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报纸上的红卫兵：“妖风起处，红头苍蝇”

“红头苍蝇”指的正是红卫兵。在大陆，他们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主力。而在海峡另一边，他们却成为“吞了符水，满口狂言”的小鬼，是万万千千根“毫毛”，随妖风“遍及西域，突袭南天”。

五十年前的台湾报纸是如何报导红卫兵的？我们翻开当时台湾最主流的两份大报《联合报》和《中国时报》（1968年9月1日以前称为《征信新闻报》），窥探另一种风貌的大陆旧闻。

“妖魔鬼怪”的世界

1966年5月16日，也就是“中华民国五十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大学几个学生在大字报上署名“红卫兵”，这个身份逐渐成为北京“造反”青少年的统一称呼。而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的红卫兵后，报导出现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个名字正式被官方承认。

《毛主席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这篇官方加持文章出现不到一周，台湾报纸也开始报导红卫兵。当时的《征信新闻报》，即旧版的《中国时报》，是最早进行报导的台湾媒体。8月24日一开始用的词是“红卫队”，但这个名字只用了两天就消失了。

8月25日的《联合报》，最早出现“红卫兵”字样。标题为《“红卫兵”闹翻了北平》。当时北平早已改名北京，但台湾报纸仍沿用旧称。

“闹”和“疯狂”是台湾报纸对于红卫兵的直接描述。他们在“闹”什么？从1966年8、9月份的报纸标题中，或可猜出一二。

“图搬国父铜像”、“活吊资本家”，使“古城面目全非”——台湾报纸详细报导了红卫兵的第一个大规模运动“破四旧”。“破四旧”破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联合报》报导了不少破四旧的荒唐事——红卫兵们禁止交通信号灯用红色标示“停止”，禁止银行收取“资本家的存款利息”，禁止军队“向右看齐”，禁止象棋、短裙和窄裤，还要取消北京的名称，改名成“东方红”。

在《联合报》上还罕见地出现了一张红卫兵冲击杭州灵隐寺的照片，门口的罗汉脸上贴起了标语：“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征信新闻报》对这一事件也有专门报导，标题是“且看今日灵隐寺，如来脸上鬼画符”，登载了一个加拿大女记者在杭州城的所见所闻。

她看到的破坏者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所幸他们并没有真正冲进这座全国性的名胜古迹，而只是“象征性地毁坏了一个板櫈，把一个小佛像摔在如来佛的面前”，但在回城路上，他们仍“高举旗帜，趾高气扬”。

运动中红卫兵造成的文物破坏和流失，也是台湾报纸关心的话题。1967年12月24日的《联合报》报导了近千件中国文物在日本展出的情景，其中有“周代的铜器、乾隆御窰的瓷器”以及清代“义大利教士郎世宁的作品”。标题痛心疾首：“红卫兵祸延国宝，日商人大发横财”。

台湾报纸对红卫兵称呼的升级，反映了“破四旧”这场运动的巨大影响：八月伊始，他们是“妖魔”。一群“红色太保”在北平城里“ 群魔乱舞”，使整个城市沦为“疯狂世界”；不到一个月，他们简直是成了“鬼怪”：“红鬼横行”，“浊流”泛滥，带来 “阴风惨惨 笼罩北平”，所到之处，都市“尽疮痍”，市民“若寒蝉”——成了一场“死城”里“鬼的文化革命”。

在台湾报纸的描述中，打从文革一开始，大陆就处在凄风苦雨之下。这跟《人民日报》“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画风对照鲜明。

不过，尽管一个是“浊流泛滥”，一个写“浪潮席卷”，两岸的报纸一致同意，这是一场“猛烈”的运动。

红卫兵运动在大陆全境的迅速蔓延，在台湾报上也有体现。1966年8月26日的《联合报》，用“‘红卫兵’窜扰津沪穗”的标题，报导了早期红卫兵以北京为中心，向主要大城市天津、上海和广州的扩散。但对于“大串连”这一全国性的红卫兵流动，台湾报纸并没有太多报导。

同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大串连的“喜讯”比比皆是，各地“革命师生”满怀激情来到首都北京， 校园、文化宫、体育场和火车站，到处“都洋溢著澎湃的革命热情”。

