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一天，萧伟中一如既往在工作室附近的餐厅吃饭。他是一位音乐家、大提琴手，而源兴隆面家是始于1974年的老字号。身为附近街坊的萧伟中原本很少帮衬，直到有一次带来港演出的日本乐手在这里想吃个快饭，他惊觉这家店近年来好吃了许多，后来这里成为他的饭堂。一来二去，与面家老板苏汕都混熟。
香港百业萧条，音乐行业没有演出机会，萧伟中很久没有表演。苏汕都问：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萧伟中灵机一动，能否在源兴隆现场演奏爵士乐，同时做网上直播？苏汕都欣然同意了。
此后多次，魔法在这里发生。店铺场地都小，容纳不了食客和现场观众，只能做直播，演出的日子苏汕都无偿把场地借给音乐家，通常需要暂停营业半天到一天。拉下铁闸，移开台凳，架起摄像机，餐厅变成了Livehouse，乐器横亘于餐桌之间，墙上的菜单反弹音符。一次次地，萧伟中邀请了不同的音乐家朋友来到餐厅演出，这些活动，他们和餐厅都基本没有收入。
日前，随着活动反响渐增，萧伟中申请到政府资助，并邀请到另外三家本地社区的商铺借出场地合作，推出由四个夜晚组成的一系列演出。这一系列活动有了正式的名字，叫“爵士由地至上”。
四个关于“旧”的故事
“我计划书中提到的一点，就是想串联一些本地作曲家和本地有特色的地方，将两者融合。”萧伟中说，他也想展示香港本地一些给社区带来价值的地方，再结合音乐，看看大家的融合会衍生什么。
“爵士由地至上”总共四集，每集由一个本地作曲家主导创作和演出，搭配一个本地商铺场地。萧伟中表示，他希望观众不仅看见场地本身，也能感知场地背后承载的事业与故事。在每次直播期间，演出会穿插自制相关店铺的资料，附近街坊的采访，同时邀请店铺老板们一起讨论自己的理念。除了这些融合之外，他表示也希望由每一集的主导音乐家放手创作，呈现出音乐去讲述这个场地的故事。
第一集的音乐由编曲家、监制雷柏熹主理，在上环的蛇羹老字号“蛇王林”演出。“蛇王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很夕阳的工业。”萧伟中说，“大家觉得『食蛇』是很旧的，年轻一辈很少人吃 。蛇王也觉得没人接手，工业一直在往下走，他自己也在看它什么时候死去。”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求得老板同意，参与这次计划。
第二个故事，萧伟中形容为一个幸运的故事。糖水铺公利真料竹蔗水第二代的年轻人，承接了爸爸的事业，同时注入了新的想法，推出了蔗汁啤酒等青年新品。萧伟中表示，爵士与公利的跨界合作很快就谈了下来，音乐家张贝芝感同身受，为这个地方写了一首歌曲，当中讲述了关于父亲建立的事业如何传承下来的故事。
流动架生房是元朗一个回收旧单车与其他旧物、再将之重新设计制作的设计工房。在刚刚过去的五月，爵士吉他手、制作人关家杰带领一班乐手在这里讲述第三个故事。“第三集讲述的故事是，有没有方法令旧物重生？”萧伟中说，这一集中间穿插了最多的影片，试图把焦点放在旧物上，除了店铺内部，也把镜头转向哈尔移动城堡一样的“垃圾山”。
在那里编排的音乐也尝试与店铺本身结合。在萧伟中看来，流动架生房的昌哥拾捡旧物，重新组装，这种创作本身有很多即兴成分。“音乐也有很多即兴成分。有时候你捡回来的东西会带着你走，就像音乐一样，就算你练熟了一份乐谱，但有时有另一种情绪出来 就会被它带走了；”他说，“而生活上，很多时候我们也常用一种即兴的态度。”
关家杰为流动架生房准备了一首关于“寻常事物”（common things）的歌，讲述对寻常事物的感恩：“流动之所以特别，不是因为有特别、很贵的装饰，反而是所有东西都很普通，这些寻常事物加在一起，你反而觉得有感觉。”
