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報紙上的紅衛兵：「妖風起處，紅頭蒼蠅」

「紅頭蒼蠅」指的正是紅衛兵。在大陸，他們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主力。而在海峽另一邊，他們卻成為「吞了符水，滿口狂言」的小鬼，是萬萬千千根「毫毛」，隨妖風「遍及西域，突襲南天」。

五十年前的台灣報紙是如何報導紅衛兵的？我們翻開當時台灣最主流的兩份大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1968年9月1日以前称為《徵信新聞報》），窺探另一種風貌的大陸舊聞。

「妖魔鬼怪」的世界

1966年5月16日，也就是「中華民國五十五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清華大學幾個學生在大字報上署名「紅衛兵」，這個身份逐漸成為北京「造反」青少年的統一稱呼。而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北京的紅衛兵後，報導出現在次日的《人民日報》上，這個名字正式被官方承認。

《毛主席同紅衛兵在天安門上》這篇官方加持文章出現不到一週，台灣報紙也開始報導紅衛兵。當時的《徵信新聞報》，即舊版的《中國時報》，是最早進行報導的台灣媒體。8月24日一開始用的詞是「紅衛隊」，但這個名字只用了兩天就消失了。

8月25日的《聯合報》，最早出現「紅衛兵」字樣。標題為《「紅衛兵」鬧翻了北平》。當時北平早已改名北京，但台灣報紙仍沿用舊稱。

「鬧」和「瘋狂」是台灣報紙對於紅衛兵的直接描述。他們在「鬧」什麼？從1966年8、9月份的報紙標題中，或可猜出一二。

「圖搬國父銅像」、「活吊資本家」，使「古城面目全非」——台灣報紙詳細報導了紅衛兵的第一個大規模運動「破四舊」。「破四舊」破的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是紅衛兵運動的第一個高潮。《聯合報》報導了不少破四舊的荒唐事——紅衛兵們禁止交通信號燈用紅色標示「停止」，禁止銀行收取「資本家的存款利息」，禁止軍隊「向右看齊」，禁止象棋、短裙和窄褲，還要取消北京的名稱，改名成「東方紅」。

在《聯合報》上還罕見地出現了一張紅衛兵沖擊杭州靈隱寺的照片，門口的羅漢臉上貼起了標語：「打碎舊世界，創造新世界」。

《徵信新聞報》對這一事件也有專門報導，標題是「且看今日靈隱寺，如來臉上鬼畫符」，登載了一個加拿大女記者在杭州城的所見所聞。

她看到的破壞者是「一群十幾歲的孩子」，所幸他們並沒有真正衝進這座全國性的名勝古蹟，而只是「象徵性地毀壞了一個板櫈，把一個小佛像摔在如來佛的面前」，但在回城路上，他們仍「高舉旗幟，趾高氣揚」。

運動中紅衛兵造成的文物破壞和流失，也是台灣報紙關心的話題。1967年12月24日的《聯合報》報導了近千件中國文物在日本展出的情景，其中有「周代的銅器、乾隆御窰的瓷器」以及清代「義大利教士郎世寧的作品」。標題痛心疾首：「紅衛兵禍延國寶，日商人大發橫財」。

台灣報紙對紅衛兵稱呼的升級，反映了「破四舊」這場運動的巨大影響：八月伊始，他們是「妖魔」。一群「紅色太保」在北平城裡「 群魔亂舞」，使整個城市淪為「瘋狂世界」；不到一個月，他們簡直是成了「鬼怪」：「紅鬼橫行」，「濁流」泛濫，帶來 「陰風慘慘 籠罩北平」，所到之處，都市「盡瘡痍」，市民「若寒蟬」——成了一場「死城」裡「鬼的文化革命」。

在台灣報紙的描述中，打從文革一開始，大陸就處在淒風苦雨之下。這跟《人民日報》「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的畫風對照鮮明。

不過，儘管一個是「濁流泛濫」，一個寫「浪潮席捲」，兩岸的報紙一致同意，這是一場「猛烈」的運動。

紅衛兵運動在大陸全境的迅速蔓延，在台灣報上也有體現。1966年8月26日的《聯合報》，用「『紅衛兵』竄擾津滬穗」的標題，報導了早期紅衛兵以北京為中心，向主要大城市天津、上海和廣州的擴散。但對於「大串連」這一全國性的紅衛兵流動，台灣報紙並沒有太多報導。

