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答1989：支援与裂缝，那一年，香港学生在北京

今年54岁的林亦子是一名香港西医，她在屯门开设私人诊所，每周六天、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高峰期时，她试过一天看超过一百位病人。可每到6月，她会跌入另一个时空——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她和一群香港中文大学的同学好友一齐管理物资，每日围着鸡蛋、面包、盒饭和单据打转。

这些年，她感到遗憾、焦虑、放心不下，一直在所有六四清场前后的照片里，留意这天安门广场东北角的痕迹。历史照片中，物资站是被火烧掉的。

30年来，她常常不敢触碰1989年的回忆。当她终于鼓起勇气，翻开曾经同行的中大同学们所写的北京纪行时，飘扬的旗帜、喧哗的人声，同学们之间的争吵，统统汹涌而至。回忆里，香港学生带去的两百个帐篷在广场上支了起来，五彩缤纷，蔚为壮观，而北方夜晚骤降的气温仿佛就在身边。那一刻，她又成了广场上的南方女孩，每日要完成的重任是，采购约一万人的食物。

那是1989，林亦子24岁，和她一样赶赴北京的，还有约30个香港同学。

大埔村屋的自由时代

林亦子诊所不大，约30平方，书架上摆满各种医学英文书籍，一本中文书在其中格外显眼——《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们在北京……》。六四25周年时，当年赴北京支援学运的一群香港中大同学，一同写作了这本回忆录。书中作者，全是她熟悉的老友——林洋鋐（原名林耀强）、陈哲（化名）、曾宪冠，还有她大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林蔼纯。经历六四震荡，返回香港之后，她和林蔼纯30年来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1988年，林亦子曾和这群好友搬进一间700呎村屋，在靠近中大的大埔尾村。七八个人来自不同专业，却都关心中国事务，参加了中大的学生组织“国是学会”或者学生会。村屋有一部小小的电视机，闲时大家聚在一起，看新闻，辩论各种题目。

80年代的中国大城市，各界思想激荡，知识分子纷纷投入思想启蒙的浪潮，社会一片自由之象。而在香港大学生中，在“认识中国，关心社会”的主流思潮过后，中国时政的话题仍然炙手可热。每一年圣诞假期，中大国是学会就会组织交流团到大陆不同地方游学，尤其是八六学潮兴起的高校，林亦子和陈哲都去过。

八六学潮

中国对林亦子来说并不陌生。她来自广东汕头，因为文革，父母带着14岁的她逃到香港。不过在陌生的香港，来自本地人的歧视，使林亦子一直感觉不适应。经历文革的时候她年纪小，成年后，她对中国仍然很有身份认同，加入国是学会，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朋友陈哲，也同样是小时候从大陆移民到香港的。

“那时就类似现在大家说的‘大中华胶’，爱国青年，”香港一间中学的会议室里，陈哲笑着回忆。从北京返港之后，他选择了教书育人的职业。

在林亦子回忆里，那是一个中大的自由年代。当年，陈哲、林亦子与其他国是同学成天吵架辩论。“最基本、最理所当然的价值观：为什么要有国家，为什么要有家庭，为何要结婚……这些全都要拿出来被质疑。”时任校长是电子系教授、后被称为“光纤通讯之父”的高锟。在林亦子的印象中，校长是一个即使被学生喝倒彩，也仍会微笑的人。

1989年4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北京迅速掀起学运。国是、学生会的成员天天聚在一起讨论北京情势，来自中国的官方报纸是他们的资讯来源之一。国是学会订的人民日报，林亦子天天捧着看，觉得它风气开放，国际新闻尤其好看。随着局势越发紧张，学生绝食，各界支援，几乎整个香港的目光都在关注北京学运，民众日夜守在电视机前，紧盯现场报导，为记者鼓掌。中大的许多同学也无心考试，日夜商讨情势，上北京支援的想法，逐渐在国是和学生会的同学之间弥生。

5月21日，在李鹏宣布将学运定性为“动乱”，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翌日，香港激发首次百万人大游行。林亦子和同学开始计划，怎样瞒住家里人到北京去。

整个八九学运期间，共有约30名中大学生赴京支援。他们几乎都是国是学会、学生会和学联的成员，大部分以个人身份前往。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在5月到6月期间，合共向全港筹款约港币一千万元，其中一百万元由林洋鋐及其他同学在5月份带到北京，这百万元里的大部分，六四镇压后随即被当局扣押。除中大以外，香港其他高校亦有个别学生自发上京支援。在香港大学，学生设立“电话队”，以联络大陆不同省市的高校学生。

5月24日，林亦子和曾宪冠两人买好了赴北京机票。焦灼于支援的事，林亦子甚至搞错了一门考试的日期，就这样在没有考试的情况下，瞒着家人，和曾宪冠带着从学生会获得的十几部对讲机，飞到千里之外的北京。

