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总统在今年520上台以来，一再宣誓要成为一个“最会沟通的总统”。但从许多争议案件来看，若干行政部门的“沟通”显然出了问题。
就以一例一休的政策而言，政府不断与资方见面、修改政策配合资方，但却没有采纳劳工团体“保留七天假”的诉求，引发许多民众的不满。而年金改革会议虽然开了直播，但开会前没有预先盘点利害关系人的诉求，没有预先整理方便民众了解的资讯，更没有提供民众提出意见或影响议程的管道。结果，这样的“公民参与”就只做到表面形式，没有实质上纳入民众意见。民众只能看与会者吵架，而难以真正参与。
未来几个月内，蔡英文政府还计划召开“全国司改会议”，文化部长郑丽君也希望召开“全国文化会议”。虽然蔡英文承诺会找民间具公信力的人，担任全国司改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副召集人，已跨出纳入民间声音的一步，但要到真正让民众参与，恐怕还需要做调整。
否则，这样的会议恐怕最终只会如马政府时代的“经贸国是会议”或“全国能源会议”一样，沦为各说各话，最终产出一堆所谓的“综整结论”，成为公务人员的管考清单，难以在会议上找出未来经济、能源上的大方向。
部分肇因于太阳花运动的冲击，马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公民参与”的尝试。有些成功，也有些失败。蔡英文政府能从这些经验中，参考什么？
太阳花余波中的“经贸国事会议”
2014年3月17日晚上，许多人因不满马政府试图强硬通过服贸，冲入立法院进行抗争。抗争者提出的诉求中，包括要求马英九尽速召开“公民宪政会议”；但马英九认为服贸是经济议题，因此在同年7月举办“全国经贸国是会议”。
由于太阳花抗争者对“网路科技”娴熟运用，引起许多人注意，马政府在这次会议中，首次尝试在全国咨询会议纳入“网路参与”机制。其除邀请某些“网路意见领袖”与会，也同时在网上直播会议过程，并在关键场次将网上的即时讨论投影到会场萤幕。
即便如此，受邀与会的评论人曾柏文在会后撰写《经贸国是会议代表了谁？》一文中，仍指出这个会议从“主题设定的权力”、参与者名单彰显的“头人政治”，乃至于最后“综整结论”的书写方式，都已局限了会议本身的可能性。
过往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般都是邀请产业界与学界与会，缺乏管道让一般民众表达意见。最后这些政策，常常过度倾向可以影响政策的财团，造成持不同意见、却又被拒于门外的民众愤怒，进而导致抗争，耗费巨大的社会成本。
网路公民参与的先声：Join平台与 vTaiwan
然而，这次“经贸国是会议”还是有一个可喜进展。会上，有许多人提出应建立如同美国白宫“we the people”一样，由人民提案、连署成案后，在一定时程内政府必须回应的平台。后续国发会建置了 JOIN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以下称JOIN平台），建置了让人民主动提案连署的“提点子”，以及政府主动咨询网路意见的“众开讲”等机制，搜集民众意见。
此外，彼时负责“虚拟世界法规调适”的政务委员蔡玉玲，也到台湾开放源始码社群平台“g0v零时政府提案”，希望建立聆听网路族群意见的机制。她在g0v参与者唐凤等人的协助下，建置了vTaiwan平台，并在上面进行诸多法规修正及争议事件的意见调查。
g0v 零时政府
自从建置了 vTaiwan平台，行政院在拟定与虚拟世界相关的法案或是行政命令前，均会在vTaiwan上开设咨询讨论，由g0v社群的“小编”担任中介者，协调关心该议题的网友，并摘要各个利害关系人的想法诉求，以及争点所在。若有需要部会回应的问题，部会需在7天内回复。工作团队在搜集意见后，复会召开“咨询会议”，邀请利害关系人、部会以及有具体发言的网友与会，并将会议全程在网路直播、搭配文字转播，协助远距网友一起参与。
不过，Join平台和 vTaiwan 仍有诸多限制。Join平台在提点子的提案机制，缺乏在线上厘清问题的功能；众开讲的留言功能薄弱，难以聚焦在提供好意见。vTaiwan的案子，则是必须由政府主动提出，若部会不愿配合，也难有管道从民间方面提案、设定议题。
柯文哲“开放政府”想像的现实
太阳花后的另一个政治变局，是高举白色力量，也强调“透明、参与”的政治素人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选前柯文哲便承诺，要尝试用“公民审议”处理一些政策争议。
当时已有地方政府用公民审议解决争议的成功案例，例如2014年台南市政府的飞雁新村案。柯文哲上任后北市府的社会住宅案，也进行顺利。看起来，公民参与似乎可以在政策流程的早期，先解决很多争议。但问题是：公民参与如何整合回既有的政策流程？公务人员以及决策者，又该怎么看待公民参与？
后来爆发的三井仓库的争议案中，凸显了这些问题。从该案可以看到，即便形式上加入了公民参与程序，如果主事者强势引导，也可能在实质上架空“公民参与”的原意。有时候主政者采用公民参与时，可能是自认为“人民会站在我的一边”，想借由民意强渡关山；也有时候举办所谓的“公民参与”，其实仍不脱过往“政策宣导”的单向沟通心态。
