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被称刽子手，戒严部队军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编者按：据六四亲历者、学者吴仁华研究，1989年参与镇压的戒严部队大军约20到25万人，仅个位数的戒严部队军人或军官站出来反对武装镇压，其中2人仍在大陆境内、曾受中共政治骚扰，分别是曾表达忏悔的54集团军的官兵张世军、以油画重现六四场景的前65军士兵陈光，目前难以联系。30年过去，当时被分配到共军第39军116师的高射炮兵团、任副连级的雷达站长李晓明，是那“25万分之个位数”、少数能自由说出证言的人。

李晓明受访时闷著头，原来是在刷手机。在忙吗？“今天早上（5月23日）去你们的总统府，”他把手机递过来，是总统蔡英文接见华人民主书院安排的六四亲历者的合照，“接见我们就是种表态嘛，这是第一次吧，她（蔡英文）也支持中国民主事业吧。”这些当年在天安门毛泽东头像和自由女神塑像前欲洒热血的少年，如今成了流亡各地的大叔，这一天，他们换上笔挺的西装和皮鞋来到孙文遗像前，只有李晓明，踩著旧球鞋就来了。

5月18日，六四事件30周年研讨会在台北登场，海外中国民运联盟（澳大利亚）秘书长、1989年任职的戒严部队成员之一、时任解放军军官的李晓明受邀赴台出席这场研讨会，这是他此生第二次公开为六四事件作证，第一次是2002年，应“中国人权”邀请，在纽约公开作证，作证后申请澳大利亚难民签证，2005年才以澳大利亚籍人士身份回到中国。

李晓明一家人目前定居澳大利亚。5月中旬，他和妻子提了要去台湾出席研讨会，妻子毫无反应。他又和26岁的大儿子谈了这件事——此前，他几乎不和家人谈他的六四亲历——说了之后，儿子竟担心起李晓明的人身安全，要他别谈了、别去台湾了。“儿子以为我回中国了，他以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我解释说没问题，我是去台湾啊，台湾和中国不一样，台湾是民主国家，我可以像在澳大利亚一样，说任何事情。”

原以为去“维护社会治安”

李晓明是沈阳人，出生于1964年，高中上的是沈阳二中，他在受访时数度强调：“我上的是最好的高中，很多同学都考上了北大、清华那些重点大学。”1983年，李晓明大学没考好，家中又有经济负担，父母索性让他和妹妹都去念军校，如此两人学费、生活费都由军校补助。他考入河北石家庄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雷达系，1987年七月获得学士学位。

他又给我们看刚上军校和从军校毕业的照片，军帽中央有颗大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镶金边红色五角星军徽。他有些老花，想仔细端详年少的自己，得移开眼镜。人沧桑了，照片中的李晓明更显风发。回到1987，这位少年军官对未来有什么期待？“没有什么期待。”他答：“年纪小吧，只知道学费生活费都是国家负担，将来工作就是上部队服役。别的也没什么想法。”

六四事件爆发那一年，李晓明25岁，任解放军第39军116师高炮团102连中尉副连职雷达站长。 第39集团军隶属于沈阳军区，军部驻地为辽宁省辽阳市，李晓明在公开作证和受访时，数度强调：“第39军116师是最好的部队。”“我们部队以前打过朝鲜战争，打仗打得好。给我们的各种人员配备、装备，都是最好的。”

历史学者、六四事件亲历者吴仁华在《六四屠杀内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书中亦指出，步兵第116师是第39军的主力师，在解放军的所谓“四大王牌师”中名列第二。该师曾是首批进入朝鲜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曾先后于1950年12月4日和1951年1月5日分别攻占平壤、汉城（现今首尔），战绩显赫。

吴仁华在书中指出，1989年5月20日，第39军接到中央军委紧急命令，部队立即赶赴北京执行戒严任务。一开始，为了保密，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只传达到师一级指挥官，师级以下的官兵并不知道即将戒严，只听说要前往沈阳执行“维护社会治安”的活动。6月3日，第39集团军指挥部接到了上级命令：“部队立即向北京城内强行开进，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计划。”在中央军委的调兵计划中，第39集团军是属于首批进城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但实际上，该集团军进京的时间，比北京军区的第24集团军、第27集团军、第38集团军、第63集团军、第65集团军等部队要晚。

吴仁华的研究和李晓明的证言相吻合，39军之所以比计划中晚进北京，李晓明说，是出于116师师长许峰的消极抵抗。话说从头，5月20日，上头交办沈阳有上街游行，要求部队去“维护社会秩序”，他原以为要回沈阳老家附近，还有些期待回家。“去的路上，命令又改了，改去山海关，最后的命令是去北京，执行戒严任务。”“我们部队的具体任务是去使馆区，保护领事馆的安全。在6月3日之前，大部分部队都是驻扎在北京郊区。”在郊区驻扎期间，李晓明一度以为学生只是上街游行，“都是很和平思维，没有暴力，而且我们部队在外围，部队没进北京市，没感觉到那种紧张。”

