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被遗下的羚羊
星星给十岁的儿子讲了一个动物大迁徙的故事：世上有一群在迁徙的非洲羚羊。某天其中的一只受伤了，其他羚羊鼓励它，帮它站起来，但大家发现做不到，这只羚羊怎么都爬不起来。其他羚羊还有自己要去的地方，只能放弃它往前走。“妈妈就是这只被放弃掉的羚羊”，星星说。
但在深山里的几个微信群，聚集著同样被放弃的羚羊。新的羚羊要来，需有老羚羊指引，确认同类身份，才能进入这个隐蔽的据点。
“这是一个临时的港湾，大家进入自由，每个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疗伤方式，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管理员星星在群公告栏里这样写。
她至今能立刻说出那个日期，2022年12月7日。那一天，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大陆政府发布了放宽新冠防疫政策的“新十条”（下文简称“放开政策”）——标志着官方放弃了长达三年的感染者“清零”政策。放开来得突然，前一天许多城市仍要求市民每天上报核酸检测结果。接下来的一个月，疫情在全国爆发式扩散，12月25日，中国卫健委宣布停止持续近三年的感染人数统计。
在“新十条”发布的第8天，大陆防疫专家钟南山在一次直播讲座上称，当前流行的奥密克戎（Omicron)“不应叫新冠肺炎，因为不存在肺炎（症状）……简单说就叫‘新冠感冒’”，该讲座被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等官媒转播。在互联网上，有网友将新冠感染症状画成可爱漫画，戏称为“干饭株”﹑“暴瘦株”﹑“学习株”。这些娱乐化的说法在社交平台上快速流传。
直到走进医院，一些人才意识到情况不对劲。“医院和外面差不多就是地狱和天堂的区别”，群里有人这样回忆。
政策发布一周后，星星的父亲感染了新冠，由于官方宣传新冠只是“大感冒”，怕女儿操心，父母瞒着没说。几天后，星星发现父亲呼吸困难时，本地的几家大医院早已人满为患，她打电话托关系，跑了四家才找到空床位，随后的CT检查显示，父亲肺部的30%因病变出现白色阴影（俗称“白肺”症状）。2023年1月24日，星星的父亲去世了，那天是春节的大年初三。
这个微信群里有一百五十多人，都是放开政策下的丧亲家属。有的父母感染后听从政府宣传居家隔离，最后在家里去世；有人及时住院，但医院的抗病毒药物早已断货，轻症拖成重症；有人全家定居海外，疫情期间父亲回国看望亲友，不久赶上放开政策，父亲再没能离开。
医疗挤兑、居家隔离、白肺——随著新冠成了大陆社会在重振中急需摆脱的记忆，这些名词很快被人抛诸脑后。偶尔有人在网上呼吁不要忘记，但在那些呼声中，叙事呈现出明暗区分：封控时期被视为某种集体创伤，关于放开时期却讨论寥寥，难有共识。
另一种伤痛始终隐于水面下。“我很矛盾，一方面我觉得三年疫情终于结束了，但另一方面它又让我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群员皮皮说，她的外婆在放开期间感染去世，“这个代价如果必须有人付，我们是那些不幸的人，我认了，但是我需要一个公正，我不希望我们揹负的东西没有人承认”。
家属们不是没试过在其他渠道上发言。星星在网上质疑政府的贸然放开，有人留言说如果不放开，大家早闷死了。还有人给她发私信：是你倒霉，我们都没事，怎么就你爸有事。“如果这人在我面前，我肯定一巴掌就上去了”，星星说。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家属们发出的与“新冠放开后感染死亡”相关的贴子，被各个网络平台判定为违反国家法律。
时间在流逝，星星感觉到，新冠把今天的人们隔绝在两个世界：新冠丧亲者和后遗症患者在一个世界，其他人在另一个世界。她很难再在现实生活中去讲新冠放开的事，周围人只是困惑于，“她为什么还在纠结这件事”。
但在这些家属微信群里，被遗下的﹑落单的羚羊，终于找到了同类。
1. 在虚拟世界当“LBX”
“不是你是中产，家庭收入在百万以上，你就不是老百姓。”
“我们（群里人）的父母都是被国家害死的”，刚加好友后，芬姐不忌讳地对我发来语音。
芬姐比多数家属年长，将群里人称为“难友”。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作为党员的她报名做了7个月的社区志愿者，拿到居委会的荣誉证书。这段经历曾被她发布在社交账号上，照片里她穿着防护服给居民发菜、做核酸，对镜头竖起拳头，后背上写着“加油”。“早日战胜疫情，待到春暖花开，我们要给彼此大大的拥抱”，她在文章结尾写道。
没等来春天，芬姐的爸爸和婆婆接连因新冠放开去世了。“谁让你做那劳什子。”有人在她的文章下留言嘲讽，她没有反驳，把这条留言截图存进了相册。她觉得那个人说得对。
