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禁到治愈，香港摄影师出了一本《虎豹玛莉》

《虎豹玛莉》出版之前，阿凯到黄大仙庙为杂志求签，求得三十二中平签“苏武牧羊”，签文描述汉朝武官苏武，出使匈奴被囚禁冰窟逼降，他吃雪吞毡，宁死不屈，后来再被放逐到北海边牧羊维生，历尽劫难，19年之久才回到故土中国。

“好像明明身处自己的地方，但早已被放逐。”

2021年春天，香港四名摄影师陈焯煇、PW、冯凯键与杨德铭创办了《虎豹玛莉》摄影志，封面设计参考曾经风行一时的香港情色杂志《龙虎豹》，名字也取自已部分拆卸的香港名胜“虎豹别墅”。香港是一个特别的华人社会，大部分人都有洋名，书名取“玛莉”，亦引自乐队达明一派《今天应该很高兴》的一句歌词——“玛莉现活在澳大利亚，天天温暖”。

四人在书中提及，两者加起来，low low地、cult cult地、cheap cheap地（低俗、邪典、廉价），既中既西，又阴又阳。

大概在两年前，杨德铭开始有再次做zine的构思，“2019年、2020年之后，气氛很窒息，觉得可以找些人合作做点东西，”有次和阿凯谈作品说起这个主意，他们心里面浮现了一些摄影师的名字，感觉上会几合拍，最后找到煇及PW，“那种raw raw地（粗犷的风格），与我们的心态相似，即有好多愤怒，好多事想说，但又没做到出来。”

除了四人核心团队，他们也邀请了香港摄影评论人Fotopiggie和精神科医生李明冲撰文，另外亦邀请了摄影师林亦和美术指导陈韵如参与。他们目标是半年出一期，有信心可以长期出下去。

第一期的题目是“失禁”，可以两字加起来看，也可以把失和禁分开来看，失去、失落、失望、失效、禁止、禁绝、禁声、监禁，由摄影师自由演绎，可以跟社会有关，也可以由自己或者摄影本身出发。没有大台，没有主编，有人觉得有好有不好，有时有群龙无首、没有纪律的感觉，但就如杜琪峰最近在《铿锵说》访问中说，“一切都在混沌之中，一切都是互相碰撞，最后才撞出一个模样。”

陈焯煇：以娃娃来表达都市寂静

陈焯煇不是一个善于与人沟通的家伙，喝酒之后话多了，会说出令人无所适从的夸张言词，刻意与人制造距离感，似是一种害怕给人看到内心世界的自我防御。《虎豹玛莉》封面和第一组照片，是他拍摄性爱娃娃Mary的作品《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娃娃在樱花下、情趣酒店内、cyperpunk般的都市霓虹中、还有与自己半裸互动的照片。

“人需要connection，”陈焯煇觉得，可以透过“她”去表述一些东西，“但我又不好意思去告诉你是什么，因为我会好难堪。”从小性情孤僻，中学时同学开玩笑说他的女朋友叫作Mary，后来才知道是性爱娃娃的意思，第一次在情趣用品店与她“邂逅”，便深深留在他脑海中。在社交场合往往会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于是放弃向外追逐，转而向内在寻找连结世界的桥梁。他相信娃娃能取代真实的伴侣，但对记者说自己没有玩娃娃，“没有性关系。”

大概两年前，因想拍摄一辑内地性文化的故事，于是到了内地访问娃娃工厂、性文化展览会和性爱娃娃用家。回港之后，他花钱买了一个娃娃。他称自己为媒体拍摄的第一部曲，是纪实摄影，本质上是“非虚构”（non-fiction）的，而回港后拍摄的第二部曲是“虚构”（fiction）的。

他说自己的作品似是一套都市寂寞电影。热爱电影的他，参考了《空气人形》、《迷失东京》、《秒速5厘米》、《2020银翼杀手》和王家卫电影，也提到拍摄《红白蓝》的电影大师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曾说过为何从纪录片转去拍摄剧情片，“拍纪录片怎可以拍到一个人做爱？他们会这样真实给我拍摄私密的东西吗？”最初回到大陆的时候，他难以拍摄到性爱娃娃用家私密深入的一面，于是他改以自己演绎故事，抛开纪实摄影的规则，加入了摆拍、改图等手法，“无所不用其极”。

陈焯煇认为，这本zine的作品不用太刻意与社会连结，“我们的出发点没有什么宏大的理想，主要是打飞机（自渎）为主，”他说：“这个时代充满无力感、绝望、怨言，尤其是摄影记者，我不想做个这样的人。我年纪大，所以我想在有能力时去做点事，透过行一步，即使很废，都能够令到自己不再那么绝望。”

带著三分醉意的他忽然一脸认真地说，一直觉得自己命中注定是要做书的人，因为他害怕流逝，虽然“太阳都会熄灭，没有东西可以永远流传。”

