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代的“波罗的海之路”：立陶宛为何送台湾疫苗？

2021年6月22日，立陶宛政府突然宣布，将会捐赠两万剂 COVID-19 疫苗给台湾，而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格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则在推特上提及援助原因：“热爱自由的人，本就应该守望相助。”

消息曝光之后，立刻在台湾的社群媒体引起了一波洗版风潮：除了惊喜和感谢文之外，还出现了几篇“科普文章”，向网民介绍立陶宛这个国家。

有些台湾网民，涌向了兰斯伯格斯的脸书页面，用刚学会的“Ačiū”（立陶宛语的“谢谢”）向其致谢；有些人则试图寻找立陶宛制的产品，想“用新台币将立陶宛商品下架”，却发现台湾找得到的立陶宛商品寥寥可数，只有几款啤酒和巧克力食品。不过，这阵“立陶宛旋风”，其实也道出了一个事实：近期对台湾释放出不少友好信号的立陶宛，是一个台湾人并不熟悉的国家。

无独有偶，立陶宛的经济及创新部长雅莫内特（Ausrine Armonaite），也同步在推特上宣布，立陶宛政府已修改法令，允许立陶宛在“没有邦交的地区”设立商务代表处，并直接提及：“距离在台湾设立商务办事处的目标，又更进一步了”。

对此，台湾外交部表达了高度欢迎的立场，并指台湾“一向秉持开放且务实的态度，与全世界理念相近伙伴保持往来互动，并寻求强化双方实质合作关系的机会”；而北京则重申，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互设代表处，并指“任何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2019年：立陶宛“转向”的关键时刻

事实上，立陶宛对台湾的友好，早在 2019 年便有迹可循——当年 8 月，立陶宛国会的外交委员会副主席，就曾率领其他八位议员访台，而参访团成员不只来自立陶宛，也有拉脱维亚的议员。

到了 2020 年 4 月，亦即 COVID-19 疫情正在欧洲爆发之际，当时的立陶宛外交部长还曾去电 WHO，要求让台湾参与国际公卫体系。

同年 6 月，台湾驻拉脱维亚的代表，在当时仍为在野党的“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民主党”（Homeland Union – Lithuanian Christian Democrats，以下简称“祖基党”）的邀请之下前往立陶宛国会演讲，分享台湾应对疫情的经验，也开了台湾代表在该国议会演讲的先例。

这场演讲的背景脉络，其实是立陶宛即将于该年 10 月进行国会大选，因此政界各方都在进行竞选工作，而面对台湾议题、香港实施国安法的立场，就是竞选各方的辩论主题之一。

在此背景之下，当时仍未担任外交部长的兰斯伯格斯，也曾以祖基党主席的身份，于 6 月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措辞强烈、标题为《选边站的时候到了》的社论；他在文章开头用了两个段落，洋洋洒洒地细数中国的“罪状”，并谴责北京对香港抗争运动的镇压，甚至将中国的行为，和俄国近年的扩张行动相提并论。

兰斯伯格斯在文章最后，亦提出了五项呼吁，包括：立陶宛退出“中国与中东欧 17+1 合作机制”、支持台湾受国际承认、要求欧盟和北约在对北京的立场上统一阵线、拒绝和华为等供应商合作发展 5G 网路，以及对香港人提供政治庇护。

立陶宛国会还赶在大选之前，便成立了“立陶宛－台湾论坛”（Lithuania-Taiwan Forum），目的是促进双方在科学、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并在民主、人权和民族自决的议题上支持台湾。

祖基党后来在大选中拿下最多席次，并和“自由运动”（Liberal Movement）、“自由党”（Freedom Party）联合组成中间偏右的执政联盟；而兰斯伯格斯，则在当选之后出任外交部长。

新政府上任后，便开始推动“以价值理念为根基的外交政策”，并在政策纲要之中，明确表明将支持在白罗斯、台湾追求自由的人们。到了 2021 年的 3 月，立陶宛首次传出有意在台设立代表处的消息，而台湾主流社会，也是在此时第一次感受到了立陶宛的友善信号。

令不少人好奇的是，立陶宛这个在两岸知名度都不算高的国家，究竟为何会成为台湾的最新盟友呢？

立陶宛历史：挥之不去的“俄罗斯因素”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回顾立陶宛的历史，以及在该国历史中挥之不去的“俄罗斯因素”。

位于波罗的海畔的立陶宛，人口略少于 300 万人，经常和北边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一起被人合称为“波罗的海三国”；回顾历史，今日被不少人视为“小国”的立陶宛，其实曾经是一个颇重要的地缘政治行为者。

