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4岁的林亦子是一名香港西医,她在屯门开设私人诊所,每周六天、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高峰期时,她试过一天看超过一百位病人。可每到6月,她会跌入另一个时空——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她和一群香港中文大学的同学好友一齐管理物资,每日围着鸡蛋、面包、盒饭和单据打转。
这些年,她感到遗憾、焦虑、放心不下,一直在所有六四清场前后的照片里,留意这天安门广场东北角的痕迹。历史照片中,物资站是被火烧掉的。
30年来,她常常不敢触碰1989年的回忆。当她终于鼓起勇气,翻开曾经同行的中大同学们所写的北京纪行时,飘扬的旗帜、喧哗的人声,同学们之间的争吵,统统汹涌而至。回忆里,香港学生带去的两百个帐篷在广场上支了起来,五彩缤纷,蔚为壮观,而北方夜晚骤降的气温仿佛就在身边。那一刻,她又成了广场上的南方女孩,每日要完成的重任是,采购约一万人的食物。
那是1989,林亦子24岁,和她一样赶赴北京的,还有约30个香港同学。
大埔村屋的自由时代
林亦子诊所不大,约30平方,书架上摆满各种医学英文书籍,一本中文书在其中格外显眼——《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们在北京……》。六四25周年时,当年赴北京支援学运的一群香港中大同学,一同写作了这本回忆录。书中作者,全是她熟悉的老友——林洋鋐(原名林耀强)、陈哲(化名)、曾宪冠,还有她大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林蔼纯。经历六四震荡,返回香港之后,她和林蔼纯30年来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1988年,林亦子曾和这群好友搬进一间700呎村屋,在靠近中大的大埔尾村。七八个人来自不同专业,却都关心中国事务,参加了中大的学生组织“国是学会”或者学生会。村屋有一部小小的电视机,闲时大家聚在一起,看新闻,辩论各种题目。
80年代的中国大城市,各界思想激荡,知识分子纷纷投入思想启蒙的浪潮,社会一片自由之象。而在香港大学生中,在“认识中国,关心社会”的主流思潮过后,中国时政的话题仍然炙手可热。每一年圣诞假期,中大国是学会就会组织交流团到大陆不同地方游学,尤其是八六学潮兴起的高校,林亦子和陈哲都去过。
中国对林亦子来说并不陌生。她来自广东汕头,因为文革,父母带着14岁的她逃到香港。不过在陌生的香港,来自本地人的歧视,使林亦子一直感觉不适应。经历文革的时候她年纪小,成年后,她对中国仍然很有身份认同,加入国是学会,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朋友陈哲,也同样是小时候从大陆移民到香港的。
“那时就类似现在大家说的‘大中华胶’,爱国青年,”香港一间中学的会议室里,陈哲笑着回忆。从北京返港之后,他选择了教书育人的职业。
在林亦子回忆里,那是一个中大的自由年代。当年,陈哲、林亦子与其他国是同学成天吵架辩论。“最基本、最理所当然的价值观:为什么要有国家,为什么要有家庭,为何要结婚……这些全都要拿出来被质疑。”时任校长是电子系教授、后被称为“光纤通讯之父”的高锟。在林亦子的印象中,校长是一个即使被学生喝倒彩,也仍会微笑的人。
1989年4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北京迅速掀起学运。国是、学生会的成员天天聚在一起讨论北京情势,来自中国的官方报纸是他们的资讯来源之一。国是学会订的人民日报,林亦子天天捧着看,觉得它风气开放,国际新闻尤其好看。随着局势越发紧张,学生绝食,各界支援,几乎整个香港的目光都在关注北京学运,民众日夜守在电视机前,紧盯现场报导,为记者鼓掌。中大的许多同学也无心考试,日夜商讨情势,上北京支援的想法,逐渐在国是和学生会的同学之间弥生。
5月21日,在李鹏宣布将学运定性为“动乱”,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翌日,香港激发首次百万人大游行。林亦子和同学开始计划,怎样瞒住家里人到北京去。
