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核爆“在外被爆者”： 被遗忘的殖民地出身者，权利救济的漫漫长路

【专题引言】1945年8月6日与8月9日，美军分别在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造成当地伤亡惨重。当时人口约35万人的广岛市据信有14万人死亡、7万9,130人负伤，人口约24万人的长崎则有7万3,884人死亡、7万4,909千人成受灾户。

不到10年的时间，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进行代号“Bravo”氢弹试爆，当时在马绍尔群岛群岛附近捕鲔鱼的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23名船员皆因氢弹试爆的放射性落尘出现高剂量辐射导致的急性症状，激发日本境内的反核武运动。日本的反核武运动有三大诉求：追究美军与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国家必须提供核武受害者“过去的补偿”与“现在的保障”，以及承诺废除核武，让下一个世代可以安心生活的“未来的保证”。这些诉求促使日本政府在1957年制定《原爆医疗法》（俗称“原爆二法”的《原爆医疗法》与1968年制定的《原爆特别措置法》，已于1995年整合成《被爆者援护法》），开启日本政府照顾核武受害者的先河。

时至今日，日本政府提供核武受害者的权益救济制度日趋完备，却因为制度设计的问题，仍有核武受害者被排除在外。反核武运动期待的无核武愿景，也还有一段路要走。虽然联合国《禁止核武条约》（TPNW）已于2021年生效，但拥核大国并未签署条约，《禁止核武条约》的实际成效仍有待观察同时，去年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全球面临核武的威胁迎来后冷战时期的高点。

今年主办G7峰会的日本，选在全球第一个遭到核武攻击的广岛举行，让核武议题与核武幸存者“被爆者”（Hibakusha）再度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虽然拥有核武或受到核武保护的G7工业国，在本届G7公报仍以《核不扩散条约》（NPT）为基础，承认五个拥核国拥有核武的事实，并谴责俄罗斯使用核武威胁，但距离美国前总统欧巴马或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谈到的“无核武世界”理想，仍有很大的差距。

端传媒特约撰稿人在今年G7峰会期间走访广岛，拜会多组非典型的核武受害者当事人或相关团体，希望在美军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78周年，让更多华文世界的读者看到核武受害者们，这78年来一直在社会上对抗歧视、追求权利救济与公平正义的生命故事。本系列分为三篇发出，此为第三篇，点击可阅读第一篇与第二篇。

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的那两天，也有为数众多的殖民地出身者在此生活，后来成为殖民地出身的“被爆者”。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1895-1945）与朝鲜半岛（1910-1945）期间，除了殖民政府军队与民众来台、来朝之外，也有台湾或朝鲜半岛的人民因为各种因素，前往日本本土生活。

广岛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成为日军出兵基地，明治天皇还为此前往广岛。广岛在甲午战争后持续发展军需产业，军事用地也持续扩张，而有了“军都”的称号。另外，日本在2015年登录成世界遗产，“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产”的构成资产当中，长崎就占了八处，而二战期间来自朝鲜半岛等地的劳动力正是在背后撑起这些产业发展的一大功臣。同时，长崎作为西洋医学首次传入日本的根据地，可以追溯到当年荷兰军医庞贝（Johannes Lijdius Catharinus Pompe van Meerdervoort）传授西医的长崎医科大学（现・长崎大学医学部），更是不少台湾学子赴日习医的首选。

研究“在韩被爆者”（战后回到韩国的“被爆者”）的郑美香指出，以家庭为单位从朝鲜半岛移居日本本土，是朝鲜半岛出身“被爆者”的特征。根据韩国教会联合会1979年针对战后回到韩国生活的被爆者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两成是因为工作因素前往日本内地工作而受害，另外八成都是随著家人（丈夫或父母）工作因素移居日本，或是在家族移居日本后在日本本土出生。

另根据韩国政府2010年出版的“广岛与长崎的朝鲜人核武受害调查”报告书，1930年在广岛的朝鲜半岛出身者只有7,189人，但到了1945年就成长到8万4,886人。在长崎的朝鲜半岛出身者也从1930年的4,944人，到1945年成长到6万1,773人。广岛和长崎在日本殖民统治后期会有这么多朝鲜半岛出身者，主要与当时两座城市都是军需工业重镇，需要大量劳动力支撑产业发展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与朝鲜半岛不再是日本的殖民地。这些在战前抵达日本内地的前殖民地出身者，有的选择回到母国，有的选择继续留在日本生活，而这个决定，将深深影响这些殖民地出身的“被爆者”们日后权益救济的发展。

