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锐绍：六七暴动，左脑是怎样“洗”成的？

【编者按】： 50年前的5月，香港发生了一场为时8个月，出现逾千个真菠萝（土制炸弹）、造成51人死亡、八百多人受伤、近二千人被检控、受影响人数以万计的左派暴动，一直被认为是香港战后历史走向的分水岭。50年后的今天，官方依然讳莫如深，民间各方则竭力寻找当年的资料和亲历者，当中有人希望获得平反，有人希望还原真相，有人希望对抗遗忘……《端传媒》推出“六七暴动50周年”的评论专题，盼为历史补遗。

1967年的香港左派暴动，转眼50年。抚今思昔，大家谈了很多当年的过程，但却少谈：当年左派把上级指示奉为神灵，笃信到底，毫不怀疑；他们为何那样驯服，紧跟组织？这是不可理喻的。到了今天，有人认为他们“忠奸义胆”、“爱国爱港爱民族”；有人认为他们像“中邪”、“左毒入脑”，难以痊愈。我当年13岁，曾是“小鬼队”（非正式的组织，协助携带违禁刊物），后来又在左派机构工作18年，对这类思想教育深有感受。后来，我写了一本小说《人性密码678914》，把当年左派的“洗脑”方法详细记录下来。在此，且让我这个过来人细说当年，希望大家鉴往知来，尤其是年轻一代，要有独立思考能力，警惕任何形式的“洗脑”。

一、左派大力抓紧的“洗脑”元素

（1）贫穷和社会不公的现象

二战后1960年代的香港，在英国管治之下，贫富悬殊十分明显，经济情况跟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差不多。一些南美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比香港高，例如阿根廷是当时香港的两倍，委内瑞拉更是香港的三倍。（注一）

那时候，香港以纺织业为主，但工人收入低微，每织造一件普通毛衫的织片价约为一元五角至二元五角，平均每月工资约为150元至300不等，属于管理阶层者可达1000元。可见，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收入差距明显，华人与洋人的收入差距更是天渊之别。左派有一句话：洋人的生活是“坐船坐头等，睇戏睇超等，薪水要特等，睇病唔驶等”，足以反映当时情况。

社会不公，民族不平，生活艰苦，没有出路；居住环境恶劣，木屋区就是一大特色，“野孩子”遍山走，打架欺凌无日无之；黄赌毒黑泛滥，警权至上，贪污腐败，都是左派思想教育的主体，不满情绪更容易爆发。加上1950年代初大量难民涌港而出现“婴儿潮”，这些孩子到了60年代中期就进入青春期，以致当时香港约一半人口在25岁或以下。当他们接触左派，很容易被“阶级仇恨”感染。

（2）深深埋下仇恨的种子

1960年代的香港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简直是“流水作业”，不讲质量。左派学校更受歧视，于是成为种下“仇英种子”的土壤。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阶级恨、民族仇”的斗争意识传到香港，左派领导层更趁势“寻找战（斗）机（会）”、“创造斗争环境”、“培养革命接班人”。

例如小孩子玩的棋“反帝棋”，棋纸上写道：“把美帝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下棋时，摇骰子决定进度。如果走到“成功枪杀敌人”，“击落美国敌机”，“擒获美军俘虏”，“埋下地雷炸死美军”等地方，就可得奖赏；但如果走到“敌机前来轰炸”、“敌军放毒气”的地方，就要罚停一次。最后，看谁能最快走到终点，就算击倒美帝。这类影响小孩子脑袋的棋还有很多，例如“歼敌棋”和“奔向革命棋”，我都玩过，仇恨和斗争意识就会潜移默化地渗透。

另一种更厉害的“洗脑”，就是毛主席语录歌曲。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学，小孩子更朗朗上口。那时候，左派圈子专门选了几首语录歌教大家唱，例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歌名和歌词完全一样，而且不停重复，就像洗衣机一般滚动，斗争意识完全入脑。

又如《造反有理》，把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和鼓动群众造反的煽情话语，密密实实地笼罩在民众头上。歌词说：“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又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歌词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另一首歌叫《争取胜利》，全歌只有17个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些革命歌曲有如迷幻药一般令人神智迷糊，又像水银泻地一般洗脑：“仇恨入心要发芽”、“革命担子两肩挑”。