“日本人到北京都没开枪……”

“你们是人民解放军，不能对人民开枪，不能向学生开枪。”“日本人到北京的时候都没有开枪啊！”他回忆，6月3日晚上之前，民众围著军人，“老年人、中年人、年轻人、好多人……，”他坐在军用卡车里，周遭的士兵和民众没有互动。不过，他看见当时的团政委拿著扩音器和群众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我们不会对学生开枪。”

只是，当天傍晚，士兵就接到指示往装弹药的车辆移动，李晓明回忆：“你能拿多少（子弹）就拿多少吧，没有什么限制，就站在路边发子弹，老百姓都看到了，带著惊恐的眼神看著我们，不再跟我们交谈了……。”

“上头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准时到达天安门广场。”他说，当时有些军人携带小型收音机，另外的消息来源就是解放军日报。“我们自己也很害怕，”他回忆，军用卡车上少有交谈，收音机广播向他们播送暴徒要杀解放军，大家没什么交流。事后回想，他认为绝大部份士兵受教育程度低，当时只是听上级命令，就照上级传达的做。

李晓明举例，除了从广播重复播送，军中也传出“天安门6月3号晚上有暴徒要杀害解放军”的耳语，戒严部队里的许多人信了，事实上，军队驻扎在朝阳区一所小学时，他亲眼看见有个部队的战士，因枪枝走火，遭到误伤，当场死亡。他眼睁睁看著这人的尸体被拖出去，结果，听见部队领导人向上级报告：“有暴徒开枪打死我们战士！”李晓明说：“这是我亲自经历的，那人（死者）就在我对面，至少从这部分，我看到很多真相。”

面包车上的伤者，“用眼神示威”

“6月3日晚上，大概7点钟，我看到一台从天安门广场出来的面包车（厢型车），面包车走得很慢，门口站著一个受伤的群众，他拄著双拐，腿上包扎绷带纱布，应该是看著我们，应该是仇恨、愤怒的眼神吧。”当时李晓明的部队停在天安门东郊，军用卡车准备从天安门东侧往天安门方向开，他精确地想起这个眼神，不会错，卡车距离他顶多十米远，“虽然他没说话，但他意思就是‘你们解放军杀人了’。我觉得他就是有意向部队示威。所以对方用行动告诉我们，部队已经开枪了。”

“任何人都猜出来开枪了。”面包车默默从眼前驶过的那一刻，他回忆：“大家看了面面相觑，也就默默无语吧。”

李晓明观察到116师师长许峰的消极抗命。由于高炮团总是和师部一起行动；当时李晓明离师里的通讯车最近，他见到许峰化装为平民，身著便衣，带著几个参谋去前方探探情况。“当时还有学生、百姓围堵军人，若身著军装，绝对不许你往前走的。”“我自己猜的，也许他（许峰）看到伤亡，他回来以后开始消极抵抗，所以我们部队就没有准时到达（天安门广场）。”

6月3日当晚，李晓明远远听见中央军委的无线电呼叫，“116师，你们在哪里请回答。”不论无线电怎么叫，许峰就是不回应。他就听到许峰说一句话：“我收不到上级命令、我们收不到上级命令”，随后钻进师部通讯车。“他（许峰）这样说，底下参谋就明白他什么意思了。”李晓明回忆。

部队一直消极抵抗命令。中央军委要他们6月3日晚上或隔天清晨抵达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但我们是6月5号清晨才进到天安门广场。”他说，部队一直坐在军车上，绕行北京市郊区周围，徘徊游荡著，就是没有按照命令往天安门广场集结，直到6月5日清晨。

裤子、棉袄、血

李晓明作证时称，6月5日一早，第39军被第38军（编者按：近年陆续出炉的研究显示，第38军是六四屠杀中最凶残的军队之一）“押”进天安门广场，针对这段证词，他在不同地方受到质疑：一个部队有资格“押著”另外一个部队吗？他在接受《端传媒》访问时如此解释：“38军处长领著士兵，架著机关枪，他在前面，把我们‘领’进天安门广场。”

彼时六四清场已经结束，在被“领”进广场的路上，李晓明清晰听到两边建筑物、楼群里、立交桥（高架桥）下，群众对军人们喊著“法西斯”与“刽子手”。谩骂一直从楼里飞出来，众人张望四处，始终不见人影。李晓明身旁的士兵朝楼里开枪，“我给他说了回去，他是我连里的战士，我就说：‘你不准开枪’，他就不开枪了。”但子弹不长眼，早往楼里飞去，“具体伤没伤人？我不知道……。”撤出广场后，他的部队驻扎在朝阳区一所小学内，任务是“抓暴徒”。有一位街头摆摊卖冷饮的老太太，骂军人是法西斯，而被冤作“暴徒”，抓进了派出所。