前殖民地出身的“被爆者”申请手帐遭刁难

在战后选择留在日本的前殖民地出身者，由于日本日后推出的相关法律都没有国籍要件，照理，前殖民地出身者的权益救济不该和日本人有所异同。

然而，本身也是“被爆者”，长期协助在日朝鲜人“被爆者”的广岛县朝鲜人被爆者协议会会长金镇湖告诉端传媒，朝鲜半岛出身的“被爆者”们如果想要申请相当于“被爆者”身份证明文件的被爆者健康手册（下称“手帐”），很容易被行政窗口刁难。他举例道，行政窗口过去常以“朝鲜人不能领手帐”、“这是针对日本人的制度”、“如果要申请手帐就一定要先归化成日本国籍”等理由拒绝。此外，早年申请手帐需要两名证人证明当事人真的是“被爆者”才能申请到手帐，日本政府就曾以朝鲜半岛出身者很多人没有接受过日文教育、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为由，要求两名证人当中至少要有一名日本人才行，不能两人都是朝鲜半岛出身者等。总之，在日朝鲜・韩国人如果想在日本申请手帐，就可能遇到行政窗口的各种刁难，但只要能顺利领到手帐，后续的医疗补助或各式津贴，并不会因为国籍而有区别。

但这还只是战后继续留在日本生活的朝鲜半岛出身的“被爆者”状况，实际上有更多前殖民地出身的“被爆者”们，在战后不久便离开日本内地、回到故乡生活。这些在广岛或长崎受到核武波及后，离开日本、移居海外的核武受害者称为“在外被爆者”。“在外被爆者”不只包括回到母国的前殖民地出身者，战后移居海外的日本人或其他外籍人士也囊括在内。

这些“在外被爆者”们因为人不在日本境内，所以长期遭到日本政府忽略。但就如前述，日本所有关于“被爆者”权益救济的法律都没有规定非日本籍就不能获得法律救助。在1963年第一位以外国籍身份从广岛市手中取得手帐的庄司富子（汉名：庄来富）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一位拿到手帐的“外国人”来自台湾

1926年出生于台湾嘉义朴子的庄司富子，16岁时前往四姊庄司雅子（汉名：庄无嫌）居住的广岛就读女校。在战争进入尾声时，庄司富子被征召到距离核爆地点两公里远的广岛地方专卖局秘书课工作。1945年8月6日那一天，她才刚踏进秘书课，就从窗户见到如同烟火般的亮光与爆炸声响，随后被门压倒在地。庄司富子虽然右手被玻璃刺伤，但仍顺利保住一命，三天后终于和姊姊相聚。

终战后，四姐庄司雅子选择留在日本生活，并在日后成为第一位在日本拿到文学博士的女性，是日本知名教育学家。庄司富子则在1947年回到台湾结婚、生子，姓名也改回汉名“庄来富”。然而，庄司富子回台后却发现身体状况越来越糟，出现左耳听不见、牙龈出血、腹泻等辐射受害者常见症状。她虽然曾在台湾就医，但没有医生知道该如何医治，这时她想起留在日本生活的四姐，心想若能回到广岛也许就能获得治疗了。

不过当年想从台湾去到日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庄司富子一直到1963年才拿到日本入境许可。她先搭船到神户港再辗转抵达广岛，回到广岛后有了四姐的帮忙，她在入境日本的两周内，便顺利领到手帐。当时广岛市援护课的职员还告诉庄司富子，这是广岛市第一次颁发手帐给外国人。

庄司富子取得手帐之后，广岛市也陆续颁发了几本手帐给从韩国来到日本和亲人见面的外籍人士，但日本政府在1965年后便不太愿意颁发手帐给韩籍受害者。关键在于日本和韩国在1965年签订《日韩基本条约》，日本方面认为连同核武受害者的权利救济问题已在条约中一并获得解决，所以不希望战后回到韩国生活的受害者们还能跑到日本求偿。