而台湾报纸上仅有的几篇，要么是逃离大陆者在控诉“被迫参加大串连”，要么就是大串连造成的惨剧。比如1967年1月26日这天的《联合报》，就报导了上海公安局一个名叫“陈志强”的干部，由于儿子在串连中冻死，而饮弹自杀的消息。

文中写道：年幼的红卫兵们“在长途“串连”中冻死者甚多，他们的家属对共匪都异常痛恨，纷纷阻止其子女再参加‘红卫兵’活动。”

“毫毛”与“鹰犬”

除了红卫兵运动本身，台湾报纸更感兴趣的是运动背后暗潮汹涌的大陆政局。台湾的记者编辑，创造性地将红卫兵比喻成了毛泽东“拔根毫毛”变出的“鹰犬”，认为红卫兵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执行者。许多文章中，红卫兵被直接称为“毛帮份子”。

“主席夫人”的影响力也见诸台湾报端，《联合报》报导的副标题，直写到：“拔根毫毛撒下红卫兵，踏罡仗剑幕后是江青”。而这篇新闻里，更称呼 “毛林两匪”即毛泽东、林彪，为“幕后主使”。

出于政治需要，那个年代的台湾报纸只要提到中共领导人，言必称“匪”称“丑”，且所有的大陆政府部门和军队，前面都要加个“伪”字——这与大陆媒体今天提到台湾领导人，“总统”必须打个引号，是一个道理。

红卫兵参与的事件，成了台湾报纸获取中共高层信息的窗口。前文提过，红卫兵正式获官方背书，是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的天安门接见 。《联合报》和《征信新闻报》19日都报导了这次会见，从新华社的新闻广播中，推测出了林彪成为接班人、刘少奇失势的结论。

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台湾报人研究了18日新华社“八一八”报导中领导人名字出现的先后顺序。而《人民日报》上林彪和毛泽东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也是明显的证据。

之后12月的《联合报》上，还刊登了一幅日本记者拍摄的北京大学红卫兵谴责刘少奇为“中共的黑鲁雪夫”的照片。 “黑鲁雪夫”在台湾原本译为“赫鲁雪夫”，只是五十年代起“反共抗俄”宣传声势浩大，从1963年开始，台湾报纸给苏共领导人改姓为“黑”，简称“黑魔”。直到1971年赫鲁雪夫去世才改回原译名。

台湾报纸为表现大陆内部对文革的不满，经常做出过度解读，也会影响事实判断。照片边上标题为《红卫兵大骂刘匪》的文章说，这位日本记者在发送相关新闻的电报时遭到了中国电报员的拒绝，因为发送内容中有中国“主席”的姓名。台湾报纸选择相信，电报员与谴责刘少奇的红卫兵之间“存有歧见”。而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记者发稿被中国电报员拒绝很正常。

当时的台湾媒体似乎在积极寻找中共领导层分崩离析的证据，只要抓住一点毛泽东、林彪地位不稳的迹象，就会有大篇幅报导。为此，他们把焦点对准红卫兵，将他们在“造反”过程中遭遇的阻力和反弹，视为对毛推行的文革路线的反击。 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军队之间的冲突，因而成了台湾媒体推测中共政局的关键信息。

1967年2月10日的《征信新闻报》，报导了西藏军区的“总司令”张国华“抗拒毛林”，派兵开枪“镇压造反派”。这是台湾报纸第一次在标题提到“造反派”，一个“八一八”后兴起的红卫兵派别。文革中各省市政府领导权被取消，新的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纷纷建立，造反派是这一“夺权”运动的主力。文章称，除了西藏， 河南、黑龙江两省以及太原、济南、沈阳等城市都发生了“军队镇压毛帮份子”的情况。

除了军队的反弹，还有一些在大陆报纸上看不到的新闻，比如1966年12月30日《征信新闻报》上登载的新闻《大陆陆续发现神秘电台》，报导了台湾方面在香港监听到的两个大陆秘密电台：“解放军之声”和“火花”，在“每晚八时至十二时”期间播出，内容包括号召“同志们同学们起来 ”，“反抗毛林的自私独裁集团”。

文章还说，这些电台是由“中共内部的反毛林派”设立的，原因是其透露内容很“新鲜”，具有“内幕性”。因此文章认为，“毛林统治集团”虽然在内部斗争中占上风，其统治背后却“隐藏著严重的危机”。

