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生活和梦：四位女性经历的缅甸东部战地

【编者按】2021年4月。缅军总司令敏昂莱（Min Aung Hlaing）发动政变推翻昂山素季（台译：翁山苏姬）和全国民主联盟（NLD）民选政府，屠杀抗议民众。与此同时，缅甸出现了公务员和政府职员参与的“公民抵抗运动”（CDM）。“民族团结政府”（NUG）和其武装部队“人民防卫军”（People’s Defence Force, PDF）也相继成立，缅甸各地的多支少数民族也相继加入到了抵抗军政府的运动中来，一场革命就此爆发。

2023年底至今，缅甸各地的武装抵抗持续延烧——“三兄弟联盟”在10月底发起“1027”行动，若开军、克钦和克伦武装在西、 北、东三个方向对军政府开战。在缅族的核心区域，“人民游击战”正在持续削弱军政府的统治。

2023年，端传媒曾经推出重磅深度图解报导，解析缅甸各地的战局走向。而在战局地图的变化之外，缅甸的内战与革命，对投身其中的个体而言，则意味著难以承受却又必须承受的重量。只是这些个体的经历，少为华语读者所看到。

位于缅甸东部的克伦尼邦，是缅甸各地抵抗军政府的战斗中最成功，也付出了最大牺牲的区域之一。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了在克伦尼邦纪录战事的缅甸记者 Esther J，为我们带来四位不同年龄和职业的女性在克伦尼邦战区的经历口述。这既是她们对个人经历的主观陈述，也是对革命和内战最直接而深刻的感触。而 Esther J 亦为我们撰写了一篇手记，介绍她接触到这四位女性的故事的前后经历，与自己在战区做报导的的种种感受。

这些故事也有关最艰难境况下的女性故事、女性经验，探讨女性和政治、女性和国家的关系。因此，我们也将这篇报导列入“女人没有国家？”专栏。

多罗希，8个孩子的母亲

我叫多罗希（Dorathy），51岁，克耶族（即克伦尼族）。我有8个孩子——6男2女，还有3个孙子。政变后，我们流离失所，现在居住在距离克伦尼邦（也称克耶邦）第二大城德莫索（Demoso）9公里的一个村庄里。

我的儿子中，有3个都成为了抵抗军士兵。在克伦尼邦的这场战争中，我失去了他们中的两个。

政变发生近四个月后，也就是2021年5月底，缅甸军方和当地抵抗力量在德莫索爆发了战斗。战斗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暂时逃到了村外的稻田里。在那里，我们度过了整整一周，偶尔会溜回家拿点吃的。后来，战斗打进了我们村——枪声和炮声响成一片。我们又跑到村子附近的河滩上过了一夜，这次回不去了——我们眼睁睁看着村里的房屋被烧毁，于是我们没有了家。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七人——我、我丈夫、两个女儿、一个孙子、他的父母，一起搭上路过的汽车前往德莫索西部，除了身上穿著的衣服，我们什么也没带上。

那天是2021年5月29日，我们到达了德莫索西部的一个村庄，一些亲戚已经在那里定居。抵达之后，我们在村民的帮助下，在当地的幼儿园里建立了一个难民营地。过了9个月，当幼儿园要开学时，我们又不得不搬到村子里另一个地方。

2022年3月11日，清晨5点钟，一阵空袭声将我惊醒，紧接着一通电话，带来了噩耗：我的第二个儿子受伤了，他们的军营遭到了空袭。他叫爱德华（Edward），25岁，是一名克伦尼抵抗战士。两分钟后，我接到在医院工作的女儿打来的电话，她说我需要去趟医院，然后就挂了电话。一分钟后，她又打来，说爱德华刚刚死了。

那天早上大约6、7点钟，爱德华的遗体刚刚被运到我们的一户亲戚家，打算在那里准备葬礼时，一架战斗机飞来，再次轰炸了离我们村子很近的反抗军军营。我们非常害怕，只能尽快让爱德华下葬，没有时间为他举行传统的克耶族葬礼。

一年多后，我的第五个孩子——也是一名抵抗军战士——在战斗中被炮炸伤。幸运的是，他在住院三天后康复了。

我的可怕遭遇并没有结束。2023年5月18日，我的第六个孩子弗朗西斯科（Francisco）在德莫索东部遭到军政府的无人机袭击身亡。死时只有22岁。

他早年想成为一名警察，在政变前通过了警察入职考试。2021年2月1日，也就是政变爆发的当天清晨，他正准备去机场搭乘飞往仰光的航班，参加警察培训课程。那天早上，我记得他正整理著背包，这时他对我说，他不想去仰光了，他不知道年轻人还有什么未来。15天后，弗朗西斯科离开了家，参加了军事训练。后来他回到村里，开始秘密组织地下军事训练。

