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劉銳紹：六七暴動，左腦是怎樣「洗」成的？

【編者按】： 50年前的5月，香港發生了一場為時8個月，出現逾千個真菠蘿（土製炸彈）、造成51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近二千人被檢控、受影響人數以萬計的左派暴動，一直被認為是香港戰後歷史走向的分水嶺。50年後的今天，官方依然諱莫如深，民間各方則竭力尋找當年的資料和親歷者，當中有人希望獲得平反，有人希望還原真相，有人希望對抗遺忘……《端傳媒》推出「六七暴動50週年」的評論專題，盼為歷史補遺。

1967年的香港左派暴動，轉眼50年。撫今思昔，大家談了很多當年的過程，但卻少談：當年左派把上級指示奉為神靈，篤信到底，毫不懷疑；他們為何那樣馴服，緊跟組織？這是不可理喻的。到了今天，有人認為他們「忠奸義膽」、「愛國愛港愛民族」；有人認為他們像「中邪」、「左毒入腦」，難以痊癒。我當年13歲，曾是「小鬼隊」（非正式的組織，協助攜帶違禁刊物），後來又在左派機構工作18年，對這類思想教育深有感受。後來，我寫了一本小說《人性密碼678914》，把當年左派的「洗腦」方法詳細記錄下來。在此，且讓我這個過來人細說當年，希望大家鑒往知來，尤其是年輕一代，要有獨立思考能力，警惕任何形式的「洗腦」。

一、左派大力抓緊的「洗腦」元素

（1）貧窮和社會不公的現象

二戰後1960年代的香港，在英國管治之下，貧富懸殊十分明顯，經濟情況跟當時的第三世界國家差不多。一些南美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也比香港高，例如阿根廷是當時香港的兩倍，委內瑞拉更是香港的三倍。（註一）

那時候，香港以紡織業為主，但工人收入低微，每織造一件普通毛衫的織片價約為一元五角至二元五角，平均每月工資約為150元至300不等，屬於管理階層者可達1000元。可見，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收入差距明顯，華人與洋人的收入差距更是天淵之別。左派有一句話：洋人的生活是「坐船坐頭等，睇戲睇超等，薪水要特等，睇病唔駛等」，足以反映當時情況。

社會不公，民族不平，生活艱苦，沒有出路；居住環境惡劣，木屋區就是一大特色，「野孩子」遍山走，打架欺凌無日無之；黃賭毒黑氾濫，警權至上，貪污腐敗，都是左派思想教育的主體，不滿情緒更容易爆發。加上1950年代初大量難民湧港而出現「嬰兒潮」，這些孩子到了60年代中期就進入青春期，以致當時香港約一半人口在25歲或以下。當他們接觸左派，很容易被「階級仇恨」感染。

（2）深深埋下仇恨的種子

1960年代的香港教育，尤其是小學教育，簡直是「流水作業」，不講質量。左派學校更受歧視，於是成為種下「仇英種子」的土壤。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階級恨、民族仇」的鬥爭意識傳到香港，左派領導層更趁勢「尋找戰（鬥）機（會）」、「創造鬥爭環境」、「培養革命接班人」。

例如小孩子玩的棋「反帝棋」，棋紙上寫道：「把美帝埋葬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下棋時，搖骰子決定進度。如果走到「成功槍殺敵人」，「擊落美國敵機」，「擒獲美軍俘虜」，「埋下地雷炸死美軍」等地方，就可得獎賞；但如果走到「敵機前來轟炸」、「敵軍放毒氣」的地方，就要罰停一次。最後，看誰能最快走到終點，就算擊倒美帝。這類影響小孩子腦袋的棋還有很多，例如「殲敵棋」和「奔向革命棋」，我都玩過，仇恨和鬥爭意識就會潛移默化地滲透。

另一種更厲害的「洗腦」，就是毛主席語錄歌曲。不識字的人也可以學，小孩子更朗朗上口。那時候，左派圈子專門選了幾首語錄歌教大家唱，例如：《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歌名和歌詞完全一樣，而且不停重複，就像洗衣機一般滾動，鬥爭意識完全入腦。

又如《造反有理》，把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和鼓動群眾造反的煽情話語，密密實實地籠罩在民眾頭上。歌詞說：「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又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歌詞說：「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另一首歌叫《爭取勝利》，全歌只有17個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些革命歌曲有如迷幻藥一般令人神智迷糊，又像水銀瀉地一般洗腦：「仇恨入心要發芽」、「革命擔子兩肩挑」。

