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回答1989：支援與裂縫，那一年，香港學生在北京

今年54歲的林亦子是一名香港西醫，她在屯門開設私人診所，每週六天、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高峰期時，她試過一天看超過一百位病人。可每到6月，她會跌入另一個時空——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她和一群香港中文大學的同學好友一齊管理物資，每日圍著雞蛋、麵包、盒飯和單據打轉。

這些年，她感到遺憾、焦慮、放心不下，一直在所有六四清場前後的照片裏，留意這天安門廣場東北角的痕跡。歷史照片中，物資站是被火燒掉的。

30年來，她常常不敢觸碰1989年的回憶。當她終於鼓起勇氣，翻開曾經同行的中大同學們所寫的北京紀行時，飄揚的旗幟、喧嘩的人聲，同學們之間的爭吵，統統洶湧而至。回憶裏，香港學生帶去的兩百個帳篷在廣場上支了起來，五彩繽紛，蔚為壯觀，而北方夜晚驟降的氣溫仿佛就在身邊。那一刻，她又成了廣場上的南方女孩，每日要完成的重任是，採購約一萬人的食物。

那是1989，林亦子24歲，和她一樣趕赴北京的，還有約30個香港同學。

大埔村屋的自由時代

林亦子診所不大，約30平方，書架上擺滿各種醫學英文書籍，一本中文書在其中格外顯眼——《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六四25週年時，當年赴北京支援學運的一群香港中大同學，一同寫作了這本回憶錄。書中作者，全是她熟悉的老友——林洋鋐（原名林耀強）、陳哲（化名）、曾憲冠，還有她大學時代最要好的朋友林藹純。經歷六四震盪，返回香港之後，她和林藹純30年來再沒有說過一句話。

1988年，林亦子曾和這群好友搬進一間700呎村屋，在靠近中大的大埔尾村。七八個人來自不同專業，卻都關心中國事務，參加了中大的學生組織「國是學會」或者學生會。村屋有一部小小的電視機，閒時大家聚在一起，看新聞，辯論各種題目。

80年代的中國大城市，各界思想激盪，知識份子紛紛投入思想啟蒙的浪潮，社會一片自由之象。而在香港大學生中，在「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主流思潮過後，中國時政的話題仍然炙手可熱。每一年聖誕假期，中大國是學會就會組織交流團到大陸不同地方遊學，尤其是八六學潮興起的高校，林亦子和陳哲都去過。

八六學潮

中國對林亦子來說並不陌生。她來自廣東汕頭，因為文革，父母帶著14歲的她逃到香港。不過在陌生的香港，來自本地人的歧視，使林亦子一直感覺不適應。經歷文革的時候她年紀小，成年後，她對中國仍然很有身份認同，加入國是學會，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朋友陳哲，也同樣是小時候從大陸移民到香港的。

「那時就類似現在大家說的『大中華膠』，愛國青年，」香港一間中學的會議室裏，陳哲笑著回憶。從北京返港之後，他選擇了教書育人的職業。

在林亦子回憶裏，那是一個中大的自由年代。當年，陳哲、林亦子與其他國是同學成天吵架辯論。「最基本、最理所當然的價值觀：為什麼要有國家，為什麼要有家庭，為何要結婚……這些全都要拿出來被質疑。」時任校長是電子系教授、後被稱為「光纖通訊之父」的高錕。在林亦子的印象中，校長是一個即使被學生喝倒彩，也仍會微笑的人。

1989年4月15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北京迅速掀起學運。國是、學生會的成員天天聚在一起討論北京情勢，來自中國的官方報紙是他們的資訊來源之一。國是學會訂的人民日報，林亦子天天捧著看，覺得它風氣開放，國際新聞尤其好看。隨著局勢越發緊張，學生絕食，各界支援，幾乎整個香港的目光都在關注北京學運，民眾日夜守在電視機前，緊盯現場報導，為記者鼓掌。中大的許多同學也無心考試，日夜商討情勢，上北京支援的想法，逐漸在國是和學生會的同學之間彌生。