不过，战前在日本境内的朝鲜半岛出身者为数众多，这群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举家前往日本内地、战后回到朝鲜半岛生活的韩裔“被爆者”们，正是“在外被爆者”人数上最具代表性的群体。朝鲜半岛出身的核武受害者孙振斗（손진두）与郭贵勲（​곽귀훈）这两人，更深深影响著后续“在外被爆者”权益救济运动近30年的发展。

成立与废止都和韩裔受害者有关的《402号通达》

战后回到韩国生活的孙振斗，他和庄司富子一样，回到家乡却发现核爆后遗症越来越严重，而决定在1972年偷渡前往日本。但就如前面所说，日本政府在1965年后便不愿​​颁发手帐给前殖民地出身的受害者，孙振斗向福冈县提出手帐申请遭拒。孙振斗因而向日本政府提诉，并在1978年胜诉，成功取得了手帐。

孙振斗的诉讼案确立了“在外被爆者只要到日本就能申请到手帐”的可能性，但这起诉讼也促使日本政府限缩了更多核武受害者权益。现已改为厚生劳动省的厚生省，在孙振斗一案诉讼期间的1974年颁布了《402号通达》，做出了“被爆者”们就算在日本境内取得了手帐，但只要当事人离开日本国境、前往海外生活，手帐就会失效的解释。

《402号通达》并没有特别针对朝鲜半岛出身者，就算是日本籍的“被爆者”，只要在取得手帐后移居海外生活，手帐都会失效。但就实务上来说，最容易受到《402号通达》影响的群体，正是时常往返于日韩双边的朝鲜半岛出身的“被爆者”们。

为此，韩国原爆被害者协会名誉会长郭贵勲在1998年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诉，他认为手帐不应该因为当事人出国就失去效力。最终，法院一审（2001）和二审（2002）判决都判郭贵勲胜诉，“被爆者”当事人就算出国，也不会因此失去“被爆者”的法律地位。日本厚生劳动省才终于在2003年废除了自1974年以来的《402号通达》，让“被爆者”们就算日后移居海外，权益也不会受到影响。

然而，日本政府在2003年废除《402号通达》后，“在外被爆者”若想申请手帐还有一个前提：当事人必须要亲自前往日本境内申请才行。这要一直等到2008年日本政府修改了《被爆者援护法》，才终于让“在外被爆者”们不用特别飞到日本申请手帐，在境外就可以申请。

在2003年到2008年这段期间，“在外被爆者”如果在日本境外提出申请，会先收到“被爆确认证”作为证明，当事人日后入境日本只要拿著这张“被爆确认证”，就可以直接换发手帐。“被爆确认证”的效力与正式的手帐不同，不能获得“被爆者”完整的权益救济，也无法领取针对“被爆者”的各式津贴。因此，这段期间接连有“在外被爆者”因为无法亲自前往日本申办手帐而提起诉讼，终于在2008年推动日本政府修法。

日本废除《402号通达》以及后续修法的消息，促成“在外被爆者”团体的海外寻人之旅，也为战后定居台湾的核武受害者权益救济开了一条路。

《402号通达》废除后才现身的台籍“被爆者”

2008年《被爆者援护法》修法后，日本自2003年发给“在外被爆者”的“被爆确认证”就没有太大的用处，“被爆确认证”持有者不再需要亲自跑一趟日本，就能直接换成手帐。当时，以长崎为据点、积极为“在外被爆者”奔走的平野伸人询问长崎县政府还有哪些人持有“被爆确认证”时，他才“意外发现”原来在台湾也有“在外被爆者”，进而展开寻人之旅。

长崎县政府提到的台籍“被爆确认证”持有者，是1945年在长崎医大担任妇产科医师的王文其。王文其能在当时取得“被爆确认证”，也反映出日本政府在2003年废除《402号通达》时，就有数名在战后回到台湾定居的“被爆者”们，透过新闻或收到亲友联系，得知“手帐一出国就会失效”的门槛没了而前往日本申办手帐，或是透过邮递申请取得“被爆确认证”。