“在盛世年华被害了”，她这样形容亲人的两场死亡。
两年来，芬姐无法释怀的地方在于，关于那场混乱的规模性死亡，家属至今没有得到国家给的说法，哪怕是一次公开默哀，一个道歉。
放开时期到底死了多少人？群里流传着各种猜测，五百万、上千万，但一定不是政府公布的数据。按照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放开政策发布后的两个月内，全国在院的新冠死亡人数约8万3千人。但《纽约时报》综合四个流行病学团队的研究估算，大陆放开后的两个月里可能有100万至150万人因新冠死亡。而在2023年7月，浙江省政府曾发布报告称，本年第一季度的火化遗体数同比增长72%。该报告很快被删除。
家属断定政府在数据上“撒谎”，因为多数群员的亲人不被医院承认是新冠去世。秋然是群员之一，她的爸爸生前没有基础病，感染新冠后就医，在去世前他的核酸检测转了阴性，医生判断死亡原因不能写新冠，因而不符合当地的新冠全额报销要求。“医生都说是按照新冠肺炎指南给你治疗的，怎么可能不是新冠？”但秋然没有力气去争，当时殡仪馆的火化名额紧张，一系列后事等着她办。
秋然不是个例，群里多数人拿到的死亡证明里，新冠都不是主因，取而代之的是“重症肺炎”、“心脏骤停”。对此，各地医生的说辞不同，有的说新冠逝者无法走正常的丧葬程序；有的开门见山，说“上面”有要求。
“永远不被承认的人祸，”群里有人评价，“这次的lbx都是不被认可的，连数据都算不上”。
在群的聊天记录中，“lbx”这个词估计出现过上千次。这不像常人认知里微信会监控的政治敏感词，但人们默契地使用缩写形式。群里的家属本处于不同的人生轨道，公务员、失业者、护士、餐厅厨师或海外移民。新冠放开以后，所有人意外共享了一种命运——在群里，他们将其称作“老百姓”，写作“lbx”。
“以前都说政治肮脏，我就想，反正咱一普通lbx，最多是多交点税，也脏不到咱们，谁知道lbx居然连生存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有人这样说。
老百姓如何被定义？“就看老百姓和非老百姓之间隔的那条线划在哪里”，星星回答，“不是你是中产，家庭收入在百万以上，你就不是老百姓”。今年34岁的她出生于东部小县城，用十年在大城市挣来了车和房子，有份国企的工作，养育着两个孩子。她曾相信努力能改变命运，新冠放开后，她觉得那什么都不是。
星星认为划定“老百姓”的界线无关经济阶层，而是某种更难跨越的政治壁垒：“能在没放开的时候就了解到足够的信息，给家人提供足够的资源，除去这样的人以外，剩下的就是老百姓。”
群里流传着很多来源不明的说法：放开政策其实是政府谋划的养老金减负计划，又或者某些“高层”早有风声，提前备好了后来高价难求的“P药”（Paxlovid，由美国辉瑞公司开发的新冠治疗药物）。而最终来到这个群里的，无论贫富贵贱，大家都是“被国家抛弃”的老百姓。
星星此前加过普通的丧亲群，群里丧亲的原因各种各样，差异带来了隔阂与攻击。最后她选择回到新冠家属群，尽管每个人的出身和年龄不同，绝大多数人达成共识——新冠放开期间的感染去世，不是个体“正常的生老病死”，而是集体性的“人祸”。
“就算是车祸或意外死亡，也会有个说法，但（我们父母）这样无辜地走了，而且是人祸造成的，实在太冤，被害了还得不到追责，这才是最放不下的。”群里有人说。
对于这场被悬置的人祸，家属们始终在等一个“说法”，有人视之为一种解释、道理，“人没了，道理要讲清楚的，不然太冤了”。有人称其为“公道”，“可怜我们lbx被当成傻子耍，付出生命的代价还得不到一个公道”。
用“老百姓”来自我指代，人类学者项飚视之为普通人的“政治白话”，他指出这一看似不如“公民”成熟的自称表达着人们对政府的道义诉求。这种向上的道德控诉，在群里有着更直白的叫法：“冤”。芬姐告诉我，大家的父母都是“冤死的”。她多次在群里讲述父亲生前如何作为党员和国企干部，晒出爸爸的先进工作者证书，“结果（爸爸）连自己怎么走的都不知道”。
芬姐在内的一些家属愤怒于国家“骗”了老百姓，他们将去世的父母们称为有着共通点的“一代人”：集中在三十到五十年代出生，经历了新中国起步。有的父母生前曾就职于建设兵团、国企或公共教育系统。“国家不会骗我们的”，听到放开消息时，一位群员的父亲这样宽慰孩子的担忧，他相信放开是国家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们在那个世界是不是也很伤心？被一直信赖的gj（注：国家）欺骗了”，父亲去世8个月后，这位群员在群里说。
与此同时，父母们习惯于自我奉献和忍耐，这一定程度造成了“沉默性肺炎”的普遍。有人回忆最初自己在房间隔离时，父亲坚持要进屋送饭，帮忙开窗通风。后来父亲感染，他总说“没什么大问题”，直到家里的血氧仪在一次测试中报警，家人才意识到父亲病情的严重。
三年饥荒、十年文革、八十年代计划生育，到老死于新冠放开。有人这样总结父母的一生。
