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防疫保安之旅
交了身份证，换上保安服，等了大概半小时后，我们一行50号人上了一辆大巴车，从深圳龙华的一个工业园去往罗湖。此行的目的是防疫。这是2022年7月的傍晚，一个疫情频发的夏天。
行驶近一个小时后，大巴车在莲塘街道办事处对面停下来。我们下车等候，路边还有从其他地方开过来的大巴，和我们一样都是临时保安。于是，一大群身穿黑色、蓝色保安服的人站在大街上聊天、抽烟、看手机，场面蔚为壮观。
我是和两个朋友一起去的。在我们这50号人中，我和阿强是第一次做防疫保安，阿乐已经做过多次，他和很多临时保安住在工头承包的工业园区宿舍里，按日租床位。工头即私人中介，也常被称为“黑中介”。
这一年，每当深圳出现疫情，工头都会发布防疫保安的招工信息，宿舍里的临时工们最喜欢做的就是防疫保安。
他们对防疫政策已经相当熟悉，在路边等候的时候，聊到三个层级的防疫措施：封控、管控、防范。不过，6月底，政府又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重新定义了高、中、低疫情风险区划分标准。此后大家开始按照高、中、低来称呼某片区域的疫情严重程度。
在我们这一大群保安中，只有两名女性。一名也是临时工，个子小小的；另一名是领队，她很年轻，讲话也干练。大家猜测，她可能是工头的亲戚或者老乡。
等了半小时，像政府官员模样的人和穿着比我们更高级别制服的保安人员在路边商讨，他们指挥我们这些临时工行动。晚上8点，我们每人领到一盒街道办分发的盒饭，吃完饭后，分为五人左右一小队。上面吩咐，除了药店和生活必须类的商超，其他商铺都要关门，贴上封条。
随着指挥发出，我们出发，几个正规军领着一堆过剩的散兵游勇去执行防疫任务。几分钟后，我们在一片店铺林立的生活街区停下来。这条小街有100多米长，街道两侧分布着推拿馆、彩票店、点心店、肉铺、便利店、烧腊店、牛肉火锅店、服装店、水果店。有的关了，有的还在营业。
一家水果店不愿意立刻关门，主人说一些水果必须尽快卖出去，否则会坏掉。一家商行的主人在最后时刻关掉灯、拉下卷帘门，弯着腰从里面出来。走到街尾，每人手里都还有一沓封条，贴出去的没几张，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
工作群里有人问：大街上闲逛的人、购物广场里的人怎么处理？女领队答，街上的人都劝回去。
一阵无所事事后，我们回到街道办对面的集合点。之后又去了附近另一个城中村，挨家挨户封锁商户。我和阿强一张封条都没贴，上半夜就这么过去了。
我们是一堆被安排的行动机器，每一项任务只告诉你这么做，不会说为什么，或者遇到其他情况怎么办。当我们穿上保安服，一队人巡街时，似乎有了一种气势，可以隐于权力幕后。不过，在那种气势背后，我听到有人说了一句“我们没有执法权”。
下半夜，我们依然在贴封条那条街上巡逻，任务是劝返在街上闲逛的人。街头空荡荡的，除了保安就是整夜在大街上停留休息的外卖员。
早上快七点，女领队在群里发消息：“发现疑似病例，大家赶紧把街上人劝回去。”街上偶尔有人出没，看着要去上班，不过，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太阳渐渐升起，温度开始上升。我感觉四肢极度乏力，说话都提不起劲。这时，大街上又走来一大队伍保安，是来换白班的，大家面面相觑。八点半左右，终于下班，在回去的大巴车上，领队在微信群里给我们转账发了工资：180元。
这是一个我只能用荒诞来形容的夜晚。事情已经过去两年，我记得，少部分人在这件事上比较认真，至少是表面上，比如劝导店家关门；而大部分人只是像无头苍蝇一样，亦步亦趋。
2022年最吃香的日结
临时工群里，不少人以此表达对这份职业的戏谑，它门槛低，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情绪：躺平。只要站一下岗，一般什么事都不用干。
做防疫保安，源于我认识十多年的同学阿强。阿强常年在珠三角工厂做临时工，而他的临时工生涯起源于原三和人才市场。2022年2月底，通过阿强，我认识了阿乐，两人多年前在进厂时认识，之后在三和又数次遇见。阿乐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防疫保安，他当时住在东莞一个小旅馆，从工厂离职后靠做日结和借朋友钱维生。
