甚至要求發生性騷擾場域的負責老師改善環境，同樣列在行動清單之內。而這些私訊她的同學，更是她行動的盟友及伙伴。

然而，在付諸行動之際，王聖華也受到私訊騷擾，讓她幾乎崩潰。只能停止在校內的公開倡議，轉而與校方私下溝通。校方亦有回應。

當我就這些學生的經驗，就教於在大學任教的朋友們，他們都說，校園性平申報，反映的是學生的性別敏感度與意識，而非性平問題的嚴重程度。越是有性別意識與敏感度的環境，學生們就更願意說出來，甚至行動。

在清大，校園性騷擾的處理與討論自1990年代就已經開啟。副主委林文蘭在接受我的採訪時說：像這樣多年前的案例，當事人都會擔心由於時間久遠且缺乏證據而不願挺身而出。甚至會認為在申請調查之後不易查證，因而選擇不走入相關流程。

「很多當事人其實並不信任性平申訴機制，也害怕會造成二次傷害。」但她認為，這表示性平會的運作需要更積極的變革，無論是專業人力的甄補、處理流程的保護機制、或是持續提升性平案件調查委員的專業度。

至於學生提出的性別友善環境的改善建議，林文蘭認為有幾件事情可以做，例如：性平會與諮商中心合作規劃師生的培力工作坊，或是在舉辦密集互動的營隊活動前，進行性平宣導，甚至在新生入學或不同性質的學習場域也要有搭配的適性化教育，「學校應該做更積極的介入。」

「讓性平不是一種口號，而是一種具體的行動。」林文蘭表示，更重要的是，性別友善的價值和信念需要整體校園師生的力量和支持網絡，才有可能往前邁進。

包含林文蘭在內，諸多性別研究的學者專家都強調，比起職場，校園性平處理機制是最細膩且完整的，教育部更是積極推動性平教育的政府機關；只是，在機制健全的前提下，校園裡的性別歧視、性別問題仍然存在。

林文蘭坦承，仰賴在大學階段幾個小時的性平教育，就要讓一個性平觀念不足或性騷擾行為人改變想法，並不容易，尤其行為人長期受到扭曲觀念的影響或是背後有更強烈的慾望動機，光靠幾次性平宣傳通常未必具有成效，也沒有任何遏止的力量，至多是提升大家如何自我保護的意識，或是如何避免被偷拍、落入危險情境，甚至遭遇親密關係的暴力要如何因應。

因此，她認為，不同教育階段的性平教育如何接棒和延續，無論是在身體自主權、情感教育、身體界線、權勢性騷……等議題，需要更完整的配套課程規劃。

「如果這個社會或校園環境，能以正向友善的氣氛或更直接的方式，讓行為人知道自己的不當追求、言行舉止或是互動態度，是會對人造成傷害的，才有可能改變。」林文蘭指出，這需要一個更大的支持體系或保護之網，而不是大家都淪為沉默的共犯、不以為意、甚至落井下石，或是呼籲當事人要以大局為重和大事化小，這樣反而會讓當事人噤聲與害怕，甚至承受更大的創傷。

比起依賴學校教育或法制規定，林文蘭建議性平教育的視野或許應該更擴大，像是家長對於行為人的愛與教養、身體界線和情感教育、友伴團體的關心與支持，都是讓這個行為人不再處於比較自我中心的思考和行為模式，唯有透過長期且集體的力量和教育的配套，才有機會翻轉目前的現況。

從台大經濟系學生的歧視性言論，到至今未休的性騷擾揭露，我們仍能看到系統裡有諸多疏失與漏洞，而這些勇於發聲的受害者，都是在提醒整個社會，要做到真正性別友善的環境，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

（清大人文社會學院學生王聖華、曾子薰對此文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