两个儿子战死后，我变得非常沮丧。我开始想自杀。但考虑到其他儿孙，我又不得不强忍情绪自己的情绪：如果我死了，谁来照顾他们？

我还没从儿子去世的打击中恢复，又一个可怕的打击袭来。我的一个女儿是一名助产士，她在我们避难的村子里的一家医院工作。这次她在一次空袭中受伤了。那是2023年12月11日上午10点左右，村子被空袭和炸弹的爆炸声震动。当天上午，医院被投下三枚炸弹。我女儿的背部被弹片击中受伤。医生说，弹片正好卡在她的肺部和脊髓之间，做手术可能会致命。而在这次空袭中，医院的另一名护士受了重伤，失去了一条腿。

在经历了一系列梦魇之后，每当听到飞机从远处飞来，我就会心惊肉跳，担心我的哪个孩子会再次受伤。我还大概已经患上了医院恐惧症，开始害怕医院，甚至不去医院看望我的近亲。可当我被这些想法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我的高血压就变得更严重了，头也更疼了。因此，我把我自己的时间用做家务和串门塞得满满当当，免得自己多想。

村子先后遭受了四次空袭后，学校改了课程安排。现在，我的两个孙子每周只上三天学，每天只有1.5个课时。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孩子们怎么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呢？而由于医院在空袭后永久性关闭了，我们也很难获得医疗服务了。

12月底，到了一年一度捡柴火的时候。我们必须收集木柴留给全年使用。通常情况下，我和丈夫每天拾两次柴，供家里使用。每次，我们要花一个小时进到森林里去找能用做柴火的木头。为此我们要克服困难爬上全是石头的山坡，直到山顶，然后把木柴砍下来，用竹篮背下去。

7月到12月，我们偶尔会去农场做季节工。经营农场的人叫我们去，我们就去，然后获得日结工资。根据需要不同，我们的日薪从5000缅元（约1.5 美元）到7500缅元（2.5美元）不等。去农场的话，我要步行大概一个半小时。7月到9月的三个月是雨季，大雨和湿滑的路面极为糟糕，这段时间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熬的。有些时候，不管下多大雨，我们每个人都背着5公斤重的化肥袋步行到农场，这段路没有任何报酬。

无论暴雨还是酷暑，我们每天都要工作8小时。也从来没有权利选择什么时候休息。在寒冷的雨中工作后，我通常会头痛、咳嗽。有一天，我下班后感冒发烧。我的助产士女儿来了，给我开了药，打了针。两天后，我虽然没有完全康复，但也不得不去上班了——如果我长时间休息，就拿不到工资，也就没有钱给孙子们买食物和零食了。

我们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由于没有手机，也没有电，我习惯在太阳下山后就打开收音机，躺在床上听广播。但我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有时我直到午夜才能入睡。这还都是没有听到战斗机的声音时。

我们的难民营地有20户人家，100多口人。有时候有人捐助物资，我们可以得到定量的大米和一些食物。在没有捐助者或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我就只能向附近的米摊借米。我现在还欠米摊老板一袋米（108 磅）。有时，我的助产士女儿会把她的津贴分给我一些，让我买点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以米饭和捣碎的辣椒酱充饥。间中我们可以在一个人道主义团体开设的流动半价摊位上买到鸡蛋和咖喱鱼干。偶尔，我们还能吃到带骨头的肉——一个月最多三次。

由于身无分文，我们买不起大多数需要的东西。我们的收入永远赶不上高通胀。对我来说，我只希望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所有人都能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有时我想念家乡，想念乡亲们，这时候我会想起和平的时候，那已经不存在了的和平。我只求回到我们的村庄，只求平静地度过余生。但只有这场革命最终胜利，我们的愿望才能实现了。

然而，我们的反抗军并不够团结。我听到广播新闻报导，在中国调停下，其中几支部队与军政府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也有一些抵抗力量誓言要继续战斗，直到打败军政府为止。

