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现在，我仍然能清楚听到Maryam的声音。
每次当我拿起电话打给她，她总会笑著跟我打招呼：“Ask, bride！”挂线前她会说：“向烈士们问好。”我说，快别这么说吧，实在太悲观了。她总是豁达地笑笑：“我们都是烈士，只是我们时候未到。”
Maryam Abu Daqqa 是我的朋友、同事和工作伙伴。她才32岁，是一位母亲，像我一样是自由记者。今年8月，她在纳赛尔医院被杀，那时她正在医院进行直播报导。
Maryam 经历过太多生离死别。她的哥哥在2018年的加沙边境抗议事件中丧生。她曾经把自己的肾脏捐给父亲，救了他的性命。2024年，她的母亲在加沙瘫痪的医疗系统无力救治下去世。然而她仍然是我们快乐的泉源。她会在电话里开玩笑，称朋友为“新娘”，提醒我们不要失去希望，即使她自己已经筋疲力尽。
Maryam 是战争开始以来被杀害的二百多名记者之一。这似乎已是属于这一代巴勒斯坦记者的宿命：没有人保护我们、没有保险、没有足够的报酬，而且往往没有变老的机会。
在加沙，生活与新闻工作完全分不开。我也是一名记者，当我和家人在仓促逃离空袭时，我怀里还是揣著笔记本，准备纪录和采访；当邻居谈论无日无之的轰炸时，我录下他们的声音。当悲伤在我胸中燃烧时，我把它写下来，因为悲伤也是见证。
如今对我们的轰炸已持续两年。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我们一直在想：战争何时会结束？
我们曾经以为这场战争会像过去一样，持续一两个月，或许稍长一些。但战争以极大的强度和暴力开始，平民被迫离开家园、住进帐篷。每一次停火阶段，无论是两周还是四十天，都不足以让加沙从战争的苦难中恢复过来。战争始于流离失所和猛烈轰炸，后来演变成饥饿和基本生活物资的匮乏。
2025年1月，当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时，加沙人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相信他有能力迫使内塔尼亚胡同意实质的停火计划。他确实做到了——停火持续了近四十天。然而当战事重启，一切变得更加暴力和残酷。过境口岸被关闭，食物、水和药品都无法进入加沙地带。
他们的死都没有成为头条新闻
我记得在一次袭击后去Maryam家的那天。她的墙壁被完全烧焦了。她笑著对我说，轰炸发生时她住的大楼不住晃动，而她做的是拿起摄录机拍摄。她总是说“我从不相信盾牌和头盔能保护我，但我必须去现场。”她的话留在我脑中良久：她的确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奔往最险恶的现场，因为必须有人捕捉画面、讲述故事、展示苦难。
作为记者，我们住在医院附近搭建的帐篷里、受损的房屋里，或部分仍然屹立的建筑物中。有些晚上我们根本无电可用。有些晚上，网络线路被切断，我们爬到危楼最高的楼层，把手机贴在裂开的墙上，盼望著手机能收到一格信号，这样我们就可以上传照片或发送报导。
加沙的苦难也刻在记者身上。我看过我的同事在直播镜头前因饥饿而晕倒在地上，那时他已经三天没吃过任何东西。我看到过摄影师带著流血的伤口继续工作，因为他们相信，讲述故事比他们的性命更重要。
某个晚上，我在汗尤尼斯（Khan Yunis）附近的新闻室里（实际上只是一个临时搭的帐篷）。我们收到了加沙最大的医院受袭的最新消息。Maryam打电话过来，叫我们保持警惕，而她已经手持摄影机前往现场。我在电话里恳求她等一下，小心一点。她回答说：“别担心，we are doing our job。”
那是我们在她去世前的最后一次通话。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数据，在不到二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加沙已有220名记者遇害。加沙媒体中心报告有238名媒体工作者死亡。联合国机构和新闻组织不断谴责针对记者的攻击。
2025年8月，纳赛尔医院遭遇双重打击（double-tap attack），造成二十二人死亡——其中包括五名记者：Maryam、马斯里、萨拉马、塔哈和阿齐兹。“双重打击”是以色列在对加沙的袭击中反复出现的方法：第一次爆炸后，当医护人员和记者赶来时，以军会开始第二次袭击，连医护和记者一起杀死。纳赛尔医院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
以色列声称袭击是为了针对一部“属于哈马斯的监控摄像头”，而不是医护和记者。但视频录像和法医分析后来推翻了以色列的说法；调查显示，那部摄影机实际属于为路透社工作的马斯里，而以军在对医院袭击前完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
在加沙的记者没有多少防护装备，而印上“Press”字样的新闻工作者背心或头盔，完全不能保证我们性命无虞。有时军车或监视无人机会把我们误认为是战斗人员。更多时候，他们明知道我们不是任何战斗人员，但却仍然认为我们是可以牺牲的生命。