在旧单车零件之间，四名乐手尽情表演，高处的旧物甚至经不住叮叮当当的共振，随音乐从柜上落下。在特别的场地演出，关家杰找到一些预期之外的感受：“因为是即兴的，我听到我的歌在那以天不一样了。”
“这也是爵士好玩的地方。”他说。爵士是即兴的，就像流动架生房的旧物改造一样。
一些观众回馈也让关家杰感到惊喜。“有观众说我们玩的音乐和那个地方很合拍，希望在那个地方继续有类似的东西发生，我也觉得很开心。这令那个地方多了一个可能性。”
空间狭窄，旧物下坠，冷气坏掉，都无损关家杰在那里玩音乐的快乐。
“在大会堂的演出感觉一般般，不是『串嘴』啊”他笑说，“没那么有感觉。有感觉一定是小演出……在爵士中，我更倾向玩小场子。”
“本身这种音乐就应该是这样。”关家杰说。
关于爵士乐，自由与商业，草根与殿堂
“爵士不仅不是高高在上的，最初甚至是属于奴隶的音乐，本来就是很『折堕』地去玩才形成的。”关家杰说。“之后因为大家的努力，登上大雅之堂，这是很好的发展，但走向那个方向之后，大家以为这就是爵士。但其实大家没看到它早期，人们付出的那部分。”
萧伟中最初决定将爵士乐带入本地社区，也出于类似的理念。“爵士乐的本质是源于草根阶层的，但在香港，基本抹杀了这件事，爵士基本不会在这些地方出现。那些音乐的精神变相没有了，本质已经移位 ，演奏出来也没那种神髓。”
只有当爵士乐在香港的大众印象中成为一种高端文化之后，它在草根社群的出现才会显得那么有冲突感。“我相信在纽约也有一些在小地方玩爵士乐的活动，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外国，就算爵士乐去到『地面』，（国外听众）也不会惊叹爵士乐现在落到社区了。对他们来说，在我们的地方，玩我们的音乐，没什么文化上的冲击。”
关家杰曾在纽约、德州居住，在纽约曾有不少与这一项目类似的演出经验。他曾在一个艺术家家中演出，其家中藏品之多如同博物馆，他便在作品中间演奏，也曾试过在花店玩音乐。“看到一些地方，我常有这个幻想：如果这个地方可以玩音乐就好了。我有这个想法，纯粹是觉得那个地方好美、好型，如果能在我喜欢的地方玩音乐，你说多爽、多有感觉！这是很单纯的想法。”能在流动架生房那么小的地方玩音乐，他觉得很有趣，而萧伟中促使这件事发生，使他感到难得。
在流动架生房的演出，他感觉与自己那些国外经验有类似之处：那些和爵士乐跨界合作的单位，尽管并不与音乐直接相关，但寻求的理念类似。“比如不是很追求商业化，做的东西比较小众，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点（本地商铺）和外国类似。做这类活动的店铺，首先大原则都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会找回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来做。”他说。
当然，不同之处也很明显，他觉得在别的地方，无论是在美国、日本、台湾，要完成一次这样的跨界都容易很多。“容易的意思是，场地可以负担得起在市区做这件事。地方限制很大，之前做这种特别的演出，我在纽约时代广场附近也可以，但香港不是说不可能，就挺难。”
萧伟中认为，这其中的另一个冲击之处，也是在本地东方文化的场合中表演本源源自西方的音乐。他解释，与国际商铺不同，本身香港的店铺，就算老板播放歌曲，也不会选择爵士乐。“公利平时也没有播爵士乐，可能会播流行曲，吃蛇的地方更不会播音乐。”
而音乐家们认为，这种爵士乐在国外与香港定位的不同，本身源自于高端和草根的错位，不但使得爵士乐在香港难以落入社区，更改变了香港大众对爵士乐模样的想像。
“大家通常说的爵士乐，不是我们喜欢玩的那种，也不是真正的爵士乐。”萧伟中很直接地说。