它曾于 14 世纪和波兰组成联盟，后来又在 16 世纪和波兰合并、形成“波兰－立陶宛王政共和国”，由拥有土地的贵族掌握大权，领土也比今日宽阔许多，远及今日的乌克兰和白罗斯等地；直到 1795 年被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瓜分亡国之前，波兰－立陶宛都是一个能和俄罗斯、日耳曼民族相抗衡的中型国家。

然而波兰－立陶宛亡国之后，今日立陶宛所在的区域，便落入了俄国的手中，一直要到 1918 年，才终于在一战的混乱局面之中独立建国。然而刚建国的立陶宛犹如强褓中的婴孩，只能夹在德国、波兰和俄国之间勉强生存，最后仍在二战期间被并入苏联，并在莫斯科的压力之下，不情愿地生活了半世纪，直到 1990 年才再次复国，成为波罗的海地区第一个脱离苏联的国家。

时至今日，他们对于苏联（或者说，俄罗斯人）长达半世纪的“占领”依然怀恨在心，而这种长期生活在俄罗斯人阴影底下的历史记忆，也都仍在形塑着立陶宛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即是立陶宛在脱离苏联之后，便大幅往“西方”靠拢，相继加入了北约和欧盟，同时也惯常以“自由民主”作为号召，对抗苏联、俄罗斯所代表的“威权专制”。

不过这种对俄罗斯的排拒与恨意，也不是立陶宛独有，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都有类似的现象，而且这种“恨意”，有时甚至是日常可见的。

比方说，波罗的海三国至今仍有为数不少的俄裔人口，而他们在苏联解体之后，也突然成为新国家里的弱势族群，遭攻击、杀害的事件时有所闻。此外，这三个国家的首都，也都找得到各自的“占领博物馆”，陈列着“苏联占领时期的压迫史”，以及这三个国家追寻自由、脱离苏联的斗争过程。

“俄罗斯因素”在立陶宛对外政策中的角色，也可以从立陶宛捐赠疫苗的对象看出——事实上，台湾并不是立陶宛捐赠疫苗的唯一对象；早在今年五月，立陶宛便曾宣布捐赠疫苗给乌克兰、乔治亚，以及摩尔多瓦。

为什么是这三个国家呢？

关注东欧、高加索地区和俄国局势的读者，大概不难看出来这三个国家的共同点：它们都曾经是苏联的一部分，今日也刚好全都和俄国存在“紧张关系”或领土争议。

以乌克兰为例，原本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于 2014 年遭俄罗斯并吞；而文化、历史上较亲俄的乌克兰东部地区，也在同一年陷入动荡，落入俄罗斯的掌控之中。截至今日，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并吞都仍未受西方国家承认，而乌克兰东部的争端也尚未落幕；今年四月时，乌俄双方甚至还曾在边境集结重兵，差点再次点燃战火。

乔治亚和俄罗斯的龃龉，则源自苏联解体之时：位于乔治亚北部的南奥塞提亚（South Ossetia）和阿布哈兹（Abkhazia），在苏联解体之后，便相继脱离乔治亚“独立建国”，而乔治亚后来也在 2008 年，和在南奥塞提亚和阿布哈兹背后支持的俄罗斯发生战争。

至于摩尔多瓦和俄罗斯的争议，也同样和苏联脱不了关系：位在罗马尼亚东边的摩尔多瓦，语言文化基本与罗马尼亚的东北部相近，但它的东部地区，却在苏联时期涌入了大量俄罗斯人。

当苏联即将瓦解、而摩尔多瓦也在酝酿独立之际，住在摩尔多瓦东部的俄罗斯人也开始感到不安：他们深怕摩尔多瓦在脱离苏联之后，会选择和罗马尼亚合并，进而让俄裔人口成为弱势族群，因此干脆先发制人，先一步从摩尔多瓦独立出来，辗转成立了“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一般简称“德左”，也就是“德涅斯特河左岸”之意）。

直到今日，这个“德左”同样未受主流国际社会承认，也依然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有俄军驻守；根据 2006 年举行的公投，“德左”竟有 97% 左右的居民主张加入俄罗斯。

循此，立陶宛之所以会捐疫苗给这三个国家，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它们在国际地缘政治之中，都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

中国，逐渐显影的“国家威胁”