但用书的形式印出作品，会有一种可以流传更久的错觉。

PW：一趟放空纯粹的摄影旅程

PW是四人当中年纪最轻的参与者，同样是摄影记者的他，“让自己在香港放一个悠长假期。”放低平常工作模式，游走香港各处放空“旅行”，是纯粹的摄影练习。他说毕业以后，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没有做过一份认真的摄影作品。自己感到迷途，希望藉著创作去“治疗自己的失语”。

PW不会为了拍摄一早起来，在假期忙完了其他事情，下午3、4点才慢慢出门，去一些平时经过认为可以拍摄的地方，或者看到别人instagram上到哪里打卡，就会没有前设地去看看，每日影到有一张满意的照片，就会很高兴。路灯、海洋、停车场胶布吹起的风等都变成PW的拍摄内容。

PW觉得放假的照片和工作期间的作品有很大分别。放假时就不需要拍摄新闻事件和特定主题，“想试试最空白的时候，拍的照片是怎样的，”创作过程必然是痛苦的，时常令他头痛，但他认为是有价值的追求，纯粹地拍摄，看到自己在摄影上有进步，特别是对处理颜色时的技巧，还是感到由衷满足。

作品最后以古希腊文“Eudaimonia”作为名字，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的“幸福”，“人类深沉的满足感。”PW说，尽管仍未达到这种境界，未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但他庆幸这段旅程令他走过之前未经历过的，“可以视为踏脚石，去尝试寻找一个出口。”

“我觉得创作这回事，其实同呼吸差不多，你不注意的时候，它好像不存在；但你注意它的时候，呼吸就是一种习惯。”

冯凯键：用“私摄影”自我治愈

去年10月，是冯凯键躁郁症最严重的时候，需要看精神科医生，期间他放下了平常工作使用的专业相机，改以手机每天走在街上抓拍日常生活中的画面，抒发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当作是一个治疗的过程”，之后以拍立得的方式列印出来再写上日期，用“编日史”的方式纪录个人经历。

阿凯最初接触摄影，也与拍立得有关。辍学之后，无事可做的他，在街上摆档，为途人拍摄即影即有相维生。“拍立得的形式，是个能够蕴藏较为私密感情的载体。”他解释，由于不用经过冲晒店处理，人们会用拍立得为女友拍摄私密的裸露照片。

他认为今天的手机，就是从前的拍立得，因此他以手机拍摄，再用即影即有的方式来呈现，“赋予它另一种意义。”

阿凯觉得，创作和发表照片的过程有某种治疗效果，就像向大家公开自己的秘密，排遣到某些感受和情绪，得到了发泄。“有些类似是我终于失禁了，但觉得未尝是一件坏事，当那些负面的情绪，或者一些坏东西排泄出黎，好似打飞机咁射了出来（自渎那样射了出来）。我觉得有类似的感觉。”

阿凯表示曾经因食药和喝酒而试过失禁，“因此他们提议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好有同感。”当时他曾拍下照片，但始终没有放在zine内，只是最后以一张拍摄湿透的床单照片，来表达这个意思。

回看这段时期拍摄的照片，阿凯形容是一种“似曾记不得”（法语：Jamais Vu，Deja Vu的反义词，即明明有遇见过或一些熟悉的东西，感觉却像从未见过。）他的作品虽算是属于“私摄影”，但阿凯认为：“有时候一些好个人的东西，其实都已是回应时代。”

杨德铭：随机不可控制的再创作

杨德铭（Paul）是四人里资历最深的一位，曾是《麻雀》和《柒菲》两本摄影志的成员，他觉得近年香港摄影杂志出现了真空期。书上写有 #被时代选中的摄影 一词，Paul认为，自己的作品不会避开社会性，“我觉得为何会想办这本zine，是情绪上被激发到某个位置，就觉得必需做些东西出来。”

《一刻偶遇，因此失禁》是他用过去10多年在街上拾到的证件相转化而成的作品。起初，他会幻想相中人是否已经去世，会觉得有点恐布，然而又觉得这些照片有某种吸引力，于是克服恐惧，把照片收藏起来，藉著今次出zine就拿出来再创作。

“我觉得‘失禁’有种‘失去控制的感觉’，许多时产生一些偶然和机遇；摄影也是这样，我遇到这些照片也是一种偶然的机遇。”

Paul取出照片仔细端详，照片中有两位主妇，有穿校服的女孩，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同一名女生，这些照片都像是不属于这个年代的物品。他解释，自己喜欢照片的物质性，于是把照片“即兴地剪毁、𠝹开，甚至扔到空中，或者把它烧掉，听起来有少少随机性的感觉。”

拍摄完这些不同型态的证件相后，他将相片像个仪式般一把火烧掉，照片代表的过去、历史和身份都“魂归天国”，最终留下一堆灰烬。“经历去年社会发生的事情，情绪好差，世界正在变化，对著不会跟你说话的照片，就像死人一样，跟它沟通不到，只能不断想可以做点什么。不断地挣扎。”

