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台财政危机：节目“新闻联播化”、有用信息被“清零”，谁还看电视？

每天早上8点，跨进电视台大门，整个集团前一天所有节目的收视率排名会比打卡机更早进入陈佳琪的眼帘。

“那是一块儿非常大的屏幕，想躲都躲不开。它除了偶尔播放欢迎某某领导莅临指导的横幅和推广一些自制节目外，日常功能就是播放收视率排名。”陈佳琪每次看到这块屏幕，压力掺杂着恐惧陡增，“心跳也会加速，扑通扑通的，就像心悸一样”。

因为一旦收视率不佳，相应的节目制作团队便会面临制作经费精简、后续项目难再被批准、成员薪酬调整，甚至全员失业的厄运。

陈佳琪在中国一家知名的省级广播电视集团工作。2023年开始，集团已经裁员好几波，而没被裁的人，工资也被下调了至少三分之一。对此，电视台领导给出的官方解释是：“时代不同了，广电单位也要降本增效”。

时代确实不同了。

中国有389家地级及以上广播电视台、2099家县级电视台和33家教育电视台（中国广电总局2024年初数据），每个电视台至少开播几个频道，多则十几甚至几十个。但2024年，“有近2000家地方电视台行将倒闭”的传言在多个社交平台流传。

对于这一数据，一位在某中央机构宣传管理部门任职的人士对端传媒表示，上述说辞虽然稍显夸张，但大量地方电视台陷入财政困境是不争的事实。“所有人都活的像乞丐一样，包括央视和头部省级卫视”，该人士表示。

他出示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为应对财政危机，包括多家省级电视台在内的机构均关闭了旗下包括音乐广播、公共频道、民生频道、外语频道等在内的多个电视频道，导致大量从业者失业。

在失业潮中被留下的“幸运儿”同样苦不堪言。李明曾是一家县级市电视台的记者，2022年响应相关部门的改革计划，该电视台与市委宣传部主管的党媒及新媒体完成了融合，这一新型的传媒单位被称为“融媒体中心”。目前，融媒体中心这一形式已覆盖中国除中央电视台（下称“央视”）和省级卫视之外的几乎所有广播电视频道。

作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李明在摄像之余要兼职写稿、对接地方政府的宣传需求，同时还要完成向省级卫视输送素材的官方任务。不过，在他看来，所有这些工作都是附加的，“我的本职工作更像是一名销售”。

记者逐渐“销售化”已成为包括央视在内的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发展趋势。为缓解财政压力，很多电视台给员工下达经营任务，编导、编辑、记者都要主动拉广告——这已变成最主要的KPI考核标准。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电视台会占用大量时长循环播放白酒、假药还有保健品的广告，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生财之道。”李明指出。

相比地方电视台的困窘和赤裸，中国大陆享有最高行政级别的广播电视机构——央视，在依托其与生俱来的国家影响力去出售公信力方面更显精明、隐蔽与从容。“毕竟我们有那么多专业的制片、编辑和记者，我们懂得如何包装，让观众根本发现不了那是广告。”一位在央视工作二十余年的编导对端传媒表示。

不过，与这位平静接受身份转换的编导不同，在被“销售化”之初，王梦凯选择从其供职的一家市级电视台裸辞。“一个记者如果不能再做新闻，而是一味地贴着‘媒体人’、‘记者’的招牌大唱赞歌还沾沾自喜，这种人和行为注定是可耻的。我为自己曾是这其中一员感到悲哀，我永远欠着我曾经的读者和观众一个道歉。”他说。

对王梦凯的“自责”，一位传媒学者宽慰道：“这不能怪他，包括他在内的我们所有人都是新闻消失的受害者。因为中国媒体的根本问题从来都是不自由，其他所有问题都是自由缺失的副产品。”

央视走下“神坛”：价值400多万的政治背书

一位接近现任央视台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慎海雄的人士透露，2024年年底，慎海雄在一次召集了央视经营、广告部门高层人员的内部会议现场宣布，他愿意出席酒局、饭局以帮助业务部门更好地拉广告和商业赞助。

这一消息也得到央视一位高级节目制片人的确认，台长亲自下海拉广告一度成为台内高层私下热议的焦点。

另一位知情人士则透露，央视2024年全年收入在扣除生产成本后，“几乎所剩无几”，成为台长亲自下场做营收的催化剂。

而在这之前的2024年11月18日，央视“央央好物”直播电商平台已正式启动。由央视主持人在该平台上直播带货。此外，央视还打造了名为《央央好物嗨购派》的综艺节目，每期精选10-12款商品，于2025年初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

