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键开启》端传媒重磅专题:文化大革命 五十年后的记忆战场
海峡此岸》无法被删帖的文革真相:《人民日报》十年元旦头版解码
“妖风起处,红头苍蝇嗡嗡嗡,大陆赤燄烘烘烘”,五十年前一张台湾《联合报》上出现的这个新闻标题,简直让人错以为拿到一份《西游记》的台本。
“红头苍蝇”指的正是红卫兵。在大陆,他们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主力。而在海峡另一边,他们却成为“吞了符水,满口狂言”的小鬼,是万万千千根“毫毛”,随妖风“遍及西域,突袭南天”。
五十年前的台湾报纸是如何报导红卫兵的?我们翻开当时台湾最主流的两份大报《联合报》和《中国时报》(1968年9月1日以前称为《征信新闻报》),窥探另一种风貌的大陆旧闻。
“妖魔鬼怪”的世界
1966年5月16日,也就是“中华民国五十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大学几个学生在大字报上署名“红卫兵”,这个身份逐渐成为北京“造反”青少年的统一称呼。而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的红卫兵后,报导出现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个名字正式被官方承认。
《毛主席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这篇官方加持文章出现不到一周,台湾报纸也开始报导红卫兵。当时的《征信新闻报》,即旧版的《中国时报》,是最早进行报导的台湾媒体。8月24日一开始用的词是“红卫队”,但这个名字只用了两天就消失了。
8月25日的《联合报》,最早出现“红卫兵”字样。标题为《“红卫兵”闹翻了北平》。当时北平早已改名北京,但台湾报纸仍沿用旧称。
“闹”和“疯狂”是台湾报纸对于红卫兵的直接描述。他们在“闹”什么?从1966年8、9月份的报纸标题中,或可猜出一二。
“图搬国父铜像”、“活吊资本家”,使“古城面目全非”——台湾报纸详细报导了红卫兵的第一个大规模运动“破四旧”。“破四旧”破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联合报》报导了不少破四旧的荒唐事——红卫兵们禁止交通信号灯用红色标示“停止”,禁止银行收取“资本家的存款利息”,禁止军队“向右看齐”,禁止象棋、短裙和窄裤,还要取消北京的名称,改名成“东方红”。
在《联合报》上还罕见地出现了一张红卫兵冲击杭州灵隐寺的照片,门口的罗汉脸上贴起了标语:“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征信新闻报》对这一事件也有专门报导,标题是“且看今日灵隐寺,如来脸上鬼画符”,登载了一个加拿大女记者在杭州城的所见所闻。
她看到的破坏者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所幸他们并没有真正冲进这座全国性的名胜古迹,而只是“象征性地毁坏了一个板櫈,把一个小佛像摔在如来佛的面前”,但在回城路上,他们仍“高举旗帜,趾高气扬”。
运动中红卫兵造成的文物破坏和流失,也是台湾报纸关心的话题。1967年12月24日的《联合报》报导了近千件中国文物在日本展出的情景,其中有“周代的铜器、乾隆御窰的瓷器”以及清代“义大利教士郎世宁的作品”。标题痛心疾首:“红卫兵祸延国宝,日商人大发横财”。
台湾报纸对红卫兵称呼的升级,反映了“破四旧”这场运动的巨大影响:八月伊始,他们是“妖魔”。一群“红色太保”在北平城里“ 群魔乱舞”,使整个城市沦为“疯狂世界”;不到一个月,他们简直是成了“鬼怪”:“红鬼横行”,“浊流”泛滥,带来 “阴风惨惨 笼罩北平”,所到之处,都市“尽疮痍”,市民“若寒蝉”——成了一场“死城”里“鬼的文化革命”。
在台湾报纸的描述中,打从文革一开始,大陆就处在凄风苦雨之下。这跟《人民日报》“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画风对照鲜明。
不过,尽管一个是“浊流泛滥”,一个写“浪潮席卷”,两岸的报纸一致同意,这是一场“猛烈”的运动。
红卫兵运动在大陆全境的迅速蔓延,在台湾报上也有体现。1966年8月26日的《联合报》,用“‘红卫兵’窜扰津沪穗”的标题,报导了早期红卫兵以北京为中心,向主要大城市天津、上海和广州的扩散。但对于“大串连”这一全国性的红卫兵流动,台湾报纸并没有太多报导。
