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人現在把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稱為「老華南」。
走在市場外的新華路上，道路兩旁的藍色高牆一路綿延，水泥路面乾淨整潔，零星枯葉飄落在側，車輛奔馳而過，鮮有行人。
這裏本是充滿市井煙火氣的熱鬧市場。疫情前，本地商戶常在凌晨抵達，採購新鮮海鮮、家禽和各類食材。2020年初，華南海鮮市場因被認為是新冠疫情早期病例的傳播地而廣為人知。
現在市場大門緊閉。肅清的氣息延伸至市場外，許多商鋪大閘緊閉，售賣熱乾面、牛肉面館的商戶鋪外貼着出租字樣。僅有零星店鋪還在營業。一家店鋪的店員說，海鮮市場在2020年後「再沒開過」。許多商戶搬到了約17公里外、位於黃陂區的「新華南海鮮水產」。
在「老華南」附近看顧一個流動攤位的店主是江蘇人，她在武漢生活近30年了。疫情前，他們在武漢開工廠。封城前夕，一家人開車趕回江蘇，被老家人指責「逃逸」。解封后，他們當月便回到武漢埋頭幹活。疫情封控三年，工廠虧損嚴重，工人工資、房租難清。最終工廠難抵倒閉潮，店主出來擺攤維生。
「老華南」像一具屍體躺在那兒。「已經成為歷史了。不能動，也不能拆。」流動攤位的店主如此形容「老華南」。我們交談時，50米開外站着三四位深色衣服的便衣。
為什麼不能拆？沒有人知道確切答案。
站在被藍色高牆封鎖了五年的「老華南」面前，我看見的是一段模糊不清的歷史。
這裏是新冠病毒起源地嗎？至今，這個問題沒有定論。查閱資料可見，科學界普遍認可的說法是，病毒可能從一種蝙蝠傳播到了幾種野生動物身上，這些野生動物被帶入華南海鮮市場，傳染人類，導致新冠大流行。最新一項發表在權威學術期刊《細胞》上的研究表明，這些野生動物很可能是當時市場裏售賣的貉、果子狸和竹鼠。研究數據來自中國官方於2020年1月1日在華南市場內的採樣。但目前仍無法確切證實病毒最早是如何進入華南海鮮市場。
美聯社2024年4月的調查指出，在中國調研新冠病毒起源的工作阻礙重重，由於政治內訌、政府對科學家的壓制、本地和國際衛生官員早期錯失了獲取關鍵信息的機會，導致調研工作停滯。12月底，世界衛生組織發布聲明，繼續呼籲中國共享數據，以了解新冠病毒的起源。而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稱，「在新冠病毒溯源問題上，中國分享的數據和研究成果最多，為全球溯源研究作出的貢獻最大。」
溯源無果，死亡數字仍難明確。世界衛生組織曾發布數據，全球超過700萬人死於新冠，但稱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是該數據的三倍多。五年前，武漢作為疫情爆發中心時，中國國家衛健委稱，武漢的新冠確診人數為50333例，死亡3869例。
五年後，還有許多關於「因何死」與「如何活」的問題沒有得到解答。
百步亭住宅區曾因規模龐大和特色社區治理而聞名，也因在新冠爆發初期，居民聚集、舉辦一年一度的「萬家宴」引發非議。社區居民說，封城期間總能看見樓下救護車不斷。如今，社區回歸平靜，老人在廣場上跳舞、吹奏樂器；周圍的菜場、超市、早餐店已正常營業，多是老年人的身影。
不過，平靜背後是商鋪的倒閉陰霾。在百步亭生活了十多年的退休居民張阿姨觀察到，封城之後很多店鋪關門至今。我與她在附近散步時，她指着一家老牌KTV說，「這家疫情後就關門，到現在也沒見開，還留着牌子。」如此蕭條之景，她人生第一次見到。
周邊三位店家告訴我，生意到現在還未恢復疫情前的樣貌。一名牛肉面館店員稱，去年的生意尤其不好，工資比往年低，「不知道為什麼。」