根据平野伸人等人编撰《台湾被爆者们》一书搜集到的口述历史显示，这些能在第一时间接获友人来信鼓励申请手帐的台籍“被爆者”们，多年来没有申请手帐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不知道“被爆者”的权益救济制度，而是因为知道《402号通达》的存在：假若他们没打算留在日本长期生活，特地飞一趟日本申请到手帐之后，手帐一回台就会失效，那又何必申请？

虽然平野伸人一直要到2008年才意识到台籍“被爆者”们的存在，幸存的台籍“被爆者”及其家属们在平野伸人一行人来台寻人、筹组“台湾被爆者之会”之前也多半互不相识；但在平野伸人一行人出现前，已有类似校友会的组织，牵起当年同在广岛或长崎的台籍“被爆者”们的联系，甚至追思在当年因为核爆逝去的同乡。这些组织当中，最具规模、并在寻找台籍“被爆者”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当年曾在长崎医大留学的台籍“被爆者”及其家属们。

长崎医大的台籍“被爆者”们

在当时，习医也成为不少会念书的台湾学子求学的优先选择，日本最具历史的西医学校长崎医大（现已改为长崎大学医学部）便是不少台湾学子赴日习医的地点。

台籍医学系毕业生从长崎医大毕业后，有些留在长崎医大任职，有些则被调往医疗资源不足的偏乡执业。长崎医大除了台籍学生之外，也有台籍技职人员，当时也有不少台湾人是携家带眷前往日本展开新生活。此外，战争末期因为人手短缺，医学生可以缩短念书年限提前上阵，成为战争末期救治伤患主力。

然而，长崎医大这个培育医疗人才、在战时作为救治大量伤患的重要据点，距离核爆地点只有500-700公尺远，原本应该要抢救伤患的医院也损失惨重。根据长崎大学留存的资料，当时长崎医大校本部及附属医院总计848名医事人员及学生在核爆后死亡，而根据长崎医药台湾同学会在1972年的调查，这当中便包括了18名台湾人。当年在长崎医大遇害后幸存下来的台湾人们，回台前曾祭祀过不幸罹难的台湾同乡，回台后筹组校友会，也不忘祭祀当年客死异乡的同乡们。

这些幸存下来的台籍“被爆者”们回到台湾后，成了“在外被爆者”，想要享有“被爆者”权益救济保障，还得活得够长寿才行。

出生于1914年的康嘉音自长崎医大毕业后，先留在长崎医大的内科工作，1944年被派遣到长崎县谏早市长田地区工作。谏早市虽然距离核爆地点的长崎市有一段距离，但当时长崎市的医疗资源没有办法照顾所有伤患，所以使用铁路载了200-300名伤患到康嘉音所在的小镇，这些患者都是由康嘉音及其姪女陈郭明华照顾的。康嘉音在1974年逝世，享年59岁，陈郭明华则在日后以协助救治伤患的“救护被爆”身份取得了手帐。现在在谏早市长田町的公民馆，还可以看到康嘉音后代寄赠的纪念碑，记忆这段历史。

和康嘉音一样等不及《402号通达》废除，便早一步离开人世的还有施焜山。

表兄弟档施焜山与施景星，核爆时都在长崎医大的教室里。两人伤势相对还好，不久后便协助救治伤患，如果可以申办手帐的话，两人同时属于“直接被爆”与“救护被爆”。表弟施景星比较长寿，战后回台撑到2001年取得手帐，直到2007年逝世，享寿83岁。表哥施焜山回台后在1974年便早一步离世，没有等到可以领手帐的那一天。施焜山的妻子田川千鹤子也是“被爆者”，但她在婚后跟著先生来台定居，就算申请了手帐，手帐“回到台湾就不能用了”，所以也没有申请。

施焜山与田川千鹤子的女儿田川万里，看著父亲生前因为核爆，健康出了问题英年早逝，却因为制度问题没能在生前被认定为“被爆者”而感到遗憾。她希望帮助到更多台籍“被爆者”，不要让更多台籍“被爆者”和父亲一样，来不及对外诉说自己的故事便早一步离开人世。田川万里于是成为平野伸人一行人来台寻找台籍“被爆者”的口译兼联络人，也是这趟寻人之旅以及日后协助在台“被爆者”们的幕后功臣。