参与到央视直播卖货行列中的主持人，除了连续多年主持春节联欢晚会的撒贝宁、尼格买提·热合曼外，还有央视的“国脸”鲁健、杨帆、朱广权，以及央视近年力捧的网红主持人王冰冰等人 。

在外界看来，这是代表国家形象、高大上的央视主持人的一次集体“下凡”。不过央视某频道的一位记者却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现在有些频道的记者每个月只拿7000块（人民币，下同）左右的基本工资，这点钱在北京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开支。”该记者表示。十年前，同一岗位的工资收入能够达到两万元。

转变出现在什么时候？

“其实慎台（慎海雄）刚到央视时（2018年），大家的工资是普遍有增长的，只不过后来如所有人所见——央视越来越‘红’、越来越‘专’，几乎所有的节目都在被‘新闻联播化’，央视彻底成为一个宣传机构。”上述记者指出，“在有用的信息逐渐被‘清零’后，自然没有人再愿意为官家的宣传买单。而官方给出的财政支持，又不足以维持一个庞大的团队运转。”上述记者指出。

多位受访的央视工作人员一致认为，这是央视陷入如今的财政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以致几乎所有节目的出镜机会都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

为了将这种“卖身”隐蔽化，一位在央视工作了20余年的编导表示，他们有很多小窍门。“比如有些企业家想出镜给自己的企业做广告，我们会在他企业家身份之外再给他包装一个某某协会会长的职务，以混淆视听，而如果这个企业家有地方政协委员的身份则再好不过了。”在这位编导看来，这样的软植入才是最高级的公关和广告，“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他说。

据另一位不愿透露个人信息的央视员工表示，这样的软植入报价多在400万元以上。

那么，花400多万可以给企业带来怎样的收益？上述编导指出，登上央视最大的价值是对企业和企业家进行政治背书，而由收视率带来的商业转化和商业利益从来就不应被纳入企业的考量标准。“尤其在当下这种环境下，花几百万购买一定程度上的安全感绝对是超值的。”他说。

“这样一来，可想而知节目水准会下滑到什么地步！”前述央视记者补充道。

不过，这在央视内部是一种看破但不能说破的机密。有部门领导还会批评手下的年轻团队，指因为他们做出的东西不够有“网感”，才导致了央视的收视率节节下滑、营收不佳。

但“网感”究竟是什么？领导们也说不出所以然。

“左手买流量，右手领工资”

“缺乏网感”，也是陈佳琪多次被领导批评的主要理由。但更多时候，平台自身的属性和自我审查，才是导致其跟不上时代的原因。

十年前，陈佳琪所在的平台于在线视频快速发展期，着手打造了一个互联网视频播放平台，对标爱奇艺和腾讯视频，致力于将新平台的节目区别于传统的卫视节目制作。但与爱奇艺和腾讯不同的是，依附于省级广播电视集团的新平台在本质上仍是一家国有事业企业。

据爱奇艺和腾讯视频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依托市场调研以及市场反馈的数据定制节目与剧集、并引入外部的投资资金是这两家平台最基础的运转逻辑。

但是陈佳琪所在的平台无法打通这样的内部循环。“因为事业单位的底色，我们几乎所有领导都很传统。加上台里这两年开始施行‘责任到人制’，即一旦发生播出事故，相应节目的负责人会被直接辞退。所以，大家会更加保守甚至会主动自我设限，跟着宣传部门的指导文件走，最能实现自我保护。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被束缚着的旧时代的人怎么可能有余力去指挥新江山？”她说。

因此，在收视率不断下跌、广告招商困难的当下，大量电视台沉迷于流量游戏。

例如，在屡屡传出破产传闻的北京电视台，一位工作人员对端传媒透露，2025年元旦期间，总编辑在内部员工通讯群内发布指示，全部员工必须在个人朋友圈转发北京电视台跨年晚会相关的二创视频，每人每天发布的内容不得少于10条。电视台传播中心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时抽查员工的转发情况，并定期向总编辑汇报。

“收视率数字不会说谎，所谓的朋友圈刷屏并没有帮助晚会实现‘破圈’。这种宣传方式更像是全台内部的一场自我狂欢。”上述工作人员指出。

在其他地方电视台，对流量的追求则更加露骨。

据李明透露，其所在的融媒体中心对记者在拉广告之外的业务考核标准为，每个月在融媒体中心的视频社交平台上发布21条原创短视频，制作4条可发布在电视频道的新闻，此外，还需向省级平台报送至少一条新闻短片。