我们每天都在与死亡谈判。我们观察炮击的模式，追踪夜间袭击的时间，跟随关于军事行动的传言。我们必须在爆炸发生的瞬间，就决定是留在建筑物里还是逃跑。我们经常要立刻判断一条路线是否太危险。当无人机在头顶盘旋时，我会停下脚步，然后心跳加速，开始怪责自己为甚么带著这么沉重的录影设备，毕竟轻装可能救我一命。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编辑有耐心，在直播时保持冷静，在报道时声音清晰。这是在加沙当记者的，沉重无比的双重负担：我们每天目睹死亡和破坏，我们自己没有食物，无家可归，但我们还是必须制作准确的报导和影像、专业﹑诩实地核实信息。
自战争开始以来，反复的流离失所已成为我的常态。我和家人几十次被逼逃亡，寻找躲避轰炸的庇护所，寻找更安全的角落，试图带走我们能带的少许物品。一次搬迁中，我遗下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一半的记忆卡和书，至今仍心痛不已。另一次，我们没有带毯子，与陌生人挤在帐篷里。
我们很多人连续几天没得吃得上任何食物。燃料持续稀缺。水是极为珍贵的资源。有时我饿得无法集中注意力，视线模糊，手臂无力。我会错过截稿时间。在夜里，听著远方的炮声，我会在黑暗中无法自控地哭。但我一直在发送报导。因为如果我停下来，我就是自愿沉默了。
在Maryam的母亲去世后，我去过她的帐篷探望她。她身体很虚弱，母亲的死对她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但她仍在录音，打电话敦促其他记者保持安全。后来我得知她从未真正休息过。即使活在无边的战火与冲突中，即使悲伤尖锐得无法忽视，她还是一直在当一个新闻记者。
8月早些时候，半岛电视台记者谢里夫和他的四名同事在希法医院外的新闻帐篷遭遇空袭身亡。以色列军方声称谢里夫与哈马斯有关联，但没有提供公开证据。这一说法遭到新闻自由组织的否定。
2025年5月，加沙城记者索贝在里马尔社区的空袭中遇害。3月，半岛电视台Mubasher记者沙巴特在停火后以色列恢复空袭时被杀。2024年7月，半岛电视台记者古尔在报导沙提难民营事件时在空袭中遇害。
这些是我们知道的名字。还有更多人仍然匿名——自由记者、当地电台主持人、协调员、摄像师，他们的死亡都没有成为头条新闻。
特朗普给的“希望”
两年后，加沙人热切渴望和平，而和平的最大希望，是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停火计划。
今年8月，特朗普在阿拉伯和欧洲国家的支持下向媒体宣布了他的停火计划。该计划要求在加沙实现停火、准许人道援助进入、以色列军队逐步撤出，并将加沙交由特朗普和英国前首相贝理雅（Tony Blair）领导的和平委员会管理。这项计划是在以色列袭击卡塔尔——停火谈判的关键调解国——之后，阿拉伯和欧洲世界施加强大压力的结果。
自特朗普计划公布以来，加沙的巴勒斯坦民众在现实生活和社交媒体上都有热烈反应，意见分为两派：一派支持该计划并要求哈马斯接受；另一派则拒绝该计划，即便拒绝意味著战争将持续下去——他们担心的是国际社会对加沙的控制。
三十五岁的 Nevin Al-Barbari 来自加沙城，战争一开始她就被迫逃离家园。2023年10月底，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 Reem 出生了。她抱著女儿沿著萨拉丁街向南逃难，在内扎里姆检查站遭遇了一次可怕的经历。一名以色列士兵怀疑她手中抱著的不是婴儿，要求她把孩子举起来，脱掉毯子，检查后才允许她通过。
流离失所期间，她经历了最艰难的处境，在拉法和代尔拜拉之间辗转。她一直在等待战争停止的那一刻，为女儿不认识自己家而难过。今年1月停火期间，这个梦想实现了。从那个月起，她一直住在加沙城中心的家里。她的女儿认得自己的房子和房间。
两个月前，她的父亲和兄弟在家中遇袭身亡。他们的坟墓就在附近。“我们感觉离他们很近，”她说。如今，以色列军队要求居民再次向南逃离，以便占领和摧毁这座城市，但她拒绝了。坦克距离她家只有两公里。国防部长卡茨（Israel Katz）指所有留在城里的人都是恐怖分子或恐怖主义支持者。“我们是厌倦了流离失所的平民，”她说。
“我请求哈马斯同意特朗普的计划，停止这场丑陋的战争，”她说。“我女儿现在会说话了。她已经在战争中生活了两年，现在以色列军队封锁了城市的出口，我们生活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轰炸在继续，离我们越来越近，我每天都觉得很焦虑。这就是为什么我请求哈马斯迅速批准这项计划，拯救加沙人民。”
四十六岁的 Inas Al-Batniji 同样迫切。“我们请求哈马斯同意这项计划，不惜任何代价，”她说。“我们知道它包含严苛的条款，但最重要的是现在就停止战争。以色列已经摧毁了加沙的一切。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居住的地方了。我们还在等什么？”