他解释：“那是从殖民地文化开始的一种心态，当时觉得西方的东西比较高端，他们的音乐也变成高端的东西；而当音乐变成商品之后，爵士也在外国成功打入某个商品层面，但在那个层面变得通俗了些，再来到香港之后，对这种文化的欣赏就更通俗了。”
如今被标榜为爵士乐的东西，他认为，简单来说就是艺术性低了，商业性高了。而正在准备第四场演出的作曲家、吉他手崔展鸿，则形容如今香港高端殿堂中的所谓爵士乐是“陈腔滥调了”：“局限得很厉害。”他解释，你用最快速度了解、消化一些东西，就很容易变得只取到非常通俗，流行中最流行的部分。
“曲目上就局限在大家认识的几首——那几首歌没问题，但因为大家对它们很了解，所以表演不了其他歌。曲目定型之余，演绎上也要大家认出那种形状。”崔展鸿说，“爵士的一个关键，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说法，可是在这个地方，那种被流行化的说法就是爵士必须是某种形状，如果一直这样就好了，就是我们认识的东西。这和我们理解的爵士乐，有是很大的不同。”
萧伟中在这个项目中尝试打破这一藩篱。除了选择社区商铺演出，他也在荧幕上放出歌曲相关的数据图、乐谱甚至手稿。他也清楚，这对于普通观众未必增进了很多乐理知识，但至少视觉上更丰富，不止是用耳朵感受。
但他也并不期望改变大众的欣赏习惯。“这始终是小众音乐。就算在美国，很可惜，也有种种原因……一来音乐商业化，全球化的力量太大，商业价值高的音乐抹杀了一些没有商业价值的音乐；二来爵士乐在一些地方变得太学术性，就会排挤了没那么学术性的听众。美国做过统计，只有2%的人口听爵士乐，所以在香港不足2%也正常。”萧伟中说，“我们也不强求它变成大众化的音乐，但尽我绵力，让我觉得有价值的音乐在我觉得有价值的文化和地方出现，这是我的小小宗旨。”
崔展鸿补充道，无论这个计划，或者是他们想做的类似计划，都不是一些为求逆转大局的动作，“但既然我们对这件事那么喜爱，就会希望它拥有存在空间，而这个空间尽量不是一些『拉牛上树』的空间，比如我们既然在这里吃饭，就和这里的人交流。”
他希望听歌这件事可以回归纯粹，其实不是那么遥远的东西。“无论是玩音乐还是听音乐的人，他们的连结可以近很多，不用把事情想像得那么有距离。”
“要求”与“执着”
由崔展鸿主理的第四场爵士乐直播，即将在源兴隆面家出演。这个项目的最后，音乐家们选择回到一切的原点。
最后一个故事，萧伟中想讲一讲这里的人，和他们的工作态度。萧伟中最喜欢吃这里的三种招牌肉丸：猪肚丸、贡丸和牛筋丸，在头几次演出时，甚至为此写了一首歌，《まる，まる，まる》（丸，丸，丸）。他说见过老板制作面汤，是凌晨拿着大地鱼在炭炉上烤，这样出来的汤才有大地鱼的香味。
“很多小店都有自己的小智慧，我们不应该抹杀这些小智慧。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追求自我，但我觉得这些小智慧更有价值。算是和这个年代追随的东西唱反调吧。”萧伟中说。
他进一步解释：“时下很多人说，要给年轻人机会去追寻梦想；但那其实很多人在这里，本身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他们的梦想在哪呢？是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梦想去追求，还是有很多人把自己的生命放到了同一件事上，让它变得有意义呢？大家可能放弃了自己一些东西，选择合力去做一件事，意义可能大过自己只去追随自己想要的梦想。这是我自己最后想从镜头和音乐的角度讲述的故事。”
时不时的爵士演出，给这家门面传统的店铺带来更多面向。苏汕都说，这里地方小，演奏音乐效果很好，有时候落了闸演出，还有人站在外面听。渐渐地，也有熟客在店里讨论上次的演出，还有因为看了演出而来吃面的新客人，他觉得多了与顾客聊天的话题。他自己也感受到变化：《まる，まる，まる》后来几乎成了演出的主题曲，他听到每一次变化，感觉越来越好，效果越来越不同。