我不希望这个国家被军政府统治。我想说，革命者们，请战斗下去，直到我们实现民主。我们有那么多牺牲了的英雄——不仅是我失去了孩子，还有无数母亲也失去了孩子。

素季，前线士兵

我叫素季，21岁。我是克伦尼民族防卫军（KNDF）第一营第三连的一名女性抵抗战士。

三年前，还没有在军事政变的时候，我刚高中毕业。当时我梦想著在公立学校当老师。因为 Covid 大流行，大学关闭了，等著大学开学的时候，又发生了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我很绝望。政变后不久，我在家乡克伦尼邦的首府垒固（Loikaw）参加了抗议活动，之后我就参加了革命。

2021年5月下旬，当时军政府和克伦尼抵抗力量在德莫索镇爆发战斗。我和另外四位来自垒固同一街区的女生一起决定参加武装革命。当时我18岁，她们几个则是15到21岁不等。我接受了为期10天的军事基础训练，成为了一名革命战士。

开始时，我还不敢参加一线战斗，参加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想要提供些力所能及的支持，比如在炊事和后勤部门帮忙，等等。起初，部队给我安排了一些诸如监督军粮，维持军纪之类的办公室工作。我要做伙食监督员，记录相关收入、产出和口粮分发；另一方面，我要监督士兵的睡眠时间，每天早上检查出勤，检查是否有人缺勤，一旦有人违反规定，则要登记惩戒。

就这样过了一年，我发现自己做得相当不错。于是我的心态开始改变：我相信就算是更难的工作，自己也能做好。于是我决定加入前线战斗。

当时是2022年，我渴望在同年8月完成军事专业技能培训，然后加入战斗。但我的所有男性长官都不允许我这样做。他们的理由是我是个女的。他们说，正因为我是女性，所以不适合去前线，他们不放心。他们还说，我必须先学习，先要努力达到与男性士兵同等的水平才行。

我尽了一切努力：我告诉自己，别人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如果一次不成功，那就再试一次。对于上级分配给我的任务，我从不抱怨——无论是侦查敌人动向，还是跟随爆破和技术小组学习、或是协助狙击小组等等。

我是全营唯一的女兵。去年4月，我意外获得了一次到德莫索东部战场历练的机会。当时我是我们营狙击小组中的助理，我们执行完狙击任务，正在准备过夜宿营时，突然在傍晚遭遇了军政府的部队。我们立刻和他们交火了。当时我非常兴奋，因为我没想到会发生如此突然的交锋：我们要寻找掩体，然后向敌人开枪。这是我第一次在前线扣动扳机。天黑前，我们成功地撤出了战斗，没有人员伤亡。有了这次的经验，我更渴望参加下一场战斗了。

接下来的战斗发生在德莫索东部的某个地方。那边全是山地，长途跋涉后我们筋疲力尽。连续四天，酷暑难耐，我们浑身是汗，却没洗过一次澡。山里有很高的悬崖，我想，即使我们能躲过敌人的火力，我们也有可能会不慎从悬崖上摔下来摔死。我还担心我们会不会缺少饮水或缺少食物。而且，因为战斗是在森林里进行的，所以不可能有厕所，我不得不适应钻进树丛中解决问题。

每次我想上前线时，都要和男性长官们抗争一番。他们的理由总是千篇一律：我是个女的，他们很担心。但我从来没有放弃。我一直催他们派我去前线，直到我如愿以偿。在说服他们之前我会一直尝试下去。

2023年11月11日，克伦尼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发起了攻占邦首府垒固的“11.11”军事行动。几经努力，我终于获准参加了这场战斗。向军政府统治下的克伦尼邦首府垒固发起攻击。

垒固战役令我终身难忘。11月19日，与我的一名战友在垒固警察局附近的战斗中头部中弹。当时是晚上7点左右，我们两个人被困在一座建筑里。敌人知道我们在楼里，于是不断射击，子弹像暴雨一样射向我们。当时我的背部也被重武器打伤。我蹲在墙角，看着倒在我身边的战友，子弹打穿了他的脑袋，但他的心脏还在跳动，我当时在想：我该怎么办？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救不了他。我甚至无法把他从那个地方带出去。一刻钟之后，在其他战友的帮助下，我顶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带着他的枪飞快地跑了出去。几分钟后，我们拖出了他的尸体。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我也差点丢了性命。