与阿乐相识后没过几天，深圳和东莞相继发生疫情。阿乐推给我几个工头的微信。3月4日晚上，工头在朋友圈发布信息，招南山和福田的日结防疫保安。
接下来，3月中旬，深圳“软封城”一周，公交地铁停运，社区、小区、城中村、产业园区封闭管理，全市范围内开展三轮全员核酸检测。东莞也与深圳一样，全市实行封闭式管理一周。阿乐被疫情困住了。
直到5月，阿乐从东莞回到深圳，他本想再次进厂，但没找到什么好厂，于是又回到了龙华，住进了工头老吴的M工业区宿舍里。这里的床位20元一天，工头还提供日结工作，吸引了众多临时工，阿乐也是这里的常客。招我们一起去做防疫保安的工头就是老吴。
原三和人才市场被整改搬迁后，同样遍布劳务中介的龙华汽车站成为新的“三和大神基地”，两地之间直线距离不到1.5公里。龙华汽车站方圆三公里内，资深工头都有自己的招工集合点，通常是周边的某工业园。他们承包下的集体宿舍楼，是临时工们短暂的歇脚点。像这样，“工头——临时工”形成了一个个零工聚集点，成为深圳乃至珠三角的临时用工的最大来源。
来到龙华后，我加入了很多日结兼职群和临时工群，防疫保安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群里的招工信息中，也是2022年最吃香的日结。除了深圳，偶尔也会看到广州和上海的招工，日薪比平时的日结高很多，有时高达500元以上。
三和早有招保安的历史。按照高度灵活性、临时性、去技能性的特点，保安、物流、工地，是临时工们做得最多的三种日结。日结的定义，包括工期一天、下班就结工资，也可以是工资日结，但工期并非一天。比起物流、工地这些重体力活，保安因具有“打酱油”属性，最受青睐。
防疫保安的招工要求不高，招工信息虽然写着要求男性1.65米以上，但阿乐才1.62米，他甚至还见过不到1.6米的，需求大时，这些标准还会更宽松，有时只要求有一双纯黑色鞋子和本人的身份证。
有保安的活儿，工头会把名额优先给住宿舍的人。由于天气热，大多时候阿乐选择上夜班，他在居民楼底下坐着守楼，防止居民出来。这活儿既轻松又难熬，有人偷偷睡觉，被发现后就会被开除。下班后，阿乐白天睡觉，傍晚起来再去报日结，抢不到就等后一天。如果没睡饱，晚上就算有日结找上门，他也不去。只有欠了房租时，阿乐才会连续做好几天日结。
6月份，深圳的疫情开始反复，阿乐的下半年几乎是这样度过的：除了进过一次厂外，他住在老吴的宿舍，断断续续做过近40天防疫保安，全是一天一结。
阿强那年7月从惠州再次回到龙华做日结。年初，他离开观澜富士康，之后因为疫情等原因，辗转于深圳、珠海、中山、惠州，进过几次厂。又回到龙华时，身上的钱已经快花完了。
一天，龙华数个工头都发布了当晚罗湖防疫保安的招工，要求48小时内核酸，12小时，工资180元。抢日结的人很多，我问了其中一个招100人的工头，他表示很快就已经招满了。
阿乐在老吴那里报了晚班。于是，我和阿强拿上身份证，也去了老吴的M工业区。报名的房间里挤满了穿保安服的临时工，老吴有好几个帮手负责现场报名。我们交了身份证，填报名信息，进工作群，在一堆穿过多次的保安服中挑选了一件。这一晚，便是我和阿强、阿乐一起做防疫保安的经历。
在2022年防疫保安火热的同时，与保安相关的网络段子开始流传： “一毕业就来做保安，少走40年弯路”“当保安后悔两年，不当保安后悔一辈子”。临时工群里，不少人以此表达对这份职业的戏谑，它门槛低，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情绪：躺平。只要站一下岗，一般什么事都不用干。
龙华临时工是一个参差多态的群体。一部分人偶尔做日结，主要还是进厂；一部分人干工地、物流之类；还有一部分人做日结保安，时间长了就再也不愿意进厂。这其中也会有交叉，但都是一开始还做正式工，后来便习惯了临时工的生活。
如果有选择，阿强和阿乐更愿意进厂。老三和时期，他俩也做过几次保安，阿强对保安的感觉是，“看门护院，总感觉不太好。”做防疫保安，对他们来说只是疫情下的偶然。阿强做完这一次防疫保安后，还做过一次交通疏导员，也属于工头招的临时保安，之后便进厂了。