三个月前，她二十多岁的儿子站在房子前面，旁边发生了轰炸，他的腿被碎片击中，最后只能截肢。“他有什么错，要在没有一条腿的情况下继续生活？”她问道。“我们厌倦了反复的流离失所、高物价、饥荒和杀戮。我们想要任何解决方案。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还没有停止，现在全世界面前出现了这个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哈马斯毫不犹豫地同意它，为了那些被杀害的儿童、妇女和年轻人。”
但并非所有加沙人都将这项计划视为机会。来自汗尤尼斯的二十五岁青年 Salem Awad 对我说：“不幸的是，经过两年史无前例的漫长战争，我们被迫考虑一个对我们来说很困难的计划。国际管理机构接管加沙，意味著它将无法从占领中解放出来。我们正面临加沙的艰难阶段。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奇怪的计划下，我们地区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认为这是一个以色列的计划，而不是美国的计划。”
Salem 承认加沙人真的筋疲力尽了。“但民众寻求的是结束战争、援助进入和军队撤出。这是那些极度厌倦战争的人们所关心的。我们希望每天的杀戮停止，妇女和儿童因饥饿而发出的哭声必须停止。而作为回报，必须确认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完全的巴勒斯坦的管理之下。我们处于艰难阶段，但不幸的是，没有其他选择。”
四十岁的 Maha Abu Alkas 来自加沙城，她用更尖锐的语言表达了这种困境。“在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最近宣布所谓‘和平计划’的那一刻，加沙人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接受意味著放弃许多筹码，但也可能意味著摆脱持续两年的死亡磨坊；而拒绝似乎是对尊严的坚持，却会导致更严酷的命运。”
“这个等式看起来是两个伤口之间的选择：两者都在流血，”她说。“在政治上，这种做法强化了一种观念，即加沙不再有权决定自己的土地和武器。在人道主义上，它让人民陷入困境——一种可能性会减轻流血，另一种可能性会增加损失。”
她反思了本可能发生的情况。“现实是，袭击加沙的毁灭并非始于今天，而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早期的和解——即使痛苦——本可以拯救生命，让这座城市活下来。但今天，在毁灭主导一切的情况下，问题不再是我们获得什么或失去什么，而是我们如何逃离他们试图把我们推入的更深的深渊。”
见证的重量
哈马斯在10月3日晚有条件同意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促以色列立即停火，但当晚，在我所在的加沙南部，还有加沙城，轰炸的声音没有停止过。世界列强的谈判﹑斡旋，虽然和我们的性命息息相关，我们的希望总是一次又一次落空，虽然它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重燃。
我们想活下去，和家人一起，和朋友一起。
而今两年过去了，有些东西变得硬如磐石，有些则以痛苦的方式转变著。世界的目光已经闪烁不定。在最初几个月，加沙的影像占据了头版。现在，这些影像成为稳定新闻节奏的一部分，停下来观看的读者越来越少，但我们的处境愈来愈恶劣。
联合国和人权机构敦促各国防止新闻封锁,呼吁关注加沙记者“正在挨饿、失去家人、睡在帐篷里、像加沙其他民众一样成为攻击目标”。然而这些呼吁很少转化为安全通道、保护机制或执法行动。
针对性攻击的模式持续存在。纳赛尔医院袭击后，各种证据推翻了以色列关于目标是哈马斯摄像头的官方说法。这种矛盾很常见。许多人终于看见战争的真相，国际声明和报告不断增加，但问责与呼吁很少带来后果。
每天醒来时，我身体里都有两种矛盾的情绪：一种是强烈的责任，一种是同样强烈的恐惧。然后我会想：今天我必须活下来。今天我必须把故事写下去。
我承载著记忆。我记得Maryam的笑声，她坚持认为即使在饱受战祸的加沙，生活也有美丽的，值得我们铭记的地方。我承载著我拍摄的影像：孩子们在废墟中行走,母亲们怀抱婴儿,救护车载走尸体。我承载著恐惧：如果下一个是我呢？我承载著失去：每一次打出一个电话，我都怕另一端的同事、朋友、家人不会再接听。
两年了，我们仍然在这里。我们继续报道，因为我们的生命和加沙的故事都依赖著我们的坚持。Maryam 是我的记者姊妹，她的缺席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但每一次，当我稍有动摇时，我就记起她的话语、她的笑声。然后我再次拿起摄影机，赶到现场，继续书写。因为保持沉默，就是同意被抹去。我绝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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