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现在把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称为“老华南”。
走在市场外的新华路上，道路两旁的蓝色高墙一路绵延，水泥路面干净整洁，零星枯叶飘落在侧，车辆奔驰而过，鲜有行人。
这里本是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热闹市场。疫情前，本地商户常在凌晨抵达，采购新鲜海鲜、家禽和各类食材。2020年初，华南海鲜市场因被认为是新冠疫情早期病例的传播地而广为人知。
现在市场大门紧闭。肃清的气息延伸至市场外，许多商铺大闸紧闭，售卖热干面、牛肉面馆的商户铺外贴着出租字样。仅有零星店铺还在营业。一家店铺的店员说，海鲜市场在2020年后“再没开过”。许多商户搬到了约17公里外、位于黄陂区的“新华南海鲜水产”。
在“老华南”附近看顾一个流动摊位的店主是江苏人，她在武汉生活近30年了。疫情前，他们在武汉开工厂。封城前夕，一家人开车赶回江苏，被老家人指责“逃逸”。解封后，他们当月便回到武汉埋头干活。疫情封控三年，工厂亏损严重，工人工资、房租难清。最终工厂难抵倒闭潮，店主出来摆摊维生。
“老华南”像一具尸体躺在那儿。“已经成为历史了。不能动，也不能拆。”流动摊位的店主如此形容“老华南”。我们交谈时，50米开外站着三四位深色衣服的便衣。
为什么不能拆？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
站在被蓝色高墙封锁了五年的“老华南”面前，我看见的是一段模糊不清的历史。
这里是新冠病毒起源地吗？至今，这个问题没有定论。查阅资料可见，科学界普遍认可的说法是，病毒可能从一种蝙蝠传播到了几种野生动物身上，这些野生动物被带入华南海鲜市场，传染人类，导致新冠大流行。最新一项发表在权威学术期刊《细胞》上的研究表明，这些野生动物很可能是当时市场里售卖的貉、果子狸和竹鼠。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官方于2020年1月1日在华南市场内的采样。但目前仍无法确切证实病毒最早是如何进入华南海鲜市场。
美联社2024年4月的调查指出，在中国调研新冠病毒起源的工作阻碍重重，由于政治内讧、政府对科学家的压制、本地和国际卫生官员早期错失了获取关键信息的机会，导致调研工作停滞。12月底，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声明，继续呼吁中国共享数据，以了解新冠病毒的起源。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中国分享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最多，为全球溯源研究作出的贡献最大。”
溯源无果，死亡数字仍难明确。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数据，全球超过700万人死于新冠，但称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是该数据的三倍多。五年前，武汉作为疫情爆发中心时，中国国家卫健委称，武汉的新冠确诊人数为50333例，死亡3869例。
五年后，还有许多关于“因何死”与“如何活”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
百步亭住宅区曾因规模庞大和特色社区治理而闻名，也因在新冠爆发初期，居民聚集、举办一年一度的“万家宴”引发非议。社区居民说，封城期间总能看见楼下救护车不断。如今，社区回归平静，老人在广场上跳舞、吹奏乐器；周围的菜场、超市、早餐店已正常营业，多是老年人的身影。