程骁和他们不同。2012年程骁就来到了三和，混久了后，开始做保安。当时，会展、演唱会等公共活动都需要大量临时保安。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一部分临时保安开始去做防疫工作，程骁在光明区一个城中村守了半年的卡口，负责检查核酸。
防疫保安的招工需求，在2022年实施“动态清零”和核酸常态化后，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深圳是最早将核酸检测常态化的城市。每当一个片区出现疫情，工头便会在朋友圈和群里发布招工信息，动辄50到100人。而每一片区有数个工头或中介公司一起招工，主要用工方是街道办和社区。
逃离工厂长期做保安的人很多。2022年，不止深圳，广州、惠州、东莞、上海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份工作他们做了几乎一整年。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22年前三个月，深圳全市共有20余万保安员时刻坚守疫情防控一线。这一数字不一定包括没有保安证的临时保安。
哪里疫情严重就去哪里
大白全身密闭，夏天闷热，穿脱都很麻烦，还需要专业培训。小蓝比大白好一点，跟围裙有点像，脖子上系一个带子，后半身是敞开的，有时候要戴面罩，大部分时候只用戴N95口罩。
疫情越严重的地方，防疫保安的工期也就越长。阿乐不干这种一两周的长期，除了担心累，就是因为怕被感染。
“如果传染了，半年就找不到工作了，‘档案’上面会有你，某某时刻得了（新冠）。”他说的“档案”，指健康码。他一个朋友因为感染过被工厂拒收，他很担心，总觉得“阳了后，比坐牢还恐怖”。
根据阿乐的观察，他们宿舍没几个人想干长期保安。以自己为例，阿乐说，日结保安更灵活，如果分到的岗位待着不舒服，只用忍耐一天，但在这样的岗位上坚持七天，就会很难熬。运气好遇到感觉不错的岗位，第二天再接着抢就行。这个道理适用于所有日结工作。
他宿舍有一位老哥在福田做过一次长期，工期一周，一天240元，穿“大白”（注：白色防护服），结束后在酒店集中隔离，两三个人一间，包吃住，吃得也很好，还给误工费。愿意做长期的人就是冲着待遇去的。
“大白”包含很多不同的群体，有医护工作者、公务员、社区人员、警察，也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和保安。保安属于其中社会地位反差最大的角色，临时保安更是。
防疫保安大多穿“小蓝”（注：蓝色防护服），偶尔才穿“大白”，大白比小蓝的工资要高。总体上，大白需要的保安少，更多是专业医护人员和社区人员。大白全身密闭，夏天闷热，穿脱都很麻烦，还需要专业培训。小蓝比大白好一点，跟围裙有点像，脖子上系一个带子，后半身是敞开的，有时候要戴面罩，大部分时候只用戴N95口罩。
在小区或城中村，“大白”一般是12小时250元左右，如果是在与病例近距离接触的隔离酒店或方舱医院，工资会更高。
关小林从不担心感染，他会主动选择这种工资最高的工作。他去过隔离酒店，也去过上海的方舱医院。2017年来三和后，关小林一直做保安，疫情前在南山做市容巡查员，疫情初期被派去支援高速路口查核酸，干了三个月。
他觉得政府对防疫保安还是很重视的，即便感染了，可以免费治疗，也能拿到补偿。“那时候也不知道去哪里，又没有工作，没地方住，防疫随便干一下就有饭吃，还可以住酒店，工资又那么高，根本就不会想那么多。”
程骁的想法也是如此，哪里疫情严重就跑哪里，他说，“因为我太穷了，（防疫）钱比较多，当时是觉得这个病没有这么严重，最多是感冒，不会死。”
程骁为数不多穿大白的经历是在隔离酒店。2022年全国两会前期，从香港去北京开会的政协委员要先在南山欢乐海岸附近的五星级酒店隔离。工资一开始说一天380元，老板出手大方，上岗前一天给他涨到了550元。
第一天，政协委员们一下车，保安和护士们就涌上前去，保安们负责提行李，护士负责做核酸，现场一下查出三例感染。程骁在这里待了近10天，除了第一天有些累，之后的工作都很轻松。工期到后在另一家酒店隔离了七天，误工费一天200元，包吃包住。
缺钱的时候，阿乐也会去做大白。他做过两次大白，其中一次到手工资最高，260元，是福田中心区的一个高端公寓，那里有两三栋三四十层的高楼，是高风险的封控区。