2. 复盘
“起码这个群承认了我们的痛苦。”
去年1月提交入群申请时，秋然是出于困惑：“当时就是想不明白，怎么会越治越差”。此前她在小红书上刷各种新冠病例，想找到更多相似经历的人。
但找到同类不意味着结束痛苦。秋然很快投身于激烈的复盘讨论。在群里，“复盘”指的是家属们一起回忆和分析放开时期的经历。我在2023年3月进群时，每天都能收到几百条关于复盘的群消息，讨论从早上六点持续到凌晨两点。
复盘确实让家属弄清了一些事，放开时各地的混乱图景在讨论中清晰起来，很多遭遇并非个例：新冠危害性在政府宣传中被弱化，死亡证明上不允许写新冠，医院没有足够的药物储备——原本分散而原子化的死亡，在不同人交织的讲述中汇集成集体性的死亡。
在群里交换信息后，秋然发现她的每一步都滞后了。她过去三年对新冠的认知都来源于主流宣传，放开政策公布的当天，她还和同事在午餐时把这件事当新闻讲，没有意识到要抢药或口罩。爸爸感染后，秋然以为送进医院就能安心，很快发现护士不会安装高流量的氧气设备。直到父亲病情恶化，她意识到问题严重，不得不“自救”——上小红书和抖音搜寻各种新冠治疗案例。而更多关于新冠的药物和各类指标，她是后来进家属群才了解到。
“不复盘难受，复盘更难受”，有人这么说。信息共享带来了新的悔恨，送医太晚、没及时抢药、送进或没送进ICU，每个人都在复盘中认领自己的罪状。随着群人数的增加，悔恨与悔恨之间建立起比较级。秋然坦言，她隐隐期待着某种对比带来的安慰。
“还有另一种情况，怎么说呢，”秋然的语气变得犹豫，“可能跟你有共同经历的人，你会得到一点安慰……他们可能各种方法和认知更全面，可能找了更好的医生，也还是这种结果”。
不同人通过对比建立起心理参照系，在座标轴上，星星常常充当被比较的对象，她被公认为做到了99%的努力：给感染的父亲用上了稀缺的叶克膜设备（又称“体外膜氧合器”），向公司请了整月的假期陪护，掏了七十万治疗费。
不同于多数人的后知后觉，星星懂医疗、反应快。2022年11月底，大陆发生反封控游行，星星立即从中嗅到了放开的信号。她嘱咐父母不要出门，但父母没放在心上。12月底父亲感染住院的当晚，星星联系北京的朋友买到了P药，由于快递停运，她请朋友连夜坐高铁把药送到本市。
“在走第一步的时候，我就预想到了第一百步怎么走”，她知道自己在和死神赛跑。当时的医院在她的记忆中形同地狱：医生打着点滴来查房，抢救室一晚上抬出过六具尸体，太平间存不下，只能堆在走廊上。星星分毫不敢松懈，她全程陪护，每隔4小时记录父亲的各项生命体征，用excel表列出指标变化以规划下一步治疗对策。赶在缺药潮之前，她囤好了各种药物存进医院冷库，这些药直到父亲去世都没用完。
尽管被不幸击中，家属们仍旧是普通人，复盘中难免发生分歧和冲突。
逝者年龄成了敏感话题，有人在群里哀悼90岁感染去世的双亲，引起几个亲人早逝的家属不满，指责她“不知足”、“在别人伤口上撒盐”。秋然退出过一个家属群，因为有人总是复述当时医院的场景细节，这让她想起父亲住院的情形。群员“缅怀父亲”每天重复着对政客的诅咒，有人受不了：“你有本事就冲过去把某些人杀了，那你是伟人，你在这边说有屁用啊。”
与之相伴，怀疑在滋生。有人质疑新冠疫苗的“毒性”，有人猜测新冠源于全球性的人口大清洗计划。一些人伺机而入，带货的、卖药的，声称有办法防止新冠后遗症或疫苗接种的副作用。星星在发现后把这些人踢出群，但无法避免有家属上当。“只要有伤口存在，一定有苍蝇蚊子来吸血”，她说。
渐渐的，有人呼吁停止复盘。事情过去大半年后，秋然有点受够了：“ 你多说也没有意义，其实它解决不了，只会让你越来越烦，越来越后悔……日子总要过，要往前看，你老是看过去也没有什么办法。”
但星星看法不同。她认为无论是“自我折磨”式的复盘，还是表达对决策者的憎恨， 都是人们尝试“跟这件事情和解”的不同方式。
人们对家属群的评价开始分裂为两派。“压抑”、“祥林嫂”、“负能量”，退群的人如此形容这里，他们指出回忆和悔恨无法改变现状。而在留下来的人口中，群被说成是“温暖的”、“包容的”。
星星属于后者：“虽然我们在群里表达了痛苦后，大家互相劝来劝去，没有任何实际帮助，但起码这个群承认了我们的痛苦，保留了我们表达痛苦的权利。”随着人员来去和时间流逝，她观察到留下来的人达成某种默契，比起鼓励彼此往前走，更多时候是“接纳彼此仍然有走不出来的时刻”。她视之为微信群和现实世界的不同之处——身边所有人都叫她往前看，只有群里人能理解对方的想不开。
芬姐的朋友希望她能早日走出伤痛，劝她退出家属群。“为什么要退？”她反问对方，“我们是一个相互取暖的大家庭。”
3. 走出洞穴的人
“郭嘉是谁？”
如今回过头看，星星总结，由于缺乏新冠治疗经验且病人太多，医生并不会详细规划病人的治疗流程，反而把主动权交给了家属，很多医疗决策需要家属主动提。
很多家属当下并不知道该怎么选。有群员告诉我，她在同意送爸爸进ICU的当天就后悔了：她不知道ICU不允许家属陪同，而插管治疗会导致病人无法说话。直到父亲去世后她才从医生那里得知，这一时期进ICU的新冠患者没有一个活下来。