不过，平静背后是商铺的倒闭阴霾。在百步亭生活了十多年的退休居民张阿姨观察到，封城之后很多店铺关门至今。我与她在附近散步时，她指着一家老牌KTV说，“这家疫情后就关门，到现在也没见开，还留着牌子。”如此萧条之景，她人生第一次见到。
周边三位店家告诉我，生意到现在还未恢复疫情前的样貌。一名牛肉面馆店员称，去年的生意尤其不好，工资比往年低，“不知道为什么。”
几乎没人再主动提起疫情，但历史仍在武汉人身边。开车驾驶在城市主干道上，路边建筑工地的绿色围挡十分醒目，上头印有“英雄城市”、“新时代”的白色大字宣传标语。“英雄的武汉，英雄的人民”，这是封城后广泛宣传的口号。
封城和封控时期的痕迹仍粘附在一些城市角落。“请佩戴口罩，保持一米以上安全距离”的标志，在小区纳凉亭的地砖上依稀可见，被踩踏得模糊不清。许多小区门口的核酸亭原地弃置，杂物原封不动，落满灰尘。
部分商业区域墙面上，贴着一张“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海报。还有一些街道，抗疫相关的标语仍在：“伟大抗疫精神 生命至上 举国同心 舍生忘死 尊重科学 命运与共”。我随机询问几名市民，他们都不愿多谈，“这是疫情后遗留下来的，”寥寥几字说完后冷笑了一下。
“我的身上好像还有病毒”
那时春天已经到来，她独自看了很久风景，拍下许多照片，直到最后手机没电。那也是两个多月里，李梓涵第一次站在户外看夕阳。
黎依不需要靠城市中隐秘角落残留的痕迹来回忆往事。封城76天的细节仍然历历在目，“搞床位”、“好无能”、“朋友”——她反复提及这些词。
2020年1月27日晚上，也就是封城第五天，黎依的妈妈开始发烧。在家里待了几天，1月31日的凌晨，家人们才决定送去医院。在爸爸开车送妈妈去医院的途中，路上空无一人。一进医院，黎依看见一位女生跪下求医生给一张床位。黎依从小在武汉长大，在那个夜晚，她人生第一次见到穿白色防护服的人。不过，最后妈妈没有获得床位，被迫回家。
31日凌晨五点，朋友知道黎依妈妈感染新冠的消息后，主动提出要送给她一瓶84消毒液。抵达朋友小区门口，黎依担心把病毒传染给朋友，便让对方把消毒水放在地上，再往后退。她俩相隔很远。黎依拿到消毒水，朋友却突然靠近了几步，“你不要害怕，我婆婆也发烧了。家里只有两瓶84。”黎依哑然，憋着眼泪扭头走了。转身后，她的眼泪刷刷流下。
和很多新冠患者家庭一样，求床位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黎依妈妈持续感到呼吸困难。黎依打给120，对方称不接受个人上报，必须通过社区；打社区电话，社区又说前面还有300多人在排队。那段时间，黎依几乎每天都打给社区。
做了30多年的救护车司机老李回忆，建设方舱之前，最耽误时间的是接到病人、送往医院后，因为没有床位，只能带着病人赶往其他医院。没有医院收治，导致后面排队的病人也无法上车，“病人上来了就下不了车，”老李说。
几位朋友为黎依建了个“后援群”，帮忙满市找呼吸机、氧气罐和床位。她后来意识到，那些朋友是最重要的救命稻草。
2020年2月7日，妈妈仍然呼吸困难，黎依一心悬在网上求助床位，无暇看新闻，不知道那天李文亮去世的消息。后来，她和爸爸相继确诊肺部感染。2月8日，社区打电话告知有一个隔离点的名额。妈妈想让爸爸去，“能救一个是一个。”
黎依担心那是见爸爸的最后一面，她在爸爸所有包上都写满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万一爸爸在隔离点去世，医院能联系到家属。爸爸则把家里的房产证、银行卡、汽车钥匙都找出来，想交给妻子，但妻子没有理会，“我都可能比你先死。”
黎依还把朋友的微信全部告诉零零后的弟弟，告诉他，“你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就是你爸爸妈妈、姐姐都不在了。如果有天我和妈妈变得一样呼吸困难、需要吸氧，却没有办法求助，我需要你站出来给我们求床位。这几个朋友无论如何都会帮助你。”