参加战斗不仅让我有过激动的时刻，也给我留下了许多创伤。每次从前线回来，或是开始时夜不能寐的日子里，我都会感觉到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同志们在看着我，我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些时候我分辨不出，这些所见所听到底是真的呢，还是我自己的想象？我认为这是幻觉。我们营前前后后至少战死了8名战士。其中有两个人和我关系很好，一个比我大四岁，他就像我的哥哥一样。另一个人则是我最亲的朋友，他总是捉弄我。我永远不会忘记后一位战死前对我说的话。他说，当他捉弄我的时候，不要生他的气，因为如果他死了，就再也不能捉弄我了。

前线战斗格外困难。我的日常生活也和以前完全不同。在家的时候，我总是在浴室洗澡。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去公用的水泥池洗澡。水是由一辆装有水箱的卡车从距离军营约2公里外的水源地拉来的。一开始的时候，在室外有人经过的地方穿着筒裙洗澡让我觉得很不适。但后来我就习惯了。

在德莫索西部的军营里，我们通常早上6点起床。我完成日常的军事任务之外还会做饭、做一些办公室工作和其他分配给我的任务。那里没有电也没有网络。冬天时，我们通常在傍晚6点点起篝火，然后围坐在火边聊天，直到晚上9点上床睡觉。

生活在战区，日常生活并不平静。军政府的炮击和空袭，让克伦尼的人民即使在袭击中幸存了，没有受什么伤，也留下了深重的心灵伤害。作为一名战士，我更害怕我们的军营成为空袭目标。我们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洞，在里面上横放了木梁，用作防空洞。只要听到战斗机的声音，我们就会立即逃到防空洞里。但我们不能在里面睡觉，因为它甚至不够四个人同时躺下。我们只是坐在里面，听着空袭或炮击的声音。

喷气式飞机无时无刻不让我们害怕。甚至有时，卡车发动机的声音和人们的口哨声都能吓到我。

除了这些困难和危险，我还有时会难过，我会想家。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还健康。我是五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女，但我没能照顾好家人。战斗爆发后，我的家人不得不逃离垒固，我甚至失去了与他们的联系。在他们身处困境时，我没有与他们在一起。

我也没有以前那样的理想了。现实让我感到沮丧，我不再想像著自己可以做一名老师。说实话，如果我能活到这场革命结束，我会想回到父母身边，帮他们种田，或者打工养家。

虽然我有时会感到丧气，但我还是让自己鼓起勇气战斗下去，直到打败军政府。这种勇气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我们牺牲的战友。因为如果我们都放弃了，那他们就白白牺牲了。

所以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因为我们不想被独裁者和军政府统治。我相信，我的工作不仅对我们的组织至关重要，也攸关缅甸全国的革命形势。我们的革命是在和残暴的独裁者作斗争的武装革命，因此我们必须敢于战斗，敢于牺牲，敢于和敌人同归于尽。

战士需要履行自己的职责，才会感受到自己不可或缺的意义感，不然就会更加疲惫。这场革命是武装革命，我们必须战斗、再战斗、消灭敌人，从中也许有一半的机会我们能活下来。我认为这对革命来说很重要。我们不喜欢军事委员会（军政府），我们不能忍受再出现一个像军事委员会这样的组织了。

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和平——学生能上学，人们能在和平的环境下挣到收入。现在这个国家饱受战争蹂躏，一切显然都陷入了困境。即使我们打赢了这场革命，战后的恢复也需要很长时间。但是，我坚信我们能够在未来，建设一个我们理想中的国家。

南素妙凯，战地护士

我叫南素妙凯（Nan Su Myat Khine）。25岁。是一名公民抵抗运动（CDM）的护士。我现在在克伦尼邦的“威萨医疗队”，为前线服务。

政变前我在仰光的妇女总医院做护士。政变后，我辞职参加了公民抵抗运动。2022年12月，我回到了家乡——德莫索镇的南梅孔（Nan Mei Khone），从此成为了一名战地护士。

我最先到达的地方是一家政府修建的公立医院，政变后被当地人控制。我们在那里为抵抗战士、国内的战争难民和当地居民提供医护服务。医院只有七个人：一个医生和六个女护士。每天至少要接待20名伤员和病患。人手不足，我们非常忙，通常只有3名工作人员能够在24小时的轮班当值。

在那里工作一周后，医院遭到了炮击，那是2021年12月底。幸运的是那次没人受伤，我们设法将包括孕妇在内的所有病人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当天下午，我们收拾好所有东西离开了医院。晚上，我们刚刚抵达德莫索镇以西，医院就被空袭击中了。