父亲去世前，星星找到了肺部移植的团队，母亲劝她放弃，以精神不稳为由送她去强制住院，等她两个月后出院，父亲已经火化了。后来，她在知乎私信里发现了新冠家属群的邀请，这个群很快成为她唯一的沟通渠道。
“我想找到一个人告诉我，到底我错在哪了，但是我又很怕有人告诉我，真的是我哪个决定选错了。”在父亲走后的半年，星星几乎不和现实生活中的人聊天，包括丈夫和孩子，但在微信群里打了很多字。她抓住每个人问同一个问题：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同类的出现没有带来答案，反而引向新的无解的问题。随着群成员从她刚来的三十多人扩大到上百人，星星发现一个事实：很少有人能做到她的程度。星星复盘的结果是断定自己在治疗上没有遗憾。这成了她的痛苦所在——她用尽方法都没能救回父亲，但她甚至没有可以悔恨的地方。
时间一长，星星开始相信，她做不到的那1%是天命。看着大家日复一日的复盘，星星内心觉得新冠治疗根本不存在标准答案，不过这句话她没有发在聊天框里。她逐渐淡出了复盘讨论，“人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她想，而她选择相信新冠的死和个人基因有关。“是基因被选中了”，她换了种说法，“这个是命”。
但两年来，不是没人想过不认命。群里曾有人提议集体去政府楼前静坐抗议，或者举办一次线下悼念，但回应寥寥。有的说自己是公务员，怕闹事后拿不到退休金；有的有孩子要养，丢不起饭碗。“不是不想，谁不想啊，只是这种全国性的灾难，自认倒霉了。”
在讨说法这条路上，唐伟是走得最远的那个。“讨公道，首先得家属站出来要，不然等国家给，基本不太可能，”唐伟对群里的所有人说，“中国老百姓很奇怪的，最终都是忍气吞声，只有当大家都不忍气吞声的时候，你的人权才有机会落到实处。”父亲感染去世后，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向当地卫健委申诉。
最初和唐伟接触，他给人的印象和群里一致，说话笃定、直来直去。中专毕业后他去大城市找工，疫情间在家待业了两年。他说自己没有其他家属的顾虑。“我已经穷得下不了锅了，我有什么害怕的，往前冲，直到有个结果为止”。
唐伟要的“公道”不是经济赔偿，是一种“理”。他的诉求很清楚：除了追责主治医院的失职以外，他想要政府部门对毫无准备的放开作出解释和道歉。
他没有人脉，就从抖音上找法律博主的科普视频学起。打市民投诉热线，写信访材料，蹲守政府大楼，他拒绝了医调委提议的赔偿，要求联防联控部给出说法。为了给政府施压，在这一年里，他“顶着巨大的愧疚心”，没有火化父亲的遗体。
当聊到申诉的细节，他流露出不常见的焦躁语气。这种情绪最初来自申诉过程的反复碰壁，信访主任说找不到上级部门，他火气一下上来，“是不是我要跑去跳楼才行”。一年多来，除了跑政府部门就是一人呆在家里，他察觉到自己的不对劲，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抑郁症状。
现实中的亲戚朋友都劝他放弃，倒是群里人给了他更多支持。有人钦佩他的勇气，夸他条理清晰；有人受到鼓舞，请他分享申诉经历。不时有家属问他最新进展，他像第一个走出洞穴的人，人们好奇于他能走到哪一步。
但唐伟是个例，多数人没有想过冒险，一如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群暱称里用真名，家属各自怀有现实顾虑。除了咨询医疗问题外，秋然没加过群里人的好友，理由是“不想带入太多到现实生活”。群聊的匿名性让人安心，个体间似乎刻意维持着距离，我在约访时多次感受到边界的存在：一些人对我的靠近显出抗拒，只有少数接受了我的好友申请；有人在答应采访后反悔或不再回复；采访总是以电话形式，家属担忧露面会给现实生活带来风险。
然而群里不比外面安全，微信的审查规则不透明，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引发问题。好几个人因为群里的发言被警察警告过，一次在大家聊到决策者时，群员打出过一个名字缩写。不久她被警察打电话叫去警局，封群、训诫，写保证书。不可以提那个人的名字，缩写也不行，这是警察告知的红线。
为了不让群再度消失，群员们开启了自我审查。“缅怀父亲”爱讨论政治，是群里发言最多的人之一，被警察请去“喝茶”后，他变得敏感，有人用词直白时他会要求撤回。此后他还是在群里大量地打字，但开始给语言编码：“牺牲”成了“xs”，“新冠病毒”变成“新g病d”，“老年人”写作“lnr”。他的表达越发晦涩，来自他人的回应少了，逐渐陷入某种自言自语。
有时，这种自我审查也闹出笑话。
“我爸爸之前就是听郭嘉的，抗着（病），去医院就是很不舒服了，”群里有人曾这样自述经历，“我不想相信自己的郭嘉是如此无情……我原来是那样爱着郭嘉（三个流泪的表情），心里难受，有着被背叛的感觉。”