刚开始分配岗位时，很多人不愿意穿大白，负责现场指挥的领导安抚说，这里确诊感染的已经被拉走了，剩下的都是隔离，只要不接触就没事。领导大腹便便，脖子上挂着牌子，看着像政府的人，对工作安排也很严谨，要求他们和住户沟通时要客气。
那天，他们三四个人用小推车一层一层往楼上送餐，早餐是肯德基，中餐有真功夫和麦当劳。他们敲一下门，然后把食物放到住户门口的桌子上。有人开门后，阿乐能看到里面的客厅很大。他感觉住在那里的人非富即贵。队长说，这里的房子打工人是住不起的，一间都是几百上千万。
那次招人很紧急，两大巴人从龙华被拉过来时是凌晨五点左右，天还没亮就开始上岗。阿乐很少走进这种高档住宅区，虽然只干了一天，但很久之后，他还记得那栋楼底层的咖啡厅和按摩室，和楼宇散发着的梦幻灯光。
封控前线的冲突日常
当他们在无意中成为了防疫权力末端的执行者，是坚决服从还是暗中放水，充满了随机性。
做防疫保安时，阿乐多数都是看守卡口，在城中村或小区的出入口检查健康码。封控时，人不能随意进出，必须出示许可通行的工作证明。
随着疫情的持续和防控的常态化，关于封控冲突和惨案的报道也越来越多。公众对防疫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大白”的形象也从曾经的“最美逆行者”到“白色恐怖”，甚至最激烈的辱骂——“白卫兵”。
居民和保安之间的冲突，阿乐在看守卡口时也遇到过。有一次，在某个城中村，一位在党群服务V站工作的中年女性要出去上班，她称自己属于政府人员，但出示的工作证明不在通行范围，阿乐等人不放行。这名女性和四名保安争吵了起来，说要报警。最后，一位可以通行的人把她带了出去，争吵才算平息了下来。
在阿乐的经历里这种争吵不多。他觉得，新闻里那些极端事例在整个防疫中占比很少，发生冲突也正常，而且也不一定都是保安的问题，只是没有曝出来。以这件事为例，阿乐说：“我们做我们的工作，按理说是她不讲理，我们不跟她吵，那能怎么办？都说让她报警，有什么用？这明明就是政府要求我们做的，警察来了哪边都不敢帮。”
对于封控冲突，阿乐并不太关心，“我就当个笑话看，那是正式保安的事，临时保安又不是傻子，我做一天赚一天。除了少数冲动的老哥，大部分都明白得很。你跑出来，我就劝你进去，你不愿意非要出来，我拍个照或者发个视频传到群里。”
有时面临不同的情况，阿乐也会有不同的态度。白石洲封控时，阿乐在城中村做保安，看守巷口通往村外的铁门。铁门不让开，也不允许递送外卖，但有人来这里取外卖时，阿乐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小队长也说，只要没有大领导来视察，不用那么严格。
刘文也去过白石洲，那天刚好是白石洲第一天封控，所有商户被要求关门停业。刘文看到很多人在喊“要跳楼”“要生活”，但保安不允许和他们对话。很多居民跑了出去，刘文有时候会当做没看到。
我接触的防疫保安中，刘文学历最高，大专毕业，在工厂做过技术员和工程师。疫情爆发前一年来到龙华开始做工地的日结，2022年看到防疫保安的高薪招工后，才开始做保安。
在白石洲做保安的两周里，刘文也被居民骂过，当时街道办领导就站在他身后。他对居民说，“这个是领导，你骂他就行了，他叫我不让你出去。”街道办领导笑了笑。刘文认为，居民知道背后是政府主导，但也只能把不满情绪撒在保安身上。有时他会解释，“我只是打工的，200一天，你出不去，骂我没用，投诉吧。”
关小林看到网上都在说疫情时期保安的权力变大了。守楼时，有居民会骂他们是“共产党的狗腿子”。关小林觉得很无奈，上面要求居民足不出户，如果没有阻止被监控拍到，上面会骂（保安），“你在干什么，你在那儿是个摆设吗？”
有一次，关小林在惠州的一家隔离酒店做“大白”，每天接待从香港和国外回来的游客，他们情绪很大，也不听安排。于是，上面要求保安们在白色防护服后面写上“警察”二字，增加威慑力。“如果知道只是个保安，就是来混工资的，他就不配合你。”关小林猜测。
程骁见过居民的抗议场面。9月份，他去过好几次福田的城中村，尤其是沙尾，那里隔三岔五就会封村，居民爆发抗议，把围栏推倒，与警察发生冲突。
一天，一位居民想在村里走动一下买点东西，保安队长说，只能待在这一栋。居民开始骂队长，“你算个屁，你狗都不是”，骂得很难听，还把围栏扔向一边，队长不敢说话。程骁看到了这一幕，还有人拍了视频传到抖音。