幾乎沒人再主動提起疫情，但歷史仍在武漢人身邊。開車駕駛在城市主幹道上，路邊建築工地的綠色圍擋十分醒目，上頭印有「英雄城市」、「新時代」的白色大字宣傳標語。「英雄的武漢，英雄的人民」，這是封城後廣泛宣傳的口號。
封城和封控時期的痕跡仍粘附在一些城市角落。「請佩戴口罩，保持一米以上安全距離」的標誌，在小區納涼亭的地磚上依稀可見，被踩踏得模糊不清。許多小區門口的核酸亭原地棄置，雜物原封不動，落滿灰塵。
部分商業區域牆面上，貼着一張「禁止食用野生動物，打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的海報。還有一些街道，抗疫相關的標語仍在：「偉大抗疫精神 生命至上 舉國同心 捨生忘死 尊重科學 命運與共」。我隨機詢問幾名市民，他們都不願多談，「這是疫情後遺留下來的，」寥寥幾字說完後冷笑了一下。
「我的身上好像還有病毒」
那時春天已經到來，她獨自看了很久風景，拍下許多照片，直到最後手機沒電。那也是兩個多月裏，李梓涵第一次站在戶外看夕陽。
黎依不需要靠城市中隱秘角落殘留的痕跡來回憶往事。封城76天的細節仍然歷歷在目，「搞床位」、「好無能」、「朋友」——她反覆提及這些詞。
2020年1月27日晚上，也就是封城第五天，黎依的媽媽開始發燒。在家裏待了幾天，1月31日的凌晨，家人們才決定送去醫院。在爸爸開車送媽媽去醫院的途中，路上空無一人。一進醫院，黎依看見一位女生跪下求醫生給一張床位。黎依從小在武漢長大，在那個夜晚，她人生第一次見到穿白色防護服的人。不過，最後媽媽沒有獲得床位，被迫回家。
31日凌晨五點，朋友知道黎依媽媽感染新冠的消息後，主動提出要送給她一瓶84消毒液。抵達朋友小區門口，黎依擔心把病毒傳染給朋友，便讓對方把消毒水放在地上，再往後退。她倆相隔很遠。黎依拿到消毒水，朋友卻突然靠近了幾步，「你不要害怕，我婆婆也發燒了。家裏只有兩瓶84。」黎依啞然，憋着眼淚扭頭走了。轉身後，她的眼淚刷刷流下。
和很多新冠患者家庭一樣，求床位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黎依媽媽持續感到呼吸困難。黎依打給120，對方稱不接受個人上報，必須通過社區；打社區電話，社區又說前面還有300多人在排隊。那段時間，黎依幾乎每天都打給社區。
做了30多年的救護車司機老李回憶，建設方艙之前，最耽誤時間的是接到病人、送往醫院後，因為沒有床位，只能帶着病人趕往其他醫院。沒有醫院收治，導致後面排隊的病人也無法上車，「病人上來了就下不了車，」老李說。
幾位朋友為黎依建了個「後援群」，幫忙滿市找呼吸機、氧氣罐和床位。她後來意識到，那些朋友是最重要的救命稻草。
2020年2月7日，媽媽仍然呼吸困難，黎依一心懸在網上求助床位，無暇看新聞，不知道那天李文亮去世的消息。後來，她和爸爸相繼確診肺部感染。2月8日，社區打電話告知有一個隔離點的名額。媽媽想讓爸爸去，「能救一個是一個。」
黎依擔心那是見爸爸的最後一面，她在爸爸所有包上都寫滿自己的名字和手機號。萬一爸爸在隔離點去世，醫院能聯繫到家屬。爸爸則把家裏的房產證、銀行卡、汽車鑰匙都找出來，想交給妻子，但妻子沒有理會，「我都可能比你先死。」
黎依還把朋友的微信全部告訴零零後的弟弟，告訴他，「你要做好最壞的心理準備，就是你爸爸媽媽、姐姐都不在了。如果有天我和媽媽變得一樣呼吸困難、需要吸氧，卻沒有辦法求助，我需要你站出來給我們求床位。這幾個朋友無論如何都會幫助你。」