5月21日，在李鵬宣布將學運定性為「動亂」，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翌日，香港激發首次百萬人大遊行。林亦子和同學開始計劃，怎樣瞞住家裏人到北京去。

整個八九學運期間，共有約30名中大學生赴京支援。他們幾乎都是國是學會、學生會和學聯的成員，大部分以個人身份前往。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在5月到6月期間，合共向全港籌款約港幣一千萬元，其中一百萬元由林洋鋐及其他同學在5月份帶到北京，這百萬元裏的大部分，六四鎮壓後隨即被當局扣押。除中大以外，香港其他高校亦有個別學生自發上京支援。在香港大學，學生設立「電話隊」，以聯絡大陸不同省市的高校學生。

5月24日，林亦子和曾憲冠兩人買好了赴北京機票。焦灼於支援的事，林亦子甚至搞錯了一門考試的日期，就這樣在沒有考試的情況下，瞞著家人，和曾憲冠帶著從學生會獲得的十幾部對講機，飛到千里之外的北京。

廣場上的裂痕

林藹純、陳哲、潘毅等國是學會的同學，更早一些就到了北京。國是學會前後十幾人到北京，都擠在北京飯店同一間房裏，大家只好睡在地上，或者到其他大學的宿舍裏借宿休息。

一到天安門廣場，林亦子就發現，經過將近一個月的靜坐，衛生環境變得非常糟糕，學生們的情緒看起來很低落。「（外高聯）對廣場眾多的外地同學不問不理，呼呼喝喝，我們去到真的很震撼，尤其是不斷有同學告訴我們，他們沒有東西吃，晚上非常冷。」

外地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

在看見幾個同學分吃一個饅頭後，林亦子決心和中大的同學一齊建設物資站，負責食物供應的工作，每天花大半天時間聯絡食物工廠、算賬、接收和分派食物。

她穿短袖恤衫，背一個大背包，裏面是從香港帶來沉甸甸的捐款，來回於物資站、帳篷區、與廣場隔著一條寬廣長安街的北京飯店。每天，她預算要為一萬人購買麵包、蔬果、肉類、雞蛋等等。一到晚上，這位南方來的瘦弱姑娘，就被北方常見的驟降氣溫凍得直發抖。

當香港學聯帶來的彩色帳篷在廣場上支起時，亮麗的顏色使林亦子精神為之一振。後來，吳仁華在《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記錄，廣場建設的藍圖，手筆之一正來自林亦子的國是同學潘毅，但林亦子當時並不了解。她只知道潘毅是「不用睡的」，成日不見蹤影，「參與得比我們深」。

不過，林亦子和其他中大學生對物資援助的投入，卻引來好朋友林藹純和同學陳耀輝的質疑。

林亦子回憶，林藹純和陳耀輝的觀點是，來自香港的學生不應去供應物資，而是應該到廣場上，和內地的學生討論運動和民主的問題。「（林藹純他們覺得）我們香港學生，對民主的探索多一點，似乎就應該跟同學聊聊。」林亦子說，「他們覺得，這是好的機會，可以進行民主實踐、討論、思考。」

從這些中大學生陸續抵達北京開始，大家就一直為自己在學運中的角色而辯論不休。當時開會的內容並無會議記錄，林亦子、曾憲冠難以回憶，只記得「幾乎天天都討論」。翻看陳耀輝在1989年6月19日所寫的信件（收錄在中大同學回憶錄中），他擔心中大學生手握資源，如果使用不當，在缺乏監察下，會造成以物資建立權力並左右學運方向的境況。

「我們都很清楚：主體不在我們。不可以用資源去影響大陸學生的決策。」

為了討論清楚中大學生在北京學運裏的角色，5月31日，這群國是學生曾在飯店裏爭論了一個通宵，包括物資站的運作情況、過百萬資源有否被誤用、香港學生有否主導運動某方面發展的問題。多年後，林藹純在回憶錄中寫道：「沒有任何結論，一切如舊，部分同學漸萌退意。」