广场上的裂痕

林蔼纯、陈哲、潘毅等国是学会的同学，更早一些就到了北京。国是学会前后十几人到北京，都挤在北京饭店同一间房里，大家只好睡在地上，或者到其他大学的宿舍里借宿休息。

一到天安门广场，林亦子就发现，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静坐，卫生环境变得非常糟糕，学生们的情绪看起来很低落。“（外高联）对广场众多的外地同学不问不理，呼呼喝喝，我们去到真的很震撼，尤其是不断有同学告诉我们，他们没有东西吃，晚上非常冷。”

外地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在看见几个同学分吃一个馒头后，林亦子决心和中大的同学一齐建设物资站，负责食物供应的工作，每天花大半天时间联络食物工厂、算账、接收和分派食物。

她穿短袖恤衫，背一个大背包，里面是从香港带来沉甸甸的捐款，来回于物资站、帐篷区、与广场隔着一条宽广长安街的北京饭店。每天，她预算要为一万人购买面包、蔬果、肉类、鸡蛋等等。一到晚上，这位南方来的瘦弱姑娘，就被北方常见的骤降气温冻得直发抖。

当香港学联带来的彩色帐篷在广场上支起时，亮丽的颜色使林亦子精神为之一振。后来，吴仁华在《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记录，广场建设的蓝图，手笔之一正来自林亦子的国是同学潘毅，但林亦子当时并不了解。她只知道潘毅是“不用睡的”，成日不见踪影，“参与得比我们深”。

不过，林亦子和其他中大学生对物资援助的投入，却引来好朋友林蔼纯和同学陈耀辉的质疑。

林亦子回忆，林蔼纯和陈耀辉的观点是，来自香港的学生不应去供应物资，而是应该到广场上，和内地的学生讨论运动和民主的问题。“（林蔼纯他们觉得）我们香港学生，对民主的探索多一点，似乎就应该跟同学聊聊。”林亦子说，“他们觉得，这是好的机会，可以进行民主实践、讨论、思考。”

从这些中大学生陆续抵达北京开始，大家就一直为自己在学运中的角色而辩论不休。当时开会的内容并无会议记录，林亦子、曾宪冠难以回忆，只记得“几乎天天都讨论”。翻看陈耀辉在1989年6月19日所写的信件（收录在中大同学回忆录中），他担心中大学生手握资源，如果使用不当，在缺乏监察下，会造成以物资建立权力并左右学运方向的境况。

“我们都很清楚：主体不在我们。不可以用资源去影响大陆学生的决策。”

为了讨论清楚中大学生在北京学运里的角色，5月31日，这群国是学生曾在饭店里争论了一个通宵，包括物资站的运作情况、过百万资源有否被误用、香港学生有否主导运动某方面发展的问题。多年后，林蔼纯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任何结论，一切如旧，部分同学渐萌退意。”

“他们（林蔼纯）觉得，我们有这样庞大的资源，才能做到这样的角色，我们应该抛开资源，以普通同学的身份参与运动。”曾宪冠回忆。他当时是学生会代表，感觉林蔼纯他们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不至于去到如此强烈的地步”：“既然带着资源，我们始终还是要管理手上的资源。我们都很清楚：主体不在我们。不可以用资源去影响大陆学生的决策。比如人家要撤，我们不可能不同意。”

而对于林亦子而言，她只是想去帮助这些外地来的学生解决膳食。“没人关心，又不能回家，那些同学好像要乞求他们的权力中心（外高联、指挥部）去拿物资，我真的看不过眼。”在她看来，物资的支援工作并非掌握权力，而是像红十字会救助般的一种支援方式。

1989年的夏天，广场上的中大学生连日争论后，两个曾经住在一起、像“孖公仔”一样的姑娘，因为彼此不同的理念而分道扬镳。而这一分歧，在此后三十年，仍是这群学生无法达成共识的一个裂缝。几天后的流血清场，让这一裂痕添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清场

“那时人们很天真，说，共和国的士兵是我们迎接进城的，这些枪声是向天开而已。”

6月4日凌晨12点，林亦子和友人在西单的胡同里。当时，国是学会和学联的同学，都按照各自想法，前往不同地点。陈哲和时任学联主席的林洋鋐一样，留守在广场上的纪念碑，希望与北京学生共患难。当时纪念碑附近的学生至少数千名，他们没有看到彼此。林蔼纯则留在广场上的香港物资站，当军队进入广场、路过物资站时，根据她在中大学生回忆录里的文章，这些军人一边走一边说：“我们不会伤害学生。”