後來在朋友的幫助下，黎依和媽媽住進了醫院，媽媽症狀開始減輕。黎依則輾轉住過酒店改造的醫院、方艙、康復隔離點。出院那天，她聯繫醫生說想要獻血漿，因為她體內新冠抗體濃度高。4月8日解封那天，正好是她居家隔離滿14天的日子，解除隔離後，她再次出門獻血漿，「我想救更多人。」
人們的身體恢復了健康，但心裏卻堵住了。
黎依原本有一份穩定工作，空閒時間與朋友聚會。但是解封之後，她對社交活動感到抵觸，只能和封城時幫助過自己的好友聚會，「因為想去當面感謝她們。」居家辦公結束後，她黎依仍每天戴着口罩上班，「也不怎麼跟人講話，整個人變得不太（敢）接觸人。」
「我覺得自己身上有病毒，我怕感染給你。我不確認。」黎依有意地遠離人群，「我不想見更多的人，我有點封閉自己。那個時候我開始問自己，我從小到大沒做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為什麼這事會發生在我身上？我沒有辦法回答自己這個問題。我一直有這個疑問，很不開心」。
黎依身邊的朋友也有類似的想法。解封后很長一段時間，她只見過一位朋友，對方的媽媽因新冠感染住進金銀潭醫院。同為康復者，她們約在公園裏坐了幾個小時，曬太陽、聊天，疏解情緒，然後各自各家。之後很少再提起封城。
黎依在住院隔離期間認識了一些病友。在方艙，白天看上去一切都秩序井然，大夥兒曬太陽、聊天，甚至有人拿手機做直播。但到了晚上，她經常聽見有人哭。一位女孩半夜尖叫，想跑出去，但她媽媽和其他人把她拉了回來。在康復隔離點，同樓層病友有時會從房間裏把頭探出來聊天，大家問彼此有沒有「應激反應」，有人說半夜醒來會哭，有人夢見他人死去，有人覺得「生活很悶，喘不過氣」。黎依心想，活下來的家庭都很難走出來，那些逝者家庭呢？
封城時，她所在的病友群裏人們還經常聊天互助。解封后那個群組逐漸沉寂，如今幾乎斷了聯絡。黎依覺得，大家可能都呆在各自的私人角落消化創傷，她自己便是如此。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感染新冠的醫生身上。
劉偉斌是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生。根據此前的媒體報道，封城期間中心醫院的「醫務人員感染比例和死亡人數均列武漢各醫院之首」。
在封城前夕，劉偉斌就已經感染了，但還在接診。封城翌日，他開始住院。那是一段劉偉斌不願再詳細回憶的時期——一度重症，呼吸困難，無法自己下床。看見走廊上的輕症患者還能自己走路，他十分羨慕。
劉偉斌比同院的李文亮年長一些。李文亮去世的消息傳來時，他正躺在病房裏，很害怕，認為自己也快死去。
伴隨着身體折磨的是精神焦慮。住院時，他經常整夜睡不着覺，得靠外地支援醫生給的抗焦慮藥才能勉強睡下。疫後這幾年，失眠、脫發和焦慮如影隨形。不過，劉偉斌沒有再吃抗焦慮的藥物，也沒有尋求過心理幫助。他認為，或許利用空閒時間，多與家人和朋友出去玩，轉移注意力就好了。
五年前，公衆和學者對封城期間的心理問題有許多討論，但有關長期的疫後精神創傷研究卻不常見。
一份2020年8月針對武漢居民開展的研究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武漢居民有過不同程度被污名化的經歷。研究稱，在社會支持上，傳播科學事實、注意用語有利於減少污名化和歧視帶來的心理困擾。例如，將新冠病毒命名為「COVID-19」，而不是「武漢病毒」，有助於減少對武漢居民的污名化。但這些研究至今沒有後續的跟蹤調研。
2020年，微博曾是外界了解武漢人情況的一個窗口，「肺炎患者求助超話」是武漢人發布求助信息的重要渠道，據微博官方統計稱求助信息有上萬條。如今打開這則超話，帖子數量顯示僅700餘條，但關注者近50萬，閱讀量超過50億，而通常一則熱搜話題的閱讀量是千萬到億級。