左派還自行編製「反英歌曲」，例如用粵曲小調《流水行雲》改編為《小販之歌》。歌詞說：「仇與恨，永記於心胸，永記於心腔。萬惡差佬（指警察），你對我小販，罪惡滔天，應要盡算。齊齊控訴，齊齊控訴。莫再悲天怨，我誓死抗閻王。大家奮起來抗暴！」

（3）正義感、英雄感和民族主義

那個年代的左派，尤其是青年人，都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特徵，正義感、英雄感強。我小學一年級在左派的電車勞工子弟學校讀書，老師教導要愛護學校，沒有錯；但後面的一句更重要：「如果你不愛學校，以後怎樣愛國？」看起來內容也沒有錯，但卻是用簡單的方法把「愛國」打入學生的腦袋裏，因為「這是毋須解釋、不可懷疑的天經地義」。

後來我負責運送《毛主席語錄》、左派報章和傳單，叔叔伯伯說：「小孩子被警察截查也沒有問題」、「勝利完成任務才是『叻仔』、『醒目仔』」。這類稱讚愈來愈多：「大人做不了的事，或者不方便做的事，就讓你們『小八路』來做。你比大人更有用。」左派領導還在「戰友」之間互相攀比，令下級「爭取表現」的鬥心更加突出。

左派五月鬥爭開始之後，圈子內的「洗腦」更具體化。鴉片戰爭的歷史、英法聯軍入京、八國聯軍侵華等，簡單概括地向左派群眾宣傳。本來，介紹歷史沒有問題，但當時的歷史已變成鬥爭和仇恨教育，不重史實，只重反英，刺激左派的民族感和使命感。針對小孩子，就用「故事會」形式進行。每次「洗腦」之後，就是同仇敵愾地叫口號：「港英不低頭，便要它走頭」、「一切反動的力量，你不打，他就不倒」。現場氣氛頗為震撼和令人振奮。

曾參加炸彈「戰鬥隊」的陳炳基這樣回憶當年歲月：「我相信民族大義是重要的，而且是主要的。我們要報的仇，不是個人的仇，而是家恨國仇；英國侵略中國，吞佔香港，這些都是未報的國仇。通過學習歷史，我感到對英鬥爭是有支撐力的。」為了「理想」就不惜使用暴力、宣傳暴力、輸出暴力、輸出革命，正是當年北京和港共領導層麻醉左派的教育核心。

（4）抓緊感性教育

當年的左派還想出一些感性的教育方法，憑直覺、感覺、視覺就可以仇恨敵人，毋須思考。有一次，我參加一個「憶苦思甜會」，要大家「思祖國帶來的甜，憶港英壓迫之苦」。思甜容易，歌功頌德就行了，但怎樣憶苦才夠深刻呢？其間，有人抬出一桶豬餿，與會者每人要吃幾口。我那時年紀小，不用吃，但叔叔們都要吃。可見，洗腦工夫確實離奇。

另一種感性的「洗腦」，就是實際案例。當年港英政府和警察的暴力程度完全超乎需要，多名左派工人被打死，成為活生生的階級鬥爭教材。這是港英政府做成的惡果，但左派領導層為了政治目的，借勢放火燒山，推動左派群眾上前線，以暴易暴，不理傷及無辜，也是必須指責的。

（二）「洗腦」的組織工作

上面說的都是環境和心理因素，但要發揮作用，必須依靠組織工作，這也是左派的強項。

（1）制度化的學習班

在左派暴動之前，制度化的學習班不外乎是讀報學習，每天閱讀《文匯報》、《大公報》等左派報章，讀新聞，學時事。這是先進的表現，有上進心和有文化的人才會參加，算是一種榮耀。

這類活動一點問題也沒有，但當「反英抗暴」之後，學習班的內容驟變，由學時事變成學形勢，講任務，擺思想，還要緊跟形勢，堅定意志，氣氛變成一種壓迫感。在「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的階級友愛」之下，你要主動接受群眾監督，大家要講心得，講感受，講責任，講使命。沒有發言的人，就是「跟不上形勢，思想覺悟不高」，還要其他同志協助，提高思想水平。如果連這種態度也沒有，甚至提出個人意見，進而辯論或爭論，那就是「個人主義」，更「需要群眾幫助」。

學習活動通常由單位領導主持，人人都要參加，不參加的就要解釋理由，否則就是「違反紀律」，是「逃兵」，是「抗拒群眾監督」。老實說，在當時那種戰鬥氣氛下，學習班就變成一種群眾壓力，除非你脫離左派圈子，否則難以逃避這種制度化的思想教導，這既是任務，也是義務。鬥爭進入高潮時，這種制度又變成發現異己、找出思想不純的人的機會。