在德莫索西部，我们在一所学校里度过了大约四个月，为当地人和国内难民提供医疗服务。4月，我们搬到了山谷中的另一个村庄。那是一个在山谷背阴处的美丽的绿色村子。那里没有炮击和空袭，非常宁静。季风季节开始后，大部分日子都是倾盆大雨。我们在一个人道主义团队的帮助下开办了一家医院，他们还特别资助我们购买了药品。后来，我们认为我们需要独立运作，于是与那个团队分道扬镳。我们接著转移到了另一个村庄，成立了我们的“威萨医疗队”团队，“威萨”是缅甸语“Weizza”——传说中具有治疗力量的超自然存在。

2023年12月，我们在德莫索西部的一个村庄开设了诊所。团队有四名成员：一名医生、一名医科学生和两名护士。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应召前往前线救治受伤的抵抗战士。每次去前线我们都必须停留直到战斗结束。在一些战斗期间，我们必须在前线待上1到3个月。不去前线时，我们就在诊所所在的社区提供医疗服务。

我们驻扎的所有村庄都没有互联网连接。需要上网时，我们就要走去最近的有移动网络连接的地方。

2023年2月14日，我们前往即将发生激烈战斗的缅泰边境，为受伤的抵抗战士提供治疗。这个地区全是山脉，地形崎岖，汽车进不去，所以有时我们不得不徒步进山。我们在那里搭建了一个临时营地，可以步行到一条小河边洗澡。而从我们的营地驱车一个小时，然后再步行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我们为伤员提供治疗的地方。来自前线的伤员则要步行3个小时才能到达那里。

前线医疗队的工作一如既往地艰苦。我们所在治疗所虽然距离交火的“红区”还有一段距离，但很容易遭到空袭和炮击。我们也很容易被侦察机发现，从而成为攻击目标。

从边境回来后不久，我们前往掸邦南部的另一处前线。在那里，我们在靠近水源的山脚下建立了一个临时营地。我们在地上挖了一些小防空洞。大约两个月后，我们的小队又转移到距离交战区约9公里的茂密森林中。那里没有防空洞，但我们认为那里的地形比较安全。

我们与另一支抵抗部队的医护人员住在一起。有一天，可怕的事件发生了。那是2023年5月26日，我们的团队到最近的村庄使用互联网。一名队员不慎丢了手机，我们不得不连夜找手机。后来天太黑了，我们就在那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也就是5月27日，我们下午回到营地，然后目瞪口呆——营地一片瓦砾，下面躺着四具尸体。营地遭遇了残酷的空袭，四名医护人员遇难。两女两男。虽然我们足够幸运，没有丧命，但活下来的负罪感让我们深深地受到了某种创伤。

战斗结束后，我们非常害怕回到德莫索西部的诊所，于是暂时搬到了掸邦南部的另一个村庄。但我们没能在那里久留，又回到了德莫索西部，把诊所就设在那里。我们在诊所所在村庄的旁边的另一个村庄里修建了掩体，以便晚上能睡个安稳觉。

2023年11月，“11.11行动”在垒固展开。我们在这场行动中为被俘的受伤缅甸军政府人员提供治疗。当时大约有30名受了重伤的战俘需要照顾。虽然我们憎恨军政府的军人，但我们不能无视他们，毕竟我们是医务人员，我们也像对待正常病人一样对待他们，遵守职业道德。但我想说，跟他们说话时，我的态度并不很好。

“11.11”行动期间，是我们最忙碌的日子，伤患的数量不断增加，大部分是受伤的抵抗战士。有几天，伤员早上来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做饭，只能暂停厨房的工作。还有几天我们全天无休，甚至没时间吃午饭。仅靠四个人来运作这个医疗队非常困难。晚上紧急送来伤患的时候，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值夜班。此外，当医生不在时，我这个护士就会遇到治疗病人的最大压力。但我也会尽我所能照顾他们，有些情况下，会把他们转到其他医院。

除了护士的工作，我还得做其他一些杂活，比如清洁、消毒、清洗沾有血迹的衣服，以及记录药品。我们主要依靠一些个人捐赠者和社会组织来获取药品，但总是不够用。由于军政府检查、没收和限制药物进出，很难将药品运到克伦尼邦。

我们也一直在为个人需求而挣扎。作为一名护士，我们每月从民族团结政府（NUG）领取50000缅元（约合16美元）的津贴，但这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我有一些兄弟姐妹和朋友出钱支持我的个人生活。