每當回憶起封城往事，人們常提到當年的民間互助。一些醫護人員對我說，當時全國各地對醫院的關注、送往醫院的捐贈物資讓人至今銘記在心。黎依說，她最感謝的是那些或遠或近的朋友，他們四處吆喝，幫她媽媽弄到了家用氧氣罐。她在微博上求助後，全國許多網友發來私信、出主意，還有人直接給她發了一長串中藥藥方的短信。
不少人自發去做志願者。當時被封在家中、大學剛畢業的李梓涵就是其中一名。志願任務很繁雜，每天一大早，她拿着出入證出小區，搬水、清點物資，分發到各個社區，哪裏需要幫忙她就過去。第一天志願工作結束後，她本打算騎共享單車，但想多看會兒沿途風景，最後選擇走路回家，花了一個多小時。
在做志願者之前，李梓涵是隔離在家的普通市民。她是一個尤其喜歡戶外散步的人。每當她情緒低落，出門曬太陽、散會兒步是她的生活解藥。封城後，她困在自己房間裏，消沉的情緒愈發濃稠，她常常靠站在窗邊，靠感受天氣和季節的變化來緩解。三月，她在日記裏寫道：「這麼久沒找大自然玩，他不會已經忘了我吧。今天在窗口感覺到一陣春風，我還有和他打招呼呢。」
3月20日在李梓涵心中留下很深的烙印。那時春天已經到來，她獨自看了很久風景，拍下許多照片，直到最後手機沒電。那也是兩個多月裏，李梓涵第一次站在戶外看夕陽。
待在家中的日子，李梓涵每天密集地看新聞來麻痹自己。她記得封城後，疫情防控發布會上湖北省長和武漢市長自相矛盾的說辭，武漢垃圾車運肉事件，市民對政府失責的憤怒。她下定決心，自己也要為別人做點什麼。
「公權力癱瘓的時候，幫助大家走出來的是草根和社區的自組織，」這是李梓涵封城記憶中最重要的一抹。
延續與轉變
真實的表情和語氣、真實的見面和擁抱，能消除許多恐懼。回到生活中來相愛吧。
草根力量還在延續。
12月底，我來到一家疫情後開業的書店。這裏空間袖珍，走道只夠一兩人穿行，四面牆擺滿六層書架，被暖黃敞亮的燈光包裹。牆面幾乎鋪滿了國內外作家的海報和店主媽媽用毛筆書寫的詩句。收銀台旁的牆上貼了一張手寫的武漢美食指南，大街小巷裏的熱乾面、豆皮、糯米包油條等武漢早餐盡納其中。
32歲的店主肖薇也是封城親歷者。她所在的小區感染人數很多，救護車曾一輛輛出現在樓下。肖薇在網上寫封城日記，記錄所思所想，其中幾篇已經被刪除。被封在家近三個月，她渴望人與人之間真實的連結，而不是線上的頭像、彈窗、消息。同時，被封控的狀態，讓她有種身不由己的感覺，於是心生更多抵抗。
解封后，肖薇發現，不僅僅只有她在尋找更多線下連結，全國各地都有年輕人開始開店、組織線下活動，渴望面對面的交流。肖薇想，既然武漢沒有這樣的空間，那就自己來創造。她希望在這樣的空間裏，人們來去自如，女性友好，擁有比線上更大的自由。
「在具體的生活中認識每一個人。這就是想要做線下實體空間、搞線下活動的意義。真實的表情和語氣、真實的見面和擁抱，能消除許多恐懼。回到生活中來相愛吧。」她在開店後寫下這段話。
週末是書店最熱鬧的時候，門鈴叮噹響聲不斷，部分讀者在書架旁安靜閱讀，另一些人則前來參加活動。店內舉辦的活動各異，包括觀影、讀書會、技能分享會、工作坊，主題多為關注性別和社會議題。活動並非總由肖薇發起，高校學生和專業人士等也共同營造了屬於大家的公共空間。
當肖薇在書店裏和我分享她的經歷時，店裏的常客聽聞後也加入了這場對話。
光希是一位2000年後出生的大學生，封城時她還在上高中。過去五年的經歷徹底改變了光希的價值觀。起初，她對封城沒有太多想法，認為那可能是政府對自己的保護。光希不喜歡去學校，在封城後，她一度慶幸自己終於可以逃避。但到了2022年，接連的封控讓她不解。和其他很多大學生的想法類似，她想要回家，而不是隨意封鎖宿舍樓。「這幾年我明白了一個東西叫人權，」光希說。