程骁负责的那栋楼有居民跑到村口取外卖，他没多做阻拦，队长看到后训斥他，他回应，“本来我也懒，过来充人气坐在这里就行了，他出不出去跟我什么关系？”队长说，“你这样不行，这样我会干掉你的。”程骁觉得，居民骂了队长，队长又把气撒到他身上，两人也差点起了冲突。
封控冲突频繁的那段时期，有防疫保安在贴吧发帖说，“老哥们，平时有钱人作威作福，专门欺压我们穷人，这个时候却让我们这些挂逼仔封住，这证明了挂逼仔也不是好欺负的。”
发帖人在龙华一个小区做“小蓝”。底下有人附和，但更多人反对这样的心态：“阿Q胜利法”“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个YQ（疫情）让这帮门卫和狗腿子们上蹦下跳，动不动就给你扣帽子，拿YQ防控说事，分不清个眉眼高低”。
在三和的语境里，保安常以“挂逼”一词自嘲这门职业的轻贱。我接触的每一名防疫保安，都是为了生存来做这份工作，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工资以及如何“打混（注：指偷懒）”。当他们在无意中成为了防疫权力末端的执行者，是坚决服从还是暗中放水，充满了随机性。
不一样的疫情记忆
保安们聚在一起聊的最多的，就是回顾上一年做防疫保安挣了多少钱。一种情绪蔓延开来：怀念防疫保安。
2022年11月底，全国不少城市出现抗议封控的事件。上海、广州、北京的学生、居民抗议视频开始在临时工群里传播。新的招工信息也随之出现，这一次，“防疫保安”变成了“维稳保安”。
广州海珠区居民冲卡事件发生后，一条招工信息吸引了我的注意：
海珠疫区维稳保安（大概是跟警察巡逻疫区，守住卡口，处理突发冲卡口问题，有可能拿盾牌的)，400元12小时，可能是12小时大白，也可能是大白加小蓝，必须听队长安排，押5天10天一结，包工作餐，包住，银行卡发工资。
群里有人猜测，“能开400，证明真的要打人了。”
不少人附和，“不去，朝廷鹰犬。”
“为了咱们深圳老哥的荣誉，一天三千也坚决不去，这个是政府招的狗腿子。”
“400大白，那要一直站着，还要打人，过去就是炮灰。你们在前面，后面才阿sir。”
有人甚至说，“混进去打防暴队”“可以临阵倒戈，让警官傻眼”。
有对居民抗议表示同情的，也有人幸灾乐祸，“现在是整富人，对我们穷人只有好处，可以让富人变穷，我们一起共同富裕，要实现打地主分配房子就好。”
当时，他们都没想到过疫情封控已经进入了尾声，而防疫保安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岗位也即将消失。
关小林最后一次做保安是在福田梅林，从2022年秋天一直干到年底。工头说是维稳，不仅防止居民抗议，也防止防疫保安维权。
他们住在一所小学的教室，这里被征用成临时宿舍，摆满了架子床，住了七八十人，每天150元。平时他们在周边执勤，最远到华强北，但没遇到过什么事。没活的时候除了吃，就是睡觉。
封控抗议爆发后，维稳保安的招工信息多了起来。200元10个小时，每个工头都要100人，身高1.7米以上，并且只要熟人。11月29日，福田区市民中心站与华强北站暂停运营，当晚大批警力聚集在这两处。社交媒体传出，有人受“境外势力”指使要在两个地点“搞事”。可能因为警力提前部署，那晚没有市民在两处聚集。
12月初，广州、北京、深圳、上海等越来越多城市宣布不再查验核酸。12月7日，疫情防控“新十条”发布，宣布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可居家隔离，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这意味着，持续了三年的疫情封控状态解除。
深圳逐渐恢复了大型集体活动，临时保安的岗位重新回到了以往最常见的大型公共活动，演唱会、体育赛事、活动展览等。
2023年春天，我做过两场马拉松赛事的保安，比赛前一晚在龙华汽车站附近集合，凌晨发车，天还没亮就开始站岗，一直到中午才结束。一场180元，一场160元。和防疫时相比，工资低了很多。
保安们聚在一起聊的最多的，就是回顾上一年做防疫保安挣了多少钱。一种情绪蔓延开来：怀念防疫保安。