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黎依和妈妈住进了医院，妈妈症状开始减轻。黎依则辗转住过酒店改造的医院、方舱、康复隔离点。出院那天，她联系医生说想要献血浆，因为她体内新冠抗体浓度高。4月8日解封那天，正好是她居家隔离满14天的日子，解除隔离后，她再次出门献血浆，“我想救更多人。”
人们的身体恢复了健康，但心里却堵住了。
黎依原本有一份稳定工作，空闲时间与朋友聚会。但是解封之后，她对社交活动感到抵触，只能和封城时帮助过自己的好友聚会，“因为想去当面感谢她们。”居家办公结束后，她黎依仍每天戴着口罩上班，“也不怎么跟人讲话，整个人变得不太（敢）接触人。”
“我觉得自己身上有病毒，我怕感染给你。我不确认。”黎依有意地远离人群，“我不想见更多的人，我有点封闭自己。那个时候我开始问自己，我从小到大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没有办法回答自己这个问题。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很不开心”。
黎依身边的朋友也有类似的想法。解封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只见过一位朋友，对方的妈妈因新冠感染住进金银潭医院。同为康复者，她们约在公园里坐了几个小时，晒太阳、聊天，疏解情绪，然后各自各家。之后很少再提起封城。
黎依在住院隔离期间认识了一些病友。在方舱，白天看上去一切都秩序井然，大伙儿晒太阳、聊天，甚至有人拿手机做直播。但到了晚上，她经常听见有人哭。一位女孩半夜尖叫，想跑出去，但她妈妈和其他人把她拉了回来。在康复隔离点，同楼层病友有时会从房间里把头探出来聊天，大家问彼此有没有“应激反应”，有人说半夜醒来会哭，有人梦见他人死去，有人觉得“生活很闷，喘不过气”。黎依心想，活下来的家庭都很难走出来，那些逝者家庭呢？
封城时，她所在的病友群里人们还经常聊天互助。解封后那个群组逐渐沉寂，如今几乎断了联络。黎依觉得，大家可能都呆在各自的私人角落消化创伤，她自己便是如此。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感染新冠的医生身上。
刘伟斌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封城期间中心医院的“医务人员感染比例和死亡人数均列武汉各医院之首”。
在封城前夕，刘伟斌就已经感染了，但还在接诊。封城翌日，他开始住院。那是一段刘伟斌不愿再详细回忆的时期——一度重症，呼吸困难，无法自己下床。看见走廊上的轻症患者还能自己走路，他十分羡慕。
刘伟斌比同院的李文亮年长一些。李文亮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躺在病房里，很害怕，认为自己也快死去。
伴随着身体折磨的是精神焦虑。住院时，他经常整夜睡不着觉，得靠外地支援医生给的抗焦虑药才能勉强睡下。疫后这几年，失眠、脱发和焦虑如影随形。不过，刘伟斌没有再吃抗焦虑的药物，也没有寻求过心理帮助。他认为，或许利用空闲时间，多与家人和朋友出去玩，转移注意力就好了。
五年前，公众和学者对封城期间的心理问题有许多讨论，但有关长期的疫后精神创伤研究却不常见。
一份2020年8月针对武汉居民开展的研究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武汉居民有过不同程度被污名化的经历。研究称，在社会支持上，传播科学事实、注意用语有利于减少污名化和歧视带来的心理困扰。例如，将新冠病毒命名为“COVID-19”，而不是“武汉病毒”，有助于减少对武汉居民的污名化。但这些研究至今没有后续的跟踪调研。