她掏出手機，想向我展示五年前在QQ空間裏轉發過的圖片和媒體報道，卻發現很多內容不知何時被刪除或已顯示不可見。「讓我很害怕的一點，就是對於那段記憶（我）有遺忘，」光希語氣堅定，「我覺得不該遺忘。」
記憶已經不可控地淡忘了，時間線也變得混亂，譬如有人說疫情是12月開始，有人說是1月。「對我們武漢人來說，（本應）是記憶猶新的，這個日期絕對不能搞錯，但是隔一段時間就有人說有不同的日期。篡改記憶了。」光希說。
在店內閒逛時，我看見一個專門放置疫情相關讀物的角落，其中有官方出版的武漢「戰疫」口述，還有瘟疫主題的小說。在這張書架邊緣，幾張隨意放置、尚未裝訂的紙張引起我的注意，這是小羊寫下的封城回憶自述。
小羊今年25歲，曾在店內組織小型的卡牌遊戲活動。她也是一位早期新冠感染康復者。
五年前她正在上大學。從1月中旬到封城當天，她還在沃爾瑪兼職上班，那時口罩已是稀缺品。封城當晚，她開始發熱，走路去醫院。她望着醫生來回穿梭，很多病人躺在擔架上奄奄一息，自己獨自站在角落，沉默地流淚。但最後，她沒有掛號看病。小羊不想搶佔其他重症病人的生命通道，於是決定回家自行隔離。
那天晚上小羊躺在床上和朋友視頻通話，朋友老家的煙花在小小的手機屏幕那頭綻放，兩人相視落淚。
解封后，小羊與朋友聊天發現，一些武漢以外的人並不了解武漢人所經歷的創傷，「真相會被更加官方的語言給掩蓋掉。」她聽說有的學校要求學生寫關於歌頌抗疫英雄的作文。於是在2023年的一天，她決定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既是消解創傷的方式，也當是一份記錄，讓更多人了解個體的封城記憶。
「寫下來，你永遠有一個東西擺在那裏。是誰也偷不走的。」她本想把自述發在網上，結果微信公衆號審核未通過、顯示無法上傳。於是小羊乾脆打印出來，放在書店角落，供有心讀者翻閱。
疫情放開後，小樣也逐漸恢復日常生活，但創傷遠沒有消失，還藏得更深了。在路上，當她看到身穿白色衣服的人，心裏襲來一陣驚恐；聽到異常的尖叫聲或爆炸聲，她也會受驚——「啊，是不是又要關我了」的念頭鑽入小羊腦中。這些創傷不僅來自於五年前的封城，還有2022年後接連的封控。
在我一路探尋的過程中，人們往往還提到自身的另一個變化：重新思考生命意義。
經歷過封城的武漢人，既稱自己是親歷者，也是倖存者。第一次與死亡擦身之後，他們開始對未來抱有從未有過的信念。
全家感染的經歷讓黎依與父母的關係更近了。以前，她總覺得自己對親情淡漠，和父母保有某種距離感。在下雨天，爸爸也會和她保持距離，不想打同一把傘。但是現在，她有時會刻意和爸爸貼近一點，搭下他肩膀，撒個嬌。封城期間，她常常思考關於生與死的問題。如今她更坦然了，未來面對家人的生老病死，也許不會再驚慌失措。
對中心醫院的劉偉斌而言，獨自在病房的那兩個月，是自己人生離死亡最近的時刻。與疫情的死神揮別後，他覺得往後的日子裏，最重要的不再是工作榮譽，而是陪伴自己最愛的人：妻子和兒子。
另一些人重新思考了體制。
封城時，李梓涵對體制產生一種複雜的情緒。她為體制失靈感到憤怒，但很難讓自己完全脫離於體制。因為她的很多親朋好友都在體制內，當她情緒消沉、生計受困時，也得到過來自體制內親朋的幫助。「可能因為在國內這個體制太龐大了，觸角無處不在，」李梓涵說，「儘管（距離體制）是很抽離的位置，但無論如何依舊生活在其中。」