下面有人回复：“弱弱问一句，郭嘉是谁？”
4. 阴间
“为什么大勺子尽是捞底层老百姓？”
李杨常常梦到爸爸，梦里爸爸在责备她：为什么不给他吃药，害他去世了。“爸爸对不起”，她在梦里喊，这五个字后来变成她的群暱称，她不能接受父亲只活到70岁。
回忆和悔恨搅成一团，李杨在找一条出路，她想到了孟姑。
群员们经常提起“孟姑”，一位据说能通往阴间的道教灵媒。孟姑经营着小红书账号，并提供不同价位的服务：线下服务是3999元，能把逝者请到阳间来对话10分钟；299是线上服务，为活人去阴间看望逝者的情况，以微信文字反馈；79元可代替家属烧纸，代烧能让家属梦见逝者。
去年四月的某天，一个群员说自己花3999元去找了孟姑，他真的听到了去世的爷爷在说话，爷爷交代了临走时没来得及说的事。他告诉大家自己释怀了，随即退出群。虽然有人怀疑他是孟姑的托，但孟姑还是在群里火了。
那天夜里，李杨把孟姑发的小红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另一个世界、转世、轮回，她希望这都是真的。她加了孟姑的微信，花299元预约了一次线上服务。沟通很顺利，孟姑要了她父亲的姓名、生日和忌日，选好日子，答应帮她下阴间看爸爸的情况。
约定当天，孟姑在微信上发来文字。她说自己去看了李杨的父亲，父亲在那边的状态不好，总想着给女儿托梦。孟姑算了李杨父亲的阳寿——70岁，正是他感染新冠的年龄。
孟姑告诉李杨，阳寿是固定的，她父亲的阳寿既然已尽，如果不是新冠也会因为别的事情去世，否则阳间“装不下”。李阳问孟姑，如果提前算出家人要走，你能不能救。孟姑回答生死注定，无法被人左右。
“阳寿到了”，后来李杨在群里几次重复这句话。她宁愿相信孟姑说的，“无论如何都会走”。这是父亲的命。
孟姑难道不是骗子吗？大家对此看法不一，但即便不信的人也承认，孟姑的话让人安慰。一些人陆续分享了请孟姑看望亲人的反馈，在她的描述里，地府很大，像集体宿舍，分为不同的殿和层。在那里，去世的父母过着阴寿，被阴司分配了不同的住所和工作：有的亲人跟着阴司“为新来的灵体盖宿舍”，有的“为本层的婴灵看管物资”——每位逝者都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归属。孟姑曾告诉李杨，活人不该一直思念逝者，因为生者的过度怀念会让逝者的魂魄原地打转，魂魄会消耗能量并感到疼痛，这让李杨觉得孟姑善于开导。
太多的话来不及交代，人们从未料到新冠会在一个月内带走亲人，患者常常是带着呼吸罩或在无人陪伴的ICU里去世。有人找到孟姑，是为了问阴间的母亲有没有要嘱咐的，以及“想问她会不会怪我”。有人把想对爸爸说的话发给孟姑，请孟姑在父亲生日那天转达给他。一位群员自称曾是“唯物主义者”，爸爸走后，她开始研究孟姑的文章，在微信上找算卦人算父亲的近况。“我不相信父亲就是一捧灰没了，绝不信，”她说，“我必须相信有另一个世界”。
哪怕自称能通行阴间的孟姑，她的亲人也没能逃过新冠放开。孟姑曾在社交平台上自述，她的家人在放开时期感染了新冠，她起卦算出对方阳寿将尽，最终放弃插管治疗。
对于那一时期的大规模去世，孟姑为家属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很多因为XG（“新冠”）去世的，不接受、不甘心、痛苦、执念，我都理解，因为我的亲人同样在那个时期去世了。不要说您的家人没有基础病，怎么就没了，别人为什么就没事。”孟姑在小红书上这样写，这篇帖子很快被转发到了家属群。
按照孟姑的解释，新冠放开造成的死亡，其实是阴间在“大收人”，收走的基本是阳寿已尽的人，捞到谁就是谁，不分好坏。她用了一个比喻：“像拿个一个大勺子一样，成片成片地捞人，装满一勺子就带走！”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接受“命”的解释。“那为什么大勺子尽是捞底层老百姓呢？这也有区别对待的？”有人在群里问。
Eve讨厌群里有关“命”的说法。她的外婆因新冠感染离世，母亲说这是外婆的命，Eve觉得可笑，她在自己的家庭群里大骂其他人的不作为。通过查阅SCI相关论文，咨询作为留美病毒学家的亲戚，她判断错在主治医生没有及时用药。去年12月，她正式对主治医师提告要求对方撤职。“我不信命，就是人祸”，她在群里说。
一些人钦佩Eve的魄力，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锚定一个明确的责任方。况且，即使把责任归咎于政府或医院，人们还是无法回答，在无数感染者中怎么偏偏是自己的家人去世了。