在贴吧，有人说，防疫保安是2022年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有人说，刚体会到防疫保安的乐趣就结束了；还有人表示，没有防疫工作后生活一落千丈，2022年防疫月薪上万，放开后六千块的工作都找不到，躺平了四个月。一名正式保安在隔离酒店做了一年“大白”，他把每个月工资到账都晒了出来，不少人表示羡慕想报名。解封后他说，“以后再没机会拿上万的月薪了，得回电子厂打螺丝了。”
防疫成为一个时代记忆。直到2024年，在临时工群里我仍不时看到关于防疫保安的讨论。“基本上都怀念，”关小林解释了这种怀念的由来，“工资高是第一。（隔离酒店）吃得好、住得好，那时候真的吃胖了，一天三顿都是四菜一汤，住的是五星级酒店。”
刘文明白不可能永远那么好，“保安有钱赚，其他行业没钱赚。”程骁说：“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我们有活儿干。对他们来说，人家做生意要生存，和我们起矛盾是很正常的。在他的立场，肯定讨厌你们。”
临时工中也有对保安批评的声音。一位老哥说：“最近政策放宽，就开始有防疫保安因为失业跑到微信群使劲夸大新冠后遗症，指望重新封起来好让他能赚这个钱。防疫保安动不动一天400，失业了去打螺丝赚不到（这么多），所以疯狂地扭曲事实，想要重新封控。”
还有人提到防疫产业：“防疫收益最大的是谁？物资供应链、保安公司、核酸公司、疫苗公司，受伤最大的肯定是老百姓，任人宰割。那时候，为了进厂牺牲自己的身体不得不去打疫苗，不打疫苗不给你找工作，不给你坐车，不让进各种场所，生活被逼到绝路。劳民伤财的运动，梦幻般的三年。”
关小林也认为，与中介、保安公司和核酸公司的收入相比，防疫保安赚的只是一小部分，“只是那时候就业机会多，闭着眼睛都能找个活，不像现在（2024年）那么卷，干一天玩两三天都没有活儿。”
刘文在深圳妇幼保健院做保安时，认识了一名核酸检测员。上海疫情时，她也在那边做过核酸检测。当时她才19岁，有采样员证600元一天，也是日结，周末不休息，一个月挣近两万。她给刘文看过微信账户余额，27万，她一直做到了那年年底。2023年后刘文总能看到对方发朋友圈，四处旅游。他只能感叹，“人比人，气死人。”
回顾2022年，刘文坦诚表示，“作为保安，肯定希望封控越久越好，有钱赚，但作为普通大众，肯定希望早点解封更好。”他平时会看YouTube的视频，知道反封控的声音很大，“那时候政策不合理，一会封一个城，就是乱来的，中国很多东西都是政治因素。”
尾声
解封后，阿乐宿舍的工友们先后感染。疫情期间，阿乐从手机浏览器的首页推荐看到新闻说，新冠感染后很严重，非洲、美国死了多少多少人，他觉得很恐怖。
病好后，阿乐说，“现在一句都不信了，特别是国外的。中国现在也放开了，有几个死的，全是集体病一场而已。”他也提到，刷短视频时看到了一些因为放开而去世的老年人。
2023年春天，阿乐在一场马拉松赛事做了最后一次保安。对防疫保安的高薪，他并不怀念，觉得长期做日结保安会“废掉”。“我既可以靠这个吃饭，也可以不靠。”他开始重新进厂。
刘文、程骁、关小林三人如今一直在做临时保安，但很难再找到疫情期间那样工资高又轻松的保安日结。他们也不想做正式保安，日结少的时候，时常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
在三和老哥群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我常看到他们讨论：“活着没意思”“打工无意义”“贫富差距”“重开（注：源自游戏术语，原意指开新号，引申为重新投胎、重活一遍，有自杀之意）”。
我和阿乐谈起这些话题，他觉得那些人是“吃饱了闲得慌”。阿乐说，自己属于“看开的死宅”，人生信条是好死不如赖活。他清楚“贫富差距”的现状，但对这类话题已经脱敏，“这是历史的进程，如今有活力有理想的越来越少了。”
只有在十分落魄又很难找到工作时，他才会思考一下人生，比如2022年初东莞疫情严重时，但这样的时候很少。“那些不开心的事，我这个人就是选择性忘记。几年前就已经学会了。”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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