解封一年後，李梓涵出國完成了學業，並留在海外工作。 去年，她回國探親，對大街上的「正常」感到疑惑。她亦不再敢和人輕易聊起淡去的封城記憶，擔心情緒再次被攪動。「感覺走在外面，每個人都像在告訴我們現在和2019年無縫連接，彷彿這五年的記憶是不存在的，但是明明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不明白的事
很多事他都淡忘了，但想起有些事，內心「不是蠻平」（覺得不公平）。「蠻多事情我都不想去回憶，也不想去說了。這個事情說得好了是好，說得不好了，反過來又有一些風波。」
近60歲的救護車司機老李至今沒有拿到補助。領導告知老李，他不屬於一線抗疫人員。
2003年SARS病毒侵襲全國時，老李也在武漢開車接送病人。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他主動申請支援，成為武漢市第一批支援汶川的司機，在那裏呆了20多天。後來政府給老李頒發一張紀念證書，這是他一生的驕傲，老李覺得自己為社會做過貢獻。
不過到了2020年，已經50多歲的老李不再像年輕一樣，以一種肩負社會責任感的姿態來面對突發事件。過去幾十年，他說自己看見了很多社會不公，不再相信宏大敘事。
「我們談不上多少偉大，就是一個工作。」封城期間，救護車司機實行倒班制，老李連續工作24小時，然後休息兩天，如此循環往復。很多司機和醫護都曾出現過發熱症狀，但他與其他工作人員一樣，在物資緊缺和醫療擠兌時，不會因此休息，靠着醫院發的藥物堅持工作。
我和他坐在一間麻將室裏，用武漢話聊起這些往事。老李說，很多事他都淡忘了，但想起有些事，內心「不是蠻平」（覺得不公平）。
「我們醫院都發了錢，連後勤都發了錢。我們連三線都不是。」老李不明白，他每天也直接接觸病人，為什麼不是一線？
老李曾經打市長熱線實名投訴，最後院長找他談話稱自己的工資也很低，讓老李作罷。老李想到還有家人在醫院系統工作，擔心繼續投訴會得不償失，於是放棄申討。
醫療資源緊拙之時，有位女孩在陽台敲鑼救母，被人拍下視頻，在社交媒體受到廣泛關注。後來女孩和媽媽都住進了醫院。在黎依焦頭爛額地尋求床位的時候，她也關注到那個女孩。黎依一直感到憤怒，「為什麼需要用這種方式去讓人爭取床位？」在醫院裏，她曾看見有人精神飽滿地打電話，炫耀自己得到了床位，「但她看起來沒有任何事。我會覺得這個事情很不公平。」
「蠻多事情我都不想去回憶，也不想去說了。這個事情說得好了是好，說得不好了，反過來又有一些風波。」老李決定不再多談。
對於其他封城親歷者而言，還有一個共同無解的困惑：怎麼才算「長新冠」（long covid）？醫生沒有共識，普通市民也弄不清楚。
劉偉斌說自己的肺部功能至今只恢復到85%，仍有纖維化，不時感到憋悶。感染新冠後，他還不斷脫發。但至於什麼是長新冠，醫院並沒有給出診斷標準。在新冠救治定點醫院工作的護士柳潔告訴我，有的患者新冠後一直胸悶，如果找不到其他原因，只能「推斷」是新冠所致。
去年11月，發表在世界知名期刊《柳葉刀》的一篇針對中國長新冠的調查曾引發關注，這是目前中國關於該症狀最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採用線上問卷，通過調研74,075名中國居民一年內新冠感染情況和長新冠的症狀，發現大約10-30%的人有長新冠的症狀，其中最常見的是疲勞（30.53%）、記憶力下降（27.93%）、運動能力下降（18.29%）和腦霧（16.87%）。女性更容易出現長新冠症狀。
國際醫學界對此已經有廣泛研究。感染新冠後往往需要幾周才能恢復，但是部分人會出現更長期的症狀，比如疲勞、腦霧、疼痛、心血管問題等。