「他們（林藹純）覺得，我們有這樣龐大的資源，才能做到這樣的角色，我們應該拋開資源，以普通同學的身份參與運動。」曾憲冠回憶。他當時是學生會代表，感覺林藹純他們的意見是有道理的，但「不至於去到如此強烈的地步」：「既然帶著資源，我們始終還是要管理手上的資源。我們都很清楚：主體不在我們。不可以用資源去影響大陸學生的決策。比如人家要撤，我們不可能不同意。」

而對於林亦子而言，她只是想去幫助這些外地來的學生解決膳食。「沒人關心，又不能回家，那些同學好像要乞求他們的權力中心（外高聯、指揮部）去拿物資，我真的看不過眼。」在她看來，物資的支援工作並非掌握權力，而是像紅十字會救助般的一種支援方式。

1989年的夏天，廣場上的中大學生連日爭論後，兩個曾經住在一起、像「孖公仔」一樣的姑娘，因為彼此不同的理念而分道揚鑣。而這一分歧，在此後三十年，仍是這群學生無法達成共識的一個裂縫。幾天後的流血清場，讓這一裂痕添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清場

「那時人們很天真，說，共和國的士兵是我們迎接進城的，這些槍聲是向天開而已。」

6月4日凌晨12點，林亦子和友人在西單的胡同裏。當時，國是學會和學聯的同學，都按照各自想法，前往不同地點。陳哲和時任學聯主席的林洋鋐一樣，留守在廣場上的紀念碑，希望與北京學生共患難。當時紀念碑附近的學生至少數千名，他們沒有看到彼此。林藹純則留在廣場上的香港物資站，當軍隊進入廣場、路過物資站時，根據她在中大學生回憶錄裏的文章，這些軍人一邊走一邊說：「我們不會傷害學生。」

不過，更讓人緊張的徵兆其實更早出現。凌晨12點前，林亦子看見一群糾察隊模樣的學生從廣場那邊過來，他們十幾二十歲，大多數戴著白口罩，沒有任何武器，神情嚴肅。她把手上最後一個口罩遞給了隊伍後面的學生。

十二點，槍聲響起，林亦子隨著人群撤入胡同。起初，大家並不緊張，有人準備好口罩和手絹，也有人在猜測，那是何種槍支的聲音。

「那時人們很天真，說，共和國的士兵是我們迎接進城的，這些槍聲是向天開而已。」

不久之後，一輛摩托車突然載著傷者跑入胡同。「讓開！快讓開！」為摩托車開路的學生大喊。被送進胡同的傷者越來越多，三輪板車、摩托車穿梭不停，一路鮮血淋漓，林亦子奮力擠上去看傷者的模樣，他們多數傷勢嚴重，以她現在的專業判斷，很多人都處於休克狀態，生死未卜。

她極力想記住他們的面孔。直到今天，她也無法忘記這些年輕人的樣子：面色慘白、雙目緊閉、滿面滲汗、身體染血、極度痛苦。

「妳不可以到前面去，這是我們去的。妳一定要將情況說出去。」身邊的市民衝林亦子喊。「說完他們就真的衝過去了，是唱著《國際歌》去的……整條街都是人。」

她在回憶錄寫道：「口號聲越來越響，初時不知道喊些什麼，後來問旁邊的人，才知道喊『殺人犯！』『法西斯！』『獨裁！』『打倒李鵬！』響徹雲霄的憤怒的口號聲與槍聲夾雜在一起，一直沒有斷，槍聲並沒有使人群後退。」

凌晨1點鐘，廣場上的陳哲看見第一批軍隊，大約一千人，手持長棍，背著衝鋒槍，從香港物資站經過。他同樣聽到軍人說「不打學生」，懸著的心放了下來。他隨後返回紀念碑最高台階，躺下來，仰望天上的幾顆星星。遠處不斷傳來槍聲，周圍同學在唱《國際歌》，他腦袋一片空白，曾經想過寫一封遺書，最後什麼也沒有寫出來。