不过，更让人紧张的征兆其实更早出现。凌晨12点前，林亦子看见一群纠察队模样的学生从广场那边过来，他们十几二十岁，大多数戴着白口罩，没有任何武器，神情严肃。她把手上最后一个口罩递给了队伍后面的学生。

十二点，枪声响起，林亦子随着人群撤入胡同。起初，大家并不紧张，有人准备好口罩和手绢，也有人在猜测，那是何种枪支的声音。

“那时人们很天真，说，共和国的士兵是我们迎接进城的，这些枪声是向天开而已。”

不久之后，一辆摩托车突然载着伤者跑入胡同。“让开！快让开！”为摩托车开路的学生大喊。被送进胡同的伤者越来越多，三轮板车、摩托车穿梭不停，一路鲜血淋漓，林亦子奋力挤上去看伤者的模样，他们多数伤势严重，以她现在的专业判断，很多人都处于休克状态，生死未卜。

她极力想记住他们的面孔。直到今天，她也无法忘记这些年轻人的样子：面色惨白、双目紧闭、满面渗汗、身体染血、极度痛苦。

“妳不可以到前面去，这是我们去的。妳一定要将情况说出去。”身边的市民冲林亦子喊。“说完他们就真的冲过去了，是唱着《国际歌》去的……整条街都是人。”

她在回忆录写道：“口号声越来越响，初时不知道喊些什么，后来问旁边的人，才知道喊『杀人犯！』『法西斯！』『独裁！』『打倒李鹏！』响彻云霄的愤怒的口号声与枪声夹杂在一起，一直没有断，枪声并没有使人群后退。”

凌晨1点钟，广场上的陈哲看见第一批军队，大约一千人，手持长棍，背着冲锋枪，从香港物资站经过。他同样听到军人说“不打学生”，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随后返回纪念碑最高台阶，躺下来，仰望天上的几颗星星。远处不断传来枪声，周围同学在唱《国际歌》，他脑袋一片空白，曾经想过写一封遗书，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

过了四点半，陈哲远远望见一列列军队从人民大会堂操步过来，持枪向纪念碑推进。这当中，北面有一队二十人左右的军队，来到纪念碑前。而在此时，另一小队军人已到达纪念碑最高台阶，他们向着留守学生们的头顶上方开枪，又用冲锋枪指着学生。陈哲被人群推着撤离。

另一边，在从纪念碑被迫撤离之前，林洋鋐曾跑到长安街上，救起一名中枪的工人，他记得，那工人的背像开了水龙头一样，血汩汩地往外流。林洋鋐看着工人渐渐双眼反白，瘫软在地，就那样在他手上断了气。

当军队来到纪念碑下，林洋鋐被几名北京同学以身体护着，他被半推半挤到纪念碑底层。“小强，你们香港人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你们要活着回去，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一名学生流着泪对林洋鋐说。返回香港后的许多年，林洋鋐向传媒回忆起这一幕，多次提起那位学生对他说的话。

当人群撤到西单邮电大楼时，陈哲听见后方传来坦克车的声音，他赶紧跑向附近的胡同，听见后面有人大喊——“坦克碾死人了！”陈哲又忍不住跑回去看，远远看到“有些尸体，也有一些他的行李、背包之类的东西，也有一些琐碎的东西。没有过去数数有多少人。”他不敢再看。

同样从纪念碑撤离的林洋鋐，一路走到了木樨地，他记得，那里是“满街的血路”。

从广场归来

6月5日，当港府派来的专机起飞的一刻，林亦子感觉，她把整个北京都留下了。

“那个幸存者的心情就是，其实，可能我也是应该死了的。”

六四在他们身上刺下烙印，对他们分别产生不同的应激反应。陈哲一回港便决定接受媒体访问，他在镜头面前语速极快，把自己在清场时的所见所闻一股脑全倒出来。

林洋鋐则把头几年的时间沉浸在抑郁的情绪里。他本是个喜欢早起、有干劲的人，从北京回来后，常常在学联睡到下午两点多才起来。

“年纪那么小，我当时相信，我们的参与会让世界变得更好。谁知这么大一场运动，最终也会被镇压，甚至政治制度变得更加封闭。这是对我信仰的崩溃和冲击。我投入我的生命和青春，然后发现原来这是错的，再大的投入也是没用的。这很震撼。”林洋鋐说。

林亦子也过着混沌的日子，思绪纷乱。学联在弥敦道的办公室堆积了大量六四前后的报章，林亦子就天天上去剪报、整理。一同整理的还有几位中大学生，大家都不怎么说话。

“一心想，我们要留下这段历史……隐约感觉这段历史又将会被刻意抹去。”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她这样写道。