不过，立陶宛这种以俄罗斯为主要假想敌的想像，在近年却逐渐有了变化，而这个变化，也在立陶宛官方每年发布的《国家威胁评估报告》中一览无遗。

2019 年一月，立陶宛在《国家威胁评估报告》中，除了依照惯例，将立陶宛念兹在兹的“头号敌人”俄罗斯列入之外，也明文提及“俄国正在提升与中国的合作”，并指“俄罗斯在受到西方制裁之后，可以从北京方面获得因为制裁而无法取得的科技”。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陈述——因为这段话，将中国这个原本遥远的强权，和立陶宛自己的“首要敌人”俄罗斯连结在了一起，也是立陶宛首次在这份年度报告中，明确将中国视为“国安威胁”。

到了 2020 年，立陶宛的年度《国家威胁评估报告》中，“中国”占据了更大篇幅，报告甚至详列了中国透过招聘网站、在立陶宛吸收间谍的方法，并更新了中国在香港、新疆、南海的高压举动，而不再只是 2019 年版中相对粗略、概括，而且仍以俄罗斯为主角的陈述。

2021 年，立陶宛的《国家威胁评估报告》又进一步增加了关于中国的论述，并批评北京正在“利用疫情带来的机会，透过疫苗外交、医疗援助等方式，在全球各地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现在回看，立陶宛的这种转向、以及近期对中国渐增的敌意，反映了几件事情。

首先，中国的外交策略，经常会和各国地方上的政治议程、历史脉络交缠在一起——以立陶宛的案例来说，该国起初就是因为自身与俄罗斯的恩怨情仇，而将中国也一并视为国安威胁。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立陶宛的论述之中，中国带来的威胁感，近来已经逐渐不再只是“俄罗斯威胁”的“附属品”和“助力”而已，而是愈来愈成为“威胁本身”。

而这种中国逐渐变成威胁主角的现象，其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建立在较抽象的价值观之上：现代的立陶宛，是一个 1990 年才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自由、反共、反威权，一直就是这个国家仰赖的立国精神。

关于这点，Živilė Kriščiūnė 这位智库成员于 2020 年 5 月的投书，便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她在文章中指出，“所有波罗的海国家都心知肚明，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之中，即便只是象征性的动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也不是第一次，立陶宛成为带头的领头羊。”

事实上，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确实就是教科书等级的民主运动案例。
1989 年，当东欧剧变、苏联岌岌可危之际，受苏联控制的波罗的海人民，便曾发起一次大规模的和平示威，由人民手牵手串起人龙，一路从立陶宛延伸至爱沙尼亚，后被称为“波罗的海之路”（Baltic Way）；2004 年台湾的“手牵手护台湾”，以及 2019 年的“香港之路”，便都是受“波罗的海之路”启发的产物。

此外，立陶宛在历史上，也经常是受迫害群体的避风港，举凡犹太人、沙俄时期的俄国政治和宗教难民，一直到现代的俄国异议人士，都曾在立陶宛落脚避难；这些种种，都让立陶宛人经常以“自由堡垒”的角色自居——而这种“对自由的追寻”，也就是立陶宛和台湾交往、退出中国主导的“17+1合作机制”的论述之一。

第二个原因则较为实际：立陶宛为了对抗俄罗斯近期的扩张，只能进一步向西方的盟友靠拢，而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盟友，近期对中国的态度也确实渐趋强硬，因而加深了立陶宛对北京的对抗。

有些学者近来也认为，中国与中东欧的“17+1合作机制”，其实就是中方用来分化欧盟的手段；若以立陶宛于 2019 年初在《国家威胁评估报告》里将中国视为威胁的时间点来看，其正好也呼应了美国于 2018 年开始推行“印太战略”、明确将中国视为“威胁”的动态。

果然，2021 年 2 月举办的“17+1合作”线上虚拟峰会，便让北京脸上无光：尽管习近平亲自出席了峰会，但会议依然因为立陶宛的退出而成为“16+1”峰会，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也都降低了与会官员的层级。

有些论者也指出，从 2012 年开始的“17+1合作机制”，并没有让立陶宛获得实际利益；再换个角度来谈，立陶宛之所以能理直气壮地对北京叫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就是立陶宛在经济、贸易上，本来就不怎么依赖中国。

因此，立陶宛捐赠疫苗给台湾的行动，也再一次确立了立陶宛将“中国威胁”提上议程、和“俄罗斯威胁”并置看待的转向，同时也反映了欧盟、北约近几年来，对中国转趋强硬的态度。

“立陶宛转向”的国内因素

立陶宛政府很有可能是在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测试风向，同时带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外交政策改变。

有些人则将立陶宛的友台举动，放在其国内政治的“左右框架”中看待，认为立陶宛选举之后右派上台，也加剧了往台湾靠拢的态势。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左右”有时未必是分析欧洲各国对外关系的有效框架，比方说，虽然立陶宛现在的右派政府“亲台疑中”，但如果把场景移到匈牙利，右翼立场／民族主义却会表现为“疑欧亲俄／中”的路线。