不过这类作法，逐渐引起参与者的不满。例如，在JOIN平台上的桃园航空城提案，直接回避了抗争居民的诉求与争议，询问“你希望看到怎样的第三航站”，就遭到批评是“有特定立场的引导式提问”，引发网友不满。
毕竟，民众参与这些会议，是希望自己的意见能被看见、能被考虑。如果主事者已有定见，那么无论公民参与怎么做，最终都会成为一场灾难。如果官方只想要“说服民众”，在提供背景资料时有所偏颇，提供单方面意见，一旦被民众“踢爆”，最终反而会导致官民信任破灭，甚至让先前公民参与中政府累积的信任归零。
从“政策宣导”到“真诚沟通”
在过往，民众只有电视报纸可以取得政策资讯，许多官员常直觉认为民众不清楚政策细节，称这些意见是“民粹”。但在网路普及的今天，资讯频宽暴增，许多专业人士会在网路上贡献意见，甚至质疑政策与专业。若政府直觉把民众意见打为“民粹”、坚持己见，往往会引发许多人不满。
在我看来，政府面对公民参与最重要的是：调整心态。
政府官员应该要放下本位立场，从“民众会支持我”或“我要说服民众支持”，转为“我们虽然尽力，仍可能有疏漏，希望民众能帮忙找问题”来邀请民众提供意见，甚至参与协作。想法有调整，才能让第一线公务人员能更坦然面对民众的质疑。一旦公务人员放下“父母官”的自我想像，坦然在公民参与中诚实揭露政府公务人员的极限与实际状况，并邀请民众提供意见，这样才更能得到民众信任，也能让政策执行更接近民众需求。
这才是民主精神：民主不是信任一个人或一群人，就信任他们的所有决定；民主是因为相信人一定有盲点、一定会犯错，因此藉著言论自由让大家一起讨论，透过制度一起尝试找出大家都比较满意的作法。当然，这个过程一定有时间成本，但比起专断决策造成争议，引爆大规模社会冲突，这样的成本仍是值得的。
从“开放资料”到“开放治理”
想法转变后，就会发现许多可以改变的地方。
过往民众因为没有管道取得资料、参与政策讨论，很难给出好意见；畅通参与管道后，紧接著就该在不侵犯隐私的状况下，释出政府做决策的资料供民众参考，或许民众便能发挥自身专业找到政府没有发现的问题。
这类会议重点在“咨询”，而非“决策”，因此比起“代表性”，更重要的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的“多元性”，愿意与不同立场者共处的“包容性”。同时，由于会议本质在“咨询”，结论会是一系列“建议”供政府制定政策参考，政府不必然需要接受。只是倘若政府拒绝，便需有人负起政治责任，说明不采纳建议的具体理由。
撰写咨询文案时，也应坦然揭露各种政策选择可能遇到的困难与极限，以及现在法规状况等等，尽力让这些资料更亲民，让参与者有足够的资讯。甚至，可以拉开更大的空间，让参与者一同设定议题与议程。透过这些努力，我们才能从当前政府推动的“开放资料”（open data），更进一步走向“开放治理”（open governance）。
可惜，目前许多政府官员或公务人员，对“公民参与”的想像仍停留在“操作技术”层面；每谈到公民参与，就只想到直播、逐字稿、ivoting、或是公民咖啡馆这些“程序配备”，却忘记从头审视整个政策制定流程，以及纳入民众意见的核心精神；在会议进行中，也没有尝试厘清争点，让各方意见接轨。这些只有表面和技术的所谓“公民参与”，只会让努力的公务人员挫折，也让参与的民众不信任政府。
应设置专责机构，推动公民参与
目前，台湾政府的公民参与，处于各部会各自为政的状况。
成功的个案如卫福部，在长照政策的沟通上就做的不错，也成功的处理了Join平台上关于免疫疗法的提案。但在“一例一休”的争议中，劳动部只要保持中立，公开、透明的让劳资双方团体可以坐下来谈，而不是各自找上门，就可以避免政策动辄得咎的困境，也能避免社会压力落在自己身上。
但一方面，公民参与需要视各种状况调整，各部会间差异很大，这些经验目前也缺乏横向交流管道。如果政府能参考法国公共辩论委员会（Commission nationale du débat public，CNDP），由政府与民间一同成立专门负责公民参与的组织，让这个组织协助政府机关建立制度性的公民参与机制，嵌入既有政策制定流程，或许能让台湾公民参与的制度更成熟。
目前比较值得期待的发展，是在林全宣布延揽g0v长期参与者唐凤入阁担任政务委员。在马英九政府任内，唐凤曾担任蔡玉玲政委的顾问，除了催生 vTaiwan，也与许多部会有沟通经验。唐凤在新政府能扮演什么角色， 让人期待。
想邀公民参与，先要真诚沟通，这个政府才能成为最会沟通的政府。
（林雨苍，自由软体工作者、公民记者，目前任职于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并为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兼任委员。本文感谢吕家华、唐凤、蒋维伦提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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