根据端传媒调查所及范围，2015年定居台湾且领有手帐的“被爆者”人数为22人，到了去年3月厚生劳动省掌握的资料则只剩11人。

在韩“被爆者”与“韩国的广岛”

时至今日，“在外被爆者”们经过多年来的努力，现在不论是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几乎都能获得同等的保障。能有今天的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因素要感谢战后回到韩国（大韩民国）的“在韩被爆者”们。不过，这群“在韩被爆者”早年和台籍“被爆者”们一样，回到朝鲜半岛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过著相对低调的生活，直到日韩建交的1965年才逐渐打破沉默。

战后20周年、同时也是日韩建交的1965年，日本境内开始出现关于“在韩被爆者”的报导，与此同时，在韩国的“在韩被爆者”们接著在1967年成立韩国原爆被害者协会，逐渐提升议题曝光度。前面提到的郭贵勲，正是韩国原爆被害者协会创始成员之一，也是最早在韩国媒体上投稿受害经历而广为人知的“在韩被爆者”代表性人物。

“在韩被爆者”们接连在日、韩社会现身之后，1972-1978年蔚为话题的孙振斗诉讼案则迫使日韩双边政府做出改变。在这之前，韩国政府面对“在韩被爆者”的态度同日本政府的说法，认为韩籍“被爆者”的损害赔偿问题已在《日韩基本条约》获得解决，所以韩国政府的态度相对消极，并不打算透过外交手段和日方联系，而是鼓励民间自发性展开医疗救援活动。然而，孙振斗一案的判决结果，等同认定日本政府必须照顾“在韩被爆者”，加速日韩双边政府合作，最终决定从人道角度出发，由日本派遣专治核爆后遗症的医师到韩国诊疗、协助“在韩被爆者”赴日就医，同时也提供韩国医师赴日进修核爆后遗症医疗。

孙振斗一案虽然促使日本政府颁布《402号通达》，导致“被爆者”们多年来手帐一出境就会失效，但日韩双边政府并没有完全遗弃“在韩被爆者”们，而是改成日韩合作的方式提供协助。

分析“在韩被爆者”与在日本“被爆者”叙事差异的桥场纪子指出，1950-1960年代​韩国社会​对于“被爆者”的漠不关心与无知，让“在韩被爆者”们面临的偏见或歧视问题只停留在小型地方社会或家庭内部；但到了1970-1990年代，大众对于“在韩被爆者”议题认识的提升，再加上这群“在韩被爆者”的子女正值适婚年龄，韩国社会对于“被爆者”们的婚姻歧视，反而在意起婚约对象的父母是否为“被爆者”。她认为，韩国社会要等到大众开始对于核爆或辐射感到害怕才出现歧视，这点和日本针对“被爆者”的歧视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年，韩国方面也有新的进展。韩国国会在2016年通过《韩国人原爆被害者支援特别法》，在保健福祉部底下成立韩国人原子弹受害者支援委员会，主责“在韩被爆者”相关调查。虽然目前只有停留在调查阶段，至少是个新的开始。此外，韩国政府也在素有“韩国的广岛”之称的庆尚南道陜川郡成立原爆资料馆，纪录韩裔“被爆者”们的历史。

陜川地区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农业欠收，不少农民生活面临困境，所以有不少居民选择前往日本讨生活，“军都”广岛、长崎、军舰岛这些工业发达的地方都成为陜川人渡日的选择。当年在广岛、长崎遭遇核爆的朝鲜半岛出身者，就有很大比例的陜川人，他们在战后多半回到陜川，而让陜川的“被爆者”人数远多于韩国境内其他地区。根据广岛大学1978年的报告书，来自陜川的“被爆者”人数至少有5,001人，1978年当时有3,867人在世，占陜川郡人口数的2.5%，比例相当高。日韩双边政府1990年代在韩国兴建“在韩被爆者”照护机构时，也是选在陜川。陜川至今也是最多“在韩被爆者”居住的地点，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地区。

被日本政府排除在外的“在朝被爆者”