在无止尽的群复盘中，Rita几近崩溃。如果把妈妈的逝世看作“人祸”，其中也有她的部分：疫情期间，她特地把六十多岁的妈妈接到海外，几个月后她判断疫情平稳，把妈妈送回国内，不久妈妈就感染新冠去世。Rita一度“复盘到疯掉”，如今她放弃了自我折磨。对于群里“新冠是人祸，不是命”的讲法，她开始相信，所谓的人祸也是一种命，“只有相信命运，才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将死亡归咎于“命”，成了群里人相互安慰的说法——它给这场得不到官方说法的“人祸”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解释。“命”回应着人与人的偏差，也规避着反复的自我问责。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一个暱称为“永远想念爸爸”的人在群里感叹。但下一刻他说：“我恨我自己，如果多用心，也许爸爸不会走。”
5. 幸存者、受难者
“那么惨烈的几年，好像一瞬间不存在了。”
一场公共传染病的责任最终落在每个家庭头上，创伤也只能在家庭内部消化。悖论在于，家往往是对死亡隐而不谈的地方。
家属群的人集中于三四十岁，多数是女性，大部分已婚育。不同于甚少谈论家庭的男群员， 女性时常在群里提起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作为家庭的照护者，责任总是推着她们往前走，即使那些责任有时难以承受。
秋然多次在群里提到和丈夫的摩擦。42岁的她是家里的独生女，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工作之余她照顾着一家老小：去年初她忙着照顾感染新冠的儿子，疏忽了爸爸的病情；父亲住院的十三天里她全程请假照顾。父亲走后，她把母亲接到自己家来住。
随着时间变化，在家里提起父亲的去世变得困难。她有时和妈妈聊起，但不敢多提，怕妈妈伤心。她问儿子想不想外公，14岁的男孩沉默着看不出情绪。
和丈夫，两人一开始是同步的，父亲住院时秋然陪护，丈夫帮着找药和送饭。分歧显露在父亲去世后。秋然在家里提起父亲，丈夫最初会安慰，三个月后他开始不耐烦，说她矫情。加上她母亲来借住时难免有摩擦，一次吵架时丈夫说她，怎么这么久了你还没走出来。两人冷战了好几天。
“我现在连老公也不讲了，根本没法共情”，秋然在群里发，好几个妈妈说感受相似。情绪要自己消化，有时上着班，周围每个人坐在自己的格子间里，秋然沉默地哭一会儿，没有人发现。
秋然发现，群里很多人和她有一样的表达方式，“不是在跟某个人去聊”，而是“自己在跟自己说话”：“比如回忆我爸以前怎么样，之前治疗怎么样，有共鸣的人可能回应下，但更多时候我是在把这个东西讲出来，有个地方让我讲，讲出来我舒服了。”
星星同样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们没有见过面，从几次通话的背景音里，可以听出她很忙：有时在接送小孩去兴趣班的路途中，她才能抽出空和我打电话；遇上孩子临时要妈妈辅导作业，通话就得中断。
过去两年，她把整件事情翻来覆去想，“每个环节都想透了”。时间没有给她带来愈合，她习惯了与伤口共存。在每次通话时，星星如同一位握着手术刀的医生，冷静解剖着她的人生，给我讲解那些坏死的部分。
“你还年轻没结婚，你可能体会不到。”电话里，她耐心解释婚育如何改变一个女人的身份。
她把爸爸的头发做成吊坠项链，小臂上纹他的名字缩写，过去两年里，她每天都想起爸爸。但生活不可以停下来。在现实世界里，她形容自己要“扮演”：面对母亲，她要做尽孝的女儿；孩子面前，她要当尽责的母亲。按她的话说，她“把自己当一个App来用”：“假如儿子有作业做不来，上一秒我可能还在想死了算了，下一秒我得给他查出来。”
父亲是她最珍视的人。她6岁时父亲载她骑自行车，撞上一辆拖拉机，在机器的传送皮带把女儿卷进去的前一刻，爸爸把脚伸进去撑住，用一条腿换回了女儿。27年后她没能救回感染新冠的父亲，这对她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她会不忌讳地在母亲、丈夫和孩子面前跟我通话，她不想再在家人面前掩饰自己。有次挂断电话，母亲劝她不要跟外人讲这些事。她有过顾虑，但觉得讲述和被记录或许是一个出口，“我希望有人知道我爸爸来过”。
按照父母的期待，她在22岁和丈夫结婚，24岁变成两个孩子的妈妈。扮演得太尽责，亲戚们似乎忘了她在更长时间里是爸爸的女儿，劝她的话都是，“你还有两个儿子，要打起精神来”。他们不知道她是会在新冠群里说“对人生厌倦到想吐”的人。星星理解长辈的好意，但她不再参加任何亲戚聚会，她怕彼此都难受。
“我已经没有办法在现实世界里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了，包括我的家人，对大家来说，它都过去了”，星星说。
说到一半，接连的猫叫打断她的讲述。她在电话那头对丈夫说，我在和朋友打电话，你把它抱出去，不要来吵。随即她转向听筒，像半开玩笑：好想把老公和猫打包丢掉。
现实责任推着她往前，其实她从未离开过父亲去世的那天。她在家属群里的暱称是“等爸爸回家”，在小红书上，她每天在个人简介里更新着父亲离开的天数，她感觉自己面对周围人时变得冷漠封闭。