整个八九学运期间,共有约30名中大学生赴京支援。他们几乎都是国是学会、学生会和学联的成员,大部分以个人身份前往。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在5月到6月期间,合共向全港筹款约港币一千万元,其中一百万元由林洋鋐及其他同学在5月份带到北京,这百万元里的大部分,六四镇压后随即被当局扣押。除中大以外,香港其他高校亦有个别学生自发上京支援。在香港大学,学生设立“电话队”,以联络大陆不同省市的高校学生。
5月24日,林亦子和曾宪冠两人买好了赴北京机票。焦灼于支援的事,林亦子甚至搞错了一门考试的日期,就这样在没有考试的情况下,瞒着家人,和曾宪冠带着从学生会获得的十几部对讲机,飞到千里之外的北京。
广场上的裂痕
林蔼纯、陈哲、潘毅等国是学会的同学,更早一些就到了北京。国是学会前后十几人到北京,都挤在北京饭店同一间房里,大家只好睡在地上,或者到其他大学的宿舍里借宿休息。
一到天安门广场,林亦子就发现,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静坐,卫生环境变得非常糟糕,学生们的情绪看起来很低落。“(外高联)对广场众多的外地同学不问不理,呼呼喝喝,我们去到真的很震撼,尤其是不断有同学告诉我们,他们没有东西吃,晚上非常冷。”
在看见几个同学分吃一个馒头后,林亦子决心和中大的同学一齐建设物资站,负责食物供应的工作,每天花大半天时间联络食物工厂、算账、接收和分派食物。
她穿短袖恤衫,背一个大背包,里面是从香港带来沉甸甸的捐款,来回于物资站、帐篷区、与广场隔着一条宽广长安街的北京饭店。每天,她预算要为一万人购买面包、蔬果、肉类、鸡蛋等等。一到晚上,这位南方来的瘦弱姑娘,就被北方常见的骤降气温冻得直发抖。
当香港学联带来的彩色帐篷在广场上支起时,亮丽的颜色使林亦子精神为之一振。后来,吴仁华在《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记录,广场建设的蓝图,手笔之一正来自林亦子的国是同学潘毅,但林亦子当时并不了解。她只知道潘毅是“不用睡的”,成日不见踪影,“参与得比我们深”。
不过,林亦子和其他中大学生对物资援助的投入,却引来好朋友林蔼纯和同学陈耀辉的质疑。
林亦子回忆,林蔼纯和陈耀辉的观点是,来自香港的学生不应去供应物资,而是应该到广场上,和内地的学生讨论运动和民主的问题。“(林蔼纯他们觉得)我们香港学生,对民主的探索多一点,似乎就应该跟同学聊聊。”林亦子说,“他们觉得,这是好的机会,可以进行民主实践、讨论、思考。”
从这些中大学生陆续抵达北京开始,大家就一直为自己在学运中的角色而辩论不休。当时开会的内容并无会议记录,林亦子、曾宪冠难以回忆,只记得“几乎天天都讨论”。翻看陈耀辉在1989年6月19日所写的信件(收录在中大同学回忆录中),他担心中大学生手握资源,如果使用不当,在缺乏监察下,会造成以物资建立权力并左右学运方向的境况。
“我们都很清楚:主体不在我们。不可以用资源去影响大陆学生的决策。”
为了讨论清楚中大学生在北京学运里的角色,5月31日,这群国是学生曾在饭店里争论了一个通宵,包括物资站的运作情况、过百万资源有否被误用、香港学生有否主导运动某方面发展的问题。多年后,林蔼纯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任何结论,一切如旧,部分同学渐萌退意。”
“他们(林蔼纯)觉得,我们有这样庞大的资源,才能做到这样的角色,我们应该抛开资源,以普通同学的身份参与运动。”曾宪冠回忆。他当时是学生会代表,感觉林蔼纯他们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不至于去到如此强烈的地步”:“既然带着资源,我们始终还是要管理手上的资源。我们都很清楚:主体不在我们。不可以用资源去影响大陆学生的决策。比如人家要撤,我们不可能不同意。”
而对于林亦子而言,她只是想去帮助这些外地来的学生解决膳食。“没人关心,又不能回家,那些同学好像要乞求他们的权力中心(外高联、指挥部)去拿物资,我真的看不过眼。”在她看来,物资的支援工作并非掌握权力,而是像红十字会救助般的一种支援方式。
1989年的夏天,广场上的中大学生连日争论后,两个曾经住在一起、像“孖公仔”一样的姑娘,因为彼此不同的理念而分道扬镳。而这一分歧,在此后三十年,仍是这群学生无法达成共识的一个裂缝。几天后的流血清场,让这一裂痕添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清场