2020年，微博曾是外界了解武汉人情况的一个窗口，“肺炎患者求助超话”是武汉人发布求助信息的重要渠道，据微博官方统计称求助信息有上万条。如今打开这则超话，帖子数量显示仅700余条，但关注者近50万，阅读量超过50亿，而通常一则热搜话题的阅读量是千万到亿级。
每当回忆起封城往事，人们常提到当年的民间互助。一些医护人员对我说，当时全国各地对医院的关注、送往医院的捐赠物资让人至今铭记在心。黎依说，她最感谢的是那些或远或近的朋友，他们四处吆喝，帮她妈妈弄到了家用氧气罐。她在微博上求助后，全国许多网友发來私信、出主意，还有人直接给她发了一长串中药药方的短信。
不少人自发去做志愿者。当时被封在家中、大学刚毕业的李梓涵就是其中一名。志愿任务很繁杂，每天一大早，她拿着出入证出小区，搬水、清点物资，分发到各个社区，哪里需要帮忙她就过去。第一天志愿工作结束后，她本打算骑共享单车，但想多看会儿沿途风景，最后选择走路回家，花了一个多小时。
在做志愿者之前，李梓涵是隔离在家的普通市民。她是一个尤其喜欢户外散步的人。每当她情绪低落，出门晒太阳、散会儿步是她的生活解药。封城后，她困在自己房间里，消沉的情绪愈发浓稠，她常常靠站在窗边，靠感受天气和季节的变化来缓解。三月，她在日记里写道：“这么久没找大自然玩，他不会已经忘了我吧。今天在窗口感觉到一阵春风，我还有和他打招呼呢。”
3月20日在李梓涵心中留下很深的烙印。那时春天已经到来，她独自看了很久风景，拍下许多照片，直到最后手机没电。那也是两个多月里，李梓涵第一次站在户外看夕阳。
待在家中的日子，李梓涵每天密集地看新闻来麻痹自己。她记得封城后，疫情防控发布会上湖北省长和武汉市长自相矛盾的说辞，武汉垃圾车运肉事件，市民对政府失责的愤怒。她下定决心，自己也要为别人做点什么。
“公权力瘫痪的时候，帮助大家走出来的是草根和社区的自组织，”这是李梓涵封城记忆中最重要的一抹。
延续与转变
真实的表情和语气、真实的见面和拥抱，能消除许多恐惧。回到生活中来相爱吧。
草根力量还在延续。
12月底，我来到一家疫情后开业的书店。这里空间袖珍，走道只够一两人穿行，四面墙摆满六层书架，被暖黄敞亮的灯光包裹。墙面几乎铺满了国内外作家的海报和店主妈妈用毛笔书写的诗句。收银台旁的墙上贴了一张手写的武汉美食指南，大街小巷里的热干面、豆皮、糯米包油条等武汉早餐尽纳其中。
32岁的店主肖薇也是封城亲历者。她所在的小区感染人数很多，救护车曾一辆辆出现在楼下。肖薇在网上写封城日记，记录所思所想，其中几篇已经被删除。被封在家近三个月，她渴望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连结，而不是线上的头像、弹窗、消息。同时，被封控的状态，让她有种身不由己的感觉，于是心生更多抵抗。
解封后，肖薇发现，不仅仅只有她在寻找更多线下连结，全国各地都有年轻人开始开店、组织线下活动，渴望面对面的交流。肖薇想，既然武汉没有这样的空间，那就自己来创造。她希望在这样的空间里，人们来去自如，女性友好，拥有比线上更大的自由。
“在具体的生活中认识每一个人。这就是想要做线下实体空间、搞线下活动的意义。真实的表情和语气、真实的见面和拥抱，能消除许多恐惧。回到生活中来相爱吧。”她在开店后写下这段话。
周末是书店最热闹的时候，门铃叮当响声不断，部分读者在书架旁安静阅读，另一些人则前来参加活动。店内举办的活动各异，包括观影、读书会、技能分享会、工作坊，主题多为关注性别和社会议题。活动并非总由肖薇发起，高校学生和专业人士等也共同营造了属于大家的公共空间。
当肖薇在书店里和我分享她的经历时，店里的常客听闻后也加入了这场对话。
光希是一位2000年后出生的大学生，封城时她还在上高中。过去五年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光希的价值观。起初，她对封城没有太多想法，认为那可能是政府对自己的保护。光希不喜欢去学校，在封城后，她一度庆幸自己终于可以逃避。但到了2022年，接连的封控让她不解。和其他很多大学生的想法类似，她想要回家，而不是随意封锁宿舍楼。“这几年我明白了一个东西叫人权，”光希说。