但星星知道群里人记挂着她。在她的微信列表里，家属群被设为比工作群更靠前的置顶聊天。素未谋面的人在这里相互照看，她反复感染新冠，去年生病的一段时间没在群里露面，大家纷纷问她情况，还有同城的群友跑去医院看望；低落时问谁能聊会儿天，立刻有人来私聊她。哪怕没有话要说，她也不时出现在群里，为的是给大家“报平安”。
只是，问题仍在那里，现实中的身份持续拉扯着她。在最平常的时刻，弦会突然崩断。
今年十月，星星有过一次离家出走。那是国庆节期间，她带着家人去的新城区看灯光秀，这一带在城中村拆迁后开发为崭新商业区。当晚，江边挤满外地游客，成群高楼接连亮灯，拼出“祝福75周年”的字样，空中有无人机给恋人表白。八点半，音乐喷泉开始了，随着摇动的水柱响起的是Adele “Rolling in the deep” ，星星一下子听出来，那是爸爸的手机铃声。
她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爸爸在旁边一定会得意地凑过来说，你看你老爸多有品味。但身边没有人。她回头望，她的两个孩子站在不远处，手里玩着15块钱买来的竹蜻蜓，母亲在一旁笑着给他们录视频。周围每个人都是新冠的幸存者，他们高举手机拍照，脸上洋溢着快乐。
那一刻，她被愤怒扼住喉咙。所有人都在庆祝国家75岁生日时，只有她在想自己的爸爸也本该活到75岁。连家人的快乐也变得难以忍受。“我有种错觉，那么惨烈的几年，好像一瞬间不存在了……我最伤心的一点是这些不被承认的，不被数据统计的人，真的被这个世界忘掉了，而且是以很惨烈的方式被抛弃掉了，他们被抹杀掉了，你知道吗？”
情绪无法消化时，她选择了逃离。
第二天晚上，她一个人去看了爸爸。墓园在近郊的山里，坐地铁再打车花了一个半小时。夜里的墓地伸手不见五指，她打开手机电筒，借着光找到那块茶树下的墓。
爸爸在县城当了一辈子数学老师，墓碑做成了书卷状。她靠着爸爸，在泥土地里平躺了下来，四周寂静无人，这是世界上最让她安心的地方。旁边就是她自己的墓地，墓碑上已经刻好她的名字——给父亲买墓的那天她就看好这里，但当地对给活人买墓有限制，她在历经一次心肌炎抢救后拿着病危通知书才如愿买到。
两块墓紧紧相邻，她决心不再和爸爸分开。夜里的气温只有17度左右，下过雨，山上空气湿凉，她在墓地里静静躺着，头顶的星空很美很亮，她看了很久。
这不是她第一次出走，那天夜里儿子发现她不见了，星星的母亲随即报了警，墓地经理上山找到了她。回到家后母亲对她说，为什么这么自暴自弃，你这样我会很伤心。
离家前她没有通知家人，但在群里说过。后来群里的人们问她，去了墓地后心情有没有好转，有没有梦见爸爸。
关于微信群和现实生活，“这就是区别”，星星笑着说。
尾声：离开的， 留下的
在星星、秋然的讲述中，我时常看见自己的妈妈。她和她们一样既是母亲也是女儿。
2022年底的冬天，新冠击倒了我的外公，在他住院后期，妈妈和姨妈24小时轮流陪护；当新冠病毒在肺部扩散，病人会如溺水般慢慢窒息，外公几次请求两位女儿给他安乐。
殡仪馆被禁止举办葬礼，外公去世的那天，家属不得不回家等火化通知。再往后，我们和所有人一样外出旅游，拍表情愉快的合照。我们很少再提起那些伤痛的记忆。照片里留下显眼的空缺。
被悬置的道别成为日常生活里的幽灵。妈妈会在做了一桌菜后突然说“如果你外公在就好了”。几个月前姨妈打电话告诉妈妈，她在路上看见和外公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的妈妈和姨妈，她们和现实中的绝大多数新冠丧亲者一样，没有找到家属微信群。
如今打开微信列表，面对家属群99+的消息提醒，我时常会划走，选择其他聊天框。是否点开这个群，变成一次次选择，它意味着你是否愿意再度回到两年前的痛苦记忆里，尤其当你正在重新开放的世界里旅游，或享受着和朋友相聚的时刻。
有人选择不回来了。一些决心摆脱过去的家属退出了群，通常是无声的，体现在群名后的人数变化上。少数人会在退群前发一大段话，鼓励剩下的人早日走出来，这些话很少得到回应，被消息冲刷走。
皮皮把群聊设置成免打扰的折叠模式。疫情结束后，由于工作上的变动，她去了海外学习和生活，近一年来她几乎没在群里出现：“看了（群）就会很伤心，你还是会想起这些事情，我觉得它现在只能我正常的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只有偶尔，深夜躺在床上时，她会忍不住点开群聊，把消息从头看到尾，然后点击右上角清空所有记录。
对皮皮而言，往前走不是跨过伤痛，而是带着伤痛走下去。她一度想过退群，选择留下是想“保留一种联系”：世界上不是只有她一个人还在为这件事伤心。姥姥去世后，皮皮感到妈妈把生活重心偏向了自己，盼望女儿过上有确定性的人生。毕业后要不要考公务员，是否结婚生子，生活的具体选择让皮皮困惑。但有件事是明确想做的，她想去安宁病房做志愿者，这是在姥姥住院去世后萌生的念头。她希望当一个人无法选择活下来时，能选择有尊严地离去，以减少亲人的遗憾。