我们还从一个支持境内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团体那里得到了大米，有时本地村民也会提供一些蔬菜和木柴来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团队所在的村子离水源很远，这时候公民抵抗运动的消防队就会帮助我们运生活用水。

今年1月，我们开始前往克伦尼邦南部的帕桑（Hpasawng）镇前线作战。我们在丛林中用防水油布搭了过夜帐篷。晚上天气寒冷，又为了防止蚊虫叮咬，我们整夜不停地燃烧木柴。

1月23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至少有40名抵抗军士兵受伤，近20人阵亡。我们整整一天都在救治伤员，连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大多数士兵的伤源于炮弹、地雷和狙击手。一天下来，我们都觉得精疲力竭。

在这场革命战争中，我们经历了巨大的损失。我想说说我自己的村庄发生的事情。两年前，缅甸军队士兵将我们的村庄夷为平地。我们失去了房子，我的家人不得不逃离，他们在境内的难民营求生。2021年12月24日，军政府在摩梭村（Moso village）大肆屠杀平民，数十名平民被烧死。那次屠杀中我也失去了一位亲人。

我的一些朋友已经离开这里去了他们觉得更好的地方，而我却在做这份没有任何收入的工作，这让我很难过。有时，我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很灰暗，觉得没什么希望。我的梦想其实很简单——我只想回报我的母亲，支持她过上更好的生活。毕竟作为一名丧偶的女性，她一生含辛茹苦地把八个孩子拉扯成人。但我不得不完全不去管这个梦想。

现在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我的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我相信我的工作对这场革命来说非常重要。我最早时参加了公民抵抗运动的和平游行，并辞去了工作来抵抗军政府。现在，我正在照顾有需要的人和受伤的抵抗军士兵。在打赢革命战争和实现民主的征途中，我们是重要的辅助角色。

我祈祷这场革命战争能尽快取得胜利，因为我不想让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落后于世界。作为一名护士，我非常担心克伦尼邦的婴儿和儿童——他们已经有三年没有接种任何疫苗了，而接种疫苗对他们的健康和生命至关重要。我也一直希望克伦尼邦能够发展起来，希望克伦尼邦的人民能够有开阔视野的机会。

德德凯，大学教授

我叫德德凯（Thet Thet Khine），今年59岁，拥有博士学位。我是一名教授，曾在缅甸中部曼德勒地区的一所公立大学——密铁拉大学（Meikhtila University）担任历史系主任。

2021年2月1日，缅甸军方领导人敏昂莱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文官政府，并逮捕了我们的领导人。从那时起，我就辞去了大学工作，参加了当时的公民抵抗运动。当时还有大批公务员也参加了这场运动。2021年2月5日，我们在大学校园里发起了抵制军事政变的和平示威——红丝带运动，随后几天，教师和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参加抗议活动。

2021年3月2日上午，我离开了由政府提供的大学宿舍，因为我得到消息我将被逮捕。我随后躲进了城郊的纺织厂区域。当我躲在那里时，士兵们开始在附近搜查。因此我不得不尽早逃离那里。

2021年3月22日，我和我的丈夫——一名退休的政府审计员，一起前往克伦尼邦的首府垒固。一周后，警方对我发出了逮捕令。在垒固，我和女儿住在一起，她是垒固一所大学英语系的助理讲师。我们住在城市的南郊，早餐靠卖一种叫“Mohinga”的鱼汤米粉为生。

我的女儿也加入了公民抵抗运动。我的小儿子则在读医学专业的研究生，专攻骨科。他为在仰光抗议政变的血腥镇压中受伤的人提供治疗。作为一名医生，我的儿子还观察到了人们的伤情，发现军政府使用重型武器杀害抗议者。2021年3月中旬，即政变后约45天，士兵们前来搜查他在仰光的住所，所幸他成功逃脱，和我一样他也逃来了克伦尼邦。

一年多后，大约2022年年中，学校和大学重新开放。一些学生回到了学校，而一些学生仍然抵制军政府，不去学校上课。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为学生另辟蹊径，当年6月，我们开办了网上大学。我们的座右铭是 “教育革命”。我被任命为网上大学的校长。这所大学由参与公民抵抗运动的老师们管理，招收了约700名学生。

作为抵抗运动的大学校长，在仍然由军政府统治下的垒固生活的风险太大。我担心如果我不小心被捕，我同事的信息就会泄露，他们也可能被捕。因此，我搬到了掸邦南部其他少数民族武装组织控制的地区。