一旦无法足量完成工作任务，譬如，每少发布一条原创短视频，记者会被扣20元工资；超过4条后，会按照每条40元的标准扣除工资；而当月报送的新闻短片如果都没有被省级平台采纳，则会一次性扣除800元。

“我们很多记者拿的是固定工资，每月最多3500块钱，有些人会被扣到工资减半。”李明说。

要避免被扣钱，只能绞尽脑汁、生搬硬凑。例如，有记者会拍摄短视频讲述某居民区新开了一家煎饼果子店，但煎饼里放的不是脆片是糖油条，并强行将放有糖油条的煎饼拔高为地方的美食创新。

但煎饼果子的视频并不能抵扣工资成本，于是领导在去年修改了绩效考核标准——每月基本工资800元，根据其制作的短视频的观看量发放绩效工资。其中，播放量超过5000的才会被视为有效工作量，每条有效工作量的绩效为200元。而能拉到白酒、药品和保健品广告的记者，还会有额外的业绩提成。

但规模较小的城市资源有限，李明称之为“狼多肉少”，并不是每个记者都有能力接触到白酒商家。因此，为拿到更多钱，记者们会在网上购买流量包。“比如小红书上的视频，每5块钱便能买到2000的播放量，有些胆子大的同事甚至会直接和一些公关公司长期合作，能把一些视频的播放量刷到上万。”李明表示。

对于这种伎俩，领导们也想出对策——有效工作量的标准很快被修改为每条短视频的播放量在全平台需超过十万。

在李明看来，这更像是痴人说梦，或是领导变相开除记者的方法。

地方融媒体中心的视频多聚焦在两个方向：一是以地方领导会议讲话内容为主的联播播放，二是“煎饼果子”类的地方见闻。但多由小商贩、服务行业从业者以及农民构成的地方电视台受众不会对极具宣传属性的联播播报感兴趣，对于地方见闻类的视频，上述群体则更倾向于打开抖音和快手。

“所以就出现了非常荒谬的一幕，大家左手买流量，然后右手领工资，有点像我们在用自己的钱给自己发工资。”李明说。

除了沉迷于虚假的流量游戏，狠抓绩效与考勤也成为电视台的一根救命稻草。陈佳琪所在的平台自2024年起开始严苛检查考勤，甚至员工在出外景和去外地出差时，也必须要准时打卡上班。这无疑消磨了大家的创作热情，使得准时打卡“摸鱼”成为了常态。

对于这一现状，上述年轻的央视记者直言，当电视台的宣传色彩超过其他的功能属性时，大家的心态确实会发生变化。“比如我在寻找选题时，会发现能做的、符合央视要求的非常少，大量信息被我自动划归为敏感内容，而能做的也全部是过往信息的无限循环。所以，我每次都感觉自己处于‘信息超载’和‘信息匮乏’之间。”该记者说，“迫于领导要求我必须要准时上下班的命令，我只能在旧闻中假装自己在进行新闻创作，也就是假装在上班。”

对于手下“假装忙碌”，上述央视高级制片人表示，其实电视台从上到下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如何提高收视率，核心原则不外乎：不限制创作自由，用更优质的原创剧本替代知青、古偶和红色年代剧，引进海外动画片，制作节目播报百姓诉求，以及新闻节目能够批评政府。

“但一条都做不到，所以，随他们去吧。”该制片人表示。

时代面前的节节败退

在这样的环境下，依然有心追求节目质量的从业者，也被电视台对“安全”的极致追求压得喘不过气。

王瑞和从电视台裸辞的王梦凯都毕业于中国南方一所知名的传媒专业院校，该校一直奉行学界、业界双导师制，且业界导师是两家知名省级电视台的高级业务领导。顺理成章的，该校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大多会被这两家省级电视台包揽。王瑞很幸运地入职了其中一家电视台。

她很快感受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我入职后所在项目组的制片人正是我在校期间的业内导师，在校期间，他从未给我们的想法设限，一直鼓励我们多观察社会、多创新。”王瑞说，“但真正工作后，所有东西都变了。”

例如，王瑞的毕业作品是一部记录当下中国年轻人躺平的短片。她父亲投入超过十五万元支持她的创作，这部短片受到王瑞学界和业界两位导师的一致好评。因此，正式入职电视台后，她想继续拍摄这个题材的姊妹篇——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