李晓明这一辈子都不会得到答案：老太太后来被怎么了？当时身边的士兵开枪，是否造成民众死伤？但他在6月5日就可以确定，戒严部队造成了惨重的伤亡。他看见广场地板、人民英雄纪念碑台阶上有装甲车履带辗压的痕迹，一地的狼藉。他和一名排长一起翻找垃圾，捞出了一件上面有弹孔的裤子和沾血的棉袄。

“打扫卫生的战士亲口告诉我，看见垃圾下面好几滩血。”裤子、棉袄、血，成了脑中挥之不去的屠杀铁证——李晓明2002年首度在纽约公开作证，到2019年到台北公开作证，一定提及这段证据。在台北，他在百人面前谈及那件裤子，两度哽咽。

但这段证词同样遭到反复质疑。对于证物的真实性，网路到现实生活中，曾有人抛出：“难道当时有人中弹之后，还把衣服裤子脱掉、然后自己跑走？”李晓明如是回应质疑：“那我就不知道了。有各种可能性。至少，我相信我看到的。”

此外，在台北的研讨会上，李晓明说的另外一段证言，当场受到挑战。他说，到了6月3日下午开始发放子弹，但没有具体下命令开枪。后来，部队有了明确命令，“距市民100公尺以外可对天鸣枪警告、30公尺以外可对地开枪警告、30公尺以内遭遇夺枪等危险时，可以开枪自卫。”

这段证言也激怒了一部分人士。一名老人在台北的研讨会上，情绪激动地挑战李晓明：“开枪、坦克压人都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用少数士兵枪口抬高一吋（的说法，）或把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界线模糊掉，这是对得起方政（编者按：1989年6月4日凌晨，方政沿西长安街撤出天安门广场，自述为救某学妹，遭坦克碾断双腿，至今流亡海外）那两条腿吗？对得起那么多死了儿女的母亲、父亲吗？”“有人说这个政权的领导人犯错，那是犯错吗？还是反人类罪行？”

如何证明自己“30年前没有杀人”？

镇压的痕迹很快被政府抹平，李晓明在1989年7月回到沈阳驻地，隔年调到另一个部队，1993年转业，在沈阳市电业局调度所担任工程师。为何选择转业？“我一直想出国留学，好多高中同学都考上好的大学，大学毕业都出国留学，出国留学也是一个趋势吧，当时中国还是比较落后，很多人都想追求更好的生活。”他盘算著自己未来，“在部队的话，是不能出国的。所以我必须转业到地方工作。”2000年，他自费留学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就读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RMIT），攻读两年制电子工程硕士学位。

2001年，他的妻儿到了墨尔本陪读，2002年，他首度前往纽约作证，第一次说出自己目睹的六四真相，“太太申请到陪读签证，我就放心。如果我不先把他们接出来，政府会有惩罚措施吧，例如不让我孩子和太太来到澳大利亚……。”

同一年，他向澳大利亚政府申请难民签证，历经数次面试，移民官审查民签证时，依法定程序问了很多问题，包含个人简历、在澳大利亚就学的学业成绩、在中国的服役军区、六四目睹的情况，还有最关键的：“他（移民官）问我：‘六四时，你杀不杀人？开不开枪？’”

一个人要如何证明自己“在30年前没有杀过人”？军职成了李晓明半生的原罪。即使他反复重述自己的证言、对外强调自己未开一枪、未杀一人，仍不时会在公开场合被问到这个问题，以及更多他始料未及的问题。比如在台北，接受了将近30场的中文、英文媒体访问，公共场合也常有人问他尖锐问题。也比如在2002年，初次作证时曾有媒体写错他任戒严部队时的军衔，导致他被质疑经历造假，他看过那些评论，“很多人把我的生日、军阶都写错了，我就看了几篇，混淆是非吧，都是胡搅蛮缠。我懒得和他们争辩、我没有太大感觉、我觉得浪费时间。”

李晓明公开谈论自己的六四证言时，常带著几项关键文件和照片：当年所有参与执行戒严的解放军都收到的“首都卫士”纪念册、纪念章以及纪念手表。他在今年把这些文件和物品捐给墨尔本博物馆。只是，此举遭网友说他别有居心、检视他“亮出证物”的举动与真伪；甚至在网路论坛上质疑李晓明离开中国时刻意携带纪念章册，是“很早就计划把六四这事情去国外说出来”。

“对啊，他说得很对。2000年留学时我就带著（纪念章册与手表）了。不然我为什么要带出来？我就是为了说出这个事情。”他坦率回应，离开中国时就打算有天要向国际说出这个事实，“但你得有证据说你参加过（六四戒严部队），否则你有什么证据说明你参加过？”他拿出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上拍的照片，那是116师高炮团一营所有军官的合照，“大家都穿著战士服装，这张照片我2000出国就带出来了。”他又说，其实早在1989年的6月5日，他就有“将来出国说出这件事”的想法，才申请留学。