同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大串连的“喜讯”比比皆是,各地“革命师生”满怀激情来到首都北京, 校园、文化宫、体育场和火车站,到处“都洋溢著澎湃的革命热情”。
而台湾报纸上仅有的几篇,要么是逃离大陆者在控诉“被迫参加大串连”,要么就是大串连造成的惨剧。比如1967年1月26日这天的《联合报》,就报导了上海公安局一个名叫“陈志强”的干部,由于儿子在串连中冻死,而饮弹自杀的消息。
文中写道:年幼的红卫兵们“在长途“串连”中冻死者甚多,他们的家属对共匪都异常痛恨,纷纷阻止其子女再参加‘红卫兵’活动。”
“毫毛”与“鹰犬”
除了红卫兵运动本身,台湾报纸更感兴趣的是运动背后暗潮汹涌的大陆政局。台湾的记者编辑,创造性地将红卫兵比喻成了毛泽东“拔根毫毛”变出的“鹰犬”,认为红卫兵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执行者。许多文章中,红卫兵被直接称为“毛帮份子”。
“主席夫人”的影响力也见诸台湾报端,《联合报》报导的副标题,直写到:“拔根毫毛撒下红卫兵,踏罡仗剑幕后是江青”。而这篇新闻里,更称呼 “毛林两匪”即毛泽东、林彪,为“幕后主使”。
出于政治需要,那个年代的台湾报纸只要提到中共领导人,言必称“匪”称“丑”,且所有的大陆政府部门和军队,前面都要加个“伪”字——这与大陆媒体今天提到台湾领导人,“总统”必须打个引号,是一个道理。
红卫兵参与的事件,成了台湾报纸获取中共高层信息的窗口。前文提过,红卫兵正式获官方背书,是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的天安门接见 。《联合报》和《征信新闻报》19日都报导了这次会见,从新华社的新闻广播中,推测出了林彪成为接班人、刘少奇失势的结论。
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台湾报人研究了18日新华社“八一八”报导中领导人名字出现的先后顺序。而《人民日报》上林彪和毛泽东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也是明显的证据。
之后12月的《联合报》上,还刊登了一幅日本记者拍摄的北京大学红卫兵谴责刘少奇为“中共的黑鲁雪夫”的照片。 “黑鲁雪夫”在台湾原本译为“赫鲁雪夫”,只是五十年代起“反共抗俄”宣传声势浩大,从1963年开始,台湾报纸给苏共领导人改姓为“黑”,简称“黑魔”。直到1971年赫鲁雪夫去世才改回原译名。
台湾报纸为表现大陆内部对文革的不满,经常做出过度解读,也会影响事实判断。照片边上标题为《红卫兵大骂刘匪》的文章说,这位日本记者在发送相关新闻的电报时遭到了中国电报员的拒绝,因为发送内容中有中国“主席”的姓名。台湾报纸选择相信,电报员与谴责刘少奇的红卫兵之间“存有歧见”。而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记者发稿被中国电报员拒绝很正常。
当时的台湾媒体似乎在积极寻找中共领导层分崩离析的证据,只要抓住一点毛泽东、林彪地位不稳的迹象,就会有大篇幅报导。为此,他们把焦点对准红卫兵,将他们在“造反”过程中遭遇的阻力和反弹,视为对毛推行的文革路线的反击。 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军队之间的冲突,因而成了台湾媒体推测中共政局的关键信息。
1967年2月10日的《征信新闻报》,报导了西藏军区的“总司令”张国华“抗拒毛林”,派兵开枪“镇压造反派”。这是台湾报纸第一次在标题提到“造反派”,一个“八一八”后兴起的红卫兵派别。文革中各省市政府领导权被取消,新的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纷纷建立,造反派是这一“夺权”运动的主力。文章称,除了西藏, 河南、黑龙江两省以及太原、济南、沈阳等城市都发生了“军队镇压毛帮份子”的情况。
除了军队的反弹,还有一些在大陆报纸上看不到的新闻,比如1966年12月30日《征信新闻报》上登载的新闻《大陆陆续发现神秘电台》,报导了台湾方面在香港监听到的两个大陆秘密电台:“解放军之声”和“火花”,在“每晚八时至十二时”期间播出,内容包括号召“同志们同学们起来 ”,“反抗毛林的自私独裁集团”。