新冠影响着母亲们对下一代的期望。一位妈妈把“鸡娃”形容为“仅剩的信念”，在经历新冠放开的医疗挤兑后，她决心要让孩子“跨越阶层”。“读所谓的985名校，无非就是不跌落阶层，保底，继续做社会螺丝钉。”她在群里和其他妈妈分享着育儿观，她不希望后代和她一样“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并为七岁的儿子规划好出国读大学的道路。
秋然不盼望孩子出人头地，如今她觉得孩子只要健康就好。她偶尔和群里人聊起家事，譬如妈妈如何变得独立，或自己体检查出乳腺结节。但多数时候她不再出现在群里，我常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她陪孩子出游、做手工的照片。
群消息的震动提醒越来越少，很少再有新的家属进来，星星感受到人们在陆续离开。每次封群后，总有几个人婉拒她发来的新群邀请，有人说自己“好像能稍微往前看了”。面对退群的人，星星从最初的复杂情绪逐渐过渡到坦然，不是所有人都要把后半生葬送在这件事上，她告诉自己。
“希望大家用温暖的怀抱迎接每一位新来的朋友，也能用真挚的祝福送别每一位伙伴”，星星在群公告里这样写，她希望留在这里的人慢慢变少。
星星有一天会退群吗？她被问题逗笑了：“我退群肯定是因为我挂了。”她相信自己是被留到最后的那个人。
唐伟为父亲讨公道的历程，在今年4月迎来了结局。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行政投诉后，卫健委最终判定责任在主治医院，让医院给出20万经济赔偿。尽管他多次要求见当地的联防联控部人员，对方始终没有露面，也没有给出他想要的道歉。唐伟觉得，谈不上讨到公道，但这多少“是个结果”。唐伟在申诉期间没有收入，靠亲友接济才还上房租，他最后放弃进一步上诉。
“我有一种更愧疚的感觉，就是我拿了钱就不去追究这件事情了。你做出了这个选择，但你又没得选择，所以你又只能忍受这种痛苦了，”电话里，唐伟的声音像在自言自语，“但最起码我有个结果了，我觉得不过去好像也没法继续再追究下去了，你只能让它过去。”
结案的当月，他火化并安葬了父亲。接下来他打算重新找工作、交新朋友，“把不好的记忆慢慢磨掉”。
历史最终给出了它的说法。今年五月有人发现，新冠肺炎已经被写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历史教材，过去的三年被缩写为纸面一角的小段话。在这段约130字的总结中，疫情被比喻为一场战争，人民的生命健康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这张照片被转发在群里，对家属而言，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此前的采访中，几乎每个人都告诉我，历史不会给出公正的叙事。而他们愿意向我讲述，则出于同一个原因：希望有人能记得。
唯有皮皮是乐观的：“我觉得总归有这么一天，当我们也都变成历史的时候，或许大家能把这段时期放在阳光底下聊，发现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容易，很多家庭承受了非常多痛苦，它不是一个所谓的victory（胜利），它很悲痛，并不欢乐，也不值得高兴。”
群里组织过一场集体哀悼，去年父亲节前夕，有人发起微信群的文字接龙功能，邀请大家纪念逝亲。一共80多个人参加，每个暱称后面跟着一句对逝者的悼念，长短不一，像一条迟来的集体讣告。
几个月前，秋然去寺庙给爸爸做了牌位和超度，在近5个小时的仪式里，秋然和家人随着师傅的念诵对逝者叩拜。仪式结束后，师傅将她爸爸的牌位和爷爷奶奶的摆放在同一处。看亲人在另一个地方团聚，秋然心里安定了很多。一个月后她久违地梦到爸爸，她和爸爸在庙里相遇，爸爸看来气色很好，不像临终时的枯瘦。他笑着对女儿说一切都好，你放心吧。
“我觉得我爸好像没有走，”秋然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他只是去了别的地方，感觉他还在”。
有件事她一直记得。订牌位的那天，她和家人坐在寺庙的院子里，一只蝴蝶飞了过来，一直围绕着她，赶也赶不走。
不止一个人见过那只蝴蝶。数月前的某天，家属群的群主发了小段话，她说自己有一天带着孩子去母亲家吃饭，有只黑蝴蝶从楼下飞来。回程路上，那只蝴蝶又出现了，围着她和儿子打转。
这段话读着没头没尾，没有引起注意，淹没在聊天框里。群里仍在聊着先前讨论的灵媒、祭祀习俗和假期安排。
半小时后，一个人打捞起这段话。她引用并回复了这条消息。她说，那一定是你爸爸。
（文中所有受访者名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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