此外，长期关注波罗的海地区、目前为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与东欧研究所博士生的陈品谕，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亦指出，立陶宛的前一届内阁，其实是由中间派和中间偏左政党联合组阁、算得上是“左右共治”，而且从执政末期，就已经开始增加对中国的批判力道，因此新政府的友台路线，其实某程度上，也是延续、强化了前届政府的政策；真正的关键，主要还是波罗的海三国，整体而言增加了对中国的戒心。

“来自中国的威胁，在过去两年以来，其实已经是波罗的海三国共同关切的焦点，并不是只有在立陶宛才出现的现象。”陈品谕举例，爱沙尼亚才刚在去年夏天，无预警地将中国外交官秘密驱逐出境，反映了两国官方关系降温的趋势。

“整体而言，由于地缘关系及历史因素，波罗的海三国的政府、民众和媒体，更能具体感受来自俄罗斯这个恶邻的威胁。”

不过陈品谕也提醒，波罗的海三国对于俄罗斯的强烈敌意，未必就会转化成对北京的戒心，有时还是不得不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两者中做出权衡——比方说，拉脱维亚对俄罗斯贸易依存度相对高一些，而中国的广大市场亦有强烈吸引力，可以分散对俄罗斯依赖的风险。

此外，立陶宛人民对于中国的“威胁”，也未必如官方论述那样警觉：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于 2019 年所做的民调，立陶宛有 45 % 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有好感，高于没有好感的 33 %；而介于 18－29 岁、没有经历过苏联统治的年轻族群，更有将近 6 成对中国抱有好感。

“因此立陶宛政府，很有可能是在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测试风向，同时带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外交政策改变。”陈品谕如此分析。

立陶宛捐疫苗，对台湾有什么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对台湾捐赠疫苗之际，台湾在野党和部分民众，正好也在批评“台湾购买的疫苗无法到货，只能靠美国、日本捐赠取得”，因而让台湾“沦为疫苗乞丐”。

而立陶宛捐赠疫苗的消息，起初也引起了类似的回响。有些网民甚至指出，其他受立陶宛捐助的国家，人均收入都只有台湾的十分之一，但台湾却跟着这些国家一起成了立陶宛的援助对象。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在大疫年代里，疫苗的转赠、取得，早就已经是高度政治化的过程——其既是地缘政治运作角力的场域，也是区分敌我亲疏的象征性行动。比方说，中国目前在欧洲的疫苗援助对象，有白俄罗斯、匈牙利以及塞尔维亚，基本都是对北京相对友好的国家；而欧盟推出的疫苗护照，却没有承认中国疫苗的有效性。

在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将各个阵营隔开的也许是围墙、是“铁幕”，但在新冷战阴影笼罩的大疫年代里，这个界线却成了疫苗厂牌——而且这个界线，今日是直接打入人体的，也是更加切身、更加难以摆脱的身体政治。

就此而言，恰恰是立陶宛这样一个人均 GDP 略逊台湾、与台湾实力接近的国家，对台湾捐赠疫苗，也才显得更有政治意义：因为那不像是强者对弱者、富国对穷国的“施舍”，而更像是理念接近的盟友之间的“守望相助”。

换言之，立陶宛捐疫苗给台湾的例子，其实也隐隐反驳了在野党的“疫苗乞丐”批评论述，同时也更加彰显了，疫苗的订购与配置，不只是单纯的商业交易和国力问题而已，它同时还是地缘政治的划界行动，并再次彰显了台湾在世界体系中的艰难处境。

如果再回顾台湾近期的“外交成果”，我们也能发现，去年与台湾互设代表处的索马利兰，以及原本打算设立“台湾办公室”的盖亚那，其实和立陶宛也都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区域里的中小型国家，可以代替强权大国加深与台湾的合作，也都因为特殊的历史、政经因素，而成为台湾突破外交困境的意外入口。

此外，这三个国家刚好就平均分散在非洲、南美洲和欧洲三个区域，或许也反映了台湾在外交策略上的整体规划，以及台湾和世界交往的新模式。

究竟，在索马利兰、盖亚那，以及这次的立陶宛之后，谁会是下一个向台湾递出橄榄枝的国家呢？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会不会进一步朝着中美对立的两极体系迈进？而疫苗和疫情，是否会继续在地缘政治中扮演催化的角色呢？在全球疫情仍未到头、疫苗供给依然吃紧的眼下，这些问题只能留待时间检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