上述研究還提到，中國對長新冠的研究有限，主要原因是「缺乏有關長新冠治療和臨床管理的指南或共識，以及主要流行病學數據存在巨大缺口」。據路透社報道，中國衛健委曾以傳真答覆媒體詢問稱，中國和國際研究表明，新冠後遺症的發生率很低，器官損傷相當罕見，而且症狀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改善。
但在中國的輿論環境中，鮮有對長新冠的公開討論和重視。百步亭的張阿姨說，她在2022年放開時感染新冠，過了半個月才完全恢復體力。張阿姨覺得自己的記憶力有些減退，但不知道是年紀增長的原因，還是長新冠。其他受訪者也告訴我，每當人們提起自身某些找不出原因的毛病，便會猜想是新冠後遺，但由於沒有官方的科普，很多人不敢隨意判斷。
想不明白的事還有很多。有的人不忍琢磨，封控的那幾年值得麼？
50多歲的護士柳潔，在武漢一家主要診療非傳染性疾病的醫院工作了30餘年。柳潔回憶，疫情之前，醫院沒有開設獨立的發熱門診和感染病房。她記得2019年12月時，醫護接診病人還沒有全程戴口罩，但是發熱病人明顯增多。醫院沒有一次性防護服，只有一件布制隔離衣供科室使用。
2020年1月，醫院通知所有人要戴口罩，科室的同事接連開始發燒。那時，她還不知道具體是什麼病毒，只穿了一次性隔離衣。當時情況最緊急的時候，很多病人沒有床位，在急診科死亡，但是屍體運不出去，醫院只得專門騰出房間放置。
2020年2月某日，醫院急診科被迫關閉。這是柳潔職業生涯中第一次見到急診科關閉。「整個疫情（我）都沒哭，那天關門我們都哭了。」急診科關閉後，按照醫院要求，所有病人都要被轉移集中隔離收治。醫院人滿為患，「像打仗一樣」，柳潔一心投入救治病人。
到了2022年底，柳潔周圍的人一下子全陽了，她也逃不掉，「那我們之前做的這一切還值得嗎？」柳潔微微皺起眉頭問我。
作為醫護人員，她認為按照2020年1月的情況，如果不封城，可能死亡人數會更多，但在2022年，她和同事的想法都變了，大家普遍認為也許可以和其他國家一樣不封控，「但是我們體制不一樣啊，我不知道對錯。」她曾以為全國會分區域逐步放開，而不是突然解封，這讓她感覺前面的努力都白費了，「那段時候是最難受的，比封城還難受。」
每個人心中都住着捂住答案的幽靈。訪談常常進行到後半段時，很多人漸漸放慢語調，夾雜着猶豫，吐露一句「再說下去就『敏感』了」。
「英雄總是掩蓋掉苦難」
我想知道「敏感」的原因。
一位武漢的退休公職人員A說，疫情初期，「決策層來說，是很明顯刻意去隱瞞，去遮擋。目的不是為了讓老百姓遭殃，而是為了穩定，為了不要社會太亂，不要影響發展的大局。」A認為，武漢的新冠真實死亡人數不明，這可能也是讓疫情話題變得敏感的原因之一。
在這五年，A與武漢一線的防疫官員和醫護仍保持比較緊密的聯絡。封城期間，他已退休，在家隔離。到了三月，封城末期，武漢感染人數逐步下降，他也想出門為公衆「做點事」。於是他聯繫防疫官員，想去小區裏看看被封居民的生活狀況，「檢查一下，看一下管理得怎麼樣。幹部帶着我開個車。」不過這件事因為他不會開車而作罷，因為找司機配車會增加感染風險。
A說，體制內部人士現在不願講疫情，是因為基層幹部和醫護人員在早期為無法「應收盡收」、控制疫情蔓延感到無力，向媒體和公衆談論疫情也許會與官方表態相悖。「對他有風險，聊個啥呢？這是一個有害無益的事，」他說，「領導層依然在迴避這件事。」
劉偉斌也提到，自己不會在公開場合評論疫情。李文亮被訓誡的事讓他警惕至今，他不敢隨便在微信群裏發消息。「政府對輿論的管控特別嚴，」這是劉偉斌在疫情後才了解到的事。他覺得，自己只是個普通百姓，「說多了怕被領導找過去談話。」