她掏出手机，想向我展示五年前在QQ空间里转发过的图片和媒体报道，却发现很多内容不知何时被删除或已显示不可见。“让我很害怕的一点，就是对于那段记忆（我）有遗忘，”光希语气坚定，“我觉得不该遗忘。”
记忆已经不可控地淡忘了，时间线也变得混乱，譬如有人说疫情是12月开始，有人说是1月。“对我们武汉人来说，（本应）是记忆犹新的，这个日期绝对不能搞错，但是隔一段时间就有人说有不同的日期。篡改记忆了。”光希说。
在店内闲逛时，我看见一个专门放置疫情相关读物的角落，其中有官方出版的武汉“战疫”口述，还有瘟疫主题的小说。在这张书架边缘，几张随意放置、尚未装订的纸张引起我的注意，这是小羊写下的封城回忆自述。
小羊今年25岁，曾在店内组织小型的卡牌游戏活动。她也是一位早期新冠感染康复者。
五年前她正在上大学。从1月中旬到封城当天，她还在沃尔玛兼职上班，那时口罩已是稀缺品。封城当晚，她开始发热，走路去医院。她望着医生来回穿梭，很多病人躺在担架上奄奄一息，自己独自站在角落，沉默地流泪。但最后，她没有挂号看病。小羊不想抢占其他重症病人的生命通道，于是决定回家自行隔离。
那天晚上小羊躺在床上和朋友视频通话，朋友老家的烟花在小小的手机屏幕那头绽放，两人相视落泪。
解封后，小羊与朋友聊天发现，一些武汉以外的人并不了解武汉人所经历的创伤，“真相会被更加官方的语言给掩盖掉。”她听说有的学校要求学生写关于歌颂抗疫英雄的作文。于是在2023年的一天，她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既是消解创伤的方式，也当是一份记录，让更多人了解个体的封城记忆。
“写下来，你永远有一个东西摆在那里。是谁也偷不走的。”她本想把自述发在网上，结果微信公众号审核未通过、显示无法上传。于是小羊干脆打印出来，放在书店角落，供有心读者翻阅。
疫情放开后，小样也逐渐恢复日常生活，但创伤远没有消失，还藏得更深了。在路上，当她看到身穿白色衣服的人，心里袭来一阵惊恐；听到异常的尖叫声或爆炸声，她也会受惊——“啊，是不是又要关我了”的念头钻入小羊脑中。这些创伤不仅来自于五年前的封城，还有2022年后接连的封控。
在我一路探寻的过程中，人们往往还提到自身的另一个变化：重新思考生命意义。
经历过封城的武汉人，既称自己是亲历者，也是幸存者。第一次与死亡擦身之后，他们开始对未来抱有从未有过的信念。
全家感染的经历让黎依与父母的关系更近了。以前，她总觉得自己对亲情淡漠，和父母保有某种距离感。在下雨天，爸爸也会和她保持距离，不想打同一把伞。但是现在，她有时会刻意和爸爸贴近一点，搭下他肩膀，撒个娇。封城期间，她常常思考关于生与死的问题。如今她更坦然了，未来面对家人的生老病死，也许不会再惊慌失措。
对中心医院的刘伟斌而言，独自在病房的那两个月，是自己人生离死亡最近的时刻。与疫情的死神挥别后，他觉得往后的日子里，最重要的不再是工作荣誉，而是陪伴自己最爱的人：妻子和儿子。
另一些人重新思考了体制。
封城时，李梓涵对体制产生一种复杂的情绪。她为体制失灵感到愤怒，但很难让自己完全脱离于体制。因为她的很多亲朋好友都在体制内，当她情绪消沉、生计受困时，也得到过来自体制内亲朋的帮助。“可能因为在国内这个体制太庞大了，触角无处不在，”李梓涵说，“尽管（距离体制）是很抽离的位置，但无论如何依旧生活在其中。”
解封一年后，李梓涵出国完成了学业，并留在海外工作。 去年，她回国探亲，对大街上的“正常”感到疑惑。她亦不再敢和人轻易聊起淡去的封城记忆，担心情绪再次被搅动。“感觉走在外面，每个人都像在告诉我们现在和2019年无缝连接，仿佛这五年的记忆是不存在的，但是明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不明白的事