左派还自行编制“反英歌曲”，例如用粤曲小调《流水行云》改编为《小贩之歌》。歌词说：“仇与恨，永记于心胸，永记于心腔。万恶差佬（指警察），你对我小贩，罪恶滔天，应要尽算。齐齐控诉，齐齐控诉。莫再悲天怨，我誓死抗阎王。大家奋起来抗暴！”

（3）正义感、英雄感和民族主义

那个年代的左派，尤其是青年人，都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特征，正义感、英雄感强。我小学一年级在左派的电车劳工子弟学校读书，老师教导要爱护学校，没有错；但后面的一句更重要：“如果你不爱学校，以后怎样爱国？”看起来内容也没有错，但却是用简单的方法把“爱国”打入学生的脑袋里，因为“这是毋须解释、不可怀疑的天经地义”。

后来我负责运送《毛主席语录》、左派报章和传单，叔叔伯伯说：“小孩子被警察截查也没有问题”、“胜利完成任务才是‘叻仔’、‘醒目仔’”。这类称赞愈来愈多：“大人做不了的事，或者不方便做的事，就让你们‘小八路’来做。你比大人更有用。”左派领导还在“战友”之间互相攀比，令下级“争取表现”的斗心更加突出。

左派五月斗争开始之后，圈子内的“洗脑”更具体化。鸦片战争的历史、英法联军入京、八国联军侵华等，简单概括地向左派群众宣传。本来，介绍历史没有问题，但当时的历史已变成斗争和仇恨教育，不重史实，只重反英，刺激左派的民族感和使命感。针对小孩子，就用“故事会”形式进行。每次“洗脑”之后，就是同仇敌忾地叫口号：“港英不低头，便要它走头”、“一切反动的力量，你不打，他就不倒”。现场气氛颇为震撼和令人振奋。

曾参加炸弹“战斗队”的陈炳基这样回忆当年岁月：“我相信民族大义是重要的，而且是主要的。我们要报的仇，不是个人的仇，而是家恨国仇；英国侵略中国，吞占香港，这些都是未报的国仇。通过学习历史，我感到对英斗争是有支撑力的。”为了“理想”就不惜使用暴力、宣传暴力、输出暴力、输出革命，正是当年北京和港共领导层麻醉左派的教育核心。

（4）抓紧感性教育

当年的左派还想出一些感性的教育方法，凭直觉、感觉、视觉就可以仇恨敌人，毋须思考。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忆苦思甜会”，要大家“思祖国带来的甜，忆港英压迫之苦”。思甜容易，歌功颂德就行了，但怎样忆苦才够深刻呢？其间，有人抬出一桶猪馊，与会者每人要吃几口。我那时年纪小，不用吃，但叔叔们都要吃。可见，洗脑工夫确实离奇。

另一种感性的“洗脑”，就是实际案例。当年港英政府和警察的暴力程度完全超乎需要，多名左派工人被打死，成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材。这是港英政府做成的恶果，但左派领导层为了政治目的，借势放火烧山，推动左派群众上前线，以暴易暴，不理伤及无辜，也是必须指责的。

（二）“洗脑”的组织工作

上面说的都是环境和心理因素，但要发挥作用，必须依靠组织工作，这也是左派的强项。

（1）制度化的学习班

在左派暴动之前，制度化的学习班不外乎是读报学习，每天阅读《文汇报》、《大公报》等左派报章，读新闻，学时事。这是先进的表现，有上进心和有文化的人才会参加，算是一种荣耀。

这类活动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当“反英抗暴”之后，学习班的内容骤变，由学时事变成学形势，讲任务，摆思想，还要紧跟形势，坚定意志，气氛变成一种压迫感。在“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阶级友爱”之下，你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大家要讲心得，讲感受，讲责任，讲使命。没有发言的人，就是“跟不上形势，思想觉悟不高”，还要其他同志协助，提高思想水平。如果连这种态度也没有，甚至提出个人意见，进而辩论或争论，那就是“个人主义”，更“需要群众帮助”。

学习活动通常由单位领导主持，人人都要参加，不参加的就要解释理由，否则就是“违反纪律”，是“逃兵”，是“抗拒群众监督”。老实说，在当时那种战斗气氛下，学习班就变成一种群众压力，除非你脱离左派圈子，否则难以逃避这种制度化的思想教导，这既是任务，也是义务。斗争进入高潮时，这种制度又变成发现异己、找出思想不纯的人的机会。