但该想法被制片人当场否决，理由是：选题不够正能量，与电视台倡导的主流价值观不符。

主流价值观是什么？“年轻人生机勃勃地工作、交友、孕育下一代，买房、买车然后精神饱满地支持祖国建设。这就是当时制片人告诉我的成片标准。”王瑞说。

这显然与现实是脱节的。“这就是观众们越来越不愿意看电视的一大原因。”王梦凯表示。

据《2024年中国智能电视交互新趋势报告》，2016年以来，中国的电视开机率由70%下降至不到30%。

而节目的失真在降低开机率和收视率之余，也为电视台工作人员招致了诸多骂名。

陈佳琪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她父母均是老一辈的电视工作者，在亲友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到我这一代，网友对我们电视台的称呼更多时候会和‘德行’、‘尿性’、‘嘴脸’，这些比较负面的词汇组合在一起，甚至有时候会直接骂‘XX台的小编脑袋里装的是屎么？’”

但陈佳琪认为，问题归根结底在于现在电视台受到的束缚太多了。

以湖南卫视为例。作为中国大陆省级卫视的龙头，湖南卫视曾长期占据全国卫视收视率榜首的位置，并率先尝试从传统电视向数字媒体的转型，成为与腾讯视频、爱奇艺并驾齐驱的流媒体三巨头之一。

同时，湖南卫视因自制大量“又土又雷”的偶像剧被一些网民斥为“马桶台”，认定湖南卫视的工作人员没品味、没文化。

事实上，湖南卫视也独家播出了不少有品质的电视剧。比如豆瓣评分高达9.8的《大明王朝1566》，讲述明朝嘉靖皇帝时期，国家大面积实施的土地兼并使千百万农民失去土地，而权臣专政导致文官系统陷入血雨腥风。这部剧播出后很快被封杀。

另一部《人民的名义》则引发了至今难以超越的收视狂潮。对于该剧成功“过审”，湖南卫视曾参与决策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这是中国近年首部以政府高官腐败为题材的电视剧。“剧中涉及很多官场规则，有些反派还具备一定悲情英雄色彩，有领导曾担心引发上面的不满。但多方考虑后，我们还是播了。因为观众一直渴望了解反腐运动背后更多的细节，即使这部剧对官场的刻画稍显片面，但聊胜于无。至于播放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评估后认为能承受。”该工作人员表示。

“电视台聚集了中国最优秀的传媒精英。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也知道你们想要什么，只不过我们被束缚地越来越紧了。”陈佳琪说。

陈佳琪的同学张响之前参与制作一档音乐节目，按照节目设定，工作人员计划邀请香港、台湾的歌手和大陆歌手共同唱响他们的经典歌曲。团队策划这档节目的初衷，部分是因为收到来自宣传部门的统战任务。但抛开政治使命，张响也有自己的私心——通过这档节目让中国观众重拾国际视野，并告诉观众，香港人、台湾人不是他们的敌人，相反，大家有共同的文化记忆。

但项目在执行中遇到了预料之外的波折。“首先我们需要分析拟邀请的港台艺人的‘成色’，看他们是否是乱港分子、是否有台独嫌疑，然后要深扒他们所有的过往言论、包括他们在外网发布的社交媒体内容，甚至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对象是否有政治污点。所有这一切都做完后，领导居然要求我们保证想要邀请的港台艺人以后也绝不会发表任何港独、台独言论。”张响非常无奈，“谁能对未来的事情做出保证？”

最终，节目组放弃了港台艺人，请中国大陆歌手翻唱了节目中需要用到的港台歌曲。

张响对此颇有微词：“节目被搞得四不像，收视率当然也不会好”。

但在收视率决定一切的当下，团队的项目负责人想出其他方法补救——从制作经费中抽取一部分钱在新浪微博为节目购买了热搜，并及时将热搜截图汇报给了更高一级的领导。

“所以，每个人都在自欺欺人。”张响说。

注定消亡的结局

尽管收视率和电视台营收持续下跌，多数受访的从业者都表达自己“不会离开”。

陈佳琪几年前通过考试成为台聘员工，与其他签署劳务合同的同事相比，她拥有了占比仅为全体员工十分之一的事业编编制。在编制保护下，不管她所在平台的经济效益如何，她都不会被辞退。

曾经她以为编制对她而言是一个桎梏，只是迫于父母的压力，她不敢轻易放弃，但后来她释然了。“因为我发现出走的同事并不比当初在台里时好。”

那位同事是前几年一档爆火节目的导演，因深感电视台限制会越来越多，辞职并加盟了流媒体平台。但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和创作规则，叠加近几年经济下行导致的市场降温，包括爱奇艺、腾讯视频在内的平台削减了大量项目，同事曾经以为的大展拳脚被迫偃旗息鼓。