“那时人们很天真,说,共和国的士兵是我们迎接进城的,这些枪声是向天开而已。”
6月4日凌晨12点,林亦子和友人在西单的胡同里。当时,国是学会和学联的同学,都按照各自想法,前往不同地点。陈哲和时任学联主席的林洋鋐一样,留守在广场上的纪念碑,希望与北京学生共患难。当时纪念碑附近的学生至少数千名,他们没有看到彼此。林蔼纯则留在广场上的香港物资站,当军队进入广场、路过物资站时,根据她在中大学生回忆录里的文章,这些军人一边走一边说:“我们不会伤害学生。”
不过,更让人紧张的征兆其实更早出现。凌晨12点前,林亦子看见一群纠察队模样的学生从广场那边过来,他们十几二十岁,大多数戴着白口罩,没有任何武器,神情严肃。她把手上最后一个口罩递给了队伍后面的学生。
十二点,枪声响起,林亦子随着人群撤入胡同。起初,大家并不紧张,有人准备好口罩和手绢,也有人在猜测,那是何种枪支的声音。
“那时人们很天真,说,共和国的士兵是我们迎接进城的,这些枪声是向天开而已。”
不久之后,一辆摩托车突然载着伤者跑入胡同。“让开!快让开!”为摩托车开路的学生大喊。被送进胡同的伤者越来越多,三轮板车、摩托车穿梭不停,一路鲜血淋漓,林亦子奋力挤上去看伤者的模样,他们多数伤势严重,以她现在的专业判断,很多人都处于休克状态,生死未卜。
她极力想记住他们的面孔。直到今天,她也无法忘记这些年轻人的样子:面色惨白、双目紧闭、满面渗汗、身体染血、极度痛苦。
“妳不可以到前面去,这是我们去的。妳一定要将情况说出去。”身边的市民冲林亦子喊。“说完他们就真的冲过去了,是唱着《国际歌》去的……整条街都是人。”
她在回忆录写道:“口号声越来越响,初时不知道喊些什么,后来问旁边的人,才知道喊『杀人犯!』『法西斯!』『独裁!』『打倒李鹏!』响彻云霄的愤怒的口号声与枪声夹杂在一起,一直没有断,枪声并没有使人群后退。”
凌晨1点钟,广场上的陈哲看见第一批军队,大约一千人,手持长棍,背着冲锋枪,从香港物资站经过。他同样听到军人说“不打学生”,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随后返回纪念碑最高台阶,躺下来,仰望天上的几颗星星。远处不断传来枪声,周围同学在唱《国际歌》,他脑袋一片空白,曾经想过写一封遗书,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
过了四点半,陈哲远远望见一列列军队从人民大会堂操步过来,持枪向纪念碑推进。这当中,北面有一队二十人左右的军队,来到纪念碑前。而在此时,另一小队军人已到达纪念碑最高台阶,他们向着留守学生们的头顶上方开枪,又用冲锋枪指着学生。陈哲被人群推着撤离。
另一边,在从纪念碑被迫撤离之前,林洋鋐曾跑到长安街上,救起一名中枪的工人,他记得,那工人的背像开了水龙头一样,血汩汩地往外流。林洋鋐看着工人渐渐双眼反白,瘫软在地,就那样在他手上断了气。
当军队来到纪念碑下,林洋鋐被几名北京同学以身体护着,他被半推半挤到纪念碑底层。“小强,你们香港人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你们要活着回去,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一名学生流着泪对林洋鋐说。返回香港后的许多年,林洋鋐向传媒回忆起这一幕,多次提起那位学生对他说的话。
当人群撤到西单邮电大楼时,陈哲听见后方传来坦克车的声音,他赶紧跑向附近的胡同,听见后面有人大喊——“坦克碾死人了!”陈哲又忍不住跑回去看,远远看到“有些尸体,也有一些他的行李、背包之类的东西,也有一些琐碎的东西。没有过去数数有多少人。”他不敢再看。
同样从纪念碑撤离的林洋鋐,一路走到了木樨地,他记得,那里是“满街的血路”。
从广场归来
6月5日,当港府派来的专机起飞的一刻,林亦子感觉,她把整个北京都留下了。
“那个幸存者的心情就是,其实,可能我也是应该死了的。”
六四在他们身上刺下烙印,对他们分别产生不同的应激反应。陈哲一回港便决定接受媒体访问,他在镜头面前语速极快,把自己在清场时的所见所闻一股脑全倒出来。
林洋鋐则把头几年的时间沉浸在抑郁的情绪里。他本是个喜欢早起、有干劲的人,从北京回来后,常常在学联睡到下午两点多才起来。
“年纪那么小,我当时相信,我们的参与会让世界变得更好。谁知这么大一场运动,最终也会被镇压,甚至政治制度变得更加封闭。这是对我信仰的崩溃和冲击。我投入我的生命和青春,然后发现原来这是错的,再大的投入也是没用的。这很震撼。”林洋鋐说。