“你见到香港的处境，每天往下沉，没有一条出路。我常常引用黄子华的说法，为什么他不再做栋笃笑？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已无甚希望，做不到任何事。现在的人笑不出来，因为笑也要有一种距离。”从前，Paul的作品以幽默讽刺见称，颇有英国摄影师Martin Parr风格，但最近他这样的作品也减少了，“这样的年代，你还笑得出吗？”

有时看到别人的作品，他也鼓励自己多拍好笑有趣的照片，“原来也有些治愈作用。治愈香港就没想到，我觉得纯粹是治愈自己多点，甚至也不是说一定要影到一辑怎样的相片，总之你要做一些事去抓住一些东西。”他形容，“好像铲雪，铲完会再下雪，但在过程中你心情会好一点。”

“我最近脑海中常有个意象，就是将自己的hard disk全都打烂。完结一些过去的project，拍摄过的东西，就close file。”是这个时代有末世或者尘埃落定的感觉吗？

他觉得，可能和年纪有关，2019年后精神和身体都明显转差，无力感也增强，差不多是时候告一段落了。

林亦和陈韵如：样板戏与佛罗明哥舞，女性的顺从或不羁

《两面红》是摄影师林亦和美术指导陈韵如（Kayla）的作品，两人曾多次合作拍摄新闻短片和纪录片。收到《虎豹玛莉》的邀请，她们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理念和风格，应该系我𠮶味嘢（贴近我们的品味），古古怪怪，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加上大家也认为杂志不要过于男性凝视（male-gazed），需要女性视角，于是两人便很快答应。

她们邀请舞者拍摄文革时期样板戏《白毛女》对应热情的西班牙佛罗明哥舞蹈动作。Kayla说，《两面红》“是一个女人的两面，顺从或不羁。”她看过《白毛女》演出的历史照片，“没有太多“感情”，但有一种专属那个年代的张力和压抑。”她忆述自己婆婆在文革时从内地逃到曼谷的经历，觉得上一代的生活体验和压迫也即将来临到我们身上。

作为跳中国舞10年的舞者，Kayla受到电影《芳华》的启发，看到电影中的年轻舞者每天花时间训练和排舞，“对他们来说也是必须修炼的艺术，这也显示出艺术家本身的出发点是纯粹的，但拥有权力的人偏偏会利用艺术。”拍摄前，她在家中练习踢腿、握拳，要掌握《白毛女》作品的精髓，指导模特儿拍摄出样板戏的感觉，再呈现给读者。

摄影师林亦在中学上中史课时，记得老师曾在课堂上播放过样板戏。也看过很多文革时期的电影、摄影集和小说，“那时的人内外处于很扭曲的状态，身不由己，很疯狂，《两面红》想表现这种状态。失忆和禁忌，我们朝这方面想像。拍摄和构思在去年11月，持续低气压，我们也预视到香港只会越来越压迫。”

“白毛女的舞姿表达现况，整体有点像预言。表情必须有几僵硬得几僵硬，不由自主的，常人不会这样，外在的社会因素，令你无法做自己，其实越笑得狰狞越是痛苦。而后一辑则是佛罗明哥风格，对比下你会看见一份自在，就算幽暗都是属于自己。”

Kayla曾创办小型独立杂志《风流》，她说：“办杂志本身就是一种姿态，在这个年代，是一种危险的回应，因为我们独立出版，内容由自己全权策划。台湾的杂志《新活水》有一期就是讲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不顾后果地办杂志的人。办杂志，在不同时期的白色恐怖里面，都发挥着一种年轻、不守规则甚至是对抗压迫和专制的动作。”

Kayla说：“拍摄和创作的过程，对我自己而言非常治愈，因为我知道，不论是摄影师、模特儿还是我，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展现日常生活中大家看不见的自己，我认为我们三个都是《两面红》。”

林亦说：“与其说治愈，不如说是缓解，你知道其实这一切是不可救药（incurable）的，总会复发，但在痛苦的日子里，我们需要一点方法一些渠道令自己好过一点。我无法脱离社会上的一切，所以有新闻记者一职，经历得越多社会的种种，有种愤怒和哀伤在身体里蔓延，创作就成为当中的缺口，排解那些不可治愈的东西。”

访问尾声，几个男生齐齐闯进男厕，有人提议不如每人走进一间厕格拍摄受访照片，当摄影师表示他的镜头不够宽，四人便主动走进同一厕格摆好姿势：Paul瑟缩坐厕上，PW被挤在一旁，阿凯站在马桶水箱上的高处，他的裤头好像总是绑不紧，一直往下掉，而平常不抽烟的阿煇坚持要拿著卷烟拍照，点起火光。

翌日，Paul传来短讯：“昨天你问为什么会找他们搞杂志，我突然记起一个形容词：神神化化（古里古怪）。我很喜欢我们这样的特质。”