回訪過程中，我也曾聯繫兩位醫院護士和兩位逝者家屬，他們都拒絕受訪。在我聯繫的數十位受訪者中間，有幾位聽到聊封城五週年，第一反應是，原來快要五年了。而訪談過程中，淡忘、嘆氣時有發生，於是我們經常一同翻看過去的報道和微信朋友圈。志願者李梓涵剛開始說一句話就哭了。但也有人在回憶時思路清晰，語速很快。醫生劉偉斌和康復者黎依，談及生死話題，一笑了之。
武漢人如何看待「英雄城市」呢？黎依很拒絕這種敘事，「我是被動冠上這個名號的，不是我主動想當什麼英雄。」劉偉斌則認為，「這就是政府的一種宣傳手段吧，」但他不願多說。小羊在自述裏寫道：「英雄總是掩蓋掉苦難，救世主主義也總是忽略掉普羅大衆的犧牲與痛苦。」
李文亮，人人都記得，但一提起，武漢人心中充斥着複雜的思緒。張阿姨很佩服李文亮的勇敢和純粹，他是出於醫生的本能告訴大家消息、成為英雄。
「但是有些事是一念之間，當時萬一疫情就這麼瞞過去了，李文亮可能不會是一個正面人物，」張阿姨說。而劉偉斌聽到李文亮的名字後，他的第一反應是，「這肯定敏感啊。」
星河
一月某天夜裏，我隨意點開李文亮的微博，最新一條評論說：「李醫生，你現在好嗎，很想在這裏說一句『我覺得人生很難熬，很想放棄』，又覺得說這樣的話很對不起你。」
臨近五週年，哭牆仍然屹立，每天都有人來他的微博下叨叨日常，述說心事。
還有人問，「李醫生，你說人活着是為了什麼呢？」
醫生、護士、救護車司機，他們都告訴我，現在很多問題想不清楚，就不想了。他們要「向前看」，過好眼前的日子。
護士柳潔不再像以前那樣喜歡逛街、購物。2020年之前，她喜歡拉着丈夫逛商場，買好幾支口紅。封城以後，消費慾望隨之消散。現在醫護的防護工作仍然很到位，需要每天戴口罩，口紅一支就夠了。「那些東西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自己和家人的身體健康。」柳潔說。
年輕的武漢人身上有股韌勁，希望為了「不忘記」做出更多行動。每年4月8日，也就是當年武漢解封的日子，書店店主和她的朋友們都要組織封城記憶分享的活動，小規模開展，悼念逝者，留住個人記憶。
這些是他們活着的意義。不忘記，然後去做對自己來說最重要的事。
黎依還在從事設計師的工作。她說自己明白了，「平淡就是最好的狀態。」這幾年，她還與方艙裏結識的人偶有來往。當時她認識了一位阿姨，後來，她幫助阿姨的女兒在武漢開餐廳，見證了那個餐廳從裝修到開業的過程。店門口的大幅插畫便是出自黎依的設計。
餐廳裝修期間，她倆在施工地聊天，女兒說，「我媽覺得你是特別堅強獨立的女性。」黎依回她，「你媽媽也很特別。」那一瞬間，黎依覺得人和人之間的連接很神奇。
2021年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來武漢演出，主題是《星河旅館》。演出講述了一位中年男性參加完父親的葬禮，漫無目的地開車，抵達星河旅館。主角一路回憶從小到大的經歷，遇見愛人、結婚、離婚，最後父親離世，只剩他一人。
聽到最後一首歌的時候，黎依淚如雨下。那首歌叫《星河》，歌裏唱道：
就放下/ 不是忘記的那一種放下/ 而是記得的那一種/ 就記得唄/ 記得一些閃光的日子/ 那天的天氣和溼度/ 早餐和晚餐/ 就這樣走/ 不會更壞也不會太好/ 但就這樣走/ 就這樣走吧/ 就/ 就敬畏
那場演出幫助黎依暫時走出了創傷。「就敬畏，就敬畏。」黎依覺得，這可能就是她人生的模樣。
（黎依、老李、李梓涵、肖薇、光希、小羊、劉偉斌、柳潔、張阿姨、A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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