很多事他都淡忘了，但想起有些事，内心“不是蛮平”（觉得不公平）。“蛮多事情我都不想去回忆，也不想去说了。这个事情说得好了是好，说得不好了，反过来又有一些风波。”
近60岁的救护车司机老李至今没有拿到补助。领导告知老李，他不属于一线抗疫人员。
2003年SARS病毒侵袭全国时，老李也在武汉开车接送病人。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他主动申请支援，成为武汉市第一批支援汶川的司机，在那里呆了20多天。后来政府给老李颁发一张纪念证书，这是他一生的骄傲，老李觉得自己为社会做过贡献。
不过到了2020年，已经50多岁的老李不再像年轻一样，以一种肩负社会责任感的姿态来面对突发事件。过去几十年，他说自己看见了很多社会不公，不再相信宏大叙事。
“我们谈不上多少伟大，就是一个工作。”封城期间，救护车司机实行倒班制，老李连续工作24小时，然后休息两天，如此循环往复。很多司机和医护都曾出现过发热症状，但他与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在物资紧缺和医疗挤兑时，不会因此休息，靠着医院发的药物坚持工作。
我和他坐在一间麻将室里，用武汉话聊起这些往事。老李说，很多事他都淡忘了，但想起有些事，内心“不是蛮平”（觉得不公平）。
“我们医院都发了钱，连后勤都发了钱。我们连三线都不是。”老李不明白，他每天也直接接触病人，为什么不是一线？
老李曾经打市长热线实名投诉，最后院长找他谈话称自己的工资也很低，让老李作罢。老李想到还有家人在医院系统工作，担心继续投诉会得不偿失，于是放弃申讨。
医疗资源紧拙之时，有位女孩在阳台敲锣救母，被人拍下视频，在社交媒体受到广泛关注。后来女孩和妈妈都住进了医院。在黎依焦头烂额地寻求床位的时候，她也关注到那个女孩。黎依一直感到愤怒，“为什么需要用这种方式去让人争取床位？”在医院里，她曾看见有人精神饱满地打电话，炫耀自己得到了床位，“但她看起来没有任何事。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公平。”
“蛮多事情我都不想去回忆，也不想去说了。这个事情说得好了是好，说得不好了，反过来又有一些风波。”老李决定不再多谈。
对于其他封城亲历者而言，还有一个共同无解的困惑：怎么才算“长新冠”（long covid）？医生没有共识，普通市民也弄不清楚。
刘伟斌说自己的肺部功能至今只恢复到85%，仍有纤维化，不时感到憋闷。感染新冠后，他还不断脱发。但至于什么是长新冠，医院并没有给出诊断标准。在新冠救治定点医院工作的护士柳洁告诉我，有的患者新冠后一直胸闷，如果找不到其他原因，只能“推断”是新冠所致。
去年11月，发表在世界知名期刊《柳叶刀》的一篇针对中国长新冠的调查曾引发关注，这是目前中国关于该症状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采用线上问卷，通过调研74,075名中国居民一年内新冠感染情况和长新冠的症状，发现大约10-30%的人有长新冠的症状，其中最常见的是疲劳（30.53%）、记忆力下降（27.93%）、运动能力下降（18.29%）和脑雾（16.87%）。女性更容易出现长新冠症状。
国际医学界对此已经有广泛研究。感染新冠后往往需要几周才能恢复，但是部分人会出现更长期的症状，比如疲劳、脑雾、疼痛、心血管问题等。
上述研究还提到，中国对长新冠的研究有限，主要原因是“缺乏有关长新冠治疗和临床管理的指南或共识，以及主要流行病学数据存在巨大缺口”。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卫健委曾以传真答复媒体询问称，中国和国际研究表明，新冠后遗症的发生率很低，器官损伤相当罕见，而且症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改善。