（2）对“培养对象”的特殊待遇

上面说的是大组学习，或集体学习，但原来还有一种更有吸引力的小组学习，令“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趋之若鹜，甘愿接受思想教育。

所谓小组学习，是单位领导人在大组学习或平时的工作中，发现了一些“可造之材”，于是另找地方安排这些人进行小组学习，而不会在本单位内进行，以免其他同事发现。被挑选的人自然在神秘感之余再增加一种优越感，肩膊上的责任更重，对单位领导人更有知遇之恩。当年，我就是小组学习的一员，还被安排住进条件优越的宿舍。

（3）更高一层的“思想见面”

经过长期和深入观察后，如果上级欣赏某人的表现，更会进行“思想见面”。这类活动的范围比小组学习更窄，甚至是单对单进行的。后来我才知道，到了这个阶段，就是进一步的个人考察，如果上级满意，也许会进入预备党员的阶段，下一步就是发展入党，“单线联系”，以后就是特殊的“组织生活”和“政治待遇”。

（4）“贬斥自我”的心理战

在共产党的文化中，上级总是希望掌控下级的意志，把人的意志和行动纳入党的利益版图。所以，“洗脑”有几个共通点：

• 努力压抑和贬斥个人价值，令个人不能发展到脱离上级指示。这类帽子很多，罪名也多；除了“个人主义”之外，还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小资情绪”、“阶级觉悟不高”、“抗拒劳动人民再教育”、“敌我意识不强”、“大局观念浅薄”、“欠缺群众路线经验”、“必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罪名”加诸下级头上，目的就是在“洗脑”中令对方感到自己一文不值，尊严扫地；面对伟大的党和领导，自己愈变得渺小，更要心悦诚服地接受指引和监督。

• “交托重任”的光环。当下级“思想向党靠拢”后（实际是服从指示），上级就会在适当时候给予任务，同时又会把执行任务的人捧上太空，声称“这次任务非你不行”，大大增强其使命感，还会提出很多冠冕堂皇和必须完成任务的理由，令下级不能也不敢抗拒。当年的“炸弹战斗队”就是这样的产物。

• 把“绝对服从”打入脑中。左派领导令下级和追随者感到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还要强化和巩固这个信念，不能动摇，于是就要培养和落实“绝对服从”的行为。用当时的话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切行动听指挥”、“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左派机构的单位领导人，更要身先士卒，起带头作用，促使上行下效。举例说，1960年代初，已有左派机构的人把子女送返内地读书，但不是强迫的，也没有怂恿。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港共领导层陆续要求各单位负责人“带好头”，把子女送返内地升学。这本来没有问题，只要当事人及其家长愿意，但后来慢慢成为一种由上而下的游说、要求，甚至命令，否则会影响职务。这些干部子女返回内地后，回港很困难，慢慢变成“另类人质”；他们的父母在香港左派阵营内更要忠心地干，否则影响子女在内地的生活和前途。初时，我怀疑这种说法，但当年回广州读书的吴力波就深有此感。其父吴德润曾是领导香港工作的吴荻舟的秘书，长子成为“人质”后，他拼死也不把二子送返内地读书。

（5）努力阻截非左派的信息

共产党的文化政策中，有一种“隔离战术”。60年代的香港，信息渠道不多，但左派领导层还努力阻截群众接触“不良信息”。例如：把非左派的传媒形容为“糖衣炮弹”，要左派“主动自觉地抗拒奴化教育、资产阶级的腐朽意识”；不看敌人的报纸、不听敌人的电台，看了听了也不要信。左派工会和学校里只有《文汇》、《大公》和大陆刊物。后来有了免费电视，左派又编一些童谣，警诫小孩子不要看：“睇电视，害处多，电视教坏细路哥；小孩睇到懵成成，敌人睇见笑呵呵。”

如今想来，“洗脑”是密集式、轰炸式、单向式，持久地进行，不让你有独立思考的时间和机会。凡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往往在关键时候就会受到压制，既不能“独立”，也不能自主。当年参加或支持左派暴动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洗脑”薰陶。今天和后世的人，不要再陷思想狱牢了。

（刘锐绍，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曾任职《文汇报》驻北京记者）

人性密码678914（上下册）

作者：刘锐绍

出版日期：2016年7月

出版社： 次文化有限公司

注一：Dorn, James A. [1998] (1998). China in the New Millennium: Market Reform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ato Institute. ISBN 1-882577-61-2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