（2）對「培養對象」的特殊待遇

上面說的是大組學習，或集體學習，但原來還有一種更有吸引力的小組學習，令「對自己有要求的人」趨之若鶩，甘願接受思想教育。

所謂小組學習，是單位領導人在大組學習或平時的工作中，發現了一些「可造之材」，於是另找地方安排這些人進行小組學習，而不會在本單位內進行，以免其他同事發現。被挑選的人自然在神秘感之餘再增加一種優越感，肩膊上的責任更重，對單位領導人更有知遇之恩。當年，我就是小組學習的一員，還被安排住進條件優越的宿舍。

（3）更高一層的「思想見面」

經過長期和深入觀察後，如果上級欣賞某人的表現，更會進行「思想見面」。這類活動的範圍比小組學習更窄，甚至是單對單進行的。後來我才知道，到了這個階段，就是進一步的個人考察，如果上級滿意，也許會進入預備黨員的階段，下一步就是發展入黨，「單線聯繫」，以後就是特殊的「組織生活」和「政治待遇」。

（4）「貶斥自我」的心理戰

在共產黨的文化中，上級總是希望掌控下級的意志，把人的意志和行動納入黨的利益版圖。所以，「洗腦」有幾個共通點：

• 努力壓抑和貶斥個人價值，令個人不能發展到脫離上級指示。這類帽子很多，罪名也多；除了「個人主義」之外，還有「英雄主義」、「自由主義」、「山頭主義」、「小資產階級劣根性」、「小資情緒」、「階級覺悟不高」、「抗拒勞動人民再教育」、「敵我意識不強」、「大局觀念淺薄」、「欠缺群眾路線經驗」、「必須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些「罪名」加諸下級頭上，目的就是在「洗腦」中令對方感到自己一文不值，尊嚴掃地；面對偉大的黨和領導，自己愈變得渺小，更要心悅誠服地接受指引和監督。

• 「交托重任」的光環。當下級「思想向黨靠攏」後（實際是服從指示），上級就會在適當時候給予任務，同時又會把執行任務的人捧上太空，聲稱「這次任務非你不行」，大大增強其使命感，還會提出很多冠冕堂皇和必須完成任務的理由，令下級不能也不敢抗拒。當年的「炸彈戰鬥隊」就是這樣的產物。

• 把「絕對服從」打入腦中。左派領導令下級和追隨者感到自己的行動是正義的，還要強化和鞏固這個信念，不能動搖，於是就要培養和落實「絕對服從」的行為。用當時的話說：「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切行動聽指揮」、「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左派機構的單位領導人，更要身先士卒，起帶頭作用，促使上行下效。舉例說，1960年代初，已有左派機構的人把子女送返內地讀書，但不是強迫的，也沒有慫恿。但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港共領導層陸續要求各單位負責人「帶好頭」，把子女送返內地升學。這本來沒有問題，只要當事人及其家長願意，但後來慢慢成為一種由上而下的遊說、要求，甚至命令，否則會影響職務。這些幹部子女返回內地後，回港很困難，慢慢變成「另類人質」；他們的父母在香港左派陣營內更要忠心地幹，否則影響子女在內地的生活和前途。初時，我懷疑這種說法，但當年回廣州讀書的吳力波就深有此感。其父吳德潤曾是領導香港工作的吳荻舟的秘書，長子成為「人質」後，他拼死也不把二子送返內地讀書。

（5）努力阻截非左派的信息

共產黨的文化政策中，有一種「隔離戰術」。60年代的香港，信息渠道不多，但左派領導層還努力阻截群眾接觸「不良信息」。例如：把非左派的傳媒形容為「糖衣炮彈」，要左派「主動自覺地抗拒奴化教育、資產階級的腐朽意識」；不看敵人的報紙、不聽敵人的電台，看了聽了也不要信。左派工會和學校裏只有《文匯》、《大公》和大陸刊物。後來有了免費電視，左派又編一些童謠，警誡小孩子不要看：「睇電視，害處多，電視教壞細路哥；小孩睇到懵成成，敵人睇見笑呵呵。」

如今想來，「洗腦」是密集式、轟炸式、單向式，持久地進行，不讓你有獨立思考的時間和機會。凡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往往在關鍵時候就會受到壓制，既不能「獨立」，也不能自主。當年參加或支持左派暴動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洗腦」薰陶。今天和後世的人，不要再陷思想獄牢了。

（劉銳紹，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曾任職《文匯報》駐北京記者）

人性密碼678914（上下冊）

作者：劉銳紹

出版日期：2016年7月

出版社： 次文化有限公司

註一：Dorn, James A. [1998] (1998). China in the New Millennium: Market Reform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ato Institute. ISBN 1-88257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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