但在中国的舆论环境中，鲜有对长新冠的公开讨论和重视。百步亭的张阿姨说，她在2022年放开时感染新冠，过了半个月才完全恢复体力。张阿姨觉得自己的记忆力有些减退，但不知道是年纪增长的原因，还是长新冠。其他受访者也告诉我，每当人们提起自身某些找不出原因的毛病，便会猜想是新冠后遗，但由于没有官方的科普，很多人不敢随意判断。
想不明白的事还有很多。有的人不忍琢磨，封控的那几年值得么？
50多岁的护士柳洁，在武汉一家主要诊疗非传染性疾病的医院工作了30余年。柳洁回忆，疫情之前，医院没有开设独立的发热门诊和感染病房。她记得2019年12月时，医护接诊病人还没有全程戴口罩，但是发热病人明显增多。医院没有一次性防护服，只有一件布制隔离衣供科室使用。
2020年1月，医院通知所有人要戴口罩，科室的同事接连开始发烧。那时，她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病毒，只穿了一次性隔离衣。当时情况最紧急的时候，很多病人没有床位，在急诊科死亡，但是尸体运不出去，医院只得专门腾出房间放置。
2020年2月某日，医院急诊科被迫关闭。这是柳洁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见到急诊科关闭。“整个疫情（我）都没哭，那天关门我们都哭了。”急诊科关闭后，按照医院要求，所有病人都要被转移集中隔离收治。医院人满为患，“像打仗一样”，柳洁一心投入救治病人。
到了2022年底，柳洁周围的人一下子全阳了，她也逃不掉，“那我们之前做的这一切还值得吗？”柳洁微微皱起眉头问我。
作为医护人员，她认为按照2020年1月的情况，如果不封城，可能死亡人数会更多，但在2022年，她和同事的想法都变了，大家普遍认为也许可以和其他国家一样不封控，“但是我们体制不一样啊，我不知道对错。”她曾以为全国会分区域逐步放开，而不是突然解封，这让她感觉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那段时候是最难受的，比封城还难受。”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捂住答案的幽灵。访谈常常进行到后半段时，很多人渐渐放慢语调，夹杂着犹豫，吐露一句“再说下去就‘敏感’了”。
“英雄总是掩盖掉苦难”
我想知道“敏感”的原因。
一位武汉的退休公职人员A说，疫情初期，“决策层来说，是很明显刻意去隐瞒，去遮挡。目的不是为了让老百姓遭殃，而是为了稳定，为了不要社会太乱，不要影响发展的大局。”A认为，武汉的新冠真实死亡人数不明，这可能也是让疫情话题变得敏感的原因之一。
在这五年，A与武汉一线的防疫官员和医护仍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络。封城期间，他已退休，在家隔离。到了三月，封城末期，武汉感染人数逐步下降，他也想出门为公众“做点事”。于是他联系防疫官员，想去小区里看看被封居民的生活状况，“检查一下，看一下管理得怎么样。干部带着我开个车。”不过这件事因为他不会开车而作罢，因为找司机配车会增加感染风险。
A说，体制内部人士现在不愿讲疫情，是因为基层干部和医护人员在早期为无法“应收尽收”、控制疫情蔓延感到无力，向媒体和公众谈论疫情也许会与官方表态相悖。“对他有风险，聊个啥呢？这是一个有害无益的事，”他说，“领导层依然在回避这件事。”
刘伟斌也提到，自己不会在公开场合评论疫情。李文亮被训诫的事让他警惕至今，他不敢随便在微信群里发消息。“政府对舆论的管控特别严，”这是刘伟斌在疫情后才了解到的事。他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百姓，“说多了怕被领导找过去谈话。”
回访过程中，我也曾联系两位医院护士和两位逝者家属，他们都拒绝受访。在我联系的数十位受访者中间，有几位听到聊封城五周年，第一反应是，原来快要五年了。而访谈过程中，淡忘、叹气时有发生，于是我们经常一同翻看过去的报道和微信朋友圈。志愿者李梓涵刚开始说一句话就哭了。但也有人在回忆时思路清晰，语速很快。医生刘伟斌和康复者黎依，谈及生死话题，一笑了之。