文章还说,这些电台是由“中共内部的反毛林派”设立的,原因是其透露内容很“新鲜”,具有“内幕性”。因此文章认为,“毛林统治集团”虽然在内部斗争中占上风,其统治背后却“隐藏著严重的危机”。
此外,台湾报纸对于红卫兵武斗的报导也不遗余力。然而,他们往往忽视红卫兵内部的派系斗争,而简单将武斗归纳为红卫兵代表的“毛林派”和军队、工人代表的“反毛林派”的斗争。
台湾的报纸常用 “义和团”比喻红卫兵。1966年8月31日《征信新闻报》上的一篇社论,提出红卫兵和义和团有五点相似处:都出现在统治者“表面太平、内部不安”的时期,都以“宫廷继承权之争”为真正动力,都“诉诸幼稚、狭隘的民族感情”,都“利用无知的人来对付有理性的人”,且都“必逸出其发动人的控制,而变成一场放火自焚的大悲剧”。
义和团产生于清末,这一对比,直接将毛泽东比作了慈禧太后,而把中共政权当作了腐朽的清王室。今天看来,不观论述立场如何,台湾对中共倒台的命运预测却没有实现。
逃亡者
台湾报纸上,还有一种另类红卫兵引人注目。他们是大陆语境中的“叛逃者”,台湾官方则称之为“反共义士”。其中第一个“摆脱共匪控制投奔自由”的红卫兵,是东北来的19岁少年季水生。
1966年12月27日的《联合报》第三版,报道了原名为王朝天的季水生,于平安夜从广州逃至香港,又在圣诞节当天乘飞机来到台湾的“英勇事迹”。“群魔皆醉他独醒,起义归来季水生”,联合报将季水生塑造为一个“幡然悔悟投明弃暗”的“义士”。为表洗心革面,他将名字从红卫兵时期的“王朝天”改为小时候使用的“季水生”。“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蒋经国在26日接见了他,他们的合影与红卫兵的袖章一起出现在版面上。
版面上另一篇文章《鸡鸣一声天下白,红卫兵必弃毛匪》,则借访台外宾之口,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消灭共匪的黄金机会”。美国自由太平洋协会的秘书长称,“千万不要忽略中国大陆人民的反共力量”,而旧金山的一位电台主播认为,“季水生的投奔自由,证明共匪内部的混乱”。
面见蒋总统、参加座谈会,季水生接下来在台湾的行程表满满当当。他绘声绘色地向台湾的国大代表和委员们介绍了大陆红卫兵的状况,称加入红卫兵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吃饭、睡觉、旅行都不化钱”——“大串连”中,红卫兵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到全国各地串连,所到之地,政府解决食宿。他还认为,毛泽东题写的“红卫兵”中“卫”字使用了繁体而非当时大陆流行的简体,说明他“自己都想革自己的命”。
报导称,许多委员都异口同声称赞“这小子实在是太会说话了”,然而这场其乐融融的座谈会过后没多久,身为台湾媒体宠儿的季水生就彻底消失在报端,不再作为“反共宣传”的工具出现。
直到1991年的《联合报》,答案才浮出水面。这份报纸的出版时间是12月12日,再过13天就是季水生逃离大陆来到香港33年的纪念日。然而出现在报导标题上的不是“季水生”,而是“王朝天”——《软禁16年,反共义士王朝天求偿3000万》。
文中报导,因政府未遵守诺言返还财物,王朝天召开记者会,宣布不愿成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宣传样板,引起蒋经国重视。1967年6月8日,警总派一教官诱他入局,此后更隐瞒国防部的无罪裁定,将他押解至绿岛软禁,长达十六年。1983年, 他为获自由签订“切结书”,终于解除软禁。而直到戒严令结束四年后,他才提起诉讼,最终获得37万5千元台币的赔偿。
台湾报纸的“文革”报导,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几乎所有报导的来源都不是“发自北京”或者其他内地城市,而是来自“东京”、“莫斯科”等地的台湾或外国通讯社。这是由于当时两岸信息封锁,台湾方面只能通过监听电台获取大陆的新闻消息,更多的信息则转载自能够驻扎在大陆的外国通讯社。 一些报导中直接援引新华社,也是因为新华社当时的重要新闻都会通过广播播送,因而能被监听到。
台湾报纸上的红卫兵消息虽然来自拼凑,但可信度有基本保证,不准确的往往是对中共领导人地位或身体状况的预测。两岸政治立场对立,但各为其主宣传攻击的夸张修辞,效果却是如出一辙。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