林亦子也过着混沌的日子,思绪纷乱。学联在弥敦道的办公室堆积了大量六四前后的报章,林亦子就天天上去剪报、整理。一同整理的还有几位中大学生,大家都不怎么说话。
“一心想,我们要留下这段历史……隐约感觉这段历史又将会被刻意抹去。”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她这样写道。
随着时间流逝,陈哲相对快地重拾生活。他成为一名中学老师,三十年如一日,教书育人。漫长的时间似乎磨蚀掉一些六四的记忆,如今,他坐在学校阳光明媚的会议室里,对记者说:“(六四)没之前那么重要了。我是这么觉得。我想也是有点觉得,觉得没什么作用。一开始大家都想着(中共)很快就倒台,但现在这么久了,对不对。”
他请我去听他给学生讲解六四的事情。讲到一半,台底下好几个学生都睡倒了。
他预感,一切就像电影 Silence 一样,“沉默可以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六四可能要沉默很长一段时间了。”
沉郁数年之后,林洋鋐尝试过做售货员,避开任何新闻,每天早出晚归。后来他加入政府体制,做一名AO(编注:政务主任),以为“AO也可以拯救地球”,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再后来,他跑去港大读法律,在40岁那一年成为律师,自嘲“超龄了”。
如今,他经常为街坊、工友、占中等社运参与者、社会贫苦人士提供义务的法律谘询,律师行挂满政府颁发的义务法律服务奖项。报纸称他为“人权律师”,他则连连摆手,说自己顶多算“街坊律师”。
回首过去,他依然会忍不住想——为什么我是幸存者?为什么死的不是我?
“我们共同面对了这个政权,有些人因为他的身份,最后牺牲了;而我们这批人没有像那样牺牲。有些香港人可能觉得,为什么刘晓波坐完牢,08年还要继续搞,到死为止。其实要走入他的世界,就要明白,那个幸存者的心情就是,其实,可能我也是应该死了的。”
无法和解的回忆
“为何(国家)不与我们和解呢?我们难道做错了什么?”
从北京返回香港之后,林亦子从社会学转而读医,成了一名医生。“有时也会接近死亡,我一定会想起镇压那一幕,在香港是不会轻易见到枪伤的,在那里会。”
走出最初的阴霾之后,整整25年,她不碰任何六四资料,直到五年前,当年赴京支援的中大同学们组织大家写一本六四回忆录,她才决定重新执笔,逼自己重返1989。这些年来,她很少接受媒体访问,当她向我们谈起六四的种种亲历时,依然激动和愤怒,不自觉以双手拍打脸颊。
“和解”始终是她最渴望的。
“为何这么几十年,都没有给机会让所有目睹的市民去释怀?这些事一定要在死之前解决,但这么多年,创伤没法解决。我到现在也没办法和这件事和解。这件事和解不了,我和国家都『冇计倾』。”
林亦子说,六四刺激了她的国族观念。曾经她对中国有强烈的身份认同,如今,她觉得自己“不是很中国人”,“很多事情不认同,看不过眼”。
她感觉,八九之后,“国家把你关在外面了,不让你接近”,而香港慢慢成了她真正的家,“我要守护这里(香港),就像我守护北京一样。”
“为何(国家)不与我们和解呢?我们难道做错了什么?”她不断去问。
“可是到今天我还没搞清楚什么是时宜,什么是体统,什么是权威,什么是天朝。”
同样无法和解的,还有她与林蔼纯的友情。她没有料到,返回香港没多久,林蔼纯和陈耀辉便和他们“扎晒马”:在林亦子回忆里,林蔼纯她们认为,如果没有中大学生的物资支援,北京的学运应该一早就结束了。
“我估计,她觉得我们是『罪人』。”林亦子辗转听到消息,心里如此判断。香港学生从北京回港后,香港舆论亦曾出现认为这群香港学生“有罪”论的声音。
她和林蔼纯从此再也没说过话。林亦子知道,这些争论和分歧,某程度上,至今也是一群同学的心结。八九后过了两三年,她曾与曾宪冠到浸会大学做六四见证的分享会,一路上,两人不自觉再次提起这些当年辩论的问题:角色、资源、权力、主导问题……说到最后,只剩下沉默。
25年后,2014年,林亦子在回忆录中写道:“海外的推波助澜是不是导致了屠杀呢?如果是,我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使掌权的人起了仇恨、起了杀心。……我们不合时宜地触怒了权威,我们不成体统地冒犯了天朝。可是到今天我还没搞清楚什么是时宜,什么是体统,什么是权威,什么是天朝。杀人难道不是一个底线吗?”