此外，台湾报纸对于红卫兵武斗的报导也不遗余力。然而，他们往往忽视红卫兵内部的派系斗争，而简单将武斗归纳为红卫兵代表的“毛林派”和军队、工人代表的“反毛林派”的斗争。

台湾的报纸常用 “义和团”比喻红卫兵。1966年8月31日《征信新闻报》上的一篇社论，提出红卫兵和义和团有五点相似处：都出现在统治者“表面太平、内部不安”的时期，都以“宫廷继承权之争”为真正动力，都“诉诸幼稚、狭隘的民族感情”，都“利用无知的人来对付有理性的人”，且都“必逸出其发动人的控制，而变成一场放火自焚的大悲剧”。

义和团产生于清末，这一对比，直接将毛泽东比作了慈禧太后，而把中共政权当作了腐朽的清王室。今天看来，不观论述立场如何，台湾对中共倒台的命运预测却没有实现。

逃亡者

台湾报纸上，还有一种另类红卫兵引人注目。他们是大陆语境中的“叛逃者”，台湾官方则称之为“反共义士”。其中第一个“摆脱共匪控制投奔自由”的红卫兵，是东北来的19岁少年季水生。

1966年12月27日的《联合报》第三版，报道了原名为王朝天的季水生，于平安夜从广州逃至香港，又在圣诞节当天乘飞机来到台湾的“英勇事迹”。“群魔皆醉他独醒，起义归来季水生”，联合报将季水生塑造为一个“幡然悔悟投明弃暗”的“义士”。为表洗心革面，他将名字从红卫兵时期的“王朝天”改为小时候使用的“季水生”。“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蒋经国在26日接见了他，他们的合影与红卫兵的袖章一起出现在版面上。

版面上另一篇文章《鸡鸣一声天下白，红卫兵必弃毛匪》，则借访台外宾之口，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消灭共匪的黄金机会”。美国自由太平洋协会的秘书长称，“千万不要忽略中国大陆人民的反共力量”，而旧金山的一位电台主播认为，“季水生的投奔自由，证明共匪内部的混乱”。

面见蒋总统、参加座谈会，季水生接下来在台湾的行程表满满当当。他绘声绘色地向台湾的国大代表和委员们介绍了大陆红卫兵的状况，称加入红卫兵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吃饭、睡觉、旅行都不化钱”——“大串连”中，红卫兵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到全国各地串连，所到之地，政府解决食宿。他还认为，毛泽东题写的“红卫兵”中“卫”字使用了繁体而非当时大陆流行的简体，说明他“自己都想革自己的命”。

报导称，许多委员都异口同声称赞“这小子实在是太会说话了”，然而这场其乐融融的座谈会过后没多久，身为台湾媒体宠儿的季水生就彻底消失在报端，不再作为“反共宣传”的工具出现。
直到1991年的《联合报》，答案才浮出水面。这份报纸的出版时间是12月12日，再过13天就是季水生逃离大陆来到香港33年的纪念日。然而出现在报导标题上的不是“季水生”，而是“王朝天”——《软禁16年，反共义士王朝天求偿3000万》。

文中报导，因政府未遵守诺言返还财物，王朝天召开记者会，宣布不愿成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宣传样板，引起蒋经国重视。1967年6月8日，警总派一教官诱他入局，此后更隐瞒国防部的无罪裁定，将他押解至绿岛软禁，长达十六年。1983年， 他为获自由签订“切结书”，终于解除软禁。而直到戒严令结束四年后，他才提起诉讼，最终获得37万5千元台币的赔偿。

台湾报纸的“文革”报导，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几乎所有报导的来源都不是“发自北京”或者其他内地城市，而是来自“东京”、“莫斯科”等地的台湾或外国通讯社。这是由于当时两岸信息封锁，台湾方面只能通过监听电台获取大陆的新闻消息，更多的信息则转载自能够驻扎在大陆的外国通讯社。 一些报导中直接援引新华社，也是因为新华社当时的重要新闻都会通过广播播送，因而能被监听到。

台湾报纸上的红卫兵消息虽然来自拼凑，但可信度有基本保证，不准确的往往是对中共领导人地位或身体状况的预测。两岸政治立场对立，但各为其主宣传攻击的夸张修辞，效果却是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