同時期的《人民日報》上，大串連的「喜訊」比比皆是，各地「革命師生」滿懷激情來到首都北京， 校園、文化宮、體育場和火車站，到處「都洋溢著澎湃的革命熱情」。

而台灣報紙上僅有的幾篇，要麼是逃離大陸者在控訴「被迫參加大串連」，要麼就是大串連造成的慘劇。比如1967年1月26日這天的《聯合報》，就報導了上海公安局一個名叫「陳志強」的幹部，由於兒子在串連中凍死，而飲彈自殺的消息。

文中寫道：年幼的紅衛兵們「在長途「串連」中凍死者甚多，他們的家屬對共匪都異常痛恨，紛紛阻止其子女再參加『紅衛兵』活動。」

「毫毛」與「鷹犬」

除了紅衛兵運動本身，台灣報紙更感興趣的是運動背後暗潮洶湧的大陸政局。台灣的記者編輯，創造性地將紅衛兵比喻成了毛澤東「拔根毫毛」變出的「鷹犬」，認為紅衛兵是毛澤東個人意志的執行者。許多文章中，紅衛兵被直接稱為「毛幫份子」。

「主席夫人」的影響力也見諸台灣報端，《聯合報》報導的副標題，直寫到：「拔根毫毛撒下紅衛兵，踏罡仗劍幕後是江青」。而這篇新聞裡，更稱呼 「毛林兩匪」即毛澤東、林彪，為「幕後主使」。

出於政治需要，那個年代的台灣報紙只要提到中共領導人，言必稱「匪」稱「醜」，且所有的大陸政府部門和軍隊，前面都要加個「偽」字——這與大陸媒體今天提到台灣領導人，「總統」必須打個引號，是一個道理。

紅衛兵參與的事件，成了台灣報紙獲取中共高層信息的窗口。前文提過，紅衛兵正式獲官方背書，是1966年「八一八」毛澤東的天安門接見 。《聯合報》和《徵信新聞報》19日都報導了這次會見，從新華社的新聞廣播中，推測出了林彪成為接班人、劉少奇失勢的結論。

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台灣報人研究了18日新華社「八一八」報導中領導人名字出現的先後順序。而《人民日報》上林彪和毛澤東一起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也是明顯的證據。

之後12月的《聯合報》上，還刊登了一幅日本記者拍攝的北京大學紅衛兵譴責劉少奇為「中共的黑魯雪夫」的照片。 「黑魯雪夫」在台灣原本譯為「赫魯雪夫」，只是五十年代起「反共抗俄」宣傳聲勢浩大，從1963年開始，台灣報紙給蘇共領導人改姓為「黑」，簡稱「黑魔」。直到1971年赫魯雪夫去世才改回原譯名。

台灣報紙為表現大陸內部對文革的不滿，經常做出過度解讀，也會影響事實判斷。照片邊上標題為《紅衛兵大罵劉匪》的文章說，這位日本記者在發送相關新聞的電報時遭到了中國電報員的拒絕，因為發送內容中有中國「主席」的姓名。台灣報紙選擇相信，電報員與譴責劉少奇的紅衛兵之間「存有歧見」。而事實上，在當時的情況下，日本記者發稿被中國電報員拒絕很正常。

當時的台灣媒體似乎在積極尋找中共領導層分崩離析的證據，只要抓住一點毛澤東、林彪地位不穩的跡象，就會有大篇幅報導。為此，他們把焦點對準紅衛兵，將他們在「造反」過程中遭遇的阻力和反彈，視為對毛推行的文革路線的反擊。 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軍隊之間的衝突，因而成了台灣媒體推測中共政局的關鍵信息。

1967年2月10日的《徵信新聞報》，報導了西藏軍區的「總司令」張國華「抗拒毛林」，派兵開槍「鎮壓造反派」。這是台灣報紙第一次在標題提到「造反派」，一個「八一八」後興起的紅衛兵派別。文革中各省市政府領導權被取消，新的領導機構「革命委員會」紛紛建立，造反派是這一「奪權」運動的主力。文章稱，除了西藏， 河南、黑龍江兩省以及太原、濟南、瀋陽等城市都發生了「軍隊鎮壓毛幫份子」的情況。

除了軍隊的反彈，還有一些在大陸報紙上看不到的新聞，比如1966年12月30日《徵信新聞報》上登載的新聞《大陸陸續發現神秘電台》，報導了台灣方面在香港監聽到的兩個大陸秘密電台：「解放軍之聲」和「火花」，在「每晚八時至十二時」期間播出，內容包括號召「同志們同學們起來 」，「反抗毛林的自私獨裁集團」。

文章還說，這些電台是由「中共內部的反毛林派」設立的，原因是其透露內容很「新鮮」，具有「內幕性」。因此文章認為，「毛林統治集團」雖然在內部鬥爭中佔上風，其統治背後卻「隱藏著嚴重的危機」。