现在,林蔼纯在《星岛日报》任职管理层。端传媒曾尝试联络她就六四经历进行采访,她回应说“因为我现在工作的关系,不方便做这个问题”。
两三年前,林亦子终于和林蔼纯在一场义工活动上见了一面,彼此无话,更别谈六四的事情。其他同学却十分为她们开心:“你们终于见面了!你们以前是孖公仔来的,为什么不见面呀?”
那些争吵过的问题,至今在中大这群同学里仍是一道裂缝。不过,林亦子一直无法淡忘这个当年形影不离的好友:“我很想知道她现在的看法,林蔼纯。”
(实习记者徐涵、郭芷甄、梁敏琪和余美霞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间照片白衫绿裤是解放军,不是学生,他们穿的胶鞋叫解放鞋,斜挎的是军用水壶。这些人较早进入核心区,没带武器,应该是受了些苦头。
「香港學生從北京回港後,香港輿論亦曾出現認為這群香港學生「有罪」論的聲音。」
有病吧,不去指責殺人的反而指責同是弱勢群體的援助者,彷彿如果學生當時撤退了中共以後也不會動手了。
「冇計傾」、「紮曬馬」是什麼意思呢?希望往後文章中的香港用語可加括號註解,因為其他文章中的台灣用語都會再解釋,應有對所有華文讀者更友善的編輯方式 (by台灣讀者)
真的太沉重了……
感人的情感,其實醫療就是救人,浪漫帶著單純的情懷,貫穿了訪問,也映照了64有多少學生和市民、工人都是這樣單純的希望政府可以改變!
很棒的一篇。
沉重
@披星戴月人,屠杀不是用来纪念的,请注意是纪念屠杀遇难者同胞,这样的失误不应该出现
年年說這個有什麼意思?那麼你不問問,年年紀念南京大屠殺有什麼意思?年年慶祝所謂國慶有什麼意思?年年說六四的意思,人人都確知,所以中共才不想人民知道,紀念六四的意思。按某樓的說法,年日久遠的冤案就別再提了,反正沒有意思--那麼請中共再別提什麼釣魚臺是中國固有領土,台灣自古至今是中國的一部分,反正,中共的言詞真他媽的沒有意思。
@yiyueshiwuri现在我们不就是活在新封建主义的社会吗
纪念六四不是为了推翻政权 相反 六四之初的一些诉求仍是当下我们所有人悬而未决的共同诉求 如果从六四悲剧或者说灾难中学会如何更好的解决这些诉求的方法而避免再一次出现六四这样的情况 才是一年又一年重提六四最大的意义
年年说这个有什么意思?端难道就是为了反对这样的体制而生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封建统治社会?
在封从德的《六四日记》里看到过对香港同学带物资到广场分发的描述,当时便觉得感动。没想到在这篇文章里还看到当年这些香港学生对物资象征权力的一些分歧。
看到他们在这些年经历的痛苦,以及市民、学生对他们说一定要把事实带出去…太难过了。
对于那些在镇压中离去已经受伤的人来说,还他们一个事实越来越难了…
为什么要指责受害者呢
好奇林亦纯和林藹純之間的分歧與爭議
閱讀過後,唯有愴痛,深深的愴痛。
“我们共同面对了这个政权,有些人因为他的身份,最后牺牲了;而我们这批人没有像那样牺牲。有些香港人可能觉得,为什么刘晓波坐完牢,08年还要继续搞,到死为止。其实要走入他的世界,就要明白,那个幸存者的心情就是,其实,可能我也是应该死了的。”
这两天vpn屠杀,我的代理也挂了。终于找到一个勉强还能用的爬上来继续看纪念文章。非常好的文章,这些矛盾与裂痕,看了很是感慨。
非常好的文章
看完这篇文章 明年也要续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