随着时间流逝，陈哲相对快地重拾生活。他成为一名中学老师，三十年如一日，教书育人。漫长的时间似乎磨蚀掉一些六四的记忆，如今，他坐在学校阳光明媚的会议室里，对记者说：“（六四）没之前那么重要了。我是这么觉得。我想也是有点觉得，觉得没什么作用。一开始大家都想着（中共）很快就倒台，但现在这么久了，对不对。”

他请我去听他给学生讲解六四的事情。讲到一半，台底下好几个学生都睡倒了。

他预感，一切就像电影 Silence 一样，“沉默可以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六四可能要沉默很长一段时间了。”

沉郁数年之后，林洋鋐尝试过做售货员，避开任何新闻，每天早出晚归。后来他加入政府体制，做一名AO（编注：政务主任），以为“AO也可以拯救地球”，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再后来，他跑去港大读法律，在40岁那一年成为律师，自嘲“超龄了”。

如今，他经常为街坊、工友、占中等社运参与者、社会贫苦人士提供义务的法律谘询，律师行挂满政府颁发的义务法律服务奖项。报纸称他为“人权律师”，他则连连摆手，说自己顶多算“街坊律师”。

回首过去，他依然会忍不住想——为什么我是幸存者？为什么死的不是我？

“我们共同面对了这个政权，有些人因为他的身份，最后牺牲了；而我们这批人没有像那样牺牲。有些香港人可能觉得，为什么刘晓波坐完牢，08年还要继续搞，到死为止。其实要走入他的世界，就要明白，那个幸存者的心情就是，其实，可能我也是应该死了的。”

无法和解的回忆

“为何（国家）不与我们和解呢？我们难道做错了什么？”

从北京返回香港之后，林亦子从社会学转而读医，成了一名医生。“有时也会接近死亡，我一定会想起镇压那一幕，在香港是不会轻易见到枪伤的，在那里会。”

走出最初的阴霾之后，整整25年，她不碰任何六四资料，直到五年前，当年赴京支援的中大同学们组织大家写一本六四回忆录，她才决定重新执笔，逼自己重返1989。这些年来，她很少接受媒体访问，当她向我们谈起六四的种种亲历时，依然激动和愤怒，不自觉以双手拍打脸颊。

“和解”始终是她最渴望的。

“为何这么几十年，都没有给机会让所有目睹的市民去释怀？这些事一定要在死之前解决，但这么多年，创伤没法解决。我到现在也没办法和这件事和解。这件事和解不了，我和国家都『冇计倾』。”

林亦子说，六四刺激了她的国族观念。曾经她对中国有强烈的身份认同，如今，她觉得自己“不是很中国人”，“很多事情不认同，看不过眼”。

她感觉，八九之后，“国家把你关在外面了，不让你接近”，而香港慢慢成了她真正的家，“我要守护这里（香港），就像我守护北京一样。”

“为何（国家）不与我们和解呢？我们难道做错了什么？”她不断去问。

“可是到今天我还没搞清楚什么是时宜，什么是体统，什么是权威，什么是天朝。”

同样无法和解的，还有她与林蔼纯的友情。她没有料到，返回香港没多久，林蔼纯和陈耀辉便和他们“扎晒马”：在林亦子回忆里，林蔼纯她们认为，如果没有中大学生的物资支援，北京的学运应该一早就结束了。

“我估计，她觉得我们是『罪人』。”林亦子辗转听到消息，心里如此判断。香港学生从北京回港后，香港舆论亦曾出现认为这群香港学生“有罪”论的声音。

她和林蔼纯从此再也没说过话。林亦子知道，这些争论和分歧，某程度上，至今也是一群同学的心结。八九后过了两三年，她曾与曾宪冠到浸会大学做六四见证的分享会，一路上，两人不自觉再次提起这些当年辩论的问题：角色、资源、权力、主导问题……说到最后，只剩下沉默。

25年后，2014年，林亦子在回忆录中写道：“海外的推波助澜是不是导致了屠杀呢？如果是，我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使掌权的人起了仇恨、起了杀心。……我们不合时宜地触怒了权威，我们不成体统地冒犯了天朝。可是到今天我还没搞清楚什么是时宜，什么是体统，什么是权威，什么是天朝。杀人难道不是一个底线吗？”

现在，林蔼纯在《星岛日报》任职管理层。端传媒曾尝试联络她就六四经历进行采访，她回应说“因为我现在工作的关系，不方便做这个问题”。

两三年前，林亦子终于和林蔼纯在一场义工活动上见了一面，彼此无话，更别谈六四的事情。其他同学却十分为她们开心：“你们终于见面了！你们以前是孖公仔来的，为什么不见面呀？”

那些争吵过的问题，至今在中大这群同学里仍是一道裂缝。不过，林亦子一直无法淡忘这个当年形影不离的好友：“我很想知道她现在的看法，林蔼纯。”

（实习记者徐涵、郭芷甄、梁敏琪和余美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