但留学计划一开始不是因为一直想出国念书、追求更好的生活吗？他想了一会儿，答：“从我个人来说，一个动机是像其他高中同学追求更好生活。但从另外一个特殊情况，六四成为我想出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吧，就是为了从军人角度，讲出一个六四的真相吧。”

历史的选择：是加害者，是证人，亦是受害者

拿到难民签证后，李晓明第一次回中国是2005年，“拿到澳大利亚护照我才敢回去看父母。如果我在2002到2005年持中国护照回中国，一定会被关进监狱的。”

移民澳大利亚之后，2005年起，他陆续以澳大利亚公民身份为国探亲。第一次回国，他老感觉有人跟踪监视。他的双亲完全不知道他已在纽约发表证言；即使在亲人之间，六四仍然是禁忌，李晓明从来不提。近年，他陆续把双亲接到澳大利亚居住，才在轻轻和父母带过这件事。

李晓明在2003年拿到电子工程学位，在澳大利亚却找不到电子工程工作。20年来，他打了许多份工，“长期、短期、外贸公司、保安器材公司都做过，我什么都干。”他在仓库处理中国进口澳大利亚的的帽子、手套、围巾、袜子，他也待过保安器材行，负责贩卖和在仓库整理监控仪器、摄像头、电子门锁、各式开关。

算算，人生做过最久的两分工作，分别是在保安器材行，与少时任职解放军的“资历”。前者，在仓库里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后者，带给他耻辱一生。

他多次表示：“虽我没开枪、没杀人，但作为当时戒严部队的20万戒严部队的一员，当时我在部队服役，我觉得也是一种耻辱，有一种内疚情感。军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耻的角色吧。”

在台北的几场座谈会上，曾经是戒严部队的身份，数度让他尴尬。首度和当年被坦克碾断双腿的民运人士方政会面时，两人就坐在讲对方身边。方政第一次坐在戒严部队军官身边，“我（方政）今天跟他（李晓明）坐在一起，其实也是第一次，也感觉怪怪的，怎么突然……这个……我其实没有太多心理准备，但好在他的部队执行的命令跟我没有太大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我不知道我会什么反应，我很难说。”

方政又替李晓明缓颊：“他的部队执行的命令好像真的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他5号才进来（天安门广场），我想我已经倒在医院了。张健（另一名六四民运人士）前不久也去世了，我们真的不能等太久。”语毕，李晓明主动伸出手，两人一握。

此行来台，六四亲历者们有许多同进同出的时刻，李晓明和方政被媒体定义为“枪口的两端”，常共同出席会议、采访。李晓明说：“我有时候帮忙他（方政）推推轮椅、帮他上厕所。”一场研讨会的楼梯很窄，他眼睁睁看著方政自己徒手爬上台阶，“上楼梯，楼梯窄，我扶著他，怕他掉下来。我们都会在后面看著。”

但对于“枪口两端”这样的定性、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加害者的一员，李晓明仍然有话想说。“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吧。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就像方政说的，一开始觉得怪怪的，但是通过我们交流吧，如果我有开枪过杀人，他绝对不会再和我握手、接触的。我没有开枪，他觉得很欣慰，觉得我能站出来说真相。”

“虽然他是受害者，但不能说我是加害者吧，应该是…应该是…不能叫做加害者，应该要叫我证人。”他思考了一下：“说我是加害者，我不同意，这是用词上的不恰当。除了证人，更恰当的是，作为一个受害者，一个参加戒严部队的军人吧。如果叫我加害者，那方政的腿可能和我有关，暗示我可能开枪。这是用词不太洽当。”

“从某种意义上我是学生。我既是学生，又是军人。”为什么有这样的身份重叠？李晓明称，当时虽然已经从军，1989的前两年，他不过是个学生，如果那时还在念大学，也可能走上街头、遭到镇压。

李晓明年过半百，他谈起自己不时易怒、长期受失眠所苦，“受害者不只是在身体上，还有一种是心理的伤害。在澳大利亚，很多人跟我说要看心理医生啊！”他说，两三年前，在家人鼓励之下，整整看了两周心理医生，说出自己年少时的见闻。

然后呢？他又轻描淡写起来：“医生说你自己把事情说一说，发泄出来，完了给我提供一些建议。听听音乐，其他方式治疗吧。”

对六四的记忆和情绪，发泄得出来吗？要花多久时间才能发泄完？面对追问，李晓明不愿多说。访谈尾声，他不言不语，盯著总统府网站的六四亲历者合照。小小屏幕照亮老花眼镜，他仍埋头刷著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