这个并不成功的出走案例让陈佳琪坚定了留在台里的决心。李明同样决定死守岗位。他解释称，工资之外，融媒体中心的招牌给他们带来的附加收益是外界难以想象的。

“拥有融媒体中心记者这一身份在小地方非常吃得开，大家会不自觉地敬你三分，在我们这个小城，身份决定了资源。所以即使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我也没看到哪个同事主动离开。”李明说。

同事们大都有自己的生财之道。譬如李明，和酒商称兄道弟之余，还和朋友共同成立了一家婚庆公司，依托他的电视台记者身份，他的公司在当地的婚庆行业极具竞争力。“我主持一场婚礼2000元，此外，我们婚庆公司还提供婚车租赁，一场婚礼下来，我个人至少能赚3000元，所以电视台那点工资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他在电视台的直属领导则直接开了一家广告公司。“那些想要在电视台投放假药广告的无良商人，都会直接把业务给我领导的公司，我领导一年至少能挣几十万。这么看来，即使电视台的收视率是零，对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李明说。

和他一样，上述接受采访的央视记者和编导也暂时没有离开电视台的打算。他们在十几年前央视还有《新闻调查》这个栏目的时便进到台里，吃到彼时央视的红利，并将这些红利在北京房价飙升前转化为房产。“所以我们也没有太多后顾之忧，实在不行，可以用在央视积累的人脉做一点副业，反正肯定饿不死。”这位编导表示。

他拒绝透露自己的副业，但给出了其他人的例子。“最简单的就是创办公关公司和广告公司，然后再通过这些公司承接央视的业务，钱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个人口袋。”他举例道，央视最强势的频道之一、央视二套——财经频道的前知名主持人芮成刚，在因牵涉到财经频道副总监和一些高级官员的贪腐案件而被捕入狱前，就曾和当时排名全球第一的国际公关公司爱德曼在中国的高管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关公司。这位编导表示，这种情况在央视非常普遍。

除了成立公司，主持人们还会接洽诸如阿里巴巴、腾讯集团、招商银行等大型企业的商业主持活动。据悉，在央视主持人身份的加持下，这些人商业主持的报价能够达到税后每小时2万至4万元不等。

在央视没有吃到时代红利的普通记者和编导，也有自己的谋生之道。一家知名国企传媒中心的负责人便深受这一谋生渠道之苦。“我们公司在很多旅游城市和景区都开发了五星级度假酒店，央视记者们经常在诸如五一、十一黄金周这样的节假日通知我们，他们要带家人去度假，要企业在自己的五星酒店给他们准备房间。这些记者有时会真的带家人入住，但有时会转手把房间高价卖出去。一个节假日的酒店费用大概在2万元左右。”他说。

另一位知名金融机构的公关负责人也透露了类似的经历：“外界很难想象，我们邀请央视来采访我们公司的高管，央视记者会因为我们没有提前给每人塞几千块钱的‘渠道费’而当场黑脸走人，直接把约好的采访对象晾在原地。”

事后为了补救，这位公关负责人通过微信给央视记者每人转了四千块作为辛苦费。

“企业根本不敢得罪央视的记者老师，一旦惹他们不高兴了，写了企业的负面报道，我们作为公关人员，会吃不了兜着走，企业更是无法承受这样的‘政治污点’。”上述传媒中心的负责人表示。

“这就是一些电视人对电视台不离不弃的一个主要原因。”上述央视年轻记者表示。

长此以往，新闻又将何去何从？王梦凯很担忧。

对于他的忧虑，他在大学期间最亲密的同学、一位迫于生活压力仍“苟”在电视台的记者开导他：时代不同了，传播媒介早已发生了变化，现如今，快手和抖音才是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渠道，芸芸众生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上述在某中央机构宣传管理部门任职的人士赞成这一说法。为了维持短视频平台的用户活力，他曾在内部讨论中力排众议保留了视频平台流量与金钱变现之间的强绑定。“如果没有金钱的驱动，很多人可能就不拍抖音、快手了，而平台一旦丧失流量，底层老百姓的声音就再也不会被人听到，他们会彻底沦为无法被外界看见的群体。”

对于电视和电视从业者的命运，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电视作为大众传媒，核心功能是服务大众，一旦偏离这个立身之本，无异于自毁前程。“当下的补救，长期来看都是强弩之末，在高压管控和政治先行的当下，电视会逐渐消亡，这是注定的结局。”

（应受访者要求，陈佳琪、王梦凯、李明、张响、王瑞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