另一方面，2008年《被爆者援护法》修法之后，“在外被爆者”们如果是居住在和日本有邦交的国家，可以在当地找日本驻地大使馆申请到手帐，如果是在台湾，则可透过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办理。然而，居住在同样未与日本建交的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在朝被爆者”们没有相同的待遇——日本政府现在仍要求定居在朝鲜的“在朝被爆者”必须要亲自抵达日本境内，或前往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才能取得手帐。

广岛县朝鲜人被爆者协议会会长金镇湖气愤地说：“（朝鲜人民）共和国的‘被爆者’也是核武受害者，日本作为加害者也有责任，加害者怎么能和被害者说出这种话？”他表示，现在外国籍受害者也适用《被爆者援护法》，却唯独将朝鲜人民排除在外，“这太没道理了”。他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要先和朝鲜半岛出身的“被爆者”们道歉，亲自派人到朝鲜调查“被爆者”受害情况，并开放咨询窗口让受害民众申请手帐，这样才合理。

在日本政府没有积极作为的现状下，金镇湖隶属的广岛县朝鲜人被爆者协议会发起了很多运动，希望能改变现状。他们目前主要的工作就包括提高各界对“在朝被爆者”议题的关注与认识，呼吁日本政府尽快提供“在朝被爆者”同等的协助。

不过金镇湖没有说的事情是，在广岛或长崎遇到核爆的在日朝鲜・韩国人受害者们“回到朝鲜”的时代背景，以及今天阻饶“在朝被爆者”们“回到日本”申办手帐的也包括朝鲜政府。

1953年韩战停战后，朝鲜人民共和国在1959年12月发起“归国运动”（日文称“帰国事业”），号召长年流浪在外的祖国同胞回归母国怀抱。长年往返朝鲜半岛与日本的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指出，当年因为朝鲜大肆宣传可以免费就医，所以有不少在日朝鲜・韩国人“被爆者”们参与归国运动，希望能在朝鲜获得医疗照顾。然而，这些“被爆者”们“回归母国”后，等待他们的却是医疗设备老旧与医药品慢性不足。即便朝鲜政府有发放朝鲜版“被爆者”手帐给“在朝被爆者”们，让他们得以优先在医疗院所获得医疗照顾，但医疗品质能否和日本相提并论也是个问题。

目前居住在朝鲜境内的“在朝被爆者”中，朴文淑是唯一一位取得日本“被爆者”手帐的当事人，也是朝鲜的朝鲜被爆者协会副会长。她曾在1992年代表“在朝被爆者”，前往日本出席原水爆禁止世界大会，在回国前顺道取得了手帐。2018年，朴文淑所属的朝鲜被爆者协会曾邀请广岛的“被爆者”支援团体参访朝鲜，希望日本方面可以提供在“在朝被爆者”们需要的医疗物资，可见朝鲜救治“被爆者”们的医疗资源确实陷入问题。

另一方面，朴文淑虽然成为第一位领到日本“被爆者”手帐的“在朝被爆者”，但这并没有开启“在朝被爆者”领取手帐的先河，而是单一个案。

1941年出生于广岛的李桂先，长大后跟著归国运动前往朝鲜，妈妈许必年则留在广岛生活。许必年生前曾多次前往朝鲜探视女儿，2004年看到女儿健康恶化后，决定回到广岛后，要替自己及女儿申请手帐。李桂先原本能在2007年回日本领取手帐，却被日本与朝鲜挡下——日本政府不让李桂先携伴回日本，但她当时的健康状况没有办法一个人返日；朝鲜政府也不希望李桂先为了申请手帐跑去日本。于是，朴文淑就成了时至今日朝鲜境内唯一一位领有日本手帐的“在朝被爆者”。

根据朝鲜境内的朝鲜被爆者协会统计，2008年展开全面调查后确认，战后至少有1,911名“被爆者”回到朝鲜定居，但2008年展开调查的时间点，只剩382人还在世。10年后的2018年再度展开调查的结果，382人当中只有60人仍在世，51人死亡，其他271人则处于失联状态，无法判断生死。

金镇湖和其他长年协助“在朝被爆者”们的人们，在COVID-19疫情期间都和“在朝被爆者”们失去联系，无法确定“在朝被爆者”们状况。面对“在朝被爆者”权益拥护的未竟之事，金镇湖说：“我是胎内被爆者，我还很健康，我会继续努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