我的儿子也在那边的一家医院工作。他每个月都会拿出他的口粮和津贴来养活我和我丈夫。这种支持让我们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担忧。但一年后，也就是2023年6月，当地武装当局不再允许革命武装和参加革命的人留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包括我儿子在内的一些医生也被驱逐——因为他们为抵抗战士提供医疗服务。我们就搬到了克伦尼族邦德莫索镇西部的一个村庄。

在德莫索西部，只有一些很随机地有网络连接的地方才能接入移动互联网。由于我在网上大学任教，互联网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每次我都要花45分钟爬到能收到网络信号的山顶。平时我的课从上午9点开始，到中午12点结束。偶尔课程会延长到下午3点，这时我就必须带上午餐盒，在山上的小屋里度过漫长的一天。在雨季，伴随着潮湿的季风，山路变得泥泞湿滑。我很难爬上山。这时我就会用一根竹棍当拐杖，穿着登山鞋，这样就能勉强上到山顶。

除了网络大学，我还在一所联邦民族网校担任教师。联邦学校为我提供了30万缅元（约100美元）的津贴，可以满足我和丈夫的基本需求。但是，要吃点好东西并不容易，因为我时常买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们的食物主要是米饭、蔬菜汤、辣椒酱、煎鸡蛋或用油煎的腌制的鱼。

在这个村子里，我去哪儿都得走路，因为我不会骑摩托车，让别人载我也不容易。穿着拖鞋走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脚上总是脏兮兮的。

2023年11月11日，克伦尼武装革命组织联合发起了“11.11行动”。一周后，垒固的电话和移动互联网被切断。因此，我们失去了过去从垒固移动网络塔发射的所有连接。我的日常在线教学工作就此完全停止了。我将教学工作移交给了大学教务处，自己只参与行政和管理工作。

这样一来，我在联邦网校任教的月津贴也被取消了。后来，我的女儿在11月底搬到了我家，我们在附近继续卖鱼汤米粉，以维持生计。

甚至，住在远离战区的村子里，我们也无法避开炮击和空袭。2023年12月19日，我很早就睡了，但在凌晨12点左右突然醒来。大约20分钟后，整个村庄都回响着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几秒钟内，我看到火焰冲向黑暗的天空，伴随着爆炸的闷响，震撼着周围的一切。早上起来，我们看到家门口对面的一栋楼附近有一些炸碎的石块，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如果我们晚上想睡个安稳觉，就必须睡在掩体里。一般听到喷气机的声音后，只需三秒钟，航空炸弹就差不多要落下了。我们没有像样的掩体，但我们家院子外面有一条小沟，沟上有一座水泥桥，我们可以蹲在那里躲著以防空袭。一些条件好一些的人建造了水泥碉堡，可以睡在里面，但我们大多数人负担不起修造的价钱，因为我们连吃饭都很困难。

现在，我们陷入困境，身无分文。军政府让我们回去工作，但我没有回去工作的念头。即使饿死，我也绝不会在军政府手下工作。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要这么激烈地爆发武装革命，唯一的原因就是军政府太残暴了。他们枪杀和平抗议的民众，处决民主活动人士，解雇和逮捕参与公民抵抗的工作人员，许多人在拘留期间被杀害。如此冷酷无情的独裁者，我们怎么能容忍下去呢？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曾经生活富足。有时，我很怀念家里的舒适生活——我想吃自己喜欢吃的早餐，我想喝在这里喝不到的咖啡。我本来还有机会成为副校长或校长，然后过上平静的退休生活，但现在这一切都没了。军政府摧毁了我们所有的梦想。我现在其实急需做右眼手术，因为我的视力出了问题。但是，这样的治疗对现在的我来说是不可能的，而如果我去城里做手术，我就会被逮捕。

三年来，军政府残酷地镇压抗议活动、焚烧村庄、大规模杀戮，对平民发动空袭。他们一直在攻击自己的人民。我想质问联合国、质问东盟（ASEAN）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为什么他们不能对缅甸军政府采取行动，制止所有的这些暴行？

也许我最后会死在这里。但如果我还活著，我会为革命战争胜利后成立的人民政府服务。我希望自己能活到革命结束之后的那一刻，因为我确实想在那个欣喜若狂的时刻，和大家一起庆祝。

（翻译：端传媒国际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