“音乐不止给我这个面铺（带来不同），对社区也是。”苏汕都说。
“就算下午准备设备时，街坊也觉得很出奇。曾有一个客人对我说，他虽然有听音乐，但从未接触过什么是爵士，可听了几次之后，他喜欢上了爵士。我也在萧伟中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告诉我，爵士说从布鲁斯演变而成的。我们大家互相学习。”
苏汕都在采访中，数次贬称自己为“音乐白痴”。
但他很喜欢音乐。他有个习惯，每到一个新地方旅行，就会去当地的唱片店，问当地最流行的音乐是什么，将它买下来带回家。他觉得各种类型的音乐都很有特色，就算有不同语言，但音乐是会带给人热情的东西。
他也听得出些音乐创作中的语言。采访的间隙，崔展鸿在一旁拨弄吉他，不知不觉就弹奏了起来，音乐在店铺中回响。苏汕都点评道，他明白崔展鸿的感觉，就是身在这里，脑内有旋律，自发生出，停不下来。
那么多爵士音乐家受萧伟中邀请来过源兴隆面店演出，而崔展鸿是当中的遗珠，采访时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就第四集的演出内容，崔展鸿当时还在创作阶段，置身此地，他也感受到那种音乐和本地社区跨界的冲击。“这些地方是日常不会想到要在这里演出的，甚至想从音乐上建立关系的话，我未必能直接建立。” 但这个机会令他思路拓展。平时听萧伟中聊这个地方聊多了，有一个大概印象，而自己坐在这里聊天，又有不同感受。
思考之后，崔展鸿说，他认为音乐与这里给他的联系，依然是对旧物的处理。“香港的有趣之处是，认为东西旧了就不好，就要新的。但对我来说，音乐的发展绝对不是丢弃旧东西，而是（承接旧东西的）一种演变，这是我认为的音乐与社区的关联。”崔展鸿说，对于这个地方的人和社群来说，这个面家应该也不是旧了就要扔掉、换掉的东西。
“通常香港人——可能是我吧，我也很『老冯』——有些东西没有了才觉得可惜。比如麦精味停产——”崔展鸿指着墙上一张海报，上面写着某传统饮料的一种味道停产了了，“我很少喝，但小时候也喝过，看到这样写，有种失落。每次都这样才后知后觉，就有点太慢了。其实我也珍惜，但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去珍惜）。”
他想，在此次合作中，这是他最想要细致表达的一种观点。
最后一次演出中，会有使用二胡的表演者加入，萧伟中认为，这将更突出中西文化的交错，音质上比较新鲜。
“用不那么西方的乐器，在一种西方音乐文化中表达，我们对选用这种民族乐器如何理解？”崔展鸿说，“我没有试过二胡，曾用过唢呐，但我会期望可以做到让距离不用拉得（中西）那么远。无论用东方还是西方乐器，我作为一个作曲家的目标，是音乐上不会有什么痕迹。如果有任何带出痕迹，我已经很快想处理它。”
“这次合作一定会有一种（东方）音乐的质感在，但我很不希望是一种大家想像中『中西合璧』的形状。”他补充。
而在苏汕都看来，食物和音乐都有他们互相连结的点，这让他完全能理解萧伟中和其他音乐家的专注。他说，当中的连结是“要求”与“执着”。“我看他（萧伟中）做音乐，就知道他要求很高，”苏汕都说。“我想他也知道，我对食物也有要求，讲得嚣张一些，食物不是那么容易进入我的铺头，我要求很高的。”
他笑着回忆，有销售推销某品牌的鱼蛋，他问对方，你用的什么鱼？对方答不出，苏汕都说，我试都不会试的。
就是在这样看似南辕北辙的地方，让苏汕都和萧伟中所专注的世界打通了。
“只要你拿着一个宗旨做事，做什么行业也一样。”苏汕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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