武汉人如何看待“英雄城市”呢？黎依很拒绝这种叙事，“我是被动冠上这个名号的，不是我主动想当什么英雄。”刘伟斌则认为，“这就是政府的一种宣传手段吧，”但他不愿多说。小羊在自述里写道：“英雄总是掩盖掉苦难，救世主主义也总是忽略掉普罗大众的牺牲与痛苦。”
李文亮，人人都记得，但一提起，武汉人心中充斥着复杂的思绪。张阿姨很佩服李文亮的勇敢和纯粹，他是出于医生的本能告诉大家消息、成为英雄。
“但是有些事是一念之间，当时万一疫情就这么瞒过去了，李文亮可能不会是一个正面人物，”张阿姨说。而刘伟斌听到李文亮的名字后，他的第一反应是，“这肯定敏感啊。”
星河
一月某天夜里，我随意点开李文亮的微博，最新一条评论说：“李医生，你现在好吗，很想在这里说一句‘我觉得人生很难熬，很想放弃’，又觉得说这样的话很对不起你。”
临近五周年，哭墙仍然屹立，每天都有人来他的微博下叨叨日常，述说心事。
还有人问，“李医生，你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医生、护士、救护车司机，他们都告诉我，现在很多问题想不清楚，就不想了。他们要“向前看”，过好眼前的日子。
护士柳洁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逛街、购物。2020年之前，她喜欢拉着丈夫逛商场，买好几支口红。封城以后，消费欲望随之消散。现在医护的防护工作仍然很到位，需要每天戴口罩，口红一支就够了。“那些东西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柳洁说。
年轻的武汉人身上有股韧劲，希望为了“不忘记”做出更多行动。每年4月8日，也就是当年武汉解封的日子，书店店主和她的朋友们都要组织封城记忆分享的活动，小规模开展，悼念逝者，留住个人记忆。
这些是他们活着的意义。不忘记，然后去做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
黎依还在从事设计师的工作。她说自己明白了，“平淡就是最好的状态。”这几年，她还与方舱里结识的人偶有来往。当时她认识了一位阿姨，后来，她帮助阿姨的女儿在武汉开餐厅，见证了那个餐厅从装修到开业的过程。店门口的大幅插画便是出自黎依的设计。
餐厅装修期间，她俩在施工地聊天，女儿说，“我妈觉得你是特别坚强独立的女性。”黎依回她，“你妈妈也很特别。”那一瞬间，黎依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很神奇。
2021年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来武汉演出，主题是《星河旅馆》。演出讲述了一位中年男性参加完父亲的葬礼，漫无目的地开车，抵达星河旅馆。主角一路回忆从小到大的经历，遇见爱人、结婚、离婚，最后父亲离世，只剩他一人。
听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黎依泪如雨下。那首歌叫《星河》，歌里唱道：
就放下/ 不是忘记的那一种放下/ 而是记得的那一种/ 就记得呗/ 记得一些闪光的日子/ 那天的天气和湿度/ 早餐和晚餐/ 就这样走/ 不会更坏也不会太好/ 但就这样走/ 就这样走吧/ 就/ 就敬畏
那场演出帮助黎依暂时走出了创伤。“就敬畏，就敬畏。”黎依觉得，这可能就是她人生的模样。
（黎依、老李、李梓涵、肖薇、光希、小羊、刘伟斌、柳洁、张阿姨、A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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