此外，台灣報紙對於紅衛兵武鬥的報導也不遺餘力。然而，他們往往忽視紅衛兵內部的派系鬥爭，而簡單將武鬥歸納為紅衛兵代表的「毛林派」和軍隊、工人代表的「反毛林派」的鬥爭。

台灣的報紙常用 「義和團」比喻紅衛兵。1966年8月31日《徵信新聞報》上的一篇社論，提出紅衛兵和義和團有五點相似處：都出現在統治者「表面太平、內部不安」的時期，都以「宮廷繼承權之爭」為真正動力，都「訴諸幼稚、狹隘的民族感情」，都「利用無知的人來對付有理性的人」，且都「必逸出其發動人的控制，而變成一場放火自焚的大悲劇」。

義和團產生於清末，這一對比，直接將毛澤東比作了慈禧太后，而把中共政權當作了腐朽的清王室。今天看來，不觀論述立場如何，台灣對中共倒台的命運預測卻沒有實現。

逃亡者

台灣報紙上，還有一種另類紅衛兵引人注目。他們是大陸語境中的「叛逃者」，台灣官方則稱之為「反共義士」。其中第一個「擺脫共匪控制投奔自由」的紅衛兵，是東北來的19岁少年季水生。

1966年12月27日的《聯合報》第三版，報道了原名為王朝天的季水生，於平安夜從廣州逃至香港，又在聖誕節當天乘飛機來到台灣的「英勇事蹟」。「羣魔皆醉他獨醒，起義歸來季水生」，聯合報將季水生塑造為一個「幡然悔悟投明棄暗」的「義士」。為表洗心革面，他將名字從紅衛兵時期的「王朝天」改為小時候使用的「季水生」。「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蔣經國在26日接見了他，他們的合影與紅衛兵的袖章一起出現在版面上。

版面上另一篇文章《雞鳴一聲天下白，紅衛兵必棄毛匪》，則借訪臺外賓之口，將這一事件定性為「消滅共匪的黃金機會」。美國自由太平洋協會的秘書長稱，「千萬不要忽略中國大陸人民的反共力量」，而舊金山的一位電台主播認為，「季水生的投奔自由，證明共匪內部的混亂」。

面見蔣總統、參加座談會，季水生接下來在臺灣的行程表滿滿當當。他繪聲繪色地向臺灣的國大代表和委員們介紹了大陸紅衛兵的狀況，稱加入紅衛兵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為了吃飯、睡覺、旅行都不化錢」——「大串連」中，紅衛兵可以免費乘坐火車到全國各地串連，所到之地，政府解決食宿。他還認為，毛澤東題寫的「紅衛兵」中「衛」字使用了繁體而非當時大陸流行的簡體，說明他「自己都想革自己的命」。

報導稱，許多委員都異口同聲稱讚「這小子實在是太會說話了」，然而這場其樂融融的座談會過後沒多久，身為台灣媒體寵兒的季水生就徹底消失在報端，不再作為「反共宣傳」的工具出現。
直到1991年的《聯合報》，答案才浮出水面。這份報紙的出版時間是12月12日，再過13天就是季水生逃離大陸來到香港33年的紀念日。然而出現在報導標題上的不是「季水生」，而是「王朝天」——《軟禁16年，反共義士王朝天求償3000萬》。

文中報導，因政府未遵守諾言返還財物，王朝天召開記者會，宣佈不願成為國民黨統治下的宣傳樣板，引起蔣經國重視。1967年6月8日，警總派一教官誘他入局，此後更隱瞞國防部的無罪裁定，將他押解至綠島軟禁，長達十六年。1983年， 他為獲自由簽訂「切結書」，終於解除軟禁。而直到戒嚴令結束四年後，他才提起訴訟，最終獲得37萬5千元台幣的賠償。

台灣報紙的「文革」報導，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幾乎所有報導的來源都不是「發自北京」或者其他內地城市，而是來自「東京」、「莫斯科」等地的台灣或外國通訊社。這是由於當時兩岸信息封鎖，台灣方面只能通過監聽電台獲取大陸的新聞消息，更多的信息則轉載自能夠駐紮在大陸的外國通訊社。 一些報導中直接援引新華社，也是因為新華社當時的重要新聞都會通過廣播播送，因而能被監聽到。

台灣報紙上的紅衛兵消息雖然來自拼湊，但可信度有基本保證，不準確的往往是對中共領導人地位或身體狀況的預測。兩岸政治立場對立，但各為其主宣傳攻擊的誇張修辭，效果卻是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