過了四點半，陳哲遠遠望見一列列軍隊從人民大會堂操步過來，持槍向紀念碑推進。這當中，北面有一隊二十人左右的軍隊，來到紀念碑前。而在此時，另一小隊軍人已到達紀念碑最高台階，他們向著留守學生們的頭頂上方開槍，又用衝鋒槍指著學生。陳哲被人群推著撤離。

另一邊，在從紀念碑被迫撤離之前，林洋鋐曾跑到長安街上，救起一名中槍的工人，他記得，那工人的背像開了水龍頭一樣，血汩汩地往外流。林洋鋐看著工人漸漸雙眼反白，癱軟在地，就那樣在他手上斷了氣。

當軍隊來到紀念碑下，林洋鋐被幾名北京同學以身體護著，他被半推半擠到紀念碑底層。「小強，你們香港人為我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你們要活著回去，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一名學生流著淚對林洋鋐說。返回香港後的許多年，林洋鋐向傳媒回憶起這一幕，多次提起那位學生對他說的話。

當人群撤到西單郵電大樓時，陳哲聽見後方傳來坦克車的聲音，他趕緊跑向附近的胡同，聽見後面有人大喊——「坦克碾死人了！」陳哲又忍不住跑回去看，遠遠看到「有些屍體，也有一些他的行李、背包之類的東西，也有一些瑣碎的東西。沒有過去數數有多少人。」他不敢再看。

同樣從紀念碑撤離的林洋鋐，一路走到了木樨地，他記得，那裏是「滿街的血路」。

從廣場歸來

6月5日，當港府派來的專機起飛的一刻，林亦子感覺，她把整個北京都留下了。

「那個倖存者的心情就是，其實，可能我也是應該死了的。」

六四在他們身上刺下烙印，對他們分別產生不同的應激反應。陳哲一回港便決定接受媒體訪問，他在鏡頭面前語速極快，把自己在清場時的所見所聞一股腦全倒出來。

林洋鋐則把頭幾年的時間沉浸在抑鬱的情緒裏。他本是個喜歡早起、有幹勁的人，從北京回來後，常常在學聯睡到下午兩點多才起來。

「年紀那麼小，我當時相信，我們的參與會讓世界變得更好。誰知這麼大一場運動，最終也會被鎮壓，甚至政治制度變得更加封閉。這是對我信仰的崩潰和衝擊。我投入我的生命和青春，然後發現原來這是錯的，再大的投入也是沒用的。這很震撼。」林洋鋐說。

林亦子也過著混沌的日子，思緒紛亂。學聯在彌敦道的辦公室堆積了大量六四前後的報章，林亦子就天天上去剪報、整理。一同整理的還有幾位中大學生，大家都不怎麼說話。

「一心想，我們要留下這段歷史……隱約感覺這段歷史又將會被刻意抹去。」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她這樣寫道。

隨著時間流逝，陳哲相對快地重拾生活。他成為一名中學老師，三十年如一日，教書育人。漫長的時間似乎磨蝕掉一些六四的記憶，如今，他坐在學校陽光明媚的會議室裏，對記者說：「（六四）沒之前那麼重要了。我是這麼覺得。我想也是有點覺得，覺得沒什麼作用。一開始大家都想著（中共）很快就倒台，但現在這麼久了，對不對。」

他請我去聽他給學生講解六四的事情。講到一半，台底下好幾個學生都睡倒了。

他預感，一切就像電影 Silence 一樣，「沉默可以是很長一段時間的。六四可能要沉默很長一段時間了。」

沉鬱數年之後，林洋鋐嘗試過做售貨員，避開任何新聞，每天早出晚歸。後來他加入政府體制，做一名AO（編註：政務主任），以為「AO也可以拯救地球」，最終還是決定放棄。再後來，他跑去港大讀法律，在40歲那一年成為律師，自嘲「超齡了」。

如今，他經常為街坊、工友、佔中等社運參與者、社會貧苦人士提供義務的法律諮詢，律師行掛滿政府頒發的義務法律服務獎項。報紙稱他為「人權律師」，他則連連擺手，說自己頂多算「街坊律師」。

回首過去，他依然會忍不住想——為什麼我是倖存者？為什麼死的不是我？

「我們共同面對了這個政權，有些人因為他的身份，最後犧牲了；而我們這批人沒有像那樣犧牲。有些香港人可能覺得，為什麼劉曉波坐完牢，08年還要繼續搞，到死為止。其實要走入他的世界，就要明白，那個倖存者的心情就是，其實，可能我也是應該死了的。」

無法和解的回憶

「為何（國家）不與我們和解呢？我們難道做錯了什麼？」

從北京返回香港之後，林亦子從社會學轉而讀醫，成了一名醫生。「有時也會接近死亡，我一定會想起鎮壓那一幕，在香港是不會輕易見到槍傷的，在那裏會。」

走出最初的陰霾之後，整整25年，她不碰任何六四資料，直到五年前，當年赴京支援的中大同學們組織大家寫一本六四回憶錄，她才決定重新執筆，逼自己重返1989。這些年來，她很少接受媒體訪問，當她向我們談起六四的種種親歷時，依然激動和憤怒，不自覺以雙手拍打臉頰。

「和解」始終是她最渴望的。

「為何這麼幾十年，都沒有給機會讓所有目睹的市民去釋懷？這些事一定要在死之前解決，但這麼多年，創傷沒法解決。我到現在也沒辦法和這件事和解。這件事和解不了，我和國家都『冇計傾』。」

林亦子說，六四刺激了她的國族觀念。曾經她對中國有強烈的身份認同，如今，她覺得自己「不是很中國人」，「很多事情不認同，看不過眼」。

她感覺，八九之後，「國家把你關在外面了，不讓你接近」，而香港慢慢成了她真正的家，「我要守護這裏（香港），就像我守護北京一樣。」

「為何（國家）不與我們和解呢？我們難道做錯了什麼？」她不斷去問。

「可是到今天我還沒搞清楚什麼是時宜，什麼是體統，什麼是權威，什麼是天朝。」

同樣無法和解的，還有她與林藹純的友情。她沒有料到，返回香港沒多久，林藹純和陳耀輝便和他們「紮曬馬」：在林亦子回憶裏，林藹純她們認為，如果沒有中大學生的物資支援，北京的學運應該一早就結束了。

「我估計，她覺得我們是『罪人』。」林亦子輾轉聽到消息，心裏如此判斷。香港學生從北京回港後，香港輿論亦曾出現認為這群香港學生「有罪」論的聲音。

她和林藹純從此再也沒說過話。林亦子知道，這些爭論和分歧，某程度上，至今也是一群同學的心結。八九後過了兩三年，她曾與曾憲冠到浸會大學做六四見證的分享會，一路上，兩人不自覺再次提起這些當年辯論的問題：角色、資源、權力、主導問題……說到最後，只剩下沉默。

25年後，2014年，林亦子在回憶錄中寫道：「海外的推波助瀾是不是導致了屠殺呢？如果是，我們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使掌權的人起了仇恨、起了殺心。……我們不合時宜地觸怒了權威，我們不成體統地冒犯了天朝。可是到今天我還沒搞清楚什麼是時宜，什麼是體統，什麼是權威，什麼是天朝。殺人難道不是一個底線嗎？」

現在，林藹純在《星島日報》任職管理層。端傳媒曾嘗試聯絡她就六四經歷進行採訪，她回應說「因為我現在工作的關係，不方便做這個問題」。

兩三年前，林亦子終於和林藹純在一場義工活動上見了一面，彼此無話，更別談六四的事情。其他同學卻十分為她們開心：「你們終於見面了！你們以前是孖公仔來的，為什麼不見面呀？」

那些爭吵過的問題，至今在中大這群同學裏仍是一道裂縫。不過，林亦子一直無法淡忘這個當年形影不離的好友：「我很想知道她現在的看法，林藹純。」

（實習記者徐涵